姚乐旗：“潜在写作”视域下的民间叙事与青春之思（大胡棋牌2022）

“潜在写作”视域下的民间叙事与青春之思

——评韩少功《长岭记》

文/姚乐旗

“知青生活”与“汨罗经验”是韩少功文学创作的重要源泉和精神动力。在多年来的创作中，韩少功以汨罗为“原乡”，以“青春守夜人”的姿态深情回望农村插队这一特殊经历，不断地建构和丰富颇具湖湘韵味的地缘风景和意义空间。近期，韩少功发表于《芙蓉》文学杂志的新作《长岭记》再次将笔触伸向他在长岭插队的知青岁月，直观、切己地记录了那段峥嵘历史。这部日记体散文是韩少功对他1972-1974年所写日记的整理。虽是整理旧作，韩少功自己也直言此次发表经历了一定程度的文学性删修，但他还是试图还原记忆的碎片，直抵文学现场，在原稿基础上作了大量的补充和注解，这也为《长岭记》内容的真实性做出了有力确证。

“潜在写作”是陈思和在上世纪90年代末提出的关于文学史研究的重要概念之一，它具体指称那些“在当时客观环境下不能公开发表的文学作品”。陈思和按写作性质将20世纪50-70年代中国大陆的“潜在写作”划分为两类，“第一种是属于非虚构性的文类，如书信、日记、读书眉批与札记、思想随笔等私人性的文字档案……第二种是属于自觉的文学创作，或抒情言志，或虚构叙事……”而《长岭记》无论是文学体裁、创作环境、写作动机还是文本呈现出的与“”文学相悖的“异质性”，都显然带有“潜在文学”的典型特征。因此，本文将《长岭记》纳入“潜在写作”的研究视域，基于作家“民间意识”和“文人心态”两种叙事立场，分析其作为“另类”知青写作的主体性质素，回溯其在特殊政治文化背景和私语化空间下营构的异彩纷呈的湖湘视界和丰盈自足的生命本真，揭示其重要的美学价值和史学意义。

一、还原：民间生活的另一种面相

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再生产理论指出：国家意识形态往往通过建构诸多表意的符号体系，对某个特定的个体进行形塑，建构一个示范的“镜像”。其他个体据此镜像，将建立起统一的身份认同与角色规约。“知青”作为社会主义革命中的重要角色，在“上山下乡”运动中被赋予“大有作为”的政治意义和“再教育”的原罪意识，与共产主义集体事业深度绑定。而韩少功自觉突破“知青”这一群体身份，摆脱“建设者”和“接班人”的话语规训，在《长岭记》中主动戳破“扎根”神话，抒写个人爱恋，以第一视角真实还原了农村的日常生活轨迹和苦难的生存现实。

首先，韩少功祛除“文革”文学的本质书写经验，以原生态的叙事方式，展现了知青的青春生活现场，记录了他们在“灵”与“肉”的双重负累下的心灵成长与心态变化。20世纪70年代初，“上山下乡”运动陷入困境。一是由于经济形势复苏，工矿企业盲目招工，部分知青得以离开农村，进入工厂。二是无力改变的贫穷现实、与父母亲人的长期分离、“扎根一辈子”的前途忧虑促使知青们纷纷通过办病退、困退等方式找各自回城的出路。《长岭记》以幽默诙谐的笔调记述了下乡知青们在农村生活的格格不入。除了要面对窘迫的生存条件外，知青们在劳动上也不熟练，犁田漏掉边边角角，薅禾腿不听使唤，放鸭子鸭群乱跑……这些举目无望的不适应也使知青们产生了强烈的幻灭感和“逃离”心理。陆莉莉怕影响招工，拒绝调去农村学校教书；知青点日渐冷落，有的知青甚至为了回城不惜折断一、两根手指；听说长岭要地震，知青沈其香诅咒：“要震，最好就大震，第一要震掉公安局，第二要震掉知青办，震得户口都没有了，大家就都可以回城了。”而韩少功自知自己是“可以被教育好的子女”，回城了无希望。他以“既来之则安之”宽慰自己，决心扎根农村，在日记里高喊“消灭法西斯”“为生活而战斗”“世界者，我们的世界”！然而，残酷冰冷的现实和不断返城离开的知青同伴也使韩少功狂飙突进的乐观情绪逐渐冷却，他诘问“今后的路该怎么走”，内心充满着孤独与迷惘，最终成为长岭大队最后一个知青。《长岭记》以堕入底层的知青们的真实生命体验、情绪感受和心态变化直接揭穿了乌托邦谎言，以“扎根”与“逃离”之间极其吊诡的现实反差暗讽了时代的荒谬。

其次，韩少功大胆打破时代禁忌，回归基本的人性和人伦情怀，在《长岭记》中叙写了与梁预立羞涩浪漫的恋爱情愫，使沉重的历史苦难增添了一抹温情色彩。新中国成立十七年文学中，爱情叙事常在“革命＋恋爱”的叙事模式中展开，服务于革命斗争情节和英雄形象塑造，处于被简化、贬抑的屈从地位，被批评家们诟病为是“小资产阶级情调”的表现。“文革”时期，爱情叙事更完全被革命叙事驱逐，被扣上“大毒草”“黄色”的帽子，成为文学中不可言说的“禁区”。而韩少功在《长岭记》中以细腻的笔法详细交代了与梁预立的恋爱交往过程。他在日记中言及他人时，名字、身份皆交代得十分具体，常使用小说的技法尽可能使人物真实、立体和丰满，但提到梁预立时，皆用“她”字代替。这种私语化极强的“欲说还休”传神地表现了“性禁忌”时代氛围下韩少功面对初恋的矜持与青涩，也显示了梁预立在他心中的特殊地位。在《长岭记》中，二人的爱情是艰难岁月里相互扶持，彼此安慰的生命救赎。韩少功帮助梁预立劳动，鼓励她去当老师，并保证少去找她，在“双抢”时节为了方便照顾梁预立，特别选择在靠近学校的上大胡队出“自由工”。而梁预立托人给韩少功捎短信，在长谈中表示一切都听他的，从未介怀韩少功的家庭成分。他们也做好了都回不了城的准备，在深夜讨论未来的出路，相互鼓励，畅谈哪些民歌好听。这些相濡以沫、淳朴动人的爱情书写揭橥了历史夹缝中的受难者坚韧顽强的生命力和人性的真善美，宣告了革命意志试图消解两性差别、压抑人类基本爱欲和个体自由的苍白与无效。

最后，韩少功在真实反映民间的生存形态外，还深刻地揭示了这片土地在传统秩序和革命伦理激烈碰撞下生成的复杂的时代精神现象。费孝通认为，中国乡土社会的基层结构是一种“差序格局”，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这种以宗法亲缘所链接的人情社会对外在的权力话语具有天然的抵制和消解作用。韩少功笔下的长岭就是一个典型的“差序格局”下的乡土社会，它明显区别于主流文学中模式化的“社会主义农村”。这里收工早，晚上从不开会；文艺汇演唱歌跑调，演戏穿帮，笑料百出；生产队长也不是“梁生宝”式的“农民新人”，而是一个见人就笑的“面糊佬”。而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和艰苦勤勉的集体劳作并没有使村民们的生活得到改善。在物质条件极端匮乏的环境下，藏污纳垢的民间也生长出各种与时代相悖的生存哲学。田里暗藏“滂眼”，人踩进“陷阱”后牛也有危险，而农民见此情形就会哄笑有牛肉吃了。队上派人上门收人粪，主家们偷偷在粪里掺水，吹嘘自己家的伙食好，粪一旦评不上甲级，就大骂收粪的人鼻子上没洞，闻不到臭气。为了显示成分好，各地都在比穷。而为了当上劳模，贺牛更是总结出平时再怎么偷奸也不要紧，关键时候要大出风头的经验。这些素朴、狡黠的民间生存智慧与其置身的“集体主义”的高调政治动员之间形成了极具反讽意味的对照，展露了民间蕴藏的巨大包容性对政治权力的抵抗和消解。

二、赋魅：潜隐民间的歌者

20世纪50至70年代，在高度组织化的文学生产机制下文学表达被视为建构意识形态话语正当性与合法性的有效路径，主流作家们在描写农村题材时多借助民族化与大众化的隐形外衣，采用底层受众喜闻乐见的民间形式结构叙事，以达到配合政治宣传的目的，而这些被编码和架构的民间因素也只不过是意识形态表达的润滑剂而已。而韩少功的《长岭记》深植于民间土壤，以浓厚的地域色彩形象地勾画了汨罗乡村的生活图景、人情风物和奇趣多元的民俗事象，再现了一个真实、丰富、相对独立的湖湘俚俗世界。

以民间语言表现民间，韩少功运用方言口语描摹乡民口吻，塑造人物，观照了民间各种活泼有趣的方言文化现象，凸现了一个独特的个人化视域下的湖湘文化视界。《长岭记》中的方言口语主要体现在村民讲“粗话”上，其鲜活的日常对白生动诠释了民间的世俗人情和喜怒哀乐。如知青陈伟达早晚去山坡吊嗓子，附近的老倌以为是坟头闹鬼，月娥嫂笑骂陈：“出了你一个牛哑巴鬼！”大队晚上汇报演出，后生们喜欢用手电光往“女伢”的屁股和脸上照，对方会大骂：“照你外婆呵？”焕仁一行人进峒买柴，结果被峒里的队干部扣罚，他们在镇上再次偶遇队干部后，把他骗入窖中，大喊烧水，要“恶死这个王八蛋”！万玉不想拿着锄头唱歌，大老胡骂，现在搞社会主义，想偏你的脑壳！韩少功通过滑稽、逗趣的“粗话”将湖湘人“蛮悍”的精神气质映显得淋漓尽致，而这些“粗野”的长岭村民，他们用自己的声音表情达意，言说自己。另外，韩少功还积极发现了长岭地区各种意味深厚的方言文化现象，如长岭人叫“男人”为“妹子”，叫“碘酒”为“碘酊”，把“吵架”说成“相反”，把城里的“糕点”说成“糖”……这些以农民为主体的地域方言文化展现了民间认知和理解事物的思维方式，显露了被政治话语遮蔽的民间生活的丰富一角。

以斑斓多姿的民间文化形态张扬民间意识，除民间语言外，韩少功还对汨罗地域其他的民俗事象进行了深切的精神烛照和文化透视，表征了他对湖湘风情和巫楚文化的追慕。在《长岭记》中，韩少功大量记载了汨罗的饮食民俗，如长岭人喜食辣椒，以豆子茶和红糖冲鸡蛋待客，最气派的酒席是“办八道”；嵩山大队和群英大队有黄姓人，忌吃带“黄”字的食物，传说秧鸡救过他们的先人，所以也不吃秧鸡。长岭的农民似乎把劳动工具当成活的，收工后要把锄头或者钯头洗干净架起来放，扫帚归位时要让他们倒立，好让他们“休息”好，磨锄头有机会时会喷一口酒，觉得“喝了酒”的铁器用起来更有劲势。在这种神秘浪漫的巫性思维主导下，韩少功也以纪实的笔法描写了诸多奇人异事，如一生只会说“爸爸爸”和“X妈妈”两句话的丙崽，天岭大队会*猪的小孩，能让鸡死而复生的窑匠，杨家闹鬼的老屋等。这些民间文化的叙述突破了当时主流文学以革命话语主宰文本的僵化模式，于笑闹中见谐趣，于凡俗中见义礼，于诡秘中见诗性，表明了韩少功在“万马齐喑”的祛魅时代下对民间立场的回护与坚守。

三、启蒙：历史褶皱处的青春之思

“在企图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之中，新知识分子与国家权力经常将民间置于被动的对象地位，民间是启蒙或建构一种社会形态的对象，而不是需要尊重的可以平等对话的对象。这种心态几乎构成了近代以来中国主流文化和政治的潜意识。”无论是对民间生活真相的冷峻反思还是对民间文化形态的自主赏爱，都充分说明了韩少功试图与民间平等对话，甚至仰慕民间的文化立场，而这一立场背后渗透了韩少功在逐渐看清集体理想的虚幻与荒诞后，疏离权力中心场域，尝试建立起以个人价值为导向的人生坐标选择。但深受湖湘文化“经世致用”思维影响的韩少功，并未放弃自身的政治意识、历史使命感与实践品格，他秉持与时代相抽离的知识分子启蒙立场和否定意识表达了在重构世界观过程中的动摇与迷惘，展开了一系列的青春思索。

韩少功以富有前瞻性的敏锐洞察力，超越历史表相，对其他的社会现实也进行了鞭辟入里地反省和重新思考。一方面，韩少功借助私人日记这一特殊写作空间，通过叙述村民们真实自由的“异端”言论讽刺极“左”路线统治下的各种时代症候。农民们私下里说地主有好有坏；大老胡埋怨每次文化馆来视察都要费大队上好几担谷，不如让宣传队的姑娘们去摘棉花；贺牛说路边的大字报水平太低，不如自己用两个化名对骂，到时候轰动全城后还能收门票。而这些在日记中看似漫不经心的议论，实则是韩少功借他人之口浇自己心中“块垒”，深藏了他对社会时事的讥讽与批判。另一方面，韩少功深切内省，在与同伴交谈和与亲友的书信中勇敢抒发了自己关于时代政治的独到见解。他认为工人阶级虽然享受了诸多社会红利，但他们仍是劳动者，民众不可以把他们视为“精神贵族”；他反思官僚化会导致工人不把自己看成是国家的一份子，把一切社会问题都归结于西方虚伪过于简单。韩少功以尼采式的怀疑精神审度社会现实，疏离、反思甚至对抗革命意识形态，在贴近生活实践，改造世界观的过程中一步步接近时代真相，实现了个人觉醒和主体性的确立。

此外，韩少功坚持问题意识与开放态度探索文学内部世界，针对当时的文学观念也提出了自己新的见地与主张。在文化贫瘠的乡村社会，阅读和写作不仅是韩少功的兴趣所在，也成为他拓宽眼界、打开文学视野的重要方式。韩少功在长岭插队期间有意识地提高自己的文学创作修养和理论水平，阅读了包括契诃夫、黑格尔、普列汉诺夫等人的文学理论著作和诸多中外文学名著，而这些著作在“文革”和全球“冷战”的大时代背景下多是在民间地下流传的“禁书”。韩少功多年之后也回忆道：“如果没有民间流传的那些‘黑书’，我也不可能如梦初醒，知道世界上还有契诃夫和海明威，还有托尔斯泰和雨果，还有那些有趣的文学，文学呵文学，可陪我度过油灯下的乡村长夜。”而这些文学营养也给予了韩少功结合自身创作，探寻和反思当时流行的文学观念的可能。他否认生活中有高大全式的人物，质疑领导干部为什么不能是粗痞的形象，文学为什么不能写社会的阴暗面。韩少功犀利地指出了政治意识形态对文学自律的阉割与宰制，而这种对“他律”的审思其意义指向并不仅仅囿于文学，它也侧面影射了韩少功对权力凌驾于自由之上的深刻反省。

四、结语

韩少功在悖论式的理性思辨中迂回前进，以深厚的民间意识关注了底层繁复驳杂的生存形态，展示了民间自由的精神向度和丰沛的文化表情。但他也并未放弃知识分子的责任良知与价值判断，以行走在时代边缘的反叛姿态不断质询现存真理，透露出俯瞰社会的否定意识和启蒙立场。

而《长岭记》中的民间叙事与青春之思也分别代表了韩少功主体意识内部的两种冲动。一种是向外的欣赏冲动，他以躬身体察的介入方式置身凡俗，融入野地，把深情的目光投向蔑视权威、自为自在、异彩纷呈的民间世界。一种是向内的思辨冲动，他企图超越现实，追求独立自由，对宏大的历史话语表现出基本的不信任，保持绝对的自我清醒，不断地追认和探寻被刻意湮没的时代真相和个体生命价值的存在意义。这两种冲动所代表的向外的民间意识和向内的文人心态在对主流话语的异质性反思上构成了深度契合的对话关系，而这种复调叙事背后所承载的精神资源也对韩少功日后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注释：

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页。

陈思和：《试论当代文学史(1949-1976)的“潜在写作”》，《文学评论》1999年第6期。

许志英、丁帆：《中国新时期小说主潮(上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67页。

⑤⑩韩少功：《长岭记》，《芙蓉》2021年第2期。

⑥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1页。

⑦刘志荣：《潜在写作1949-1976》，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47页。

⑧张吕：《民俗文化与韩少功的文学叙事》，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

⑨《人民日报》1968年12月22日，第1版。

⑪韩少功：《萤火虫的故事》，《名作欣赏》2005年第1期。

（有删减。原载于《文艺论坛》2022年0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