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AI财经社 李依蔓
编︱明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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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则流传甚广的收购传闻让中坤广场重新被广泛关注之前，63岁的中坤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创始人黄怒波，在公众面前销声匿迹已久。
就连中坤集团官网上的“中坤大事记”和“集团荣誉”的最近一次更新，也停留在了2013年12月。除了以北京市政协委员的身份参加2017年“两会”，他偶尔公开露面的场合大多是形形色色的读书会、诗歌节和文学讨论会。
与房地产公司董事长相比，更让黄怒波引以为傲的身份，是登山队总指挥和中国诗歌学会会长。他曾说过，“我最向往的事是做一个诗人，浪迹于山野”。他承认自己是土豪，但更愿意将自己定义为“有情怀的诗人”。
他自费出诗集，2006年向诗歌界捐赠3000万元，2007年设立“中坤国际诗歌奖”，资助北京大学成立诗歌中心和中国诗歌研究院，2012年组织“中国诗歌朗诵季”。许多年前，他在演讲时介绍自己是诗人，下面的观众哄堂大笑。
“全中国的诗人知道我，是因为我的资助。一提我都说那家伙牛，也有人说，他有什么，就是有钱，诗这么烂，靠他的钱才有名。那也行，我就是有钱怎么办？”黄怒波曾高调宣称。
但事实上，由于管理不善、盈利能力差和资金链压力大，中坤集团业绩近年来每况愈下，黄怒波也早已跌出了中国最富有企业家的圈子。2006年，他以42亿美元的财富排在福布斯中国富豪榜的第36位；到2017年，他以67亿元在胡润富豪榜中名列第607位，与搜狐的张朝阳身家相当，2018年又以69亿元财富排在胡润全球富豪榜的第2361位。
这位起点足够高、却被外界公认为“不务正业”的企业家，错过了中国房地产发展的黄金十年，似乎已无力回天。
“天天想挣钱就是没文化”
没有机会浪迹山野，黄怒波曾在西直门附近的中坤大厦16层用心打造了一个专属于自己的“后花园”。
200多平方米的复式空间里，健身房、起居室、书房和露天花园一应俱全，办公室里养着4只灰色的英国短毛猫和一只兔子，办公室外的铁笼里关着两只趴在矮树上的小猴子，露天阳台上还有3只鹦鹉。黄怒波曾兴奋地告诉腾讯财经，办公室的陈设全是他亲自设计的，连“哪一根柱子为什么这么粗”都有门道，很多雕塑是根据他的诗歌设计而成。
但如今，整栋中坤大厦早已被各种中小型企业“瓜分”，没有了中坤集团的踪迹。楼下仅有的一名安保人员告诉AI财经社，该写字楼流动性很大，他供职的的物业公司约有20多名工作人员，隶属于中坤旗下，办公室设在附近小区的地下一层。
AI财经社查询企查查信息发现，中坤集团目前注册的地址在北京市大兴区庞各庄镇，公司参保人数仅有3人，勉强达到社保开户规定的最低标准。
和中坤大厦一样，位于北三环大钟寺的中坤国际广场，也曾是中坤集团最引以为豪的重点项目之一。
2003年，开始兴建这座投资50亿元、建筑面积43万平方米的综合楼时，黄怒波的目标是将其打造成为海淀区商业发展地标，还计划在这座“城市生活时尚休闲中心”开美术馆、画廊和剧场，并吸引了王府井百货集团hQ尚客，家乐福、国美电器等大型商家入驻。
在黄怒波的回忆中，这一项目光前期拆迁就花了两年时间，2003年的“非典”和北京奥运会导致工程被迫停工两年，2009年又遭遇了金融危机。就这样，曾高调宣布2007年开始租赁的中坤广场，足足晚了4年才面世。由于经营管理不善，中坤广场的客流量远逊于3至4公里外的西直门和中关村，黄金地段似乎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2013年下半年，中坤集团宣布将大钟寺中坤广场变更为写字楼，遭到1200多名小业主的集体抵制。因为中坤持有该项目的大部分产权，最后坚持了项目的变更，但中坤和小业主、商家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
去年年初，在黄怒波的坚持下，中坤广场E座6至10楼被改为写字楼。AI财经社2019年2月18日探访发现，这5层写字楼租金为每平方米每天7元，20余家中小型企业的桌椅并没有填满狭小的办公空间，部分公司还在门外张贴出了转租信息。一墙之隔的E座商业区早已空无一人，墙皮剥落，晦暗的空间里仅有几盏应急照明灯。
昔日人头攒动的电玩城、迪厅和溜冰场被铁栅栏封了起来，电梯停运，店门紧缩，楼体的玻璃外墙蒙尘已久，长期张贴在室外的明星海报也早已发黄变脆。
由于开了几家学而思、新东方等教育机构，十几名家长带着孩子穿梭在中坤广场C座里，为冷清已久的商场带来一丝生气，也让为数不多的几间快餐厅、小便利店和饮品吧得以勉强维持。为了节约成本，这座楼里的电梯也只开了一半。
中坤广场一名工作人员告诉AI财经社，从去年年初开始，南粥北面、必胜客、肯德基、吉野家、金芭蕉泰国餐厅等底商在租约到期后陆续撤出，仅剩家乐福、新东方、海底捞和新华国际影城等寥寥数家。
而曾以开发西直门长河湾和大钟寺中坤广场“两大名盘”而出名的黄怒波，似乎正试图淡化自己的房地产老板身份，更多地以诗人的名义行走“江湖”。
在他看来，从在宜昌做地产，到在太原做宾馆真正赚到钱，中坤集团所走的每一步，都是他用诗人的特质来决策的。“一切都是文化的，也是商业的。”他甚至认为，“天天想着挣钱就是没文化。”
“我们这样的人都有钱了”
“少年决定后来。”黄怒波在一次与媒体的对话中如是概括自己的一生。“打破头”来到北京，考上北京大学中文系，是他人生中第一个巨大的转折点。
回过头看，他曾不止一次地设想过，如果不是在1977年机缘巧合下被推荐到北京大学读中文系，他的人生大约是另一番光景——也许在宁夏某个中学教书，也许去当兵、去打篮球，甚至可能在煤矿底下“被埋了，死了”。
那是他第一次赢得命运女神的垂青。
1956年出生于甘肃兰州的黄怒波，是个在苦水里泡大的孩子。3岁时父亲自*，13岁时母亲在工地上煤气中毒去世，偷鸡摸狗、在街头打架和“低贱、肮脏、蝼蚁般生存”，是他很长一段时间来的人生主旋律。饥饿和愤怒是铭刻在他童年和少年时光中最深刻的痛苦，吸吮甘露般抢夺饭馆剩下的骨头嘬骨髓，在大车店里从马嘴里抢豆饼吃，饿得从炕上掉到地上就爬不上去了。
当初备尝艰辛的苦涩滋味早已淡去，但那种“做人的耻辱”，一直烙印在黄怒波心灵深处。他总做同一个梦，梦见自己围着大山跑，转也转不过来，压力巨大。
16岁那年，这个原名黄玉平的少年一个人跑到黄河边上，决定将自己的名字改为黄怒波。“我这一辈子，要像黄河的愤怒波涛一样永不停息，我要和过去的生活诀别。我不是一个平静的人，我要愤怒。”
他肯吃苦。在银川通贵做知青时，每天挖3段沟渠，半夜爬起来套车运粪到田里，以劳动标兵的身份在1400多名村民面前做演讲。1977年，因为走后门上北大的领导子女被举报，“大个子小黄”捡了个漏，如愿以偿地上了北大。
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中宣部，29岁当上处长，这个出身卑微、从小梦想去天安门的西北男人后来用“梦幻”这个词形容自己当时的心情，“觉得已经在天堂了”。
直到八九十年代改革开放的风气渐浓，另一扇门打开了，将无穷的可能性展示在他面前。
人心浮动，黄怒波的屁股也坐不住了。“下海”这个词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脑海中，让他坐在中南海的湖边反复思量，“心里七上八下”——这是一次“天上地下的命运抉择”。吃过太多苦，他觉得自己连命都是“捡来的”，不甘心在体制内舒服安逸度过一生。
最终，他下决心走出红墙大院，把自己抛向了未知的命运。
他一头闯进了商海，靠多年积攒的人脉、刻在骨子里的一腔孤勇和“狼性”，以及几分运气打拼，试图让自己“命有所值”。
1995年，黄怒波拿着手头仅有的几百元钱，开始印制名片、贩卖玩具娃娃、倒卖茶叶，在中关村折腾复印机和办公用品。他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能赚到钱，也不知道如何养老。那段时间，他几乎天天夜半惊梦，“焦虑得胸背疼痛，头皮疼得揪一根头发都如针扎”。每次骑着自行车路过中南海时，我都想沿着中南海绕一圈，再看看熟悉的大门。可每次产生这种念头，他又暗骂自己是临阵退缩的“笨蛋”。
1997年，黄怒波与中欧商学院同学李明合作开发了名为都市网景的楼盘，赚到了人生中第一个5000万元。同一年，他投资七八百万元在安徽宏村开发旅游地产，2000年宏村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后期每年500万游客到访，门票收入上亿元。
穷了近30年的黄怒波有钱了。但面对这闪闪发光的第一桶金，他几乎无法衡量这种巨大的财富对他的生命意义。
“中国经济发展了，我们这样的人都变成土豪，有钱了。”他说。
想做现代的徐霞客
赚了钱，黄怒波多年来的节俭习惯并没有改变。
直到现在，这位身高1.92米、一张朴实憨厚的国字脸的土豪出差时，在机场宁愿等着上飞机要水喝，也不愿意花钱去买瓶水。他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声称，自己最好的伙食就是饺子，账上没有一分钱存款，还宣称将来要“一半财产还给北大，一半财产还给社会”。
财富赋予他内心缺失已久的安全感，但“副作用”也很快显现。
他一开始不自信，随着企业越做越大，财富越来越多，胆量和脾气一同膨胀，管理上的问题也逐渐暴露。他性格暴躁、独断专行、手段强硬，听不进不同的意见，对员工也非常严格，经常大声责骂。也正是因此，2002年，中坤经历了一场让黄怒波刻骨铭心的内乱。
在黄怒波的描述中，他偶然发现公司员工私自联合注册了自己的公司，还把一层办公楼的产权转到了这家公司名下，“几千万元被搞乱了账”。此事让他“那西北孤狼的野蛮和斗志充斥了心灵”，酒后“单身闯豺窝，踢奸贼，踹碎了门玻璃，把所有人赶出公司大门，连夜从外地企业调人进京”。
“人在金钱面前变得比野兽更残忍，强盗顶多拿刀枪抢个银行，他们是从根子上要让你家破人亡。”黄怒波不止一次地感慨。
2005年，他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开始尝试登山，并于随后几年登上了七大洲的最高峰和南北极，完成了“7 2大满贯”。一个人爬山，“该想的想几遍，该骂的骂几遍，无事可做时就写写诗”，他开始重新思考金钱的意义。
和他一起登珠峰的王石注意到，登山后的黄怒波比过去少了些愤怒，多了些从容。他觉得自己不过如此，“登山是为了活着回来，做企业是为了活下去”，而财富自由最大的收获，是“有钱了可以自由地走，不高兴我就不做了”。
早在2010年前后，黄怒波就宣布要花至少一半时间“孤独地走”，用15年左右的时间走遍全世界，做一个“现代的徐霞客”。
类似的文人特质，渗透在他几乎每一个重大的商业决策中。中坤集团的命运，也与他诗人式的浪漫和感性，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房地产生意让黄怒波财富激增，却也让他愈发惶恐。他觉得这个暴利行业把人变成了“企业动物”。在北京长河湾项目赚得盆满钵满后，黄怒波在房价井喷的前夜，正式撤离住宅地产，转型做旅游地产。
“一个市场疯狂到了让人恐慌的阶段，企业还是要小一点好。”他认为，“这个市场上总有比你更鲁莽、更有钱、更不要命的，为什么要跟他们抢那些有限的资源呢？”
就这样，原本起点颇高的中坤集团孤独地守着几宗冷门生意，逐渐走了下坡路。
2012年，黄怒波计划斥资约2亿美元，在冰岛购买300平方公里土地用来修建豪华酒店和生态度假村，引起轩然大波。随后，事情以由买改租暂告一段落。
同一年，随着地方官员落马，他在云南普洱投资500亿元开发度假区的计划也没了下文。再加上此前在新疆五地开发的超过百万平方公里的南疆旅游项目僵持数年后仍未进入盈利轨道，黄怒波的资产日益缩水。
某私募机构的尽调报告显示，截至2013年底，中坤长业总资产59.07亿元，总负债39.37亿元，资产负债率约66.6%，但其账面货币资金仅0.69亿元，年净利润0.21亿元。2012年净利润同比下降21%，2013年继续同比下降42%。
早在2014年，黄怒波就上了全国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成了不能乘坐飞机和高铁的“老赖”。
2010年，黄怒波名下的中坤长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中诚信托公司贷款5亿元，但合同到期后，中坤长业公司仅归还6300万元利息，本金却迟迟未还。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2014年12月31日，中坤长业被判偿还本金5亿元和利息、罚息、复利、展期费等近250万元，以及540.39万元案件受理费。AI财经社查询企查查信息得知，这笔欠款至今未还。
2019年2月14日，中坤集团被判处在10日内偿还国家开发银行截至2017年9月21日的借款本息9304.8万元，并支付12万元的律师费用、4.45万元违约金和50.39万元案件受理费。截至目前，黄怒波旗下企业的失信信息数以百计。
2018年1月18日，中坤广场由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政府牵头成功*，成为全国首例由政府、产投方、资金方、产权方、各债权债务作为优势互补的多单元主体聚合。这意味着，中坤广场被收购只是时间问题。
“浴火重生，凤凰才能涅槃。”黄怒波声称。但屡被*传闻困扰的中坤集团还有没有机会重新来过，还得画一个问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