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作为生产力和消费者的女性，蕴含了强大的社会能量。毫无疑问，这也是“女权”类话题能够持续引发公共热度的动力之一。如果我们将舆论空间理解为一个话语的市场，有消费实力的女性显然在话语分配层面具有极强的存在感，而最关心女性问题的群体，显然就是女性本人，尤其是中产阶级女性。如今，大多数媒体若不考虑女性读者的需求就无法生存。对于那些面向中产阶级的媒体来说，有关“女性”觉醒的内容已成为其核心关怀。这也是“乘风破浪的姐姐”能在这个夏季搅动媒体社交圈的原因之一，它迎头击中了主流都市女性的欲与痛。
今年的母亲节，短视频博主Papi酱的一条微博引发了网友们对“冠姓权”的大讨论。
2020年，性侵养女案、papi酱冠姓权等公共事件，不断为之催生新的讨论维度。中产阶级女性关注内心感受，热衷性别新闻，敏于觉察并试图扭转女性身份在生育、就业、情感、性与暴力等方面带来的纠结、不快或伤害。不过，这一系列积极进取并不意味着女性已经翻转了社会地位，或是在职场、家庭中压倒了男性——话语的斗争虽然强劲，但话语首先争取的是承认的政治，而与实际成果和现实境况之间往往存在错位。
撰文 | 董牧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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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苦劳，到苦恼
今天的女性，主流的自我期待和社会期待都是成为独立女性，像是上野千鹤子所说的“长着女性面孔的儿子”，或是当代“巾帼不让须眉”的“花木兰”。也因此，近代以来、尤其是当代的女人，比前现代社会的女人们更多了一些烦恼，她们必须费力去争取那些仿佛跳起来就够得着的东西。相反，前现代的女人则无需参与男人们的竞争——这种机会压根不存在，她们只需要像自己的母亲一样承受被决定好了的苦劳。而如今，任何一个对于给定位置感到不满的女性都会感到苦恼，于是不得不主动去应付来自社会的厌女行径及厌女情绪——这是来自父权制历史不那么愉快的馈赠，如影随行。
上野千鹤子说过一句大实话，“没有厌女症的女人，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成为女性主义者。”所谓“厌女”（misogyny），是指对女性的憎恨与厌恶。但在实际经验中，厌女不只是憎恨女性，还包括歧视、轻蔑、贬低女性，厌女者对女性的种种观点，归根结底在于对方的女性身份。女性自己也会厌女。尽管常常有女人号称“我从来没有拘泥过自己是女人这回事”，但这句话要么可以翻译为“我一直在回避与厌女症的正面抗争”，要么可以理解为“我的地位优越，这使我免于普通女性的苦恼”。
我们得承认，当代女性赢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尽管更多的自由样式集中体现在消费层面），不过，厌女症的诸种变体仍然阴灵不散，甚至变得更为隐蔽和灵活，阻碍着女性走出自我压抑和自我厌恶。在“男女平等”、“性别中立”的“新常态”之下，对于这种社会惯性的克服，越来越多地表现为女性内在认同探索上的阻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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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女性有多“自由”？
“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办到的事情，女同志也能办到。”历史上“妇女能顶半边天”的生产理念，为中国女性留下了超乎其他东亚儒教国家的性别解放遗产。然而，今天女性的权利与自由，则更为强劲地彰显在消费层面。消费层面的自由感，造就着今天的“独立女性”。
女性在平等、无差别地消费着什么文化产品？比如俊美、温柔、纯欲的“小鲜肉”明星。“追星”带来恋爱的感觉 ，使得女性愈发对日常生活中那些缺乏性魅力却迷之自信的“直男癌”不屑一顾。各式关注女性焦虑的电视剧、“她综艺”——“少女们”的女团向女性提供关于如何与自我较劲、投射理想女性气质的青春范本，“姐姐们”的女团则教授我们如何光鲜地对抗时间的磨损。“她综艺”尽管总是不可避免地迎合和承受男性目光的凝视，但主体的消费者仍是女性姐妹，一种教学手册式的女性产品。
相比19世纪的西欧妇女在百货商店的采购中挥霍力比多，今天的女性产品则试图满足、并创造女性*的方方面面，尤其是*与精神的出口。19世纪，福楼拜笔下的包法利夫人沉迷拙劣的爱情小说，那里的“情郎勇敢得像狮子，温柔得像羔羊，人品好得不能再好，衣着总是无懈可击，哭起来却又热泪盈眶”。相比艾玛在精神消费中体现的“极度功利的浪漫主义”，今天女性向穿越小说里的自我意识，则蕴含了一种“极度浪漫的功利主义”：大女主以“成熟的心智占有十几岁小姑娘的花容月貌”，赢得纯粹爱情或建立事功——在这个幻想世界里，现代女性身份是一张凌驾于历史的“免死金牌”，使穿越者完美规避了封建社会女性面前横亘的深渊。
图/视觉中国
在身体层面，女性似乎也在拿回主动权。2020年，“维多利亚的秘密”*，富有象征意味地体现出某种刻板女性形象的过时：一种“好看”但对女性来说难以实现的“完美身材”。而美国CK广告“黑又丑”、跨性别的新晋模特，则在国内则触发了网络上的“身体羞辱”，
不少中国直男因此觉得世道变坏，审美遭到“丑女”的侮辱与戕害。这两个事件，与其说体现出女性对于男性主流审美的颠覆，不如说，有关女性身体的审美话语权在发生转移——女性并没有要另立新美学、或放弃身体管理的意思，准确来说，她们反而更为严格自主地规训自己的外貌。她们热情拥抱削骨、假体植入和注射等新的身体技术，尽管它们似乎远比从前西洋女人用钢条和鲸鱼骨束腰、或是古代中国女人裹小脚更为疼痛和残酷。但是，只要是出于女性的“自由意志”，这些选择就被视为一种女性掌握自己命运的能动性。
在今天，女性毕竟已是消费主力军，有消费的主动权，而消费的多样性反过来影响了商业生产的选择（比如大码模特的出现）。这种多样性是严格被限定的，也被经济、种族和地缘政治的因素所左右。相比男性可以那样随意收拾外表，女性总是遭到更多的外貌审视，这导致她们不自觉地审度和修饰自己。有意思的是，这种情况在自然界恰恰相反，比如孔雀，相貌平平的雌性动物总是冷漠拒绝与那些颜值不高的雄性交配。我们假想一下，在一个真正的母系社会，女性的自由恐怕是可以不修边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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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木兰也会烦恼吗？
在某种意义上，今天的女性似乎人人都是“花木兰”，她们是一群可以自由“从军”的人——按照从前男性的标准要求自己，要求自己变得更优秀，成为“多面手”，从而与旧时代处处受限的女性贫弱状态划清界限。
花木兰，意味着僭越男权社会的女性规范，“男女都一样”。在花木兰的语境里，则是女人和男人一样投身大时代，共赴国难，成为报效国家的女英雄。这同样是社会主义时期典型的女性状态，一方面，这强有力地推动并庇护着男女平等的实现。另一方面，这种“去性化”的性别文化，更像是一种极为特殊的“男性化”过程。很多研究者在高度评价的同时，也批判社会主义时期的妇女状况：“这一空前的妇女解放运动，在完成了对女性精神性别的解放和肉体奴役消除的同时，将‘女性’变为一种子虚乌有。女性在挣脱了历史枷锁的同时，失去了自己的精神性别。”（戴锦华语）
戴锦华在《昨日之岛》一书中指出，当代中国女性可能没有花木兰幸运。显然，“当代花木兰”的社会内涵和文化政治已经发生了转移。“当代花木兰”可以是形象上富有女性气质的女强人，不过，花木兰式的精神性别困扰，对于女性来说依然存在，甚至变得更加多样。
《昨日之岛》，戴锦华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1月版
在我们的时代，自然属性变得不再稳定，性别二元论频繁遭遇理论上的颠覆，这带来的是一种“花木兰式”的自我认同危机——在社会层面，要像男人一样，又要成为真正的女人；而在生殖层面，透过今天的生殖技术，花木兰还拥有了成为跨性别者、成为酷儿的自由。整体而言，当代人经历着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的分离，性欲与生育的分离，这种分离既带来进步的错乱，也包含历史的重负。
各种形式的女性主义-后结构主义的涌现，也说明了这一点。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家对于“何为女性”进行了更为幽微的探索。西蒙娜·波伏娃认为“女人不是先天的，是后天形成的”；安托瓦内特·福克坚持“人生而为两性”；朱迪斯·巴特勒则要求超越二元性的性别框架，进入多元化的性别。此外还有布拉伊多蒂（Rosi Braidotti）、伊瑞葛来（Luce Irigaray）等人复杂、多重和充满不确定性的女性主体。这些理论富有洞见且眼花缭乱，但在这些理论指导下的性别解放运动中，却同样出现了可疑地否定和替换了女性性别化身体的情况。
一些平权运动的参与者，会把磨平差异的主张看作是“开明”或“解放”。性别差异与性别不平等，被看作有紧密的因果关系。叶雯德在《英美平权运动转向“封*文化”，我们需要怎样的性别哲学？》一文中，提出了一些关键的问题：生理差异是不是男女无法平权的原因？为什么一些刚强、独立的女性主义者，反而会压抑自己的情感和*？
图/视觉中国
或许，我们也可以换一个问法，花木兰那样刚强、独立的女性，如何表达自己的情感和*？花木兰在努力“成为男性”，她也有厌女症吗？按照上野千鹤子的说法，厌女症在男女身上并不对称。男人表现在对女性的蔑视；女人则表现为一种自我厌恶，是一种女性对女性、女性对自己的压抑。在花木兰的故事里，女性的压抑如同幽灵。
阎连科在新书《她们》中，明确表达了对于“花木兰从军”这个故事和人物（身体）的看法。在这个故事中，“没有花木兰在男人堆里生活、生存的纠结、尴尬和矛盾，没有写出一个女性（身体）在男人世界里内心的不安与焦虑。‘女性身体’在这儿完全消失了。”从“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鞭”，几个蒙太奇就变身为“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的女儿状态。有谁还能真的相信“花木兰”不是男性而是女性呢？这种真实的困境，在历史人物郭俊卿身上真实地发生过：抗战胜利后，一些战友们在心理上难以或不愿接受“花木兰”的女性身份：“找个好妻子，不是郭俊卿。要个好战友，就找郭俊卿。”郭俊卿一生未婚，恋爱失败，又因为切除子宫，而无法成为母亲（尽管她后来领养了孩子）。这是“花木兰”困境最写实的象征。
花木兰的故事，解释权在谁手中？花木兰被晚清报刊解读为“女德”典范，“代父从军为父尽孝，掩藏美貌保全贞节”；被柳亚子等现代爱国者解读为“保我民族”、反抗敌军的“巾帼能兵”，甚至为她最终放弃军人身份、“著我旧时裳”而深感惋惜。然而，我们唯独缺少花木兰第一人称的内心书写与自我解读。拥有女性身体的花木兰，经历着从古至今的自我压抑。
《厌女》，（日）上野千鹤子著，王兰译，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1月版
女性自我压抑的现象之所以存在，一方面来自社会不平等导致的屈从地位，是上野千鹤子《厌女》一书指出的父权制对女性压抑的残留。另一方面，除了外在的直接压抑，还有内在的自我压抑。在当下，即便女性脱离了屈从的社会地位，得到经济自主和社会认同后，却仍然频频感到个性上的压抑。这种压抑，是一种典型的花木兰式的压抑，比如女性残余的情感和个性被压制、无视或蔑视，情欲和性欲的无处安放，在卸下社会身份时对突兀的自我感到羞耻。正如叶雯德指出，她们“都想要用自我规训的方式否定无法交换的情感，以建立出一个刚强的、独立的主体性格，结果也同样造成情感的压抑、禁欲主义和对私人情爱生活的羞耻感。”
对于“当代花木兰”来说，这是一个女性崛起的时代，是“她经济”勃发的时代，是大声疾呼权利和进步的时代，但性别位差作为一个历史遗留问题，仍给女性的心灵留下幽深的空洞，男性处在这个问题的边缘或外部，而“花木兰们”需要怀着真正的勇气深入其中完成自我重建，毕竟，没有一蹴而就的解放与自由。
作者｜董牧孜
编辑｜宫照华 李永博 张婷
校对｜翟永军
来源：新京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