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北京3月29日电 3月29日,《新华每日电讯》发表题为《走进这条街，“遇见”赵一曼》的报道。
“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这是赵一曼，家喻户晓的抗日女英雄，临刑前写给儿子的绝笔信中的话，感人至深，广为流传。过去这个冬天，哈尔滨冰雪旅游火爆出圈，不少游客冒着严寒，专程来到位于城区的一曼街，和路牌打卡留念。
这条长2375米的街，始建于1921年，原名“山街”，和赵一曼有着不解之缘。
早在1932年，赵一曼曾到这条街上的老巴夺烟厂从事革命活动，后来逃离虎口、秘密养伤。也是在这条街上，她被捕后关押在伪满哈尔滨警察厅。如今，这座建筑是东北烈士纪念馆，门牌“一曼街241号”。
人们说，因为有赵一曼的革命足迹和不屈精神，这条街是名副其实的英雄街。1936年8月2日，年仅31岁的赵一曼壮烈牺牲。10年后的7月7日，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解放的第一座大城市，哈尔滨市将这条她战斗过的街，命名为“一曼街”。
88年过去，人们仍不禁要问：这个出生于四川宜宾的富家千金，为何来到苦寒的东北参加抗战？这个远渡求学、新婚不久的女留学生，为何舍得告别爱人、只身回国？这个饱受酷刑、身负重伤的女子，究竟有着怎样的信念，令敌人无可奈何，得出“没有审讯价值”的结论？
清明将至，带着这些疑问，新华每日电讯记者一行走访哈尔滨市的文博场馆、街头巷尾，探寻英烈赵一曼短暂而传奇的一生，感动于这位年轻母亲的柔肠百转、舐犊情深，更震撼于一位共产党人为解救人民而无畏抗争的使命与初心。
斗争
冰城三月，早春天气，风中透着寒意。哈尔滨火车站附近的一曼街车流不息。一座欧洲古典复兴主义风格的三层建筑巍然醒目，这就是1948年辟建的东北烈士纪念馆，旨在纪念东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牺牲的革命先烈。它是新中国成立前，由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全国首家规模较大的革命烈士纪念馆。
行至纪念馆院内，在黄色办公楼外一隅，停放着一辆旧式有轨电车，长超9米，宽约2米，高达3米，上半为白色，下半为红色，车头有黑色灯罩。
“这是赵一曼当年领导电车工人大罢工时的电车。”东北烈士纪念馆馆长刘强敏介绍，这部电车是赵一曼在哈尔滨开展革命活动的重要物证，至今保存完好。
时间回到20世纪初，哈尔滨是当时闻名远东的国际都会，有“东方小巴黎”“东方莫斯科”之称。1921年，哈尔滨电车公司开始筹办，1927年10月正式通车。有轨电车联通道里、道外、南岗等各大主城区，是城市主要交通工具。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于1932年2月侵占哈尔滨。一些日伪军警横行霸道，不仅乘电车不买车票，还殴打、辱骂、剥削电车工人。种种野蛮行径令人发指，让原本收入微薄、生活贫困的民众愈发潦倒。
在民族危难时刻，中国共产党挺身而出，派遣大批干部赴东北沦陷区领导和发动抗日斗争。1932年9月，受党组织派遣，赵一曼来到哈尔滨总工会工作。
“她很有智慧，懂得沟通技巧，擅长做群众工作。”《赵一曼传》的作者、东北烈士纪念馆原研究员李云桥说，赵一曼曾与工会骨干多次谈话，发展工会成员，培养积极分子参加党团组织，领导工人开展反日斗争。
1933年4月2日晚，哈尔滨一名伪满宪兵拒不买票，殴打电车售票员张鸿渔。电业局知道后，非但不同情伤者，还责骂他惹了祸，并声言开除他。一时间，群情激愤。
消息传来，赵一曼立即赶往电车厂，连夜指导大罢工。200多名工人齐聚食堂，宣布集体罢工，紧急刻印《电车工人告哈尔滨市民书》和各种宣传材料。
工人们走上街头，把揭露日伪军警、宪兵丑恶行径的标语和宣传画张贴在墙上、电线杆上，向全市民众宣告罢工行动。次日一早，街上不见一辆电车。
就这样，哈尔滨市内交通一度瘫痪，城市陷入混乱。当时的《滨江时报》曾报道：“由南岗、道里、道外之马路上，行人络绎不绝，均难行于颜。”尽管敌方千方百计镇压，民众反日情绪却日渐高涨。
迫于强大的舆论压力，日伪统治当局只好同意工人们的复工条件，包括给受伤工人抚恤金，撤换宪兵队长，交出凶手、由工人惩办，赔偿受伤者医药费，电业局担保类似事件以后不再发生。
大罢工取得全面胜利，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斗争》第43期刊文称赞说：“这次斗争中更加表现出电业工人的英勇与积极……群众的力量是完全可以冲破白色恐怖的……”
作为领导者之一，赵一曼展现出非凡的策略水平和领导能力，赢得了同志们和群众的信赖与认可。
赵一曼似乎从小就和别的女孩不同，受家中大姐夫、革命者郑佑之的影响，她爱读书、性格豪爽、刚毅坚强。她曾为抗拒裹小脚而绝食，还用柴刀砍碎了缠脚布和尖尖鞋，令父母无奈作罢。
1926年11月，赵一曼进入宜宾中山中学，适逢孙中山诞辰纪念日，她有感而发，在《宜宾中山中学开校记》中写道：“先生为民革命，为革命奋斗，为奋斗牺牲。现在先生死了……谁能继续先生的精神奋斗呢？谁能照先生这样的不怕牺牲呢？”1927年初，她考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成为中国军事学校第一批女学员；同年9月，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8年冬回国后，在江西、上海等地从事地下工作。
崇尚真理、追求自由、敢于反抗、勇于斗争，摆脱封建束缚，满怀革命豪情，是这位先锋女性的鲜明写照。她的战友、曾在中共满洲省委工作的韩光回忆：“和大家在一起时，她从不谈论儿女情长的生活琐事，最喜欢谈的是历史上的女中豪杰、巾帼英雄。”
女革命家秋瑾、党的早期妇女运动*向警予、继承父业编纂《汉书》的女历史学家班昭，都是赵一曼崇敬的奇女子。在东北抗日的战场上，赵一曼曾写下七律《滨江述怀》：
誓志为人不为家，涉江渡海走天涯。
男儿岂是全都好，女子缘何分外差。
未惜头颅新故国，甘将热血沃中华。
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忠诚
走进东北烈士纪念馆，步入地下一层，映入眼帘的是伪满洲国哈尔滨警察厅旧址及罪恶展，一张张黑白照片记录着残暴的侵略者犯下的罪行。
一间不大的关押室逼仄阴暗，摆放着一张硬板床，铁门上有一把锈迹斑斑的大锁，赵一曼1935年负伤被俘后曾关押于此。几米外的刑讯室里，成排的刑具挂在墙上，投下长长的阴影，赵一曼曾在这里饱受摧残。
原伪满南岗警察署警士、战犯山本和雄曾多次对赵一曼进行刑讯。在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侵华日军战犯手记》中，山本和雄供认不讳、表示认罪：
“（赵）先生默默地盯着（警佐）登乐松，她的眼神里充满了坚定和不屈的信念。感到发怵的登乐松自暴自弃地吼叫着……‘部队在哪儿？’赵先生斩钉截铁地回答：‘不知道。’登乐松吼叫着：‘你这个混蛋！’他抡起皮鞭抽了过去。‘啪’的一声，皮鞭狠狠打在先生的肩头，脖子上立刻肿起了一道淡红色的血印。但是赵先生还是一言不发。”
电刑破坏神经，撒盐鞭打伤口，钢针刺入手指，辣椒水灌进鼻子……“金木水火土”五种酷刑，把赵一曼折磨得一次次昏死过去。
在清醒的间隙，她则厉声斥责：
“你们这些强盗可以让整座村庄变成瓦砾，可以把人剁成肉泥，可是，你们消灭不了我抗日的信仰，打败不了中国人的抗日决心。”除了这样的怒骂，那些恶魔什么也没有得到。他们被一遍遍激怒，一边无奈地狂叫，一边更加严酷地施暴。
从1935年11月到1936年7月，在长达9个月的时间里，敌人打了治，治了再打，对赵一曼用尽了各种手段，她却没有说一句对党组织和战友不利的话。
“赵一曼已经无法提供更多信息。”审讯人员只能这样向上级报告。
撬不出有价值的信息，敌人不单是愤怒，更有不解：一个看似柔弱的女人，严刑拷打摧毁她的身体，为何摧不垮她的意志？连日军档案的记录都对此表示震惊，称“无法从医学或生理上解释”。
在哈尔滨市立医院（旧址位于现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内，一曼街141号附近）治伤期间，面对她骨碎化脓的腿，医生提出要截肢，赵一曼坚决不同意——有腿在，就有机会逃出去，好上战场。
医生张柏岩、护士韩勇义、看守董宪勋，都被赵一曼的坚毅与忠诚所感动，赵一曼也积极地争取身边的人。受她的感化，董宪勋、韩勇义等多人协助她逃出魔窟。遗憾的是，计划失败，赵一曼再次被捕。等待她的，是恼羞成怒的敌人发出的死刑命令。
“自从被追捕回来后就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不管敌人玩什么花招，采取多么凶残的手段，她都绝不会屈服。至于死，即是意料之中的事。从入党宣誓的那天起，就已经把生命置之度外，为了民族的解放，牺牲也是值得的。”《赵一曼传》中这样写道。
牵挂
“宁儿：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
“宁儿”，是赵一曼之子陈掖贤的乳名。1936年8月1日夜，赵一曼被敌人押上开往珠河（今哈尔滨尚志市）的火车。她明白，自己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在被送往刑场的车上，她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年幼的儿子，于是提笔写下最后的话。
有资料显示，在写完这份遗言后，赵一曼想到敌人可能以此为口实，去迫害她的孩子，就又写了一份与之前所编口供一致的遗书。她佯装自己和丈夫从江苏来东北做生意，丈夫因抗日被枪决：“……母亲到东北来找职业……你的父亲到东北来死在东北，母亲也步着他的后尘……”
慷慨赴死的勇气，对孩子的万般眷恋，藏在烽烟里的爱……都浓缩进东北烈士纪念馆二楼一个情景再现展示窗，名为《最后的叮咛》。
每每讲解至此，东北烈士纪念馆讲解员周平宇都难掩激动：“我的孩子今年9岁，同为母亲，哪怕稍稍代入一下，我的心里就如同刀绞，那是和爱人分离，和孩子永别……”
在展示窗对面，是赵一曼生前照片。其中最大的一幅是她坐在藤椅上，神情坚毅，宁儿依偎在怀中，一双大眼睛里满是好奇。
这张照片是赵一曼母子唯一的合影，摄于1930年春天。那时，她辗转于各地开展地下工作，艰难度日，甚至自身难保。在上海征得小姑子陈琮英的同意后，她将年幼的宁儿送到汉口，托付给丈夫陈达邦的堂兄陈岳云抚养。
而在一年多之前，赵一曼刚刚告别新婚的丈夫。他们一同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数月，但因工作需要，赵一曼在*四个多月时独自回国，在宜昌执行任务的途中产下了宁儿。
东北沦陷后，赵一曼受党的派遣先后到沈阳、哈尔滨领导革命斗争，曾担任中共珠河中心县委委员、铁北区区委*，后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第一师第二团政治委员，多次带领游击连，对敌人发起猛攻，有力保卫了抗日根据地。日寇在敌伪的《大北新报》《滨江日报》中曾描述她是“红衣女将”，“双枪白马猖獗于哈东地区”，并将她与赵尚志一同列为北满地区需要剿灭的“大匪首”。
“民众的旗，血红的旗，收殓着战士的尸体，尸体还没有僵硬，鲜血已染红了旗帜……”这是昔日里她教给百姓们的《红旗歌》，这一次，她唱响在自己赴刑场的路上——
1936年8月2日，赵一曼挺直身躯，高昂头颅，迎着晨风，再次高歌。路两旁的人们认出了“女政委”，暗自紧攥起拳头，燃烧起对敌人的怒火。
敌人用子弹夺去了她年轻的生命。“赵一曼倒下了，她态度从容，毫无惧色，令人震惊……”目击刑场上这一幕的日本警察这样描述。
31岁的赵一曼，把她美丽而勇毅的形象永远留给了后人。在赵一曼牺牲后，经过九年浴血奋战，中国人民同世界人民一道，彻底打败了法西斯主义，赢得了期盼已久的伟大胜利。又过了四年，赵一曼等革命先烈为之奋斗牺牲的新中国，成立了。
赵一曼的孙女、陈掖贤的女儿陈红，曾在《怀念奶奶赵一曼》一文中这样回忆：“做一个循规蹈矩的富家女和女学生，古往今来都是多数女性的生活范式，奶奶毅然舍弃了这些本来已经属于她的优越，选择了为民族自由独立而战。”
“不屈是赵一曼所继承的最伟大的民族精神。”她说。
传承
如今，赵一曼已经离开了88年，她的英名和故事却一直流传。一代代人寻找她、走近她、理解她，更立志成为她。
为了纪念她，哈尔滨有了一曼街，街上有了一曼公园，公园里有了她的青铜塑像。她战斗和牺牲的地方尚志市，以她的名字创办了中小学校，她战斗过的侯林乡更名为一曼村，她的被捕地成为赵一曼纪念园，她的牺牲地建起纪念墙和衣冠冢。
2019年7月1日，距一曼街仅300多米的南岗小学，更名为哈尔滨市一曼小学校；2021年6月16日，再更名为哈尔滨赵一曼红军小学校。
在这所学校，教学楼里设有赵一曼纪念馆，楼道里张贴着孩子们写给赵一曼的“回信”；学校组建了赵一曼小红军讲解班，引导孩子们传颂一曼事迹；通过主题舞台剧、绘画、演讲、集体备课等多种形式，学校组织师生共同研读一曼精神，传承一曼遗志……
在被问及“你会在什么时候想起赵一曼”时，孩子们的回答令人意外又感动——
有的说，在做题做不出来的时候，赵一曼躲避家人阻拦、偷偷坐在树下看书的样子会浮现在脑海，激励自己不能放弃；
有的说，作为鼓号队成员，经常背着大鼓一练就是好几个小时，汗流浃背，非常辛苦，就想起赵一曼喜欢“一”字，要学习她“一生革命、一心一意、一贯到底”……
这些孩子只有十来岁，面庞稚嫩，目光清澈。对他们来说，“英雄”不只是写在书本上的名词，“一曼”不只是一所学校的名字，而是具体可感的形象，成了近在身边的榜样。
“这就是我们和其他学校最大的不同之处。”学校校长王晓颖说，“每个孩子都要传承一曼精神，打好人生底色。”
眼下，东北烈士纪念馆即将迎来清明参观的高峰。人们缅怀英烈，驻足瞻仰，献上白花，铭记过往，而后奔赴各自的“战场”，躬身力行。
这，便是纪念“一曼”们的意义。
赵一曼孙女陈红：走近奶奶，读懂革命人
“我从小就知道自己有个英雄奶奶，但在真正走近她之后，才理解什么是革命人。”陈红是赵一曼的孙女、陈掖贤的女儿，现已退休，居住在四川成都。
草地：您是什么时候知道奶奶的故事的？
陈红：其实从我记事开始，我就知道我的奶奶是赵一曼，是一位女英雄，但当时年纪很小，没有什么感觉。我从小在奶奶的二姐家长大，我喊她姨婆。那时在我心里，奶奶大概就是姨婆的样子。
宜宾有一座赵一曼纪念馆，我上小学的时候经常去参观，每年清明节都去扫墓。老师和同学都知道我是赵一曼的孙女，我感觉挺骄傲的。后来随着自己长大，就开始听到越来越多关于奶奶的故事。奶奶的照片就挂在我的房间里，每天醒来就能看到，我仿佛是在奶奶的陪伴中长大的。
2005年拍摄纪录片《赵一曼》，我和摄制组一起走了三个多月，从奶奶的出生地到参加战斗的地方，见了很多和她有交集的人。直到那时，我才真正走近了她。她经历了那么多的磨难，但她是那么坚韧、执着，认准了就要去做，有那股劲儿。为了理想信念、党的事业，她放弃自己的感情甚至家庭。这才让我理解“革命人”三个字的分量。
草地：奶奶写给父亲的家书，也是她最后的遗书，广为流传，最让您受触动的是什么？
陈红：在奶奶牺牲20年后，爷爷带着父亲到东北烈士纪念馆参观，在那里父亲才第一次看到这封信，他几乎当场哭晕。父亲把这封信手抄下来，送给了我。
每次想到这封信，我都很难平静，特别是自己做了母亲之后，就越发理解奶奶。虽然她曾一度狠心舍弃自己的孩子，但到了要牺牲的时刻，她最放心不下的还是自己的孩子。“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这是她最难完成的心愿。
草地：关于奶奶，还有哪些令您难忘的故事？
陈红：我小时候很好奇，问父亲，奶奶的烈士证是什么样的。父亲说，奶奶没有，但不是组织没发，而是他没有去领，包括抚恤金。他说，那是妈妈用生命换来的，他没法面对，不知道怎么面对。“咱们不要那些，只要记在心里就行了。”父亲这句话让我印象特别深。
直到2005年，我在参加一次关于烈士的活动时，说出了这个故事。没多久，尚志市政府到民政部申请，把奶奶的烈士证补发了，专程送到了四川。
其实，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都找不到奶奶的踪迹。因为她在逃离追捕、接受审讯的时候，都用了别的名字，包括家乡地址、家人姓名都是她编的，为的就是掩盖身份，不连累家人。
草地：作为革命烈士后辈，您是如何看待家风传承的？
陈红：从小，父亲就跟我说：你只要记住，身上流着赵一曼的血就行了，不要以为是赵一曼的后辈，就搞什么特殊，享受什么特权，过平平常常的日子就是人生最大的快乐。要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做一份工作就要对得起那份工资，别给奶奶抹黑、丢脸。
这些年，我一直都是这么做的，也是这么教给孩子们的。我不愿意给别人添麻烦，包括生病、女儿找工作，都努力靠自己解决。对于后辈，我不希望他们从小就被所谓的光环笼罩，但不能忘记历史，不能忘记现在的幸福生活是无数革命先烈用牺牲换来的。这是无论何时都不能忘的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