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说明：1952年的2月1日，北京开公审大会，当时的大贪宋德贵与薛昆山、雷亚卿、孙建国、王丕业、夏茂如、杭效祖7人被判死刑。
公安部挖出大老虎宋德贵，游民出身，原是国民党军队中的一员，1935年被红军俘虏，经过教育改造，留在了革命队伍里。他1936年入党，战争年代出生入死，身上留下七八处伤疤。1950年调任公安部行政处处长(当时为副厅级)。可以说，宋德贵是一名老干部、老党员了，然而进城后他却腐化享受，犯下了贪污、盗窃国家资财达9亿元的重大罪行。
宋德贵的腐化堕落是从结识天津东华货栈经理赵溪桥开始的，也可以说他是被不法商人拉下水的。赵溪桥是通过公安部行政处生产科的萧顺和与宋德贵认识的，相识不久，赵溪桥就发现宋德贵“花钱大方，喜好奉承”，于是就抓住他的这一弱点，展开进攻。赵溪桥曾私下对身边的人说：“只要我把宋处长服侍好了，这一辈子享乐就不成问题了。”宋德贵喜好喝酒，赵溪桥就每天请他下馆子。为了博得宋德贵的欢心，除了请吃请喝，赵溪桥还经常给他送钱送礼。单请宋德贵吃饭一项，赵溪桥就花了1.6亿元，行贿1.3亿元以上。宋德贵在北京吃遍了最好的饭馆和最好的酒席。据查，宋德贵几乎每天都要喝一两瓶上等的白兰地，北京许多有名的饭馆都知道公安部的宋处长。宋德贵从此晕头转向，花钱做事与赵溪桥不分你我。
1951年4至9月，公安部委派宋德贵负责到东北购运木材。宋德贵利用这个机会，伙同行政处副处长刘玉泽、生产科副科长王珍以及萧顺和等人，勾结赵溪桥和北京祥利木厂老板杨生祥大肆贪污、盗窃国家资财。宋德贵让赵溪桥包运木材，照章每车皮只能装25立方米的木材，他们却装了30立方米。仅此一项，赵溪桥就从中捞取7亿元。
宋德贵认为赵溪桥、杨生祥很能干，视之为“心腹”和“好军师”，对他们言听计从。而赵溪桥、杨生祥则认为找到了“靠山”和“摇钱树”，对他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事实上，宋德贵已成为东华货栈、祥利木厂的大老板之一，东华货栈的伙计称他为“老掌柜”。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宋德贵又以奸商拖他下水的办法，拖别人下水。他以盗取来的国家财产，大批地购买了手表、钢笔、收音机、自行车、人参、鹿茸、海龙、海狗肾等到处送人，有时甚至直接送现金，把一些意志薄弱的人拖下水。在他的拉拢下，公安部行政处80%的人都有贪污受贿的问题。
宋德贵的罪行暴露后，领导反复教育，但他仍不悔悟，反而有计划地进行对抗。他曾两次和奸商赵溪桥及同案主犯刘玉泽、王珍秘密会面，商讨怎样混过这一关。在要他交清账目时，他一面以有账无错相搪塞，另一面制造假账。
这样一个贪污腐化、给国家造成巨大损失又拒不坦白的堕落分子，理应受到严惩，被判处死刑。罗瑞卿在1952年1月16日公安部的斗争大会上说：“我们对宋德贵、刘玉泽、赵溪桥的犯罪行为决不能容忍。”“我们内部如果有很多像宋德贵等这样的共产党员，还得了吗？如果这样，我们就有亡党的危险。”
1952年的2月1日，北京开公审大会，当时的大贪宋德贵与薛昆山、雷亚卿、孙建国、王丕业、夏茂如、杭效祖7人被判死刑。
一个电话引起的风波罗瑞卿刚正不阿，疾恶如仇，处理罪行昭著的贪污腐化分子一点不讲情面。时任罗瑞卿秘书的王仲方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公安部打出一条“大老虎”叫宋德贵。此人原是公安部办公厅的行政处长、转业的红军干部，因为倒卖基建木材贪污受贿，情节严重被判处死刑，经国务院批准，准备开公审大会执行。公审大会前一天是星期天，大家经过紧张工作好多天之后，都在休息。这天天气很好，罗瑞卿准备同家人一起带孩子去游公园，汽车停在院子里，孩子们在车旁等候上车。正在这个时候，我接到公安部一位同志的电话，说他翻阅宋德贵档案，此人在红军东征时负过伤有战功，意思是判他死刑是否考虑到这一点。这个电话使我非常作难，已经决定即将执行的事，是不该随便反映的，可是人命关天，不反映也是不应该的。于是我冒着很大风险去见罗部长，他这时从楼上下来。见到我来找，他就知道一定有什么事，我就把刚才接的电话报告给他。罗部长立刻明白是什么意思，脸色一下子沉了下来，返身上楼，并告诉我立刻通知公安部党组的同志来开会。
我没有想到会有这种场面，赶快去打电话，因为是星期天早晨，有的同志还在睡觉就被我叫了起来。罗部长正严肃地等待着，气氛颇有些紧张，大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坐定之后，罗部长说明天要开公审大会，枪毙宋德贵，党组同志还有什么意见？大家莫名其妙，说这个问题党组讨论过多次，一致同意并作了决定，且已经批准，怎么又提了出来？罗部长说，现在有人动摇，所以请大家来讨论。大家很奇怪，谁有动摇？这时打电话来的同志也在座，他没有出来说明，我只好硬着头皮说有人反映说从档案上看到宋德贵有战功，但没有说是谁反映的。这时，罗部长冲着我说，立过功怎么样？刘青山、张子善的功劳比宋德贵小吗？而且我们研究过宋德贵的历史，其罪处死，不能宽恕。党组同志都表示不应该有动摇，于是罗部长宣布散会。大家在下楼时都责怪我，你怎么这个时候反映这种意见呀！此时此刻我真是无地自容。这场风波是我引起的，干扰了党组的决定，干扰了罗部长的决心，又影响了大家的休息。我心想，我这个乱子捅得不小，看来我这个政治秘书要“砸锅”了。
第二天，公审宋德贵的大会开得很成功。又过了两天，罗部长同我在院子里散步。他批评我缺少政治经验，对各种反映缺乏判断力：枪毙宋德贵是党组集体研究、法院按照法律判处死刑，又是经国务院批准的，你不是不知道，为什么还会听那种反映呢？那天对你的批评可能过严了些，你有什么想法呢？我说这件事对我震动很大，我不该听这样的反映，更不该没有仔细想一想就去向您报告，干扰了您，干扰了党组，我应该检讨，接受教训。
可是我又想，如果今后再遇到这种人命关天的事，我自己又不能判断该不该反映的，我想还是要向您反映。反映不对，挨顿批评，再严厉也不要紧。万一该反映我没有反映造成损失，就成了大错了。不知道我的这个想法对不对？罗部长沉思了一会儿说，你讲的也有道理，重要的是今后要多读点书，加强锻炼，使自己成熟起来。人就是在处理各种复杂的事情上逐步成熟起来的。
看来罗部长是谅解我了，而我也更理解他了。这场风波就这样过去了。
1952年的2月1日，北京开公审大会，当时的大贪宋德贵与薛昆山、雷亚卿、孙建国、王丕业、夏茂如、杭效祖7人被判死刑。
目击公审现场当时的公审现场情况，新华社有专电对此作了详细报道。
新华社北京1日（1952年2月1日）电北京公审大贪污犯大会今天上午11时在中山公园音乐堂举行。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特组织了临时法庭，公审大贪污犯薛昆山、宋德贵、雷亚卿、孙建国、王丕业、夏茂如、杭效祖等7人，并当场宣判、分别予以执行。
参加这次公审大会的，有中央和华北局、北京市的政府机关、军事机关、党的机关与群众团体的*、积极分子等，各机关团体的大贪污犯和大贪污嫌疑分子也参加了这次大会。北京、天津两市的工厂、机关、学校、团体，商店及各界市民亦同时有组织地收听大会实况播音。大会由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秘书长刘景范担任主席。
刘景范宣布开会时，首先说明了这个大会对深入开展中央各机关反大贪污犯斗争的重大政治意义。他指出：“中央各部门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运动，在*的正确领导下健康地向前发展，现在已经进入普遍深入的阶段，各部门的官僚主义和铺张浪费现象，都受到了严格的批评，现在正在集中力量进行反大贪污犯的斗争，并且已获得不少成绩。”刘景范接着用具体事实说明中央一级机关内已检举和坦白出的大小贪污分子以及其贪污的款项和因贪污而造成国家财产的严重损失情况后，指出：人民政府对贪污分子的处分是严肃的；将根据贪污的情节轻重和坦白的程度，予以不同的处理。他说：“今天就是根据这些政策来公审大贪污犯薛昆山、宋德贵、雷亚卿、孙建国、王丕业、夏茂如、杭效祖的。”刘景范最后警告所有贪污分子说：“为了再给贪污分子以悔过坦白的机会，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决定将坦白限期延长到2月15日。所有贪污分子应该考虑自己的前途，抓紧时间，老老实实地向人民坦白悔过。只要在2月15日前彻底坦白的，仍以自动坦白论处。”大会主席致辞以后，即由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钧儒主持的临时法庭宣布开庭，7个大贪污犯由人民警察押进会场站在愤怒的群众面前听候各有关单位代表的控诉和法庭的审判。
中央贸易部副部长姚依林、中央公安部部长罗瑞卿、中央农业部副部长张林池、中央军委后勤部代表杨恬、空军司令部代表白云、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代表吴波、民航局副局长唐凯等相继在大会上控告了各该部大贪污犯薛昆山、宋德贵、雷亚卿、孙建国、王丕业、夏茂如、杭效祖的罪行。
1952年的2月1日，北京开公审大会，当时的大贪宋德贵与薛昆山、雷亚卿、孙建国、王丕业、夏茂如、杭效祖7人被判死刑。
1952年的2月1日，北京开公审大会，当时的大贪宋德贵与薛昆山、雷亚卿、孙建国、王丕业、夏茂如、杭效祖7人被判死刑。图为时任最高法院院长沈钧儒亲自担任审判长。
（本文摘自《河南法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