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妮和姐姐玛戈与父亲奥托在一起。 （作者供图/图）
（本文首发于2019年9月12日《南方周末》）
一
这是我第二次来到阿姆斯特丹。
学生时代偶然看了电影《安妮日记》，竟被彻底代入，跟藏身密室的八个人一起提心吊胆，不断屏住呼吸，仿佛我是密室里的第九人。至今无法摆脱对安妮密室的好奇和向往。
当年那个供人藏身的隐秘所在早已成为安妮·弗兰克纪念馆。安妮在密室度过的两年显然不是她十五载人生中的快乐部分。
安妮的父亲奥托·弗兰克于1933年携家带口从德国移居荷兰，在阿姆斯特丹城南租下一套公寓，地址是莫韦迪朴列广场37号。那一年安妮4岁。弗兰克一家躲进密室之前一直住在那里。尽管《安妮日记》在1940年代末就已出版并迅速成为世界名著，陆续被译成六十多种文字，累计售出三千多万册，可她生活了八九年的故居迟迟没得到应有的重视和保护，连后来住在那套公寓的人家也不知它的历史。直到2004年安妮故居才得到拯救。伊米房产出手买下这套公寓，下了很大工夫把它还原成1930年代的模样。
从我下榻的莫韦迪朴列广场附近的客房，不过十来分钟就到了莫韦迪朴列广场37号。楼前草坪上有一座不大的女孩铜像，是面容模糊避实就虚那种写意作品，基座上刻着两行字：
安妮·弗兰克
1929年—1945年
建于1930年代初的四层楼房几乎看不出岁月久远，周围还有很多外观近似的楼房，显然是同一时期落成的。所谓莫韦迪朴列广场其实就是这些楼房环绕中的一块三角形绿地。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德国犹太人纷纷外逃，有的甚至不远万里逃到中国。就近逃到阿姆斯特丹的犹太人大多居住在这一带。他们没有想到，几年之后荷兰就会被纳粹德国占领，希特勒的魔爪再次伸向他们。
我站在楼前，努力想象弗兰克一家的生活情景。我知道，伊米房产把安妮故居还原以后，专门租给荷兰文学基金会，荷兰文学基金会每年从世界上邀请一位饱经磨难的作家客居于此，从事写作，显然认为那是符合安妮意愿的一种安排。
一个十三四岁年纪的蓝眼男孩从楼门走出来，定睛看了看我。虽然我确信已经找到了要找的地方，还是向那孩子求证：“小兄弟，这是安妮·弗兰克住过的地方么？”男孩回答：“对，在三楼。”并指着敞着的一扇窗说：“那就是。工人正在里面干活。”我心里一动，预感会有意外收获，就问男孩：“现在没人住那里吗？”男孩摇头说：“没有，房子空着。”说完走到街上去了。我犹豫片刻，毅然走进楼门，拾级而上。
这楼房的结构不同寻常，一楼公寓的门直接面外，公共楼梯只通到二层，三楼四楼公寓的门也在二层，想必各户门里还有各自的楼梯。六扇门紧挨着，仿佛凑在一起交流张长李短。左边第二扇开着一道缝，传出电钻的尖利鸣叫。我推门进去，果然面对一段寓内楼梯。我壮着胆子爬上去，一套空空荡荡的公寓便呈现在我眼前。电钻停处，一高一矮两个工人同时转过头来，吃惊地打量我这不速之客。我笑着解释，我想看看安妮·弗兰克住过的地方。工人也是懂英语的，两人收回目光彼此对视，高个问矮个：“这是安妮·弗兰克住过的地方？”矮个耸肩摊手，一脸茫然。我说：“是的，这就是安妮·弗兰克住过的地方。”两人脸上露出些许尴尬，但看来还不至于恼羞成怒。我便坚定地问：“可以吗？”高个略带迟疑地说：“想看就看吧。”工人接着工作，任我转来转去。他们对安妮·弗兰克好像没有多少兴趣。看样子，这不过是他们接单装修的房子而已，与他们装修的其他房子没什么两样。走过世界很多地方以后，我悟出一个道理：不能想当然地认定某个国家的人就一定熟悉或喜爱那个国家闻名世界的东西。京剧是中国国粹，但并不是每个中国人都听京剧；普希金是俄国诗圣，但并不是每个俄国人都读普希金。
这是一套宽敞的公寓，厨卫之外，有四个主要房间，现在四壁空空。不是早在2005年就布置好了么，怎么现在又在装修中？不是自那年起每年邀请一位作家来这里居住写作么，怎么现在又空了下来？走进餐厅，我看到宽大的飘窗，瞬间与看过的一段视频实现对接。安妮的照片有很多，活动影像仅有一段，长度不到一分钟。那是在1941年，同楼一户邻居结婚，有人给走出楼门的新郎新娘拍了一段胶片，周围站着参加婚礼和看热闹的人，楼上也有人从窗口探出脑袋。摄影机向上一摇，无意中捕捉到了从窗口探头的12岁的安妮。影像模糊，却仍能看到女孩脸上的笑颜。她轻盈转头，黑发随之拂动。对呀，正是这扇窗子！
转回走廊，我发现一段陡峭上升的楼梯，情不自禁地爬了上去。楼梯狭而长，转了一个急弯，通到楼顶的阁楼。这楼房设计得很有趣，位于三层的公寓竟然在楼顶上有一间阁楼，并有楼梯越过四层直通那里。阁楼窗外是天台，没有门，上天台要翻窗。我想起安妮和姐姐玛戈在天台上沐浴阳光的照片，照片背景里就有为翻越方便摆在窗下的椅子。对呀，不正是这里么！找到历史照片的准确拍摄地点总会给我带来恍然大悟的快感。站在洒满正午阳光的阁楼里，我便记起，安妮曾在日记中提到，父亲把“上面的大房间”租给了一个单身汉。阁楼不是独立住宅，房客跟二房东一家共用下面的厨卫。那位房客曾在弗兰克一家转移密室的前夜妨碍他们打点东西，毫不知趣地“赖到十点才上楼”。转移是秘密的，不能跟任何人讲。第二天早上二房东一家人间蒸发，只留下一只名叫木吉的猫，让那位房客好生困惑。
下面没了施工的动静，我顺着吱呀作响的楼梯从阁楼上下来，不见两个工人的身影。从敞开的飘窗下望，发现他们坐在卡车车斗里吃露天午餐。此时此刻，我就站在安妮当年探头观看新人的窗口。工人看见了我，我笑着冲他们摆摆手，他们也笑着冲我摆摆手。这意味着，他们不介意我在楼上逗留，我得到了独处这个历史空间的机会，可以从容地静静地享受与它零距离的贴近。
弗兰克一家早已离开这个世界，他们的东西也荡然无存，但构成他们生活空间的建筑还在，那一砖一木都见证了玛戈和安妮的成长，收录了他们一家四口的音容笑貌。
从1933年到1940年，他们在这里度过了舒适而又安定的岁月。像很多犹太人一样，奥托·弗兰克是一位精明的生意人，在城里经营一家生产和批发调味品的商号。他们在这套宽敞的公寓里享受着中产阶级的生活。安妮在这里一天天长大，对未来有了越来越多的幻想和憧憬。小女孩在这里做过无数甜蜜的梦。1940年春，德国法西斯的铁蹄踏进中立国荷兰，犹太人首当其冲。纳粹控制下的荷兰社会开始歧视和隔离犹太人，但在1942年以前他们的处境还没发展到性命堪忧的地步。当他们回到这个家，关上门，脱掉缀有黄星的外衣，还可以忘掉外面的世界，这里曾是弗兰克一家躲风避浪的港湾。
1942年夏，安妮的13岁生日到了。弗兰克先生送给女儿的礼物是一本红格布面的日记本。这本日记现在陈列在安妮·弗兰克纪念馆里，是世界上最有名的一本日记。二战后这本日记变成了书，印数惊人。最初几篇日记就是在这里写下的。安妮记下了她懵懵懂懂的初恋，记下了她对不久前病逝的祖母的思念，也记下了犹太人急转直下的处境。
盖世太保开始搜捕犹太人，把他们驱赶到集中营去。越来越多的犹太人逃往国外或在荷兰隐居起来，弗兰克先生也在想办法。他的商号所在的楼房有前后两个部分，实际上是由过廊连接的两幢楼。他相中了后面楼上可以隐蔽入口的几个房间。他不仅要带自己的家人藏进去，还邀请了友人范皮耶斯先生一家三口。商号的几位善良雇员同意做连接他们与外面世界的脐带。做好转移计划，弗兰克先生开始一点点地往密室搬运生活用品，但并没有立刻告诉孩子们。当党卫队命令16岁的玛戈到劳动营报到的时候，他决定带家人提前转移密室。
1942年7月6日清晨，天下着雨，弗兰克一家从这里走了出去。他们不敢提太多行李，怕引起别人注意，就尽可能把各种衣服里三层外三层地穿在身上。犹太人不可以坐电车，玛戈骑单车先行一步，安妮和父母是走路过去的。
二
第二天早上，我再次来到安妮故居前面，决定沿着1942年7月6日安妮的足迹从莫韦迪朴列广场走到城里运河区的王子大街。
路途并不十分遥远，四五公里的样子，但在1942年夏那个阴雨绵绵的早上，这仿佛是一段走不完的路。安妮和双亲衣着臃肿，战战兢兢走在雨中，迈出的每一步都惊心动魄。13岁的女孩哪里能够想到，脚下是一条不归的路，身后是永远回不去的家。两年之后，藏身密室的八个人被盖世太保发现抓走，七人先后死于纳粹集中营，只有奥托·弗兰克一人劫后余生。走在这段从安妮故居到安妮密室的路上，我心情沉重，意识在现在和过去之间不断切换。时过境迁，法西斯制造的恐怖早已散尽，但他们犯下的罪恶永远不会被忘记。
运河区的扇形水道早先是阿姆斯特丹的物流动脉，如今水上似乎只有花花绿绿的游艇游船了。岸上楼房联体矗立，没有一丝间隙。由于荷兰式楼梯的狭窄，大件家具需要从窗户进出，每幢楼房顶部都安有吊臂。这是阿姆斯特丹的建筑特点之一。西城教堂似乎是王子大街上仅有的独自耸立的建筑，钟楼顶上金蓝两色的皇冠在骄阳下熠熠生辉。安妮密室在王子大街263号楼里，位于西城教堂北面不到百米的地方。与263号毗邻的楼房也成了安妮·弗兰克纪念馆的一部分，参观者从那里进出。买票的人排起的长龙蜿蜒不尽，盘住了半个街区。我提前在网上买好了票，可以直奔入口。
毗邻楼房用于照片和物品陈列，其中最珍贵的一件当然是玻璃橱里聚光灯下那本红格布面的日记。有人说，日记不是安妮本人写的。也有人说，安妮这个人并不存在。甚至还有人说，犹太人大屠*根本不曾发生。无心也好，有意也罢，这些质疑现在都不值一驳。得到确认的是，安妮日记并非完全是她的私密心语。藏身密室期间，安妮从收音机里听到了流亡英国的荷兰首相的号召，让荷兰人民拿起笔，把战争的苦难和法西斯的罪行记录下来。喜欢写作的女孩便有了出版日记的打算，并对已经写的部分进行了修改和加工。她给日记本取名“凯蒂”，以给凯蒂写信的体裁记录密室生活。她还给密室里家人以外的四个人物取了化名，范皮耶斯一家三口改姓范达恩，费法先生则变成了杜塞尔先生。大概是因为安妮向凯蒂宣泄了对他们太多的不满，觉得不便发表他们的真实身份吧。
费法先生是最后一个加入密室的人。已经有了藏身之处的两家人收留了这位无处可去的牙医，弗兰克先生安排他跟安妮合住一室。花季少女和中年男人自然没有多少共同语言，就寝更衣也不方便，这种安排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相敬如宾的阶段很快过去，这对千差万别的室友露出了真实面目，两人纠纷不断，经常找弗兰克先生评理。牙医抱怨安妮久占卫生间，安妮指控牙医独霸写字台，如此等等。安妮对范皮耶斯夫妇也嗤之以鼻，在日记里把他们描写成自私猥琐的小市民。大人之间也不能保持和平共处，两位主妇今天谈笑甚欢明天互不理睬。同是天涯沦落人，同心同德谈何易。有人群的地方就一定有矛盾，这是颠扑不破的道理。
战乱的阴霾，未卜的命运，食物的匮乏，与世隔绝的处境，阴暗逼仄的生存空间放大了种种因鸡毛蒜皮引起的摩擦和分歧，何况安妮本来就是一个清高张扬口无遮拦有点自以为是的女孩。她甚至无法跟自己的母亲保持融洽，曾在日记里写下大量对母亲的负面看法，抱怨母亲如何不懂自己，如何偏袒姐姐玛戈。有了出版日记的想法后，安妮勾去了一些谴责母亲的文字，战后奥托·弗兰克替已故女儿整理稿件时又做了删减。即便这样，在正式发行的作品中仍能看到“我气得想扇母亲耳光”“母亲就是死掉我也可以接受”等激烈言辞。
安妮·弗兰克远远不是完美无瑕的少年楷模，透过她的日记和照片，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普普通通并不十分美丽的叛逆期少女。这种真实给了《安妮日记》这部作品最强的生命力。安妮不是坚强勇敢的圣女贞德，也不是卓娅·科斯莫捷米杨斯卡娅那样的抗德英雄，她只是一个躲在暗处瑟瑟发抖祈求幸免于难的女孩。安妮之所以能够进入二十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人物名单，是因为作为犹太人大屠*的见证者和记录者，她为世界留下了一部真实深刻的报告文学和人性教材，一部真人版的“战争与和平”。
三
我汇入人流，走向安妮密室，其情形与昨天自己独享安妮故居形成悬殊对比。现在我只是河流中的一滴水。各种肤色的男女老少接踵前行。楼板在我们脚下作响，人流单向移动，不能驻足，不能拍照，不能喧哗。我听到身后不远处两位女性操着四川普通话窃窃私语，讨论安妮·弗兰克到底是一战还是二战时期的人物。两人没能达成共识，秒转话题，开始抱怨酒店服务，“连打开水的地方也没有”。这几年中国观光客汹涌奔向世界各个角落，无论我走到哪个景点，周围十米之内一定会有同胞，各种腔调的中文不绝于耳。听到中文我不会回头去看，因为早已习以为常；但听清这两位的谈话内容，我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是两位花枝招展的姑娘，一胖一瘦，互相挽着手臂，表情神态与身之所在完全脱节。安妮·弗兰克是什么时期的人物都不清楚，显然是那种景点打卡式游客。不过肯排长龙也算难能可贵，让我想起俄国供应短缺时期的家庭主妇，外出采购见队就排，根本不问卖的是什么。
当年用于遮挡密室入口的书架像门一样敞成90度，默许我们鱼贯而入。踏进密室的时候，我听见后面有工作人员喝止游客拍照，回头一看，犯规的正是那两位姑娘。她们不睬工作人员，坚持手机互拍，照例是用手比二，配以甜笑。拍完才吐舌缩脖，表示有错。工作人员的脸涨红了，也有游客脸上写出批评。我知道，对于他们来说，拍照是头等大事。
安妮密室位于后楼的三层和四层，上面还有一间阁楼，其结构恰似现在人们所说的复式单元。密室的窗虽不面街，仍然遮得严不透光。当年如此，现在依旧。昏黄的灯泡照着空空荡荡的屋子，帮助人们想象那段不见天日的苦难。我们首先进入楼下弗兰克夫妇的卧室，这是密室中私密度相对较高的房间。牙医费法先生来了以后，玛戈也挪进这里。相邻的是安妮和牙医合住的房间，墙上安妮粘贴的明星照片已经模糊发黄，由玻璃挡板小心翼翼地护卫着。这里是安妮密室的核心部位，但我们仍然不能停下脚步。穿过卫生间，我顺着陡峭的楼梯爬到楼上一个大房间里。这既是范皮耶斯夫妇的卧室，也是全体密室成员的起居室和厨房。旁边有间小小的侧房，是范皮耶斯夫妇的儿子彼得的卧室。彼得的卧室里有架几乎直立的木梯，通往楼顶的阁楼。阁楼不对参观者开放，让人感到有点遗憾。那里虽然不能住人，却发生过重要故事。安妮烦躁的时候会爬上阁楼独处，凝望天窗外的一方星空。密室之中，那是最清静的地方。安妮和彼得曾在阁楼上面倾心交谈，并擦出了爱的火花。后来，那里成了这对少男少女约会的去处。与玛戈同龄的彼得最初给安妮留下了极其糟糕的印象，安妮对他不屑一顾，觉得他是个呆头呆脑的家伙。后来渐渐发现彼得其实是密室里最能理解她的人。但这场稚嫩的恋爱终究没能持续多久。安妮是个宁缺毋滥的完美主义者，当她意识到，这不过是在密室的局限中产生的一份感情，就放弃了它。身处孤岛，但她不甘爱上孤岛上唯一的男孩。她要等到战争结束，她盼着重返自由的人间，到那时，她才会找到真正的不打折扣的爱情。
1944年8月4日，安妮离开了密室。但她没能走向自由的人间，她走向了纳粹集中营。当然，她再也没有过爱情。她像一朵没来得及完全绽放的花，过早地凋谢了。
我们像机场行李传送带上的箱包一样不由自主地匀速移动，很快转遍楼上楼下几个房间，被从安妮密室中吐了出来。这实在是我不喜欢的参观方式。我喜欢不慌不忙地细品历史遗址，就像昨天那样。不过到底进过安妮密室，实现了多年的愿望。
我回到了阳光灿烂的大街上，顺着河岸，走向西城教堂。我奋力爬了近二百级旋转台阶，登上巍峨的钟楼。这座建于十七世纪的教堂是阿姆斯特丹最高的建筑，站在钟楼上可以鸟瞰全城。我的眼睛找到了仿佛是悬在半空中的安妮密室，可以清楚看见阁楼的小窗。当然，身处密室的人也能从阁楼小窗窥望到教堂钟楼。安妮曾在日记里多次提到西城教堂的钟声。站在钟楼上，眺望安妮密室，我好像听见了安妮的声音：
“西城教堂的钟每一刻钟报时一次，父亲母亲很不习惯。但我喜欢听这钟声，从一开始就喜欢。它能安抚我的心情，特别是在夜里。”
（作者为澳大利亚运动医学工作者）
朱亦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