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关于日本明治时期历史的讨论，实际上在国内并不算是一个小众的话题，但是其目光往往着眼于战争史，比如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抑或是文学史，毕竟明治时期可谓是日本近代文学的开端。相对来说，社会与经济的变化由于时间久远，所留资料散乱，寻典困难之缘故，相对来说在国内探讨较少。
但实际上日本明治时期作为在19世纪第一个从封建社会直接跳跃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在那个时代所实现的政策和其带来的社会问题是有一定的研究意义的，俗话说的好，步子迈太大，肯定没有好结果。日本是如何一步一步沦为军国主义巢窟的，在笔者看来，从明治时期就已经为其埋下了隐患。
笔者在日本读研时，在学习唐宋史和日本史之余，曾在研究室中偶然接触到日本庆应大学松泽裕作教授所著《生きづらい明治社会——不安と競争の時代》（生存艰难的明治社会——不安和竞争并存的时代）一书，对于书中所记录的明治时期的经济社会情况有了更深的了解，本系列文章通过对松泽裕作教授著作的整理、转译与总结，旨在向广大历史爱好者传达我对于这段历史时期理解及个人感悟。
下面，开始今天的正文。今天是本系列的第二部分：
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们——聚焦都市下层社会
都市阶层与贫民窟
故事还要从江户时代开始说起。
江户时代的日本都市社会，特别是江户（东京）、大阪这些大都市跟当时的日本乡下比起来，是有着巨大的格差的。
大都市中，上层社会最为代表性的就是以将军、大名为代表的武士阶层；中层社会则主要是以数量多且繁杂的商人阶层为主。比如从事布匹、金融业的三井一族就是其中的代表。江户时期的三井越后屋，正是日本近代三井财阀、三井百货的源流。这些大商人们，建立了规模庞大的店铺，雇佣了大量的相关从业人员，成为了江户时代都市中不可或缺的一份子。
三井越后屋
除此之外，在江户时期的日本各大城市内，还存在着一种特有的职业——武家奉公人，这些人很多出身富农，偶尔也有天资聪颖的贫民，通过武士们的看重从而得到与幕府签订契约的权利，代替武士完成一些工作，总体来说更像是现在劳务派遣。原则上来讲这种奉公人并非武士，其工作也无法让家人继承，一旦与幕府解除劳资关系，就会变回普通的平民。
而与这种中上层阶层居民相对应的，江户时代的都市中自然也是存在大量没有资产的下层居民，其中很多都是按日被雇佣的体力劳动者。一些是从事建筑业、土木业类的劳动者；还有一些是从事货物装卸、拉车等行业的劳动者。
江户时期街景
这些江户时代的中下层居民，构成了明治时代都市下层居民的底色。明治时代最为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武士阶层的消亡，随之而来的便是武家奉公人这一职业的没落，正如前文所说的，一旦与幕府解除劳资关系，武家奉公人就会回流为普通的平民，继续以体力劳动为生。而在江户时代传统的劳动行业之外，随着1870年人力车的发明，人力车夫迅速成为了大多数都市下层居民的职业选择。
以上这些都市下层居民，其根本还是继承自江户时代的都市中下层阶级。不过，上期我们讲到，在松方紧缩政策时期，许多农民失去了自己的土地，这些农民一部分选择成为了大型地主的佃农，另一部分则流入都市，成为了都市下层居民的一份子。
这些农民与原本的下层居民，仍是以人力车夫和日结劳动为主要职业，同时也从事拾荒等其他底层行业，勉强度日。
这些都市下层居民，所聚集的特定场所被称为贫民窟，仅是当时的东京就有着四谷鲛河桥、芝新网、下谷万年町三大贫民窟。而在贫民窟内生活的下层民众更是无可计数。根据1897年的统计，在东京三大贫民窟内居住的居民，仅拾荒者与人力车夫就有四万七千人之众。
贫民窟
有关贫民窟的报道
如今的我们之所以能阅读到记载着明治时期贫民窟各种各样情况的文献，最主要还是要归功于当时的一批有良知的记者。他们深入贫民窟了解、记录、体验当时都市下层民众的生活，将其整理成册出版，造成了巨大的反响，其中最有名的莫过于松原岩五郎于1893年出版的《最暗黑的东京》，还有就是横山源之助于1899年出版的《日本的下层社会》。
《最暗黑的东京》，乾坤一布衣为松原岩五郎的自号
在这个年代，政府与地方的自治体其实是对都市底层民众毫无关心的，真正对这个问题重视起来，进行深入的调查更是要追溯到明治后面的大正时代，所以现在的我们只能透过当时记者的记载来看清明治时期这光鲜外表下的阴暗角落。值得注意的是，历史学研究有着孤证不立的传统，所以我们并不能确定当时记者们对于底层民众的记载是有夸张还是有掩盖，但是对于我们感受那个时代的基础情况来说还是足够了的。我们今天就以《最暗黑的东京》的记录为主，一窥当时日本底层的生活样貌。
《最暗黑的东京》的作者松原岩五郎是当时日本著名报纸【国民新闻】的记者，《最暗黑的东京》缘起于一次记者的聚会，记者们聊到了欧洲的贫困阶层状况、社会主义运动已经欧洲社会的贫富格差，这让松原萌生了调查日本贫困阶层的决意。
不过我们也要明白，虽然松原对于明治下层社会的调查非常深入，甚至松原自己也换上贫民窟居民的衣着进行了一段时间的亲身体验，但是松原的视角还是高高在上的，这是因为当时的记者行业属于一种位于社会上层的行业，他强调的更多的是当时日本贫富格差的现象，却没有探寻这种现象发生的缘由与解决办法。而这也是在我们通过阅读松原的记载时所要思考的问题。
住房与家庭
受限于时代的缘故，松原对于当时日本都市底层居民的评价有所偏颇，但是其对于当时生活情况的客观记录还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的，首先就是最为基础的住房与家庭问题。
家庭方面，明治时期都市下层居民有着一个很显著的特征，那就是无法形成稳定的家庭。根据记载来看，在六叠（8-10平米）或四叠（6-8平米）的房间中、夫妇·子女·同居者五六个人挤在一起是很普通的事情。年龄层各异，血缘关系也略显混乱，而且就算是夫妇，正式登记记录户籍的夫妻也是很稀少的，多为所谓的【事实婚姻】。
住房方面，当时的贫民窟中流行一种叫做【长屋】的住宅，这种住宅在笔者看来有点类似于加长版的平房，不过多为木制，保暖防风能力很差。长长的房子用木制墙壁隔开一个个6-10平米的小房间，每一个房间都是一个小小的家庭。
住房之外，还有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那就是没有被子。这个问题在我们现代人看来甚至有点可笑，可是从当时的记载来看这确实是困扰明治时期都市下层民众的普遍问题。在当时，没有自己的被子这件事毫不稀奇，每天只能在白天拉车或者拾荒之后，花费很少的租借费来向商人租被子来盖，若是这一家白天没有赚到钱，很可能一家人晚上只能挤在一起取暖。
但这种情况在当时可能还算是比较好的情况，因为这些居民至少还有自己的房子。更多的人连自己的房子都没有，只能每天花费少量租金住在称为【木贷宿】的大棚子里与大量同样境遇的人挤在一起。根据横山源之助在《日本的下层社会》中的记载，光明治时期的东京就有145个木贷宿，一个月可以接待12974个无家可归的居民。
《最暗黑的东京》的作者松原岩五郎更是亲身体验了木贷宿内的生活状况。根据松原的描写，住在木贷宿内的多为单身汉，但也不乏有一些贫困的家庭。在一个大约能有15-20平米的木贷宿棚子内部，有时会滞留着三到五个家庭。这些家庭只能使用几十厘米的腰屏风简单的分隔出空间，勉强居住。
而松原体验的是那种更大型，约30平米左右的木贷宿。在松原的描写中，在30多平的棚屋内仅有一个煤油灯照明，木制的窗户，脏污散发异味的寝具，跳蚤更是不计其数，而这却也是明治都市底层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
职业与饮食
接下来我们从职业与饮食这个角度来了解日本明治时期下层社会的日常生活。
横山源之助在《日本的下层社会》中，主要调查的下层职业主要是【日结劳动者】、【人力车夫】、【废品回收】、【路边艺人】这几种职业，这几种的职业确实很有代表性，是明治时期日本都市下层民从事最多的几个职业。
但是，仅看这几个职业是不足以了解当时社会底层职业的全貌的，松原岩五郎在《最暗黑的东京》中，除了这几个代表性的职业之外还调查了许多小行业。比如铸掛屋（修补铁锅等金属器）、伞匠、卖劣质商品的杂货商贩等。同时，松原还报道了两个虽然从业人员并非下层居民，但是却和下层居民息息相关的行业——【损料屋】和【日还高利贷】。这两者的特点就是以日为单位向底层民众贷予金钱或者是生活物资。从现在的视角来看也可以称为是一种贫困经济学了。
饮食生活方面自然也不是那么令人享受。实际上贫民窟还存在着一种被称为【残饭屋】的职业，残饭屋的经营者每天从兵营、学校等地低价采购剩饭，比如面包的边、咸菜的尾部、甚至是冲洗粘在锅底大米的水，然后再将这些剩饭低价卖给民众，使其勉强果腹。
残饭屋
都市下层社会的特征
从以上的描述我们其实可以观察到，无论是损料屋还是木贷宿，明治时期都市下层社会民众更倾向于用少额的现金在市场购买当日的生活物资来维持生活。每天有大量的居民通过损料屋来租用被褥，他们当然也知道攒钱买一副自己的被褥更划算的道理，不过残酷的是，如果他们不租用被褥的话，可能就活不到攒够钱的那一天。就算偶尔有一些剩余的金钱，但是当时的体力劳动者们并不是每天都能接到工作，自然也就更没有储蓄的余地了。
饮食方面也是如此，之所以残饭屋在下层居民间得到兴盛，正是因为购买剩饭的损耗是远低于自己买菜做饭的，城市居民往往没有自己的土地，在当时的他们看来，买菜做饭的时间不如自己去多做一份工。但是这样也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在这种生活模式下，贫者愈贫，牢固的社会阶层限制了他们的改变，这就是明治时期都市下层社会民众的悲惨情状。
尾声
当然，明治政府虽然对底层社会没有过分关注调查，但也颁布了一些相关的救助规则，就是成效嘛，有待商榷。下期笔者将讲述明治政府时期面向贫困阶层的【恤救规则】，期待您的观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