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家吴欢的家族往事：祖父吴瀛与故宫博物院

更为有意思的是，吴家在文化与收藏领域流传下来的诸多佳话：明朝的大画家唐伯虎、文征明、沈周、董其昌都曾是吴家座上客；有关宜兴紫砂壶融入文化内涵的最早文字记载，与吴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赫赫有名的《富春山居图》曾是吴家藏品；明末官至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的吴家先人吴炳，同时还是与汤显祖齐名的“临川派”剧作家。数百年后的吴瀛，成为中国现代文博事业的拓荒功臣，实乃前世渊源的后续。

吴瀛的祖父，是打响辛亥革命第一枪的湖北新军的创始六教官之一吴佑孙。他的父亲吴琳在清朝湖广总督张之洞的辖下做官，曾被张之洞亲点主持武昌复建“岳飞庙”，在湖北新军中提倡“精忠报国”，为培植新军官兵的爱国思想贡献良多。此外，在清廷为官时支持过孙中山、黄兴，民国初创时首任江苏都督的庄蕴宽，是吴瀛的舅舅。吴瀛二十岁时做为庄蕴宽的秘书，参与了民国创立的全过程。

吴瀛幼年即随前往湖北任职的父亲到了武汉，在湖北方言学堂（中国最早外语专科学校之一）学习英文。就是在这所学堂里，吴瀛与后来对他人生产生极大影响大他十一岁的易培基成为同班同学，亲密好友。

吴瀛上方言馆这种新之又新的学堂，与其祖父、父亲皆思想开放的官吏不无关系。书香门第加上英文专业，使吴瀛的国学西学俱佳，尤其在语言文字上功底扎实，所以后来有《中国国文法》的著述。

父亲在外为官，在家中教子的是母亲庄还。庄家乃常州世族大家，其先人是清朝状元庄培因，榜眼庄存与，后者曾任乾隆帝师。中国共产党早期领袖之一瞿秋白，也是庄家的外孙。庄家儿女皆饱受诗文书画熏陶，清末民初庄家有六、七位族人上了中国近现代书画的名录。在母亲庄还点化下练就童子功的吴瀛，对诗文书画的兴趣也日趋浓厚。

1912年下半年，吴瀛之父为培养他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早日进入仕途，经由老友，后来的国务总理熊希龄介绍，一度送他去东北辽阳的一所中学当英文教员。实际也不是真教书，用现在的话讲不过是经一番社会历练而已。当年辽阳古城非等闲之地，从3世纪到17世纪前期一直是东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交通枢纽军事重镇。

和吴瀛一同被送到基层历练的，还有他的弟弟吴曼公。吴曼公最初是在海军部长萨镇冰辖下的巩县兵工厂筹办处，因为工作出色，深受萨镇冰赏识，被调任秘书，并跟随萨镇冰多年，后来成为中国兵工业界的重要人物。

1913年，吴瀛父亲辞世。教了不到一年书的吴瀛到北京投奔了时任民国政府都肃政史（相当于现在的政法委主任中纪委主任）的舅舅庄蕴宽。

辛亥革命期间，庄蕴宽作为江浙沪总代表与黎元洪、黄兴沟通新政权筹建之事，在武汉奔走那些日子，吴瀛做为他的秘书，随侍左右，跟着忙前忙后。

庄蕴宽不仅是个政坛人物，他还以书法大家知名，对书画、文物的欣赏水平非一般人能及，这对吴瀛起到了潜移默化的濡染。吴瀛后来义无反顾地抛却官职，全身心投入中国国家级文博事业的创始，除了前世的因缘，也与舅舅“无心插柳”的影响，有很大关系。

吴瀛到北京投奔庄蕴宽时，庄正任肃政厅长官“都肃政史”，肃政厅大致相当于如今的中纪委和政法委，主要负责纠弹全国违法官吏。后来他又出任了十多年的审计院长，该部门又类似当今的审计署。在民国初期，庄蕴宽为官，不是监督官吏，就是监督财务，这显然与他为官清廉的社会公认度极高大大有关。

1915年，袁世凯冒天下大不韪欲登基称帝。全国约法会60位议员，其中59位皆无异议，投了赞成票，唯独庄蕴宽一人冒死上书表示反对。

庄蕴宽在呈文中直陈“帝制不可为，民意不可欺”。公开要求“取消洪宪年号，撤销大典筹备处”。赢得朝野上下的广泛赞誉。连段祺瑞、徐世昌等老臣都在背后议论时，对之佩服有加。

但袁世凯执意要做洪宪皇帝，好在这个皇朝延续了不足百日，就随着袁氏的一命呜呼而结束了。前副总统黎元洪接任总统后，庄蕴宽又以其直言敢谏的官声，出任民国政府审计院院长。

在庄蕴宽的举荐下，来到北京的吴瀛，进了北洋政府的内务部当上科员，从基层公务员做起。由于有前辈父执关照提携，加之本人办事勤勉认真，时间不长就做到了北洋政府内务部警政司第三科科长，还兼着京都市政公署坐办。

当时的中国尚未设置单独的警察机构，警政司即公安部，且因无处级设置，三科科长吴瀛，已属“高干”，主管外事警察、非常警察及京城治安，所以他后来才能兼任京都市政公署的坐办之职，不到三十岁便成为“简任”级别的官员。

说到“简任官”有必要提及1912年（民国元年）公布的《中央行政官官等法》。内中明文规定，中央行政官除总理为特任官外共分九等，第一、二两等称“简任官”。相当于各部次长。

客观地说吴瀛的官职升迁确有干部子弟越级提拔的意思。所谓“坐办”，就是日日要身在公署处理日常事务的负责人，相当于今天的北京市政府秘书长。由于整天要处理各种纷繁事务，吴瀛应对突如其来事件和难题的能力得到了历练和提升，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有相当的行政执行力。

在这段时间里，对吴瀛而言，有一件事特别让他引以为荣。就是在民国三年，亦即1914年，他被内务部派往热河的原皇家行宫（避暑山庄），将此处所藏全部文物字画押运到北京，收藏于设立在东华门内的古物陈列所。后经整理挑选，其中部分文物在紫禁城内文华、武英二殿展出。这是中国皇家所收文物第一次对大众开放展示，可谓民国以来中国现代文博事业的开端之举，吴瀛有幸参与其全过程，应算是开风气之先者也。

二、被聘为清室善后委员会顾问

1924年10月，发生了在中国、在北京都是极其重大的事件，那就是溥仪等清朝皇室被赶出了紫禁城。

在那年9月爆发的二次直奉战争中，冯玉祥叛离吴佩孚，突然率军返回北京，发动“政变”，软禁了现代中国以贿选闻名的总统曹锟。接着，他开始了耿耿于怀的“为民国剪辫子”行动。

自1912年2月清帝宣布退位后，溥仪等皇室成员一直留驻在紫禁城。这是因为袁世凯与清皇室有退位优待的约定在先。优待条件第二单第一款规定“清帝逊位之后，其尊号仍存不废，中华民国以待外国君主之礼相待。”

这就是说，虽然中国已号称民国，清王朝已成前朝故事。但在紫禁城内，一切仍照旧，还存在着一个保留着宣统尊号的小朝廷。所以，连大名鼎鼎的留洋学者胡适给溥仪打电话，也还谦卑地称其“皇帝”。

1917年7月，总统黎元洪和总理段祺瑞闹矛盾，张勋乘机率“辫子军”进京扶植溥仪复辟了帝制。段祺瑞随即组织反张联军打回北京，推翻了只存在了12天的复辟王朝。作为联军先锋的冯玉祥进京后，曾建议段祺瑞将清皇室赶出紫禁城，贬溥仪为平民。可段祺瑞因与清朝旧情尚在，做为曾经的前朝官吏，不忍对旧主下此绝情之令，故而未予采纳。冯玉祥无可奈何，只能忿忿地说留溥仪在紫禁城，“不啻中华民国留了一条辫子”。

而到了1924年11月，冯玉祥成了北京城的主宰，终于可以放手“为民国剪辫子”了。在他授意下，新组建的黄郛摄政内阁立即对当年的清室优待条件加以修正，新规定第一条为“大清宣统皇帝从即日起，永远废除皇帝尊号”；第三条更明确要求“即日移宫禁”。

作为京都市政公署坐办的吴瀛，对紫禁城内依旧保留宣统小朝廷一直看不惯，曾多次向上呈文，提议把溥仪等请出紫禁城，也是因为前面的原因，民国与前朝官员相互纠结，旧情无法斩断，使所有呈文石沉大海，他只好跟几度以孙中山私人代表身份来京的好友易培基发发牢*。

11月5日，易培基突然来到吴瀛家，他已应黄郛摄政内阁聘邀出任新内阁的教育总长。他一见到吴瀛就说：“你平日总念叨要把逊帝溥仪请出紫禁城，昨晚我们开了个会，议到深夜，决定要这样做了。”

易培基还告诉吴瀛，开会时还商讨了接收紫禁城事宜，要组成清室善后委员会，除少数专任职员外，将聘请专家和有关人士作顾问，政府各院部都要推派两人为助理员参与接收。易培基深知吴瀛功于书法绘画，是文物鉴赏的行家，因此他邀吴瀛以内务部官员身份参与此事。

吴瀛听闻这一消息备感欣然，他也很愿意参与紫禁城的接收事宜。但他不想以部派官员的身份参与，而希望被聘为委员会的顾问。因为他很清楚部里长官的立场，内务部本身就有主管紫禁城的职能，他是内务部官员身份尴尬不便。若以部派身份参与就只能转述部里的意见，无法表达自己内心的意愿。

11月20日，“清室善后委员会”成立，实际上是个各方社会贤达著名人士组成的民间组织，抉策还得内务部直管确认，然后报呈总理府批复才能执行。委员长是同治光绪两代帝师、军机大臣李鸿藻之子李煜瀛。

委员会由15位委员组成，他们是李煜瀛、汪精卫、蔡元培、鹿钟麟、张璧、范源濂、俞同奎、陈垣、沈兼士、葛文濬、绍英、载润、耆龄、宝熙、罗振玉。为杜绝接收中可能出现弊端和保证社会公信，还特聘审计院长庄蕴宽，国民党元老吴敬恒、张继等为监察员实施全程监督。

12月20日，善后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商讨紫禁城点查接收事宜。到会的有李煜瀛、易培基（代表汪精卫）、蒋梦麟（代表蔡元培）、鹿钟麟、李寿全（接张璧新任警察总监）、俞同奎、陈垣、沈兼士、葛文濬、顾孟余、和监察员庄蕴宽、吴敬恒等。

经会议讨论，定下《点查清宫物件规则》18款，将点查人员每天进出殿启、封的时间，必到的人数，点查每一件物品的流程，每位点查人员必须遵守的规则，都被定得严密到了繁琐的地步。可见委员会对严防点查中的漏弊，杜绝外界和后世诟病，是煞费苦心的。

第二天，易培基即通知吴瀛：“清室善后委员会已经聘你做顾问了。”

三、“善后委员会”接收故宫突然面临叫停危机

根据善后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议定的日程，12月22日下午，参与紫禁城接收点查的人员在神武门城楼上召开点查预备会，23日即开始点查紫禁城内的清宫物品。

但就在12月21日，内务部突然接到段祺瑞执政府的命令，要内务部出面制止善后委员会对紫禁城的接收点查工作。内务部总长龚心湛当时因病住院，部务由次长王来主持，他遂于22日亲自布置，要非常警察部门的负责人吴瀛去办理此事。吴瀛的身份，由此即刻成为了内务部主管紫禁城事务的直接责任人。

在内务部次长王来的办公室，吴瀛看到了执政府发来的行文：

“临时执政府秘书厅公函 第一百十号

径启者：奉执政谕，据报清室善后委员会于本月二十三日点查清宫物件，现清室善后之事，政府正在筹议办法，该委员会未便遽性点查，着内务部暨警卫司令查止，等因，相应函达贵部，希即查照办理可也。此致

内务部 中华民国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文称“奉执政谕”，这个执政就是段祺瑞。段祺瑞何许人也？他是袁世凯之后的北洋领袖，在1924年11月被推上中华民国临时执政之前，已然三次出任国务院总理，1915年，张勋“复辟”时期，他号召组成“讨逆军”，自任总司令，在击败张勋“辫子军”后恢复了民国。

9月冯玉祥突然倒戈，囚禁曹锟，亦是接受了段祺瑞的游说的结果。虽然，段祺瑞对于推翻清王朝，建立和恢复民国，是有功之臣，但他对将溥仪被撵出紫禁城，却一直持反对态度。在黄郛摄政内阁实施“给民国剪辫子”行动，将溥仪赶出紫禁城时，身在天津的他就曾致电表示反对。

此刻，段祺瑞刚从天津到北京，取代黄郛成了大权在握的“中华民国临时执政”，便直接发出了禁止即将启动的紫禁城接收点行动的指令，他为什么会这么匆匆忙忙地干预此事呢？

原来，段祺瑞对清皇室的态度，与他的秘书长梁鸿志的影响十分有关。梁鸿志是溥仪老师陈宝琛的福州同乡和弟子，与清皇室一班遗老遗少关系密切。段祺瑞政府发出制止清室善后委员会点查清宫物品的指令，实与梁鸿志的撺掇有很大的关系。

如果是其他官员的话，接到有如此来头的上峰指令的话，无疑就照令执行了。但此事恰巧属于吴瀛的管辖范围，又被指定由吴瀛来处置，这实在是中国文博事业的幸运。如果接收查点工作在此尚未开始的时候被制止的话，那么故宫博物院能否如期成立并对外开放，就真的很难说了。

从内心而言，吴瀛对制止清室善后委员会点查清宫物品的指令是由衷反对的。在吴瀛等人看来，将皇家宫阙变为平民可以进入参观的博物院，并非仅仅是建一个文物展览的场所，而是一个从文化上固化辛亥革命成果的必要行动。否则，让紫禁城持续着皇家禁地的状态，让溥仪等一帮皇族继续在其中享受皇家“优待”，等于保存着一个王朝的标志，就会让那些心存复辟的人贼心不死，张勋复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中止的接收点查，就意味着保留了溥仪等皇族对紫禁城的掌握而没有彻底移交，这就为其重回紫禁城埋下伏笔，这在吴瀛，是绝难接受的。但他又不能对上峰的指令直截了当地表示反对，因为这样的表态不仅不能迟滞谕令的施行，还可能致使一些他更不愿看到的结果呈现。

就在看执政府的谕令的片刻，吴瀛做了一番急速的思考，继而他对王来说：善后委员会是依前政府命令组织的，执政府并没有否认前摄政政府任何法令，而且各部院都派了助理员参加接收事宜，因此不好由我们内务部出面禁止此事。

吴瀛特别点道：“警卫司令鹿钟麟，是积极主张接收的，紫禁城现在即由鹿钟麟的部队看守，万一他坚持接收查点，就可能导致军队与非常警察的对立。如此一来，内务部将陷于两难尴尬境地，所以，对如何实施执政的谕令，我们一定要慎重行事。”

听了吴瀛的这一番话，王来觉得有道理，但他显然更担心违拗了执政的谕令，可能会受到责罚。吴瀛给他出主意说：我们可以内务部的名义，出一个文给善后委员会和警卫司令，告知有执政谕令这么一回事，至于接收查点与否，由委员会和警卫司令自行酌量，内务部对此不表态度。

如此这般，内务部等于履行了将执政府命令下达到有关方面的职责，由此可以搪塞不作为的指摘。王来觉得可照吴瀛建议行事，遂要吴瀛立即起草一份内务部的行文，送达善后委员会和警备司令部。

四、庄蕴宽、吴瀛合力屏退中止故宫接收图谋

12月22日的下午，吴瀛也到紫禁城神武门，以委员会顾问的身份参加接收查点紫禁城的预备会议。他到达时，由他草拟的内务部行文已经送到了善后委员会。在预备会议上，李煜瀛、吴稚晖、易培基都针对内务部送达的文书，表态接收查点工作必须进行，绝不能中止，一个个言辞激烈。

吴瀛的舅舅庄蕴宽作为紫禁城接收的监察员，也来参加预备会议。他在表态支持接收点查后，特别点名要鹿钟麟表态，因为鹿钟麟身为京畿警备司令，他的部队实际控制着北京城。鹿钟麟当即表示接收点查工作不应中止，历史不能倒退。

于是，会议推举吴稚晖拟函回复内务部“敬复者：“本会于本月二十日议决于二十三日点查清宫物件，系会内应有手续。又本会点查规则，系会同军警各机关及各项专门学术人员分组办理，亦系由本会合议决定，……万难中止。”

神武门预备会议上的情况，立即反馈到了内务部。次长王来面对善后委员会与执政谕令相左，坚持接收紫禁城，忧心忡忡。他平素非常敬佩庄蕴宽的为人，并知道段祺瑞对庄也十分敬重，便连夜到庄蕴宽家，讨教一旦执政责怪下来如何应对。

庄蕴宽与王来谈话一直谈到了次日凌晨。对于接收查点紫禁城，庄蕴宽的态度非常坚决。王来走后，庄蕴宽一清早便打电话把外甥吴瀛叫到家中，把他们谈话的内容告诉了吴瀛，并明确指示吴瀛，说他已经和王来商定，王来有什么要向委员会斡旋的事，可以直接和吴瀛商量。

吴瀛从庄蕴宽家来到内务部，王来对他的态度异常客气，说：“我昨晚见到庄思老，方才明白这中间的委曲。昨天的事，幸而你的办法很好，这样才不致弄僵。思老（庄蕴宽）当时写了一封信给龚（心湛）总长，总长也以为是，叫我们全权和平处理。本部可以处在协调人地位，我现在就要去对段执政陈说一切。”

王来面见段祺瑞回来，对吴瀛说：“已经见过执政，把庄思老的意见也一一陈明，说了许多的话。就是秘书长梁众异（鸿志）坚持原议，同他抬了好久的杠。幸而我们理正，终究打消了他的主张，准由内务部再行酌定办法请示，并在国务会议决定大致办法五条，请你根据它用龚总长的名义拟一个手折请示。”

吴瀛当即以内务部总长龚心湛名义，草拟了一份由清室善后委员会“仍照该会原议办理”，接收查点紫禁城的呈折。

段祺瑞收到后在呈折上批示“可，如拟办”。虽然寥寥数字，确是个最重要的历史文件，等于段氏政权正式认可了黄郛内阁时期组建的清室善后委员会的合法地位，筹建故宫博物院的工作由此启动。

正是由于吴瀛及时出谋划策，背后又有庄蕴宽（思缄）支持及时行文奔走，段祺瑞、梁鸿志等阻挠善后委员会接收查点紫禁城，继而否定清室善后委员会存在既定事实的行径未能得逞。吴瀛在不期然之间，挽狂澜于即倒，使故宫博物院幸免被扼*于摇篮之中。

五、清室裹带文物出故宫伎俩被吴稚晖、吴瀛制止

紫禁城的接收查点工作终于开始了。这项工作主要是技术性的，由精通文物鉴赏的人组成若干小组，轮流在紫禁城内一间房子一间房子查看，对房间内的所有挂件、摆件、物品一一甄别，然后将文物、珍品装箱、封存、造册。

这昔日皇宫，曾是封建帝王藏污纳垢的巢穴，也是中国有史以来的奇珍异宝、典章文物、历代书画篆刻、能工巧匠稀世杰作的藏室。在查点的日子里，吴瀛徜徉在琳琅满目的中国文物宝藏之中，细观摩挲这些真迹，让他眼界大开，鉴赏力迅速提升，加之他自幼习书法、绘画，这也导致他后来不顾一切放弃不到三十岁便以成为简任级别相当部级的官阶，全身心投入到创建故宫博物院事业之中。

但查点进行期间并非风平浪静，在这里发生的事也并非全都给人以愉悦陶醉，很多时候，吴瀛不得不一次次为保护这昔日的皇家禁地和其间珍藏的文物挺身而出、殚精竭虑。

先是作为清王室的五位代表载润、绍英、宝熙、耆龄、罗振玉从不按有关约定到达接收查点场，他们的缺位，使得接收查点总有一点点缺乏公信力；

继而是清王室一再致信民国政府，要求将接收查点停下来，同时一再吁请执政府另筹紫禁城处置办法；

接着是清王室方面四处散布国民军总司令冯玉祥、京师警察总监张璧盗窃紫禁城宝物的谣言，以毁损这些人物的声誉，阻止接收查点的进行……

1925年1月21日、22日，连续两天，清室内务府人员一反常态地突然出现在养心殿的查点现场。他们并不是来参与查点事宜的，而是另有所图。

22日那天，轮到庄蕴宽、吴稚晖和吴瀛带领查点小组人员，在养心殿点查宫中物器。清室内务府大臣之一耆龄，一反常态地带着随员文寿、济煦、文孚等也来到现场。

在此前一天，由耆龄、宝熙出面说：“溥仪出宫仓促，冬衣都没有带走，请求委员会在阴历过年以前，准他们酌量取出一些衣物应用。”他们还为此找了内务部总长龚心湛，通过他给善后委员会打招呼。

善后委员会以宽大为怀，慨然允许。但同时正告清皇室方面，只能拿日用物品，绝不许携取有关文化历史物品，如朝冠、龙衮等带有帝制性质、违反国体之件，尤在禁止之列。耆龄、宝熙等当时也同意了。

但在21日那天，清皇室内务府人员却借着拿衣物，企图强拿乾隆时期的瓷器以及仇十洲的画作出宫。查点人员发现后立即予以制止，只让他们拿走了许多首饰，这些虽与御寒衣物无关，但没有严格追究。、

22日，耆龄等带来了更多原清宫的员役，在养心殿后燕喜堂廊拿取所谓衣物。为防止他们再施昨日故伎，吴稚晖亲自对他们所取物品逐件唱名检点，吴瀛和监察人员马廉前后照应。

时为隆冬，朔风凛冽，检点工作非常辛苦。耆龄等除了拿取单夹衣物外，还要拿貂皮等珍贵皮货，许多都是还没有成衣的，约有好几百件，检点小组也没有过多为难他们。但临到收组时，随耆龄来员役们突然开始哄抢宫中的物器。吴瀛等见此十分气愤，连忙下令军警干涉，将他们驱逐出宫。

类似这样的事，自溥仪出宫查点开始后，便发生过多起。例如在12月末，久滞宫中的瑜、瑨两位老太妃出宫，清室方面也派人来取溥仪夫妇的部分应用物品。来人将一些文物夹裹在生活用品中，企图蒙混出宫。看守人员就在溥仪的铺盖中，发见了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明朝著名画家仇英的《汉宫春晓图》等稀世珍品。当然，这些都被不客气地扣留下来。

六、故宫博物院真正的维持者

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在乾清门前举行了隆重的开院典礼，从此对外开放。典礼当天，全城轰动，往观者如潮。

此空前盛典，大家公推吴瀛的舅舅庄蕴宽担任大典执行主席，向全国宣布“国立故宫博物院”正式成立！理事长李煜瀛做了故宫博物院筹建的工作报告，于右任等也相继发言。

故宫博物院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国家级博物馆事业走上正轨的开端。虽然在第一届董事会和第一届理事会成员名单上，我们看不到吴瀛的名字，但作为内务部主管“故宫”事物的责任人，吴瀛始终以顾问的名义，进行着与“故宫博物院”存亡攸关的幕后斡旋上下左右复杂操盘工作，堪称居功至伟。

就在故宫博物院成立开放刚刚五个月，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发生了。谁也没想到这个政治事件，竟然会涉及到故宫博物院的几位主要负责人。

1926年3月18日，为抗议日本军舰侵入大沽口、炮击国民军的罪行及美、英、日、法、意、荷、比、西等八国对中国的无理通牒，中国共产党北方区委同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发动北平80余所学校5000余人在天安门举行“反对八国最后通牒国民大会”。会后群众结队前往段祺瑞执政府请愿，遭到预伏的军警开枪射击，打死47人，伤200余人。惨案发生翌日，段祺瑞执政府即发出通缉令上，称“徐谦、李大钊、李石曾、易培基、顾兆熊等，以共产党学说，啸聚群众，屡降事端，率领暴徒数百人闯袭国务院……实属目无法纪”，要“一体严拿，尽法惩办，以儆效尤。”

由于故宫博物院理事长李煜瀛（石曾）、古物馆馆长易培基都在通缉名单上，他俩因此不得不藏身东交民巷的瑞金大楼，故宫博物院顿时失去了主持者。为了应付这一变局，故宫博物院董事会、理事会于3月26日举行联席会议，推举卢永祥、庄思缄（蕴宽）两位董事做维持员，主持故宫博物院院务。

当时曾任直隶军务善后督办的卢永祥不在北京，实际上等于是要庄蕴宽唱独角戏，这让他感到很为难。躲在瑞金大楼里的李煜瀛、易培基连忙传信吴瀛，请他出面劝他的舅舅勉为其难。吴瀛遂到庄蕴宽家，劝说舅舅出面保护故宫。

听了外甥的反复劝说，庄蕴宽这才同意牵头出面维持故宫，但他提出必须由吴瀛协助他处理各种事务。深爱故宫和文物事业的吴瀛感到这是义不容辞的事，立即承诺下来。

谁知庄蕴宽刚接手维持故宫院务，国民军就在与直奉鲁联军作战中失利，鹿钟麟的部队不得不撤离北京。自溥仪被逐出宫后，故宫一直是由鹿钟麟的部队把守，他这一离开，故宫的守卫便成了问题。

博物重地，不可一日不设防，吴瀛立刻把此事的严重性向舅舅庄蕴宽道明，说服舅舅以自己名义给内务总长屈映光写信，请借调内务部的警卫队接防。信写成后，又是吴瀛联系奔走最终办理落实。

故宫博物院守卫之事刚办妥，段祺瑞政府就垮台了，直奉鲁各军直逼北京城下，故宫面临被军队冲击的危机。世人都知道故宫是北京城内的一座宝库，军阀们都对之分外眼红，而其辖下将领更无文物概念，视文物等同于钱币，无不怀有染指宝藏的觊觎。

4月23日下午，两个鲁直联军的军官带着卫兵马弁突然闯入神武门，声言第二天一早军队就要入宫驻扎，且不由分说自动踏勘了所有的办公房屋，分派一通便扬长而去。秀才遇上兵，在场的人对此只有瞠目结舌的份。

庄蕴宽得知这些情形，立即在吴瀛的陪同下，亲自去找曾任北洋政府总理的王士珍、参政院院长赵尔巽等元老。声言：“故宫责任重大，本人极愿意有力者来继续维持。但必须有一番手续，交代清楚。神武门内所有故宫所藏，都是历代重要文物，倘若不候交代，强来驻扎军队，我等万不能拱手相让。”

当时王士珍、赵尔巽等正在宴请直奉鲁各军的将领，几位将领当场都否认此事是自己部队所为，并同意下令制止此类行为。京畿警备总司令王翰鸣其时也在座，他表态“如果有军队前往，可以立即电告司令部，由司令部派员与军队接洽制止。”

次日清晨，大批军队果真开到了神武门前。故宫方面立即请来警备司令部李继舜等参谋进行交涉，方才制止了军队涌入故宫。李继舜随后在故宫门口贴了严禁军队驻扎的布告，故宫就这样躲过一劫。

七、与清皇室重回紫禁城图谋的争斗

在摒挡了军队的进占之后的大约三个月内，故宫表面安定无事。由庄蕴宽兼任了故宫古物馆的馆长，马衡继续担任副馆长，主管实际的馆务。而故宫其他事物的管理，都由吴瀛以顾问名义实际负责。

20世纪20年代前后，是中国政治翻云覆雨、变化万端的年代，军阀间的战事不断。从二次直奉战争，到直奉鲁联手合攻国民军，民国政府随着战事几度变换，先是黄郛摄政替换了总统曹锟，接着是段祺瑞执政府，转眼又轮到前海军司令杜锡珪来组阁了。

每逢政府变换，清皇室及其遗老们便会暗中鼓噪，试图让溥仪重返紫禁城，让清皇室重享最初的优待条件。

段祺瑞取代黄郛时，他们说动段祺瑞出面，差一点就阻止了紫禁城的接收查点；杜锡珪内阁组成后，他们又四出活动，甚至以清室内务府名义致书国务院及杜锡珪的后台吴佩孚，请求恢复昔日待遇。

1926年6月8日，以吴佩孚为后台的杜锡珪政府组成。在此后的一个月内，清皇室为重返紫禁城的活动随之活跃了起来。他们以为冯玉祥是吴佩孚的叛将，杜锡珪是清室时代的海军宿将，与段祺瑞又不是一个系统，故而翻冯玉祥等更改清廷优待条件，让溥仪等重返紫禁城的时机到了。

遗老式的谋臣策士，纷纷出动。公然以清室内务府名义，至书杜锡珪政府和吴佩孚，要求溥仪复宫及恢复清廷优待条件。

在这支鼓噪的队伍之中，摇旗呐喊的还有当年戊戌维新的领袖康有为，他亲自致电吴佩孚说：“……君在清时，亦受有中级军官之职，宣统亦属故主。况民国元年，曾有优待条约之约束。列国咸为冯倡赤化，落井下石，破坏优待条件，致使吾天子蒙尘。吾公不忘曹氏（指曹锟），正有为之不忘宣统也。应请恢复优待条件，并迎逊帝回宫，与民国制度并不抵触……”

吴佩孚显然并非一介粗鲁武夫，很有政治头脑的他，并不愿出头做这等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事，遂婉转地复电康有为随即复函康有为说：“……今欲推翻此案，将溥氏迎回，与交还故宫，并恢复优待条件，则余将受复辟之嫌疑。总之，优待条件既已破坏，如再恢复，则物议必多，只好听其自然而已……”

但是，尽管吴佩孚没有同意恢复清廷优待条件，让溥仪重返紫禁城，但他也并不准备保留故宫现有的领导班子，而是要内务部接管故宫博物院。

这时的内务部总长已经换了张国淦，他没有将此事告诉吴瀛。7月10日，国务会议秘密议决，由杜氏政府的各部各派一人为故宫博物院保管员，接管故宫。

一直以顾问名义实际负责故宫总务事宜的吴瀛听闻此讯，便立即与李宗侗和马衡，到庄蕴宽的寓所商量对策。庄蕴宽要吴瀛去找张国淦张总长先摸清楚情况，再作道理。

吴瀛遂于当天下午去见张总长。吴瀛问张国淦是不是有改组故宫博物院一事，张国淦答确有其事。吴瀛又问他具体怎么办，张国淦说：“还是另组委员会，去掉在东交民巷的一部分委员，加入一部分旗人同汤尔和等元老。”

张国淦所说的东交民巷的一部分委员，是指藏身东交民巷的李煜瀛、易培基等人。而加入一部分旗人，就是要将一部分清廷的旧臣塞到故宫博物院的管理者当中。

离开内务部，吴瀛即将此情告知庄蕴宽，庄蕴宽要吴瀛找李煜瀛、易培基商议对策。李、易感觉杜锡珪政府接管故宫博物院之事势难阻止，遂提出如果移交，一定要通过清点造册，明白责任。

李煜瀛说：这就好比转交给人钱包，必须把里面的钱清点一下。“如果新保管委员会不要一一点交，他们应登报声明，自愿担负全责任，此后凡发现任何损失，皆与旧经手人无干。”

7月14日阁议正式通过改组故宫博物院，由国务院函聘委员21人组成故宫保管委员会。原故宫博物院理事会成员中，只留了汪大燮同庄蕴宽两位。21日，故宫保管委员会于下午在中南海居仁堂开会，选清廷旧臣赵尔巽、孙宝琦为举正副委员长。

8月2日，赵尔巽、孙宝琦打着参观的名义实际上是来故宫接管。因无原故宫博物院管事的人在场，遂通知有关人员在次日下午到清史馆参加宴会，以此实现故宫的交接。吴瀛不想参加，但舅舅庄蕴宽要他代表自己去。他遂与江瀚、陈垣作为原故宫管理者出席。

当席间赵尔巽、孙宝琦等提出要接手故宫博物院时，吴瀛等坚持必须由原来的理事会和新组成的保管委员会共同组织点交，方才可以交出。必须点完一处，移交一处。未点前，用旧封，点完，交新会换封。结果，弄得赵尔巽、孙宝琦悒悒不欢而去。

三天后，赵尔巽、孙宝琦宣布辞去保管委员会正副委员长之职位。原来他们找了杜锡珪，想要他同意不经清点就办移交。杜锡珪不知道点交要旷日持久，不利于他俩的企图，表态说“清点移交是无可非议的。”并且以为“分设移交，接收两委员会来做，也颇为正当，可以照办。”

庄蕴宽、李煜瀛和吴瀛等，就用这样的方法，挫败了杜锡珪政府对故宫博物院的接管。

八、终于名列故宫博物院领导班子

一个多月后，杜锡珪政府便又散伙了。这时，张作霖的奉天军队入主北京，而张作霖也已到了天津，就要进北京作大元帅了。故宫大高殿以及神武门外筒子河营房，时有大队人马要来占用。

幸好吴瀛依然是京都市政公所的坐办，又是内务部主管治安的责任者，他便竭力扮演着保护故宫博物院的主角。在他的积极通融奔走下，故宫总算没有大兵侵入，然而形势却十分紧张。

杜锡珪辞职后，顾维钧暂时以国务总理摄行大总统职权。10月13日，北京城的新任卫戍司令于珍在帅府园卫戍司令部开治安会议，吴瀛代表内务部出席。

于珍为人耿直，头脑清晰，办事认真，绰号“老蒙古”。他的秘书长杨晓沧，则曾经参加过清室善后委员会，深明博物事业的意义，对保护故宫文物态度积极。吴瀛为故宫的保护时与他俩打交道，感觉遇到这两个人，对故宫博物院实在是有幸之事。

故宫保管委员会的接收不了了之后，董事长李煜瀛提议邀集名流学者发起一个维持会，让政府当局以及军警有关系的人以私人资格加入，大家来合力维护故宫。庄蕴宽、易培基也都赞同。具体操作的事，又交给了实际主管总务的吴瀛。

维持故宫博物院，面子是庄蕴宽的，但具体打理落实样样都少不了吴瀛。在故宫博物院建成后的最初几年里，都是如此，每遇关涉存亡的难题，总是少不了吴瀛参与筹谋化解。需要联络各方，必有吴瀛前后奔走；需要呈文，必有吴瀛执笔起草；最后落实，又必有吴瀛敦促，督办。吴瀛，实在是故宫博物院初创期最竭尽忠诚的护卫者。

吴瀛受庄蕴宽、李煜瀛等人之托，前往汪大燮寓所与之晤面长谈。70多岁的汪大燮扶病与吴瀛一起筹划，这让吴瀛对老人心生敬重。吴瀛认识到：正是这种公而忘私、不惮烦劳，使得他和庄蕴宽一样，在民国初年的官场有着如此之高的声望。

经吴瀛往返再四地与汪大燮商议后，事情有了一些头绪，于是以汪大燮、熊希龄、颜惠庆、庄蕴宽的名义，宴客于南河沿欧美同学会，吴瀛代表庄蕴宽出席。来宾到的有王聘卿、孙慕韩、柯凤荪（劭忞）、江叔海、王亮畴（宠惠）、范静生（源濂）、汤芸台（铁樵）、俞星枢、袁守和、李玄伯之代表彭志云（济群）、汤尔和、任可澄，以及卫戍司令于珍。

到会者对设立维持会的主张都无异议。于是即席商定由汪、熊、江、范、颜、庄、王七人具名致函国务院请求同意。草拟呈文的事，自然又落到吴瀛的头上。

会议结束后，吴瀛同于珍司令长谈，想他详细介绍故宫博物院历来的经过，两人谈得颇觉融洽。于珍走后，吴瀛又同袁守和、俞星枢商议了一通，然后回家草拟给国务院的函稿。

第二天，吴瀛拿着他所拟的稿子，到了庄蕴宽的家里。此时，汪大燮已经先到了这里。三个人对呈文研商了一番，汪大燮又在文中添加了一二句，遂最后定稿。这份由吴瀛执笔的呈文如下：

“故宫博物院维持会发起人致国务院函

径启者：查故宫博物院储存历代重宝，关系我国文物，异常重要。前此组织清室善后委员会并继续成立故宫博物院董、理事会，先后进行一年有余。前月政府复有保管委员会之设立，旋以正副委员长同时辞职，致会务因以停顿。曩者蕴宽以情势所迫，勉力维持，瞬逾半载，才铨任重，陨越时虞。而兹事体大，断非独立所能久支，大燮等或任博物院董事，或为保管会委员，自应共筹妥策，暂资维系。当经集议，拟由本院前后同人商请各方名流，暂行组织故宫博物院维持会，集合群力，赓续负责典守，一俟有正式机关成立，此会即行解散。用特附具维持会同人名单，函请贵院查酌见复为荷。此致

国务院

汪大燮、颜惠庆、江瀚、王宠惠、庄蕴宽、熊希龄、范源濂敬启十月十六日”

1926年12月17日，故宫维持会组成，总共37人，他们是江瀚、庄蕴宽、王宠惠、王士珍、孙宝琦、赵尔巽、颜惠庆、柯劭忞、汪大燮、熊希龄、梁士诒、汤尔和、潘复、任可澄、卢永祥、张学良、韩麟春、于珍、顾维钧、梁启超、许世英、范源濂、蔡元培、叶恭绰、张弧、胡若愚、何煜、陈垣、杨度、俞同奎、马衡、袁同礼、吴瀛、沈兼士、汤铁樵、李宗侗、吴承仕。

从这份名单可以看出，新旧文武，学者政客，应有尽有，其中还有数位曾出任国家首脑的重量军政人物，例如王宠惠、王士珍、颜惠庆、汪大燮、熊希龄、梁士诒等，都是在国务总理或代理总理位子上坐过之人。而为故宫博物院奔波受累最多却始终是无名英雄的吴瀛，名字终于第一次被公开写入故宫领导班子，这恰恰是对他呕心沥血不辞劳苦守护故宫博物院居功至伟的最好肯定。

九、辞去官职投身故宫博物院

吴瀛在回忆故宫博物院创始往事时曾说：“故宫博物院如一个刚满周岁的孩子，出胎便不健全，你争我夺，多病多痛。我们一班看护，都算忠心耿耿坚持不肯离去，这才没遭到什么大的不幸。”

说到当年的艰难，除了军阀混战，清皇室遗老及政客们你争我夺之外，特别让吴瀛等感觉棘手的，是故宫博物院的维持经费问题。故宫开放的门票收入，只是杯水车薪，根本不敷用度。

为解决经费难题，庄蕴宽在1926年初以私人出面担保，从东方汇理银行借了三万元。然而不到一年，这些钱便已补贴得快要告罄了。到了1927年端午节前夕，故宫的职员甚至因为工资一再拖欠，闹起了索薪的风潮。

维持会长江瀚找吴瀛商议解决办法，吴瀛提出先筹借5000元钱来发工资，然后以端午节假期的门票收入偿还借款。江瀚以个人名义借来5000元钱，补发了职员部分工资。

端午节两天假日门票所得果然有5000元之多，但马上就有人闹着要先用之继续补发薪水，还借款的事以后再说。这让江瀚十分生气，因为他借的款必须如期还给人家，所以他示意吴瀛先用门票所得还债务。

于是，更让人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端午节第三天，在从北京大学来故宫任科长的齐念衡推波助澜下，索薪的风潮闹到了罢工的地步。下午故宫开放时间到了，可站岗看门的职员都没有到位，游客无法进入故宫游览。

事情闹大了，惊动了警察总监陈兴亚，他下令抓捕挑头罢工的人，齐念衡吓得逃跑了。但来自北京大学的陈垣、马衡、李宗侗、袁守和等维持会委员，却因此指责江瀚、吴瀛不该将门票所得先用于还借款。

借贷如期归还，是信誉理所当然，为此而受指责让江瀚十分生气，他对吴瀛说：“景洲先生，我们这里不是在作官，我们为什么受这样的肮脏气？我是为了老太爷不能不出些力。现在，我是不能再忍受了。我不干了！”

吴瀛虽然对无端指责也有怨气，但他却没有应和江瀚，他觉得自己为故宫呕心沥血，并不是因为舅舅庄蕴宽，不是为了任何人，也不是为自己，他觉得故宫博物院是一桩涉及国家和志华文化的大事业。他能亲身参与这桩事业的创建，感到非常有意义。而在这个过程中，他分明地意识到确有一批人想要摧毁这一事业，他不能因为内讧给那些想摧毁这一事业的人可乘之隙，所以他要求自己忍辱负重，不到万不得已绝不主动提出辞职。

1928年10月故宫博物院重新组建，将委员制改为院长制。易培基做了院长，自兼古物馆长，副馆长为马衡。张继为文献馆馆长。图书馆的馆长是江瀚，副馆长袁守和。院总务长是俞同奎，易培基女婿李宗侗为秘书长，吴瀛仅被安排为秘书。

许多人见如此安排，都为吴瀛大鸣不平，认为不论以学识以资历，都应该是吴瀛做秘书长，李宗侗做秘书。易培基为此解释说：“因为玄伯（即李宗侗）年轻要借这个名义，可以得‘简任’资格。吴瀛‘简任’早就审查合格了，不在乎这个。他在故宫是简任秘书，就等于我的院长助理。”后来也正是这位李宗侗为他的老丈人易培基惹出了可谓“故宫盗宝案”的大麻烦。弄得易培基倾家荡产为了屈死鬼。

一般读者大概不知“简任”是个什么资历，因此有必要做点解释。据1912公布的《民国中央行政官官等法》规定：民国政府官员分特任、简任、荐任、委任四级。“一、由国民政府以特令任命者为特任官；如国务总理及各部总长、各省督军、巡阅使，直接由大总统特别任命。二、由国民政府就合格人员中遴任者为简任官；如各部次长、各省政府委员是。三、由主管长官呈荐任官；如各部科长各省之县长是。四、由直辖长官径行委任者为委任官；如各部科员是。”这就是说出任各部次长、厅长职务的人必须具备简任资格，换言之即各部次长、厅长这个级别的官被称为简任。简任官属于高级官员，根据《中央行政官官俸表》，简任官月俸分三等600元、500元、400元；荐任官月俸则从360元至220元分七等。大学本科教授的月薪与四级荐任官相当，为280元，如当时北大教授周作人就拿这样的月薪。

1928年的吴瀛，相继担任过内务部的科长、北京市政府的秘书长、还兼过农矿部的简任秘书（按易培基的解释相当于部长助理），已然跻身高官厚禄阶层。但他的兴趣在于故宫博物院的大量珍贵文物，在于他参与创建的国家级博物院事业，此外，吴瀛南人北派讲义气中然诺，与易培基是从小的同学，既然他要照顾女婿，让也无妨。故而在故宫博物院屡遇不公平待遇，他都能淡薄视之。

而就在那之后不久，吴瀛就彻底脱离了官场，抛弃了前景甚佳的仕途。在那样一个时代，放着好好的官场仕进和优裕安稳的金饭碗不要，跑到一个看不清前景，甚至有时连薪金都发不出的文博部门效力，是让许多人想不通和难以理解的。

也许吴瀛正是经历了故宫博物院创建的种种艰难，越发感觉到国家文博这株幼苗在如此险恶的环境中时时都有在风雨摧折下夭折的可能，因而需要有一批有见识、有使命感的人，拼却一切去全心呵护。吴瀛义无反顾的抉择，在我们今天看来很有些悲壮的勇气，但当时的他则纯粹是一种真文化人发自内心的忧虑、热爱和义不容辞，这就反而更让人感叹其难能可贵。

十、故宫博物院南迁动议缘起

转眼到了1931年，日本在华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了东北三省，平津为之震动，华北形势也日渐危急起来。故宫博物院的管理层鉴于日军侵略者气焰方炽，一旦入侵华北，故宫文物就有在战火中被毁或被劫的危险，因此有人提议选择院藏文物中的精品，迁出日寇兵临城下的北平，送到南方暂时储藏。

最早提出动议并极力主张南迁的，是故宫博物院的秘书长李宗侗、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理事兼古物馆副馆长马衡等人。他们说动了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易培基继而将故宫文物南迁上海的建议呈文报与南京国民政府。

国府“交行政院同军事委员会核办”的批复回来后，李宗侗等拿着批文，又到行政院和军事委员会请求，终于使得故宫文物南迁的动议获得了批准。

时为“院长助理”的吴瀛，最初对故宫文物南迁是持否定态度的。为此，他甚至与老朋友易培基争执起来。吴瀛认为不应匆忙动迁，需要再观望一下形势，因为“古物一出神武门，责任即重，问题多，闲话也多，意想不到的是非或将由此而起，最好不要轻易做这样的决定！”

其实，吴瀛当时说这些话不过是极而言之，但不料这些虚拟预测后来竟然成真，让易培基等主导文物搬迁的人，到死都没能洗清被泼在身上的污秽，让清明无私半世的吴瀛备受屈辱，以致颠沛流离几成“废人”。当然这都是后话，此处按下不表。

“你这全是为私！”易培基听到吴瀛的劝说后和他打起了官腔：“大敌当前，国家到了这样的地步，我们都不应考虑这些问题，推卸责任！”易培基义正词严，吴瀛只好沉默噤声，但他对此事一直不太积极。

故宫博物院理事会议随即召开，在会议上决议挑选故宫中收藏的所有贵重的文物，分批运送到上海，迁移费预算6万元。

然而，作为故宫博物院理事会常务理事张继，对将故宫所有文物迁往上海持不同意见，他力主由他主管的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的文物迁往西安，并自告奋勇地提出他要主持此事，迁移预算的三分之一归他动用。张继的这个提议，也在这次会议上得到了通过。

张继这个主张之所以能得到部分理事们认可，是因为当时故宫博物院管理层有一个主导思想，就是希望故宫有一个分院在另一个区域，与南迁上海的文物、北平故宫博物院形成三处并存的状态。

吴瀛觉得张继要主导文献馆西迁，不管其个人出于什么动机，对中国文物的留存保护还是有好处的。狡兔三窟，即便一处两处遭逢劫难，也总还有一处兴许得以保全。

理事会议定文物搬迁大计后，李宗侗到了南京，他此行目的是为文物南迁做筹备工作。其时，宋子文代理行政院长，李宗侗遂向他请示了相关事宜。但不知是因为什么缘故，宋子文否决了将故宫部分文物分运到西安储藏的计划，要求全部文物都迁往上海租界内。

十一、易培基请吴瀛主持解押第一批文物南迁

且说李宗侗回到北平后，即开始着手南迁文物的装箱工作。吴瀛和故宫博物院理事俞同奎一起担负着挑选和装箱的监督工作，他们主张先挑出精品，以便更精细地予以保护。但李宗侗不以为然，说：“南迁之事如同救火一般紧急，哪有许多工夫来选？”

一天，吴瀛发现图书馆所装的《四库全书》木箱有缝，提出里面要加油布包装，否则不能防雨，若被淋湿后就损毁了。李宗侗一听就急了：“景洲先生，你要知道日本人就要来了呀！”吴瀛说：“既然不要保护，何必搬呢？”最后，在吴瀛的坚持下还是在木箱里加了油纸包。

1933年1月，山海关落入日军手中，京津危在旦夕。故宫博物院理事会决定从1月31日开始，将已经装箱的文物分批南迁上海。与此同时，故宫博物院秘书长李宗侗先行前往上海，租赁储存迁沪文物的库房。

故宫文物将南迁的消息在报纸上刊出后，一时间引起社会舆论哗然。有些人认为：故宫文物在兵临城下之际运出北平，势必会动摇人心，引起社会不安。这些人呼吁政府以保卫国土为重，以安定民心为重，停止故宫古物南迁，不应对敌处处采取妥协退让态度。而且古物“一散不可复合”，不宜轻易他迁，以免散失。

1月23日，反对故宫文物南迁的人在中南海成立了北平市民众保护古物协会，曾经短期出任古物陈列所所长、还曾做过湖南省代理省长的周肇祥被推为协会主席，他们随即发出通电反对故宫文物南迁。

面对此情，南京的国民政府对文物南迁公开表态：故宫文物是国家数千年的文化结晶，毁一件就少一件。人民留在北平可以协助政府抵御日寇，文物留在北平只有被掠夺和毁灭的可能。国亡还有复国之日，而文化一亡，将永无补救。

但周肇祥等执意阻挠文物南迁，他在在太和门聚众集会，公开表示要以武力阻止南迁古物，誓与国宝共存亡。接着，一些故宫职员便纷纷收到恐吓信，还有人宣称要在铁路沿线埋炸弹，以阻止文物南迁。

上述情况，在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给行政院代理院长宋子文的电报中皆有所反映：“于学忠（平津卫戍总司令）转来各团体反对古物南迁函电，举座大哗。似此情形，倘地方政府不积极负保护之责，物品一出宫门，即恐发生意外。至个人危险，早置之度外。手枪、炸弹、恐吓信件，日必数起。”

当年曾参与文物南迁的那志良先生在其回忆录中写道，“有人打电话来，指名要找哪个人，是不是担任押运古物，当心你的命，”还声言“要在铁轨上放炸弹”。总之各种谣言、恐吓一致压向参与文物南迁事宜的人。

但就在一片反对声中，装箱工作渐趋完成。车成马就，但问题来了，当初积极主张南迁，并自报奋勇要亲自主持运送文物南行的马衡态度大变。他非但对内声明不去，还在各报纸上公开表示他不会南行。

此刻，箱子已经装好捆扎停当，就等着往火车站送了，可带队押送文物的领头人没了。万般无奈的易培基想到了吴瀛，关键时候只有老朋友能救他的驾。

易培基找到吴瀛央求道：“你的家用我一定负责时时接济并且可以亲自来照料，老伯母也可以由我日常来问安，决不让你担心。务必请你走一趟，否则下不了台。”

当初，吴瀛是反对文物出故宫南迁的，而眼下南迁竟招来如此巨大的阻碍和压力，也出乎吴瀛的预料。但面对老朋友的苦苦恳求，更想到保护千百年文物精华的使命，吴瀛决定将自己的看法搁置一旁，慨然答应主持第一批文物的南迁事宜。就此，他成为文物南迁这一中国文博界重大历史事件中的首任押运官而被载入史册。

十二、文物专列在吴瀛带领下悄然开出北平

吴瀛和易培基秘密商定了文物迁运的出行日期和路线：由平汉转陇海，再回津浦南下，以避免天津站遭日本人袭击。故宫与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等方面商调了东北宪兵100名，派一队长统带；并选了故宫博物院的若干警卫随车照料。

为保险起见，易培基专电南京行政院，说明周肇祥聚众阻挠的情形，请南京政府敕北平当局制止。2月3日，宋子文致电北平市市长周大文，要求市府全力协助故宫运出古物。同时指令：“周肇祥煽动群众，扰害治安，即缉拿严办。如力有不及，可请军事机关协助。”第二天黄昏，北平市公安局即派出两警官到周家，将周肇祥逮捕拘押。

2月5日夜，故宫博物院在北平市政当局的协助下，连夜将第一批南运古物2118箱装上板车，集中到太和门前。天黑以后，运出午门、天安门，再运到前门火车站。

大批板车路经之处，一律戒严，由军警担任警戒，严禁车辆行人通过。那志良《典守故宫国宝七十年》中回忆当时的情景写道：“车行在路上，显得非常寂静，除了车辆之声外，没有任何声音，没有人说话，也没有人唱歌，有非常凄凉的感觉。”第一批南迁古物一共装了18节车皮。

启行前，易培基拟了个文稿，请南京行政院电示沿途经过各地方军政长官，要求派队保护文物专列。南京行政院遂密令京沪铁路沿线地方派军警保护；交通部也受命于事先给沿线各铁路局下达指令，要各站除特别快车按时放行外，其他列车一律为故宫古物专车让路。

很显然，尽管易培基在一些事务的处理和为人做派方面存在瑕疵，时而有一些对不住老朋友的举动，但他对中国文博事业的护理还是竭力尽职尽责的。也许正是基于这一点，吴瀛对易培基总是给予最善意的理解和最全力的支持，始终以诚挚和忍让和周围不太够朋友的朋友保持着情谊。

吴瀛押运着满载国宝的专列，每到一站，都有地方官派人上车招呼。车行沿线两旁，逐段都有马队随车疾驰护卫。专列在夜间行进，都不敢鸣笛，遇重要关口时都熄灯驶过。车上所有司员，在夜间都和衣而卧，随时准备起身应对不测。

当时在徐州一带，时有匪众出没。吴瀛他们快到徐州时，就听说前一天晚上，有约1000余的武装在徐州路段附近窥伺。地方当局发觉后，出兵打了一仗。那伙武装见地方有所准备，慌忙退去。

因为专车从北平出来后，曾绕道陇海铁路，所以直到第四天，才行至南京下关。专车停靠首都，所有的人都松了一口气，以为可以告一段落了。

十三、文物在南京滞留的日日夜夜

然而，事情并非如人们所想象，一系列的麻烦在等待着他们。

就在第一批古物离开北平的第三天，张继在南京中央政治会议上提出一项紧急议案，建议故宫古物改运洛阳和西安。他的理由是把古物运往上海，存入租界，受外国人庇护，是国家的耻辱。他的这一理由冠冕堂皇，加上开会时提议故宫古物迁沪的宋子文正在上海，不能到会，所以会上没有反对之声。

　　专列在南京下关车站停稳后，吴瀛一眼看到站台上站着张继和行政院秘书长褚民谊。褚民谊告诉吴瀛，中政会议议决故宫古物改运洛阳、西安。因此他嘱咐吴瀛先不要卸车，专车就先停在站上。

吴瀛追问临时改迁洛阳、西安，那么多文物，有存储之地吗？褚民谊说已去电询问，现在等回电，一旦回复有地方存储，立刻转运过去。

把这么重要的古物停放在站上，这怎么成呢？吴瀛立即吩咐卫队、宪兵们都不能离开车站，监押人员也都暂留车上。

如此布置后，吴瀛还是放心不下，遂与褚民谊商量向军政部借军队保护。他乘坐褚民谊的车，直奔军政部寻找主管人，请他们即刻调500士兵到下关车站护卫专列，说定每天津贴伙食费由故宫方面开支。

那一夜，吴瀛心中怨气郁结，无论如何不能入眠。一方面是担心车站停放的文物安全；一方面觉得张继搞阴谋可恨。如此价值连城的珍贵历史文物，到了首都南京，居然连个存放的地点都没有，行政院这是*什么事情？他自己作为直接责任人，一旦真出了事情，怎么得了，如何交代！这时，窗外飘起蒙蒙细雨，吴瀛又为文物防雨的问题心焦起来。

天一亮，吴瀛就找张继，说出文物搁置南京的种种担忧，而自己在南京人地生疏，请张继想办法解决。可张继支支吾吾什么问题也不帮助解决。

吴瀛只好自己到军政部，借了大批的苫布，送到车站改在车皮上，给文物遮风挡雨。又到行政院，追问洛阳、西安回电。褚民谊告诉吴瀛，洛阳、西安回电了，都没有储放文物的地方。

褚民谊还告诉吴瀛，蒋介石给南京发来了电报，提议将文献馆的部分档案留在南京。但南京并无现成的存放处这些文献，褚民谊寻觅了几处也都不合适。

无奈之际，吴瀛去见了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好说歹说，林森答应把中山陵园后面的三间房子借给故宫博物院，以存储文献馆的档案箱。

出于对存放档案处所是否合适的关切，吴瀛拉着褚民谊到实地查看，不料这一看发现诸多问题。首先是这些房屋很潮湿，根本不宜存放纸张。而且这三间房子在高台之上，搬运爬梯极其费事，此刻又适逢雨天，搬运中淋湿了档案更无法挽回。于是吴瀛当机立断，文献馆的档案不宜放置此处。

十四、故宫文物安抵上海

对运送到南京的故宫文物安全毫不上心的张继，仍然坚持把文物迁运洛阳、西安的主张，他要吴瀛不必为文物的去处操心，只管等候两地找到文物存放地的最终消息，再行押送。

就在此时，身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的叶楚伧又提出一个新的建议：故宫古物留在南京，文献档案运往开封。但他的提议遭到于右任的反对，没有通过。

吴瀛每天都要从饭店跑到下关车站，查看专列上的文物是否安然，因此他无法抽身到上海去找宋子文。他曾致电北平询问解决方案，但北平也没办法，告以问题必须在南京解决。吴瀛没有办法，只好苦等着宋子文回南京的消息。

两个星期过去了，宋子文才从上海回南京。吴瀛闻讯一清早就前去宋公馆，向宋子文讲述了在南京苦等的种种艰难。“借了500名军政部队看守下关车站文物，非但用费可观，且相当危险。我专候院长回京解决此事。我以为只有照原案运上海才是上策。”

宋子文于当晚就召集了临时中央政府会议，会上议决故宫古物、图书照旧运沪，暂存故宫博物院已在上海租定的仓库，日后再从长计议；文献档案留在南京，暂存行政院大礼堂内。

第二天再见面时，宋子文告诉吴瀛中政会讨论的结果。他还告诉吴瀛，他已关照了轮船招商局，放一只轮船运送文物。他说他已打了招呼，这艘船不许卖客票，是专运文物的。另外船到上海他也做了安排，脚夫、库房、地方上的一切事宜，他已指派刘鸿生帮助吴瀛料理。

宋子文最后对吴瀛说：“你信任刘鸿生好了，决不会出毛病。你放心，一并同他接洽。”吴瀛对于宋子文这样明快的态度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在和宋子文见面后的第三天，第一批故宫南迁文物从南京下关车站搬运上了“江大”轮。但上船时吴瀛发现，轮船局方面并没像宋子文关照的那样不许卖客票，统舱内放进不少买了票的私搭乘客。

更令人不安的是，这些私搭乘客，在天黑之后，点着洋烛打其了麻将，明火严重威胁到文物的安全。吴瀛立即派人找轮船上的负责人，出面加以制止。乘客当时收起了麻将牌，但谁也无法保障他们真的就不再把洋烛点上推牌。结果，在从南京到上海的三天航行中，吴瀛他们一直提心吊胆。

“江大”轮终于抵达上海，由于有刘鸿生招呼，第一批南迁文物在轮船泊岸当天，就全部完好地运进了法租界天主堂街仁济医院旧址的五楼仓库中。

文物搬进库房的第二天，吴瀛又去查看了一遍，刘鸿生也陪同吴瀛一起去查看。进到库房内，刘鸿生发现外层办公房内，放着好几盒吸烟用的火柴。他非常生气，说这是不应该有的现象，并将火柴全部收走。吴瀛觉得他态度虽然有些粗暴，但对将此事交予刘鸿生这样如此认真热诚的人督办感到安心。第三天，宋子文也亲自到库房巡视了一遭。

至此，吴瀛感到可以回北平复命了。整个运输过程，虽然屡生波折，但所运文物丝毫没有损失，吴瀛心头的一块石头这才真正落了地。

　　第一批南迁文物安全运抵上海后，第二、第三、第四、第五批文物随后陆续从北平发出，分别由马衡、袁守和、沈兼士、俞同奎负责监督运到了上海。五批文物，共计19557箱。故宫馆藏的大量珍贵文物正由于分批“南迁”上海，后来又从上海“西迁”重庆，因而没有在抗战烽火中遭受损失，那一代文博人用热血赤诚，写下可歌可泣的不朽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