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鹤岗，有一个「演员团伙」

20年间，导演耿军创造了一个「鹤岗宇宙」。鹤岗宇宙记录了一些人的人生，也改变了一些人的命运。

文｜刘与

编辑｜姚璐

耿军电影中的世界很容易让人想到萧红小说中的呼兰城。萧瑟的大地，缩在棉大衣里的人，满目的寒冷。人在这样的世界里显得渺小起来。

耿军的故乡离呼兰城的确不远。他出生在哈尔滨所辖的依兰县，与呼兰挨着；后来移居的鹤岗市南山区，距呼兰也不过四百多公里。

离开鹤岗后，耿军在北京生活了26年，电影拍了20年，这些年里，他一次次地回到故乡拍摄自己头脑中的故事，这些故事大都来自故乡的朋友、同学，主要演员也都是这帮来自故乡的「发小」。

纪录片质感加连续剧式的创作方式让耿军的电影世界自成一体，构成了一个「鹤岗宇宙」。

鹤岗是一个靠近中俄边境的东北小城，黑龙江四大「煤城」之一（另外三个分别是鸡西、双鸭山和七台河），曾经因煤而兴，后因煤炭资源枯竭、产业变化和政策调整而骤然衰落。鹤岗像中国661个城市中的大多数一样普通且无名，创造出一个「鹤岗宇宙」原本不是一件特别到值得在标题里强调的事，但三年前，这里发生了一些事。

其中最为人所知的一个是，有个每年有一半时间飘在海上、与原生家庭疏远多年的年轻船员选中了这个与他的故乡浙江舟山相隔2875.9公里的小城作为安放后半生的地方——他用八天时间，花5.8万元在这里买了一套房子，并且全程在百度贴吧「流浪吧」发帖「直播」。这个边陲小城突然因为低廉的房价成了全国闻名的「网红」城市。更多的外地购房人出现在了鹤岗，其中一些和舟山的船员一样，是想为自己安个家但无力在其他城市立足的「失意者」。鹤岗的房价给他们提供了希望。

而在「鹤岗宇宙」里，就像《东北虎》中章宇饰演的人物所说的，「我现在年老色衰，经济衰败」。里面的人要么在为生存挣扎（包括犯罪及犯罪未遂），要么被困在原地，或者无声地死去。「暖和的南方」是他们的精神寄托、向往之地，他们嘴边时常提起想「去一趟暖和的南方」。

耿军自己也是出走的人。1995年，耿军19岁，刚从鹤岗一所中专毕业。学的是俄语，两年制。1993年的时候对俄贸易挺火，他原本想着毕业后去一河之隔的俄罗斯做贸易挣钱，再找个漂亮的俄罗斯女朋友，但两年后对俄贸易遇冷，美梦做不成了。

他想找一份15块钱一天的工作，他想摆脱他讨厌却在他身边一直发生、他自己又无计可施的一些事，他想干点不一样的事。那时候，他的「南方」是北京。

出发前，他畅想着，「自己的才华肯定能震动首都的文艺界」。后来的现实比畅想曲折，但最终「进京务工人员」耿金发（耿军本名）的确成了导演耿军，并且在国内外得了一些或大或小的奖项，最近的一次，2021年6月，他执导的《东北虎》入围上海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并获得最佳影片。

耿军执导的《东北虎》获第24届上海电影节最佳影片 图源视觉中国

我与导演耿军在2022年1月的两次见面都在北京酒仙桥的一间会议室里，当时正是电影《东北虎》的宣传期。《东北虎》是他从2002年开始拍电影以来的第四部长片，也是首部在院线公映的作品。第二次见面，他问起头天晚上几位鹤岗演员的采访，他建议把重点放在他们身上，这样写的时候「有些新料进来」，因为他自己的经历，这些天已经「聊了可能有上百次了」。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张献民是耿军多部影片的监制，也数次到鹤岗片场指导拍摄。大年初七，我在南京的一家咖啡馆见到了张献民，外面正像「鹤岗宇宙」里一样下着雪，我请他谈一谈耿军这伙人。「这就像一个剧团。从话剧的角度就很容易理解，你不要用电影的逻辑。他的对白、演员讲对白的方式以及他固定的一群演员非常像剧团。」张献民说。

耿军的「剧团」，他自己有一个更江湖的称呼，他称他们为他的「团伙」。我们原先是对一个拍出「鹤岗宇宙」的导演感兴趣，但后来发现，他的「团伙」里有一个更动人的故事。

从鹤岗坐火车来北京的日子耿军至今记得，1996年9月6日。

初至北京，第一印象是庞大。他坐上44路公交车绕二环转了一圈，心里感叹，「天啊，这么大」，「怎么会有这么大一个城市」。在2008年全职拍电影之前，耿军像每一个为生计奔波的「来京务工人员」一样，做过很多工作：饺子推销员，宾馆服务员，台球厅和录像厅老板，广告业务员……好好上班，好好挣钱，先让自己在北京待住。

鹤岗宇宙的主要演员之一——徐刚是在2000年左右认识耿军的。那时他在鹤岗八中当体育老师，耿军也还不是导演。在鹤岗老家的饭局上，耿军说起自己的北漂生活，徐刚听上去既辛苦又神秘。每天上班竟然要坐两三个小时的公交车。

——大城市上班这么远？

——可不！

他问耿军这两三个小时怎么打发，耿军告诉他，他随身带着书，也可以听音乐，他有随身听。回到故乡，耿军见过世面的一面也不自觉地展现出来，徐刚发现，北京的确很有文化，「他听的那些东西，还没到我们小城呢，他那边先知道了；他看的书，我们小城也没有。」

徐刚和耿军都是1976年生人，生日相隔俩月。耿军离开鹤岗到北京逐梦的时候，他正即将迎来梦想破碎之日。从12岁到21岁，他练了九年射击，先是在鹤岗体校，然后到哈尔滨的省队，参加全国比赛。射击是他在进入耿军的电影「团伙」之前唯一认真干过的事，每天拼命训练，梦想着有一天拿到世界冠军，为国争光。但他后来发现，自己越执着越在乎，越在乎心态就越不放松，在省里比赛成绩还算优秀，但到了全国比赛，就发现「干不过人家」。着急上火也没用，成绩反而越来越差，最终自己也认了命，1997年7月从省队退了役。到鹤岗八中报到之前，在家休息了一两年，「心里大哭好几场」。

徐刚与耿军成为朋友是一两年之后。假期他到北京玩，然后被人捅了。徐刚住了一个月院，耿军也照顾了他整整一个月。那时耿军在做广告业务员，每天白天上班，晚上下班后坐一个多小时公交车到通州的医院看他，夜里就在他的病床上将就着挤一挤，第二天给他买好早餐再去上班。最严重的时候，病人连厕所都上不了，都是耿军「端屎端尿」——这次出事之前他们其实只见过一面，彼此只是对方一个相识的老乡，通过这一个月，徐刚一下子觉得这小子能处，「有情有义」。

耿军（左三）和徐刚（右二）在电影《青年》拍摄现场 受访者供图

2000年之后，正合逐梦青年之意的时代变化到来了，一心想着做电影的耿军看到了一些用DV拍出来的作品，数码时代开始了。他当时开始经常参加一个名为「实践社」的民间电影组织举办的沙龙，在沙龙上看到了杜海滨的《铁路沿线》、杨荔钠的《老头》等作品，「特别震撼」，而它们都是用DV拍的。这让他意识到，他的机会来了，既然DV可以拍电影，「你要真的有好的想法，好的题材，好的人物，就可以拍」。

耿军的第一部电影的开始是一个颇有些悲壮的故事。25岁那年，他生了一场大病，「第一次措手不及地直面死亡」，死亡后的虚空给他带来了巨大的恐惧，恐惧形成了动力——

2001年的冬天，北京下了一场暴雪，「所有的交通全废掉了」，耿军只好步行回家。他人在北三环，租的房子在东四环，他从晚上七点多走到了凌晨两点多。几天后就开始大口吐血，医生说是肺结核，不要紧，但他查了一下这个病的死亡率，20%，便回家养病了。在家的时候，他「看着街上的那些健康人，觉得特别难过」，就想，「我要死了的话，我这辈子什么事都没干」。没结婚，没生孩子，也没拍电影——最后他决定，临死前要拍个东西，在这个世界留下一点痕迹。

这就是后来他羞于再提的处女作《山楂》。已经到了2002年，他写了一个自己体力可以支撑完成的短剧本，剧本讲的是一个在鹤岗的打工仔，受人排挤，想报复，却在报复的时候怂了，「一个想走极端又不敢走的故事」。他写完剧本，没有摄影机，就给当地电台的点歌节目打电话，说要招摄影师拍一部电影短片。节目当时很火，在鹤岗有人要拍电影也是一件新奇事儿，不到五分钟，他就接到了要和他合作的电话，是两个拍婚礼的人，他们DV机和摄影师都有。

「他一说这个事的时候我们很支持，他就有那个号召力，他有那个人缘，他一说什么，大家都说行，你觉得行能干，我们这边就跟着玩，就这态度。」鹤岗宇宙的另一个主要演员张志勇说。

徐刚对电影倒也不陌生，他从小喜欢看电影——他在鹤岗最繁华的铁路村长大，小时候父亲就在铁路系统的影院门口「把门」，他想看电影随时可以进去。他将第一次拍片的经历总结为「他硬导，我硬演」。耿军告诉他怎么说他就怎么说，耿军告诉他怎么演他就怎么演。每天白天拍完，晚上大家坐在一起看回放，「挺有意思，挺好玩」。

几个月后，这部用一周时间愉快地拍完的短片做完了后期，耿军的病也养好了。接下来的两年里，他又陆续写了三个剧本，其中两个就是他早期的两部作品：后来获奖的短片《散装日记》和首部长片《烧烤》。业界的鼓励接连到来——前者被他称为「继第一部处女作之后的又一部处女作」，2003年在北京一个名为「国际DV论坛」的比赛中得了「剧情片优秀奖」，后者入围法国南特电影节和荷兰鹿特丹电影节，而且通过发行DVD收回了成本（拍《烧烤》的时候，他共有7000元存款，拿出5000拍了这部电影）。

「你知道就是一个有点理想的人，在电影那个那么庞大的一个体系面前得了一个奖，其实是特别重要的一个强心剂。」耿军后来回忆第一次得奖对他的意义。

耿军的电影几乎全部都在家乡鹤岗取景 受访者供图

薛宝鹤是鹤岗宇宙的另一位主要演员，他第一次出演耿军的电影是在《青年》里，演一个「东兴煤矿倒腾煤」的配角。宝鹤从两三岁家里有电视时起就喜欢荧幕里的世界——那是一个生活远比现实精彩的世界，稍微大点，就想以后干电影相关的事，亲手「操作一下」。后来他成了身边所有人都知道他想拍电影的人。这次终于拍上电影了，「特别兴奋」。

薛宝鹤和我讲他是怎么「入伙」的——

「有一天当地一个大哥给我打电话：『宝鹤，在单位呢？哥这边有一个哥们拍个电影，需要点东西，你在那待好。』这大哥有点社会，我不愿意搭理他，但我觉得挺好奇，那来吧。来一帮人，介绍，这是导演耿军，耿军就过来了，我一瞅这也没个导演样，完了下一个，这是北京电影学院的老师张献民，张老师，拿个名片过来。我去，啥样人都敢冒充。咱也没寻思社会人忽忽悠悠，社会人能领来真导演，真正的老师。他们就看《青年》的拍摄花絮，我一看，正经玩意儿，这是真干事的人。」

这一次薛宝鹤的角色其实更接近导演助理、生活制片而非演员，他很多时候的工作是发招募演员的公告、为耿军准备面试演员的办公室、坐一个多小时的火车到佳木斯接外地来的面试者……但做这些工作丝毫不减他的兴奋感。那是一种「局外人参与进来的极特殊的新鲜感」，就像一辈子想吃肉但从没见过肉的人终于吃着了肉。而且，他旁观耿军拍戏，获得一个重要的启示：原来拍电影可以和光鲜亮丽的名利场无关，它可以只是一件让人醉心于创作的事。

在耿军拍电影的很长时间里，条件简陋、成本低廉一直是重要的一条。在2017年完成第三部长片《轻松 愉快》之前，耿军的电影从未有过投资，拍电影用的都是自己打工攒下来的钱。耿军有一个观念：有多少钱办多少事。他经常和他的「团伙」说两句话，一句是「完成比完美更重要」，一句是「有五百块钱拍五百块钱的电影，有五千块钱拍五千块钱的电影」。他剧本中写的夜戏多了，摄影师让他改，「咱们没那么多灯光，你改成白天的吧」，他也不挣扎不勉强，麻溜儿地就改。

《青年》这次，耿军拍了一个十万的电影，八万自己的存款，两万找父母借的，条件比之前几千块的时候好了很多，但也没有好太多。所有能用的人都用上了，监制张献民要扛东西，推车，牵马，几个演员谁有空谁就做「生活制片」，耿军的母亲在家里*鸡炖鸡。「剧组」里的女性住在离导演家900米的简陋旅店，男性就住在导演家，闻着家后面鸡窝里的鸡屎味入眠。

从2008年的《青年》到2022年的《东北虎》，耿军的电影呈现了东北小城的两种叙事：像被困在车上的马一样的青年，荒诞且无助的；平庸乏味但不乏「狗血」剧情的中年，无聊且荒诞的。耿军自己是第三种——「往外面走」并且成功出走的，而薛宝鹤们属于第四种，他们过着平庸乏味的生活，曾经也像每一个人一样有过或大或小、或清晰或模糊的理想，但火焰也都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日渐熄灭了，遇见耿军之后，他们的理想之火重新被点燃了。

薛宝鹤正在拍摄《锤子镰刀都休息》 受访者供图

薛宝鹤1980年生人，比耿军小几岁，家在鹤岗的工厂路，附近全是各种工厂，每个厂都是自成一体的小系统，幼儿园、浴池、影院应有尽有。他第一次看电影就是在他家边上的起重机厂。起重机厂开运动会的时候，会有集体供应的糖水，他们一帮孩子就翻墙过去「蹭糖水喝」。

1996年，他也来了一趟北京，他中学时学了自由式摔跤，教练鼓励他考北京体育学院预科班，他就来考了。考完他特地坐了「老远」的公交车去了北京电影学院，他以为里面不可以随便进，在门口呆呆地看了几分钟，然后扭头走了。他觉得这东西只能看看，离他太远了。

后来北体预科班的成绩出来了，「相当好」，但因为学费略贵，「家里拿钱的时候诸多怨言，为了你我得借钱什么的，就放弃了」。再后来读了中专，学了会计。中专毕业后找不到会计的工作，就顺应市场，学了平面设计和影视制作，然后幸运地赶上电视台招聘，进了电视台。从2000年到2018年，在电视台工作的18年里，从拍广告到拍民生新闻、拍探店节目，从后期制作到策划、拍摄、写稿一肩挑再到升为制片人。

作为一个以喜欢电影闻名的人，薛宝鹤当然也是做过一些努力的。他会在给电视台或外面的单位拍片的时候尽可能地做得「更电影一点」，比如，美食探店的节目他会设置一些剧情，人物宣传片会加一些写意的镜头。有央视的导演来鹤岗拍摄，他会主动加入，帮忙做一些后期，解决一些周边的问题。但如果没有耿军这样一个人出现在身边，他也许就止步于此了。

用薛宝鹤自己的话说，他以前是那种实用主义者，「就是你任何话任何事都得要有用才行」。最初他不理解耿军，问他你这在哪儿播，电视台还是院线？一听都没有，那拍它是为啥？他不理解。宝鹤人聪明活络，懂得各种「场面」，在世俗世界里很吃得开。工作几年后，他就顺势捣鼓起了自己的传媒公司，在外面接活儿，给鹤岗的各种单位拍宣传片、纪录片。后来眼见着鹤岗的煤矿产业不行了，传统媒体也已日薄西山，他赶紧将第二职业换了一个赛道，做起了公务员培训。他自己因为有糖尿病考不了公务员，但很擅长辅导别人「上岸」。公务员培训学校开得也红红火火，先从鹤岗做起，后来逐渐发展到哈尔滨、齐齐哈尔、牡丹江、白城、延边、吉林市每个城市各一家。

——如果不遇到耿军，人生会不一样吗？

——特别多的不一样。如果不遇到耿军的话，我可能要比现在富裕，挣钱相对来说会多一些，但是我就变成一个更世俗的人。我开的车会比现在好，但是我会是一个时常一个人停到停车场，不知道干吗的人。脑袋想的只有一个事，这个事怎么赚钱——我不是说赚钱不好，而是在这个事麻木了之后，我可能就只能继续麻木。

他似乎如鱼得水，但其实不是，他是在过别人眼里的好。自己想要的生活，一直不敢去碰。2006年，他在耿军和张献民的鼓励下拍了一个短片，还入围了几个影展，但他也没有继续做下去，因为「穷」——穷，说它是原因可以，说它是借口也可以。

2007年元旦前夕，刚结完婚，薛宝鹤特地去了一趟北京，去看耿军。当时耿军正在剪辑《青年》，他白天上班，晚上就蹭住在剪辑师家里，一起剪片子（耿军后来回忆，那段时间，「有的时候夜里工作，走道是扶着墙根的，我怕被车撞死，这个电影就没人能做完了」）。耿军在朋友的出租屋里给他们夫妻俩准备了「婚房」——他们把另一个合租的室友「撵走了」，然后在地上的床垫子上铺上了一床新的红床单，然后四周再围上一圈床单。晚上薛宝鹤和媳妇躺在「婚房」里就想，首先，得感谢人家这么用心，「这么好哥们」，然后，搞电影的都这么穷吗？如果是在鹤岗，住在这样的房子里，「他都不好意思跟你打招呼」。但耿军完全没有一点自卑，大方自然地寒暄，「坐」，「喝水」，「看，咱剪片子呢，你看这段，你看这段」，这人精神是富足的。宝鹤也问自己：如果为了电影过这样的生活，你受得了吗？

他没有立刻做出回答。后来的十年里，耿军有新戏要拍的时候他就过去帮忙，两个月里，尽情投入，拍摄结束，继续投入乏味但安稳的现实生活，上班时做他的电视台制片，出单位做他的培训学校校长。包括得奖的时候，走完红毯，回来「该上班上班，该生活生活」。但每次耿军回鹤岗，他都特高兴，「像过年一样」，他、徐刚、张志勇几个耿军「团伙」的核心骨干就领着耿军吃好吃的，聊家乡的种种，生活上的事，工作上的事，哪块发生什么事了，谁谁又和谁使坏了，诸如此类。他喜欢和这个对他的世俗事业毫无帮助的人，因为和他待在一起，开心，「永远有新鲜的东西」，他能让你在平庸的生活中看到希望——「天天做生意挣钱，那个银行卡里的数字往上翻，都不叫希望，那叫生活。希望是你觉得你喜欢这个东西，很遥远，但你发现你又触碰到了」。

耿军像一个引路人和身边的人生范本一样出现在这个留在小城做梦的青年的世界里，他让他看到了一个人如何把不可能变为可能，也让他发现，你喜欢什么，是可以「适当地去碰一下」的。

《锤子镰刀都休息》剧照，薛宝鹤（右一）在片中饰演「宝鹤大婶」 受访者供图

徐刚还没有彻底甩开原来的身份，这几年他也开始接一些其他导演的戏，算半个职业演员。有戏的时候，就和同事调班，请假去拍戏，拍完回来继续工作。像这个小城里的很多人一样，他也有两份工作，正经上班的还是鹤岗八中，不过他已经转了几次岗，从体育老师转到后勤主任，如今是宿管老师。宿管老师每周只上两个夜班，剩下的时间就开挖掘机。跟着耿军拍电影的这些年，也是人生逐步步入「正轨」的过程，结婚，生子，从青年步入中年。负担重了，钱不够用，就琢磨着出去干点事，先是在朋友的车队干了五年挖掘机，后来索性自己买了一台。

现实生活显得越来越枯涩无趣。起初，教孩子们体育还算有意思，带学生踢足球，在市里拿了名次，也会激动得热血沸腾。而且，1997年的时候在鹤岗可以挣600块钱一个月的工资，也很让人满足。后来，工资涨到了两三千，那时还单身一人，下班和同事喝喝小酒，倒也逍遥。可是生活禁不起重复，就这么上班、下班，日复一日地过了十多年之后，他开始觉得「没有意义」。

与之并行且相反的是，这个曾经一门心思想当射击冠军的省队运动员，在电影的世界里却越陷越深。整个过程，他总结为——「傻了吧叽，高高兴兴走进电影这条路了」。

最初只是陪着朋友一起玩，后来越玩越认真；拍《青年》的时候见到张献民老师，心想电影学院的教授讲的都是「真的电影」，就愈发认真起来；再到后来，片子获了大奖，心想「我们居然能获奖」，开始更加「积极地向电影靠拢」。2018年拍了《东北虎》，突然发现电影是门无穷无尽的艺术，里面深不可测，看不见尽头。他开始看专业书籍主动学习电影知识，反复拉片看人家怎么表演，也开始看文学，膜拜起毛姆。

在耿军「团伙」中，张志勇是导演真正的发小。他比耿军小两岁，1978年生，他俩以前是邻居，从他家出门，一个左拐就是耿军家。他从小就跟在耿军屁股后面玩，把他当自己的亲哥哥。后来到市里上学，耿军上粮食中专，他上电大，两个人每天一起结伴骑车上学，骑车回家。后来耿军成了耿导，他这些年混过社会，进过*（薛宝鹤21岁的时候也被骗进过*团伙），酒店领班、夜班出租、网吧老板、早市卖香皂的，各式各样挣钱谋生的活儿都干过。耿军曾经担心过他不走正道，后来随着娶妻生子，他也过上了「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生活。

张志勇如今在社区残联工作，主要负责给残疾人发放义肢、双拐、轮椅，记录残疾人都有哪些困难需要解决。

他是从另一个角度看他们这伙人的，他说他很乐意让外界的人们知道，鹤岗除了低房价，还有他们这群拍电影的人。

三个鹤岗宇宙的演员分别和我提到了一个几乎相同的说法：徐刚说，「突然耿军来了，点了一把火」；薛宝鹤说，「他给我点了一把火」；张志勇说，「他把我们从小的梦想点燃了」。

「鹤岗团伙」，自左二起分别为徐刚、耿军、薛宝鹤、张志勇 受访者供图

徐刚回想起自己小时候，可能自己骨子里就有点这方面的基因，「一点就着」——他母亲唱评戏和二人转，他打小喜欢听，也会唱；父亲拉二胡，吹小号，架子鼓什么都会，他就看着父亲演奏；自己虽说淘，但写字写累了也会看书，虽然看的是武侠小说。张志勇也有家传，父亲吹拉弹唱，「所有乐器都会」，母亲唱歌也好听。他自己也是从小就喜欢唱啊演啊跳的，上学的时候也是班上的文艺骨干，「只不过是后期，因为每个人都有生活，他也得赚钱，这个梦想可能就压在这个心里了」。至于薛宝鹤，作为一个「从两三岁就想拍电影」的人，那更是等着有人递过来一把火。

刘兵去过鹤岗几次，这座城市给他留下的印象是「有某种诗意」。白天时间短，天一黑，人会不由自主地放松下来；经济发展的不充分、交通的不便也让它避免了某些现代化带来的破坏——休闲、放松的氛围一起构筑了某种诗意。他觉得耿军这伙人的出现也许就和这种诗意有关，因为「艺术人格的形成，它是需要一个诗意的环境，诗意的土壤，诗意的氛围」，普通人可能就沉浸在日常的诗意中，撸撸鹤岗小串，喝喝酒，而艺术青年们就酝酿出一些特别的创作。

薛宝鹤也是在拍电影之后重新认识了自己的城市，他通过镜头发现，「原来我们鹤岗有那么多好的东西」。它们不是宽阔的马路、时尚的大楼这些刻板印象中的城市元素，而是一些「独特的质感」。有的与时代有关——这次拍《东北虎》，在狗市，他见到了1980年代写上去的「二简字」（编者注：1977年公布的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中的简化字，后废除）；有的与日常被忽略的风景有关——通过电影里马经理住的破房子的镜头，能看到远处的城市烟火，像一幅城市远景的卷轴画，美丽又魔幻。还有拍《轻松 愉快》的时候，一个瞬间，突然云彩打开，一道光射下来，「那边上就是楼区嘛，你要在那住，你永远都不会发现这个楼后面的远山、云彩那么漂亮，但你在镜头里能发现」。

我和耿军说起采访他的几个演员时留下的印象，「就感觉他们几个都是被你带到了电影这个世界，然后他们的人生有了一番非常大的变化」。

耿军说：「对。我觉得这个真的挺好。我经常跟他们说，我说我们有现在这样的生活，我们一定要相信文化的力量，和艺术的力量。因为这个世界主要是由物质来运转的，但是精神这个东西是支配物质的。所以这个东西更重要。」

耿军镜头下的鹤岗 图源电影《东北虎》

《东北虎》里章宇饰演的男主角徐东，原型就是徐刚，最初触发耿军拍这部电影的是一个雪天他与徐刚的偶遇——

2010年大年初二，他在鹤岗中心站见到了徐刚，外面下着雪，徐刚的衣服上、头上都落了雪。逢年过节的，一般人手里都拎着东西，至少也得拎一箱牛奶啥的，但徐刚两手空空。他说，俺家狗让人弄死了，我去弄那个人去。他要去的是距中心站有40分钟车程的新华镇。耿军在那一刻想起了夜奔的林冲，也想象着这40分钟车程的复仇之路。「一个文人要去找一个建筑承包商、一个社会人、一个江湖人为狗复仇」，其中的戏剧张力刺激了他要为此写一个剧本。

剧本是2012年写出来的，但当时没钱拍，耿军就先拍了两部自己有钱拍的，就是短片《锤子镰刀都休息》和《轻松 愉快》。等到找到钱开拍的时候，已经到了2018年冬天，六年过去了，原型徐刚和耿军自己一起从36岁走到了42岁。徐刚已经不适合演三十五六岁时的自己，所以耿军找了更年轻的章宇。

电影里徐东是一个深沉寡言的中学宿管老师，同时开挖掘机贴补家用，他有一个天真浪漫的情人，妻子正在孕期。因为妻子*家里没法养狗，他把狗送到一个包工头家里，然后狗被吃了，他走上复仇之路；而另一边的妻子也在「复仇」，她像侦探一样，一直试图找出丈夫的出轨对象。影片里的故事终局表面上有了一个和解，勉强算是一个happy ending：在复仇的过程中，徐东发现了包工头和他一样也身陷人生困境，生出了同情怜悯；而妻子在揪出丈夫的出轨对象，然后让丈夫带着她一起会了一会之后，家庭也暂时恢复了和谐。

章宇饰演的徐东 图源电影《东北虎》

徐刚说，电影里的这些情节以及里面的种种细节都有徐刚现实生活的影子，只是经过了导演艺术加工，「会让人觉得更有意思」，现实「没有咱们这个讲得这么文艺，可能是我们那个更不堪一点」。年龄在每个人身上都留下了痕迹，耿军和他的同龄人一起步入了中年，他想写的也是他们中年的故事，写他们上有老下有小、一地鸡毛的生活，写他们的困境。这个困境既是属于身处闭塞小城的剧中人物的，也是属于每一个人的。

耿军有他的艺术追求，或者说野心，尽管他不排斥观众为他的电影生造的「鹤岗宇宙」概念，但他拒不承认他拍的是《鹤岗往事》或《鹤岗现在时》。他谈论艺术的时候喜欢上升到「人类」，他热爱的文学「能让我知道人类世界里面关于人性的多层面的东西」，他热爱的电影对他来说「意味着我对这个世界的感受，我对这个环境的看法，我对人类的认知」。所以他为了避免别人把他标签化地局限在鹤岗，他喜欢自称寒带导演——「寒带」就不再局限于鹤岗和东北，至少是地球的整个寒带，而且这个标签之下还有他喜欢的芬兰导演考里斯马基和瑞典导演罗伊·安德森。

几乎所有人和我谈起耿军时，都会提到两个词：纯粹，或单纯。这当然是一种很高的道德评价，但我们不妨将其视作一种事实描述。耿军真的是那种一心只为电影的人。2008年后，耿军不再到公司上班，日常生活靠给人拍广告片一类的兼职维持，成为「无业游民」后的耿军过上了更为简单的生活。很多的日子经常是这样度过的：早上8点钟起床，到附近的麦当劳点杯咖啡，吃个早餐，他家里没装宽带，在麦当劳的时候顺便蹭蹭网；喝完咖啡之后——咖啡能无限续杯——再续一个满杯回来，打开音乐，开始写作；有时要出门，出门前弄两个地瓜蒸一下，几个鸡蛋煮一下，完了把辣椒切碎，用酱油一拌，就当菜了。

薛宝鹤称耿军为「生活艺术家」，因为他能同时享受生活上的单调和精彩。单调的生活他享受，连着很多人请吃饭，他也很享受「在场的过程」。耿军自己反复说起过，他主动放弃了一些东西以换取难得的自由。他有一个哲学是，「一天里边有三件事，有一件事我做不到，那这件事我就不做了，完了我去做那两件我能做到的事」。如果说留下的这件事是电影，他放弃的包括娶妻生子组建家庭、升职加薪买房买车——钱和家庭，普通人生活中最重要的两个「牵绊」。

在北京写作和生活，回鹤岗拍戏和温习故乡，在这两个城市之间切换，耿军觉得两边的烦恼都大同小异，或者说，本质就是一样的，无非是北京人的烦恼是房子80000块一平而鹤岗人的烦恼是房价3000块一平，以及「他妈的，现在钱也不太够」。他在各种场合反复讲起一个段子式的故事：在他二十多岁的时候，他发现自己怎么努力都成不了丁磊（那时的首富），「挣再多钱也挣不过那些有钱人」，然后他就在挣钱这件事上放松了，然后就自由了（在挣钱这个维度上）。

「现实生活就像一个巨大的火车头向你撞来，我是躲开的，我不会跟它撞的。我觉得那些东西，前提它不是我要去努力的东西，所以我就果断放弃，给自己一个自由。」耿军说。

年纪会在每一个人身上留下印记，耿军避开了生活的火车，但他的性格还是随着年纪的增长变得平和了，「我们已经过了忍无可忍的阶段，最愤怒的时候过去了」。所以新作《东北虎》，他想和观众交流的一个命题就是——「是愤怒的力量大，还是宽容的力量大？」这是一个一直盘旋在他头脑中的问题，但他也没有确定的答案，只试图给出一些自己的情感倾向。

小二现实中是耿军的表弟，他五姨家的孩子，小时候因为发烧打针被抗生素搞坏了中枢神经，「导致长相弱智和口齿不清，大家会拿他当傻子」。他曾有七年的时间在基督教会帮人打扫，做零活，还学会了认字和唱赞美诗。耿军根据他的经历和现实形象塑造了一个同样名为「小二」的角色，将它安插在鹤岗宇宙里。小二的戏份往往不多，但他是很多观众心目中的鹤岗宇宙守护天使。

他在《东北虎》中安排「小二」给债务缠身的包工头送了五百块钱、风筝和他自己最爱吃的带鱼。那是一场让人感动的戏，它表达了一个人的善意、真诚以及善意和真诚所具有的力量。

「小二」给负债的马千里送炸带鱼、风筝和钱 图源电影《东北虎》

薛宝鹤的生活因「入伙」改变最深。以遇到耿军的2006年为节点，他的人生直接像是切换了模式：原先是线性的，上班挣钱，结婚生子，一条直线延伸到死亡的一刻，后来切换为非线性模式，人生「有了多种可能」，因此色彩斑斓起来。现在的生活，让他想到的时候有种「我现在死了我都值」的感觉。

2018年，他从电视台辞了职，把公务员培训的生意也关了大半。2020年新冠疫情之后，学校彻底不开了，这两年成了一个职业演员。薛宝鹤觉得他们几个属于「占便宜」——耿军的名气越拍越大，他们也就随着他创建的「鹤岗宇宙」逐渐被更多的人认识。如果耿军只是一直默默无闻地拍着电影，他仍然会继续跟着他拍，但他可能永远不会有勇气放弃原有的生活。

如今，宝鹤过着日常在外面拍戏、偶尔回鹤岗的「居无定所」的生活。他和我数拍戏去过的城市：成都、南宁、泰安、北京、安阳、盘锦、牡丹江……「那可多了」。

这两年他拍的戏得有二十部，其中他主演的一部短片还得了戛纳电影节的短片金棕榈奖。我问他这两年的感受，他的回答虽在情理之中，但程度还是超出了我的预料。采访的前半段，他和我讲了很多电视台工作和培训生意里的有趣之处，但他描述此刻的感受时用的词是「解脱」——

「解脱了，你知道吗？当你在一个小城市的那种（环境）下工作，虽然我在那还挺如鱼得水的，但是我还是觉得不舒服。我不知道自己想要怎么办，但是演员的工作让我觉得我终于挣脱了，我不知道挣脱的是什么，它可能是一个温暖的被窝或者是什么，但是不管它是什么我都挣脱了，我出来自由地游，有这种感觉。」

也许更重要的是他从耿军那里学会了一套行之有效的人生哲学。去做，然后享受过程，至于结果能成什么样，我不在乎。他发现这套哲学可以应用到生活的各个方面：表演是这样，钓鱼是这样，甚至连做生意也是这样。比如开学校，他想的是把学生教好，至于最后赚多少钱，他没有计划，「但是我教好了钱自然就来了」。

以前，他除了一心想拍电影，平时就是兢兢业业地工作，挣钱，没有别的爱好。钓鱼的爱好是突然出现的。在查出糖尿病之后，有一次他在医院拍专题片，看到一个得癌症的老人在医院的荷花池里钓鱼，自己都上不了鱼饵，旁边80多岁的妻子帮他上鱼饵，然后将线扔进去，那个场景打动了他，然后自己也上手试了试。「在那一刹那，突然感觉我的生命和景色融在一起了」，当天他就买了鱼竿，晚上就去了附近的水库，从此开始钓鱼了。

现在每次到别的城市，他都有一个习惯：带着鱼竿到那里的野外钓一次鱼，因此他去过很多连当地人都从来没去过的地方。比如北京，他就去过北京和燕郊之间的潮白河上一座「曾经停过一个飞机」的小岛。他也从钓鱼中总结出了一套「付出与收获、等待与收获」的哲学：「你付出不一定有收获，但是你不付出，你不去做，永远都没有收获，而且当你坐在天和地之间，你才能够去静静地思考。而且有些事不是你唾手可得的，有些人到那就想钓鱼，你是钓不到鱼，你只有坐那等，而且你为之付出，那才有。」

张志勇没打算放弃自己现在的生活，对他来说，拍电影就是让他多了一个爱好，他爱好不多，喝酒算一个，另一个就是电影。他在残联工作，我问他事业单位的工作与拍电影两者的反差，我内心期待的可能是一个类似于徐刚给出的答案，一个平淡乏味，一个充满乐趣，但他和我说，这两者其实是关联的，「没有生活哪来的电影啊？」因为拍电影，他的生活反而有了「用武之地」，比如他会更仔细地观察身边形形色色的人，他发现，「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性格，自己的想法和自己的这个状态」。耿军有时也会利用张志勇的工作便利，给他安排残疾人角色，在《锤子镰刀都休息》里，张志勇演一个「瘸子」，拍戏的时候他就借鉴生活中看到的残疾人走路的样子、「情绪上的东西」。

徐刚的心态介于薛宝鹤和张志勇之间，他目前还不想放弃他的本职工作，「鱼和熊掌都想得」，但他也问过自己，如果有一部他想拍的「优秀的电影」找到他，需要辞去工作，他干不干？他很确定，他干，辞职他认。

如今，徐刚继续在表演上追求他在十几岁练射击时求而不得的「放松」，他的「终极目标」是「在电影里游刃有余，自由放松，谈笑风生」。「因为当表演也是一种放松的状态下，我们才能把这个角色演好。如果说你心里也紧张，身上有僵硬（就演不好）。就是感觉冥冥之中，我这个人好像一生在学放松，但是现在也没完全放下。」

他们陷入电影的程度各异，但他们有一点是相同的：耿军爱看书，尤其是中国当代小说（他的包里总装着文学杂志《收获》），他们都在耿军的带领下，过上了买书、看书、琢磨电影的文化生活，也变成了小城鹤岗一小撮「奇怪」的人。这么大人了还看书，是有病；不好好上班，天天想着拍电影，是不务正业。有那闲工夫，不如赶紧多挣点钱——但人们也羡慕他们能有机会经常往外面跑。

「鹤岗宇宙」几位核心成员的变化，编剧刘兵都看在眼里。他告诉我，徐刚现在经常和他交流阅读心得；薛宝鹤是制片方面的事能推就推，「他说我得专注表演」；张志勇因为10岁时玩雷管炸掉了两根手指，左眼也伤到了，他最近几年总琢磨着眼睛「能不能弄一下」，因为他觉得现在这样会限制自己的表演。

与耿军相处这么多年，薛宝鹤说，有件事至今耿军不知道。更准确地说，那是一个瞬间。

耿军给诗人张稀稀拍过一部名为《诗与病的旅程》的纪录片，起初薛宝鹤很不理解导演为什么要拍一个「神经病」。这之前，他对精神病患者的认识（或者说偏见）只局限于「这就是个神经病，不要搭理他」。而且，张稀稀还是个诗人，那时在他眼里，诗人本身就等于「神经病」。有一天中午他们几个一起吃饭，吃着吃着，张稀稀就和耿军说，「我给你念一首我刚写的诗」，然后就真的念了起来。薛宝鹤觉得这么多人在这儿，这人这样的表现，让他「脸上挂不住」，但他看到耿军拿起摄像机就拍，很正常地继续与诗人沟通，他一点也没把他当成异类。那一刻他感到「很羞愧」，那个羞愧的瞬间他「永远忘不了」：「身边有一个抑郁症患者，别人这么表达，我凭什么觉得不舒服呢？」

耿军和我说，他觉得他找到了自己的创作方式。尽管他正在创作中的下一部电影走出了鹤岗，但「鹤岗宇宙」系列他打算一直拍下去，他想让这些故乡的兄弟们一直出现在他的电影里，他要拍到他们的50岁，60岁，70岁……「创作其实就是对平庸人生的一个反抗，我想在电影里边重新塑造他们的人生，是跟他们现实生活中不一样的人生。」

这是故事的开始，也是故事的结局。

「鹤岗团伙」受访者供图

（实习生马雨禾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