怒海争锋：明朝水师的接舷战兵器

长枪的长度一般在 1 丈 2 尺（约 3.7 米）到 1 丈 8 尺（约 5.3 米）之间。明代长枪的枪头追求轻利，枪杆以硬木为最佳。枪头轻利，有利于增加戳枪的威力，也可以使枪体重心后移，使枪器不至于压手。枪杆硬，有利于士兵对枪器的控制，使身体的力量更容易传达到枪头。枪杆最忌软，枪杆软，身体力量传达到枪头的损耗就会变大，枪头也会变得不容易控制，妨碍戳枪和格枪。

长枪在明代装备地域广，装备时间长，其为军队主要的长柄格斗兵器。洪武十三年（1380 年）六月“罢军需库，置军器局，专典应用军器，凡军一百户，铳十、刀牌二十、弓箭三十、枪四十”，明英宗时“给三千营官军，盔三千顶、甲一千五百副、腰刀三千把、长枪七千余根”。到嘉靖倭乱时，长枪依然发挥着巨大作用。倭寇虽刀法精湛，但倭刀的长度不及长枪，“未及我身彼以受刺”。长枪的*伤力强，攻击距离远，受到明代许多著名将领的青睐（如戚继光所创之鸳鸯阵，除去队长与火兵，小队中长枪手就占 40%）。而且长枪的价格便宜，隆庆时一根仅值银三钱，其制作与维护又极为简便，方便大批量装备部队。

《倭寇图卷》（现存日本东京大学）中冲向倭船的明军战船，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明军长枪的长度

明军水师装备了大量的长枪，俞大猷在每艘福船上配备 100 支长枪，戚继光大福船上分 8 个小队，每队 10 名士兵，其中第 3 队到第 8 队各有 4 名长枪手，何汝宾《兵录》就称其每船兵士均配备长枪。

《倭寇图卷》中明军的先头部队，可以看见部队最前方为6名牌手，随后为1名身穿铠甲的军官，再后是大量的长矛手。接敌时，牌手在前负责遮挡矢石，军官在旁负责指挥，长枪手将枪从牌手身旁或头顶伸出刺*敌人

这里需要补充一点，很多资料中只记录明军所使用之火器，并看不到明军使用长枪的记录，但这并不能说明明军就不用长枪。之所以长枪在文献中较少出现，是因为明代后期卫所制度崩坏，卫所旗军大量逃亡，募兵制随之兴起，刀枪之类的冷兵器多令士兵自备，而火器多从官处供给。《涂中丞军务集录》载：“会同福清县掌印官，选调新造坚固大塩船一十五只、民船一十五只。调募素有身家堪用捕盗三十名。每名照例给与工食四十五日。枪刀等器责令各自借办。火药大铳官为处给。”同样在万历年间，浙江也令士兵自备长枪、号衣、腰刀等物。《两浙海防类考续编》载：“查得水陆器械频年修造，无经多缘，官匠相倚为奸。或巧立名色以糜财用，或漫为请给以滋侵冒已。经议，将长枪、号衣、腰刀皆令各兵自置，及乌实用者悉行停造。”

《倭寇图卷》中明军正在跟倭寇进行水战。从此图可知，在当时的接舷战中，双方使用均大量使用长枪

长枪的大量使用也催生出一套长枪手的选拔和训练方法，《纪效新书》载，每队十二名士兵内，“先择年力老大一人，付以长牌，长牌无甚花法，只欲有胆有力，赖之遮蔽其后兵前进耳。次将年少便捷、手足未硬一名为藤牌，藤牌如前说之谓也。次将年力健大老成二人为狼筅，狼筅支杆繁重，足以蔽身而壮胆，故用法明直易习，便于老成手足已硬之人。次将有*气、有精神、三十上下长健好汉四人为长枪手；又长枪之次者二人为短兵。长枪用法多习学，非身手眼俱活者不可用。此器又专主于刺，故选授又贵于精中取精”。其长枪手选拔条件为“有*气、有精神、三十上下长健好汉”，并且需“精中取精”。

中国古代战场上首重士气与阵型。明代中期，许多将领都强调长枪手训练要去“花法”。舞花枪不仅在个人竞技时毫无作用，而且战场上长短器械错杂，士兵在阵前一齐拥进，根本没有转身、回头的余地，况且一个人转身后退，不仅会破坏阵型，还会使后面士兵产生疑虑，从而士气受到影响。戚继光在其《纪效新书》中就强调：“或问曰：‘平时官府面前所用花枪、花刀、花棍、花叉之法，可以用于敌否？子说教，亦有是欤？’光曰：‘开大阵，对大敌。比场中较艺，擒捕小贼不同。堂堂之阵，千百人列队而前，勇者不得先，怯者不得后；丛枪戳来，丛枪戳去，乱刀砍来，乱刀还他，只是一齐拥进，转手皆难，焉能容得左右动跳？一人回头，大众同疑；一人转移寸步，大众亦要夺心，焉能容得或进或退？……长枪单人用之，如圈串，是学手法；进退，是学步法、身法。除此复有所谓单舞者，皆是花法，不可学也。须两枪对较，一照批迎、切磋、扌崩挤、著拿、大小门圈串穿，按一字对戳一枪，每一字经过万边不失，字字对得过，乃成武艺，后方可随意应敌，因敌制胜也。’”

戚继光十分强调士兵训练要去花法，抛弃那种华而不实的套路，主张单人练习时要学习手法和步法，双人对练时，要“按一字对戳一枪，每一字经过万边不失，字字对得过，乃成武艺”，这里的“字”可以理解为一个技巧，这句话的大意是：按照一个技巧来戳枪练习，每个技巧经过无数次练习而不会失误，才可以习得武艺，上阵*敌。戚继光这种训练方法十分实战化，也是对中国传统枪法的一个总结，突出传统枪法实战技巧，摒弃了那些华而不实的花法。

• 刀牌与镖枪

明代的牌手一般配备腰刀，他们有很多称呼，一般称其为“牌手”“刀牌手”“藤牌手”等，有时牌手还会随身携带数支镖枪。牌手的腰刀长 3 尺 2 寸，柄长 3 寸。马战多用，步战、水战多为军士护身的佩刀，其多与藤牌配合使用，无牌不可以入阵。戚继光《纪效新书》载：“腰刀造法，铁要多炼，刃用纯钢，自背起用平削刀刃芒，平磨无肩乃利妙。”

而牌手的盾牌主要有藤牌、手牌和挨牌等。明早期有圆牌，其为木制，牌外面蒙一层皮革，十分笨重，不利于步卒持久作战。嘉靖年间出现了以粗藤条做的圆牌，即藤牌，虽然藤牌无法防御火器，但矢石刀枪皆可防御。藤牌与燕尾牌的使用方法相似，一手持刀，将刀放在另一手腕处，该手持镖枪，将镖枪掷出，无论是否命中，敌人都会格挡，此时趁机*入，无往不利。挨牌则身长体宽，往往列在队前以遮挡矢石。

《筹海图编》中的三种盾牌，其中藤牌出于福建，有圆长二式，内用大藤为骨，以藤篾缠联而成。南方多稻田雨水，此器最为便利，可遮蔽一身，用以代替甲胄，可避失石。挨牌用白杨木为之，长约5尺（约1.5米），阔1尺5寸（约46厘米），牌下面比上面略小四五分，内用绳可挂在脖子上，用左手中指缝夹牌下短绳，可以双手执枪。手牌亦名燕尾牌，用白杨木或轻松木为之，长约5尺7寸（约1.8米），阔1尺（约0.3米）。上下两头比中间阔三四分。

有明一代，镖枪在水军、陆军中都有大量装备，其头重4两，柄长7尺，首径6分，尾径 2~3 分。其制头重尾轻，前粗后细，镖头须锋利。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及俞大猷对镖枪尤其喜爱，一般明军的福船只配备 200~300 支镖枪，而戚继光与俞大猷每艘大幅船均配备 1500 支镖枪，戚继光更是要求其船员不论职位，每人都要训练投掷镖枪。在海战中，当两船相距 10~20 丈时，凭借福船高大的船身，用镖枪“掷之如雨，无不中贼”。或当海上风浪大时，船只起伏不定，火器难中，如果我船在上风向，就可以用撩钩勾住敌船，再用钩镰勾住敌人，最后用镖枪射之。此外，还有一种重型镖枪，专门用于水战，名为犁头镖。此镖枪头重达两斤，多在船桅杆顶部的斗中及船的尾楼等高处使用，居高临下掷向倭舟，可以穿透倭舟的船板。如果敌人中了此镖，其身必碎。

在作战时，镖枪常常与盾牌相配合。明代抗倭英雄罗拱辰在其《牌论》里说：“若敌在百步之外，我兵必先用弓弩及边铳以制其锋，及至来近，短兵相接，尚在三十步内外，必须用镖枪以飞击之，敌人见镖必避之，中镖者必倒，我兵必乘其势，各持便器而入……”即如果敌人在 450 米以外，我方士兵需要用弓弩或火铳射击敌军，挫败敌人的冲锋，当敌人至我方队伍 45 米左右时，投掷镖枪攻击敌军，敌人见镖枪飞来必加以闪避，中镖的人必定倒地，就趁敌人阵型混乱之时，我方队伍向敌军发起冲锋。

罗拱辰紧接着又说明了牌手执镖接敌的方法：“左手执牌，大指横挽刀一把，里又带镖一支，右手擎镖一支，与贼相近三十步内外，先用右手镖飞击，次取牌里镖又飞击，然后用刀瞷贼……”即左手持盾牌，用左手大拇指挽刀一把，并握住镖枪一支，右手再执镖枪一支，在与敌人相距 45 米时，先用右手向敌投掷镖枪，然后取牌里的镖枪再次向敌投掷，最后拔出刀砍*向敌人。

• 弓弩

明代前期的弓多为反曲弓，弓臂阔三指，力自 70 斤到 40 斤分为四等，制作材料有筋、角、竹、木等，形制与中国的传统弓箭类似，但是各部位的称谓有所变活，如古称“弭”，明代称为“稍”；古称“势”，明代称为“虚霍”；古称“畏”，明代称谓“门”或“隈”；古称“执”，明代称为“把”；古称“节”，明代称为“乐弦”。

明代的弓

明代的弓箭制造数量很大，大多由南方制造，每年造完后送往京师。《大明会典》记载了弘治年间各边卫所留本处备用及每年送往京师的弓箭如下：

通过上述数据可知，明代沿海闽、浙、广的弓箭保有量还是非常大的，但是这其中的一部分是需要送往京城的，一部分配给陆军，只有一少部分能配备到战船上，而且明代的南方士兵不善于使用弓箭，这就导致明代前期战船上所配弓箭并不多，而是常配镖枪、弩等远程投射兵器。弘治元年（1488 年）朝鲜人崔溥发生船难，他在浙江台州府临海县登陆，就看到“江南戎器则有枪、剑、矛、戟，其甲胄、盾等物皆大书‘勇’字，然无弓箭、战马”。

明代的弩

明代的弩，弩身为木制，弩臂为竹制，设有脚蹬，其把手较前代设计更加合理，方便持握。洪武四年（1371 年），明政府“以脚蹬弩给各边将士。仍令天下军卫如式制造”。明代前期弩的制造量并不大，总的装备数量较弓和镖枪少上许多。

• 铳

铳，在明代一般指金属管型火器。明初的火器制造机构有三个—宝源局、兵仗局、军器局。宝源局，朱元璋在至正二十一年（1361 年）设立于南京，隶属工部，主要负责铸造铜器，但就现存火器上的铭文判断，其在洪武五年（1372 年）五月至洪武八年（1375 年）二月间，也负责了火器的制造任务。兵仗局，设立于洪武十七年（1384 年）四月，负责“掌御用兵器，并提督匠役，造作刀、甲之类，及宫内所用梳篦、刷、牙、针、剪诸物”，下设火药司，负责铸造火器。据《大明会典》载，“凡胜字天威、并列字等号飞枪神铳等项火器，俱系内府兵仗局掌管”，可见现存的天字等铳，都是由兵仗局负责制造。军器局，设立于洪武十三年（1380年）六月，并于洪武二十一年（1388 年）在各地方都司卫所设立，主要负责制造和修理各卫的军器。

明代前期的兵仗局与军器局的功能看似相同，但其实还是有差别的，差别在于所造的火器种类：军器局所造的火器包括碗口铜铳、手把铜铳、信炮等，这些火器兵仗局都能够造。但火铳的消耗品，如木马子、槌子、送子等，兵仗局并不生产，而由军器局生产。兵仗局所造的大型火铳，如各种将军铳，以及新型火铳等大型铳炮，军器局都不能制造。但这些大型铳炮在明代前期一般为陆上使用，水战中一般都使用碗口铳、手铳等这种较小型的火器，所以明代前期战船上所使用的火器大多数为各卫的军器局制造。

手铳，即火门枪，是一种较短的管型金属火器。明代洪武年间的手铳较之元代手铳，身管较长，口径较小，铳膛较为光滑，构造比较规范，都由铳膛、药室、尾鉴三部分构成。铳膛最长，一般为 260~300 毫米，约占全铳的三分之二。火药从铳口装入药室，弹丸装在铳膛内；铳膛与药室相连接，药室呈球形隆起，内装火药，药室处铳壁较铳膛厚，铳壁上设有一处开孔，为火门；药室后为尾鉴，尾鉴中空，呈喇叭形，可以装入木柄，以手持使用。

到了永乐年间，手铳又有了进一步的改进：首先，改进了铳身，使铳身的护箍数量较洪武手铳大幅减少，而且铳膛部分根本没有护箍，取而代之的是自铳口至药室间的铳壁厚度趋增，铳身亦十分光滑，可见铸造技术有大幅提升。其次，洪武手铳的火门被改良成具有火药沟和火门盖的设计。洪武手铳的火门只是单纯在药室上开一小口，在结构上较不安全，且火线容易受潮。火药沟在发射时可以添入少量火药，确保火捻及时引燃。火门盖则可以在装填火药时关闭，以防止湿气，即便天气不好，也不至于立刻使火捻及药室的火药受潮。施放时，先打开火门盖，再点燃火捻，燃放药室内的火药。

左上图为正统元年（1436年）天字铜手铳，左下图为永乐十二年（1414年）天字铜手铳。右图为永乐时期火铳实物图

正统十四年（1449 年）九月，鞑靼三万余人大举入犯辽东，明军损失惨重。这时明军的手铳虽然威力较弓箭大，但是其装药步骤多，装弹时间长，发射间歇较弓箭长上许多，而这种缺点早已被边塞的鞑靼掌握。鞑靼与明军作战时，每每趁手铳发射的间歇冲击明军部队，一旦被鞑靼骑兵接近，手持铜手铳的明军往往陷于被动，因手铳柄短、无利刃，并不利于近身战斗，铳手护身的腰刀长度又过短，无法对敌人骑兵造成有效伤害。面对这种情况，景泰元年（1450 年）二月，时任辽东镇守太监的亦失哈（海西女真人）将手铳的木柄加长为 7 尺（2.2 米），并添加一根枪头，可以插入手铳铳膛之中，这样就形成了枝长 2 米余的长矛，士兵持此排成人墙可以阻挡敌军冲锋，近战中也可以对骑兵造成有效伤害。这种做法在明末亦应用到了子母铳上，《兵录·子母铳》条载：“子母鸟铳者，其铁管与眼孔大小，并龙头木函等项，悉如鸟铳之式……其母铳之端有照星，又加短剑一把，剑锋官尺长一尺三寸，靶长五寸，口开曲眼。装上管端，即以照星凑入曲眼，少扭转，自然扣紧。”

万历时期的快枪（跟手铳类似的火门枪），可以看见铳管顶端设有枪头

根据何汝宾在《兵录》中所述，这时的子母铳已经出现了曲眼（螺纹），这可以使铳剑与铳管的连接更牢固。

本文摘自《大明水师三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