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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阿拉善的苏浑图调查发现一处大型细石器制作场，获得非常丰富的细石器资料，对于研究华北细石器工艺传统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大量的细石核中，发现较多的带边刃（边脊）的核坯，也见到不少剥离的边脊式石叶，研究表明细石叶的剥片首先是从这边脊开始的，我们由此提出“边脊细石核”工艺概念，并建议命名为“苏浑图细石器技术”，希望能对华北细石器工艺体系的研究有所推动。 |
华北发现的细石器遗存历来很受研究者的关注，细石器工艺技术传统的研究是其中的一个重点。学者们一直在努力构建华北传统的细石器工艺体系，不过由于受资料的局限，也受方法的局限，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化。
所谓资料的局限，包括有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方面是田野资料的不系统，另一方面是认识还不到位。虽然发现的资料在数量上已是非常可观，但在关键点上还有明显欠缺，还不足以让我们获得完整全面的认识。例如所见石核石叶数量虽多，但表现制作工艺不同阶段的石核与石叶还难以排出完整的时序，或者说还没有将不同时序产生的石制品很明确地区别开来。认识方法上的问题，主要是在材料的选择上有明显偏差，所以不能保证结论的准确性。例如在研究细石核技术时，我们较多关注的是那些终极石核的形态，没有更多关注初始形态的石核。
在内蒙古阿拉善的苏浑图，调查发现一处大型细石器制作场，获得非常丰富的细石器资料。在大量的细石核中，发现较多的带边刃（边脊）的核坯，也见到不少剥离的边脊式石叶，可以认为细石叶的剥片首先是从这边脊开始的，我们由此提出“边脊细石核”工艺概念，并建议命名为“苏浑图细石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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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7年5月末，我们往宁夏和内蒙古交接地带进行细石器专题调查，主要对分布在沙丘地带的一些遗址作了环境考察，采集到一批细石器标本。在内蒙古阿拉善苏浑图（又写作苏红图、苏宏图、苏呼图）附近调查了一处古遗址，获得了大量细石器标本。
苏浑图遗址在两年前被发现，当地博物馆的文物工作者先后作过几次调查，采集了大量的细石器标本。及至调查小组再次到达遗址时，我们仍然为之惊叹，遗址上还能采集到大量细石器标本，细石器与石片碎屑成片分布，一看就知道是一处大规模的细石器制作场。这个石器制作场能够在戈壁中的沙丘上保存下来，我们感到它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苏浑图遗址地貌
苏浑图所属行政区划为内蒙古西部阿拉善左旗的乌力吉苏木，遗址西南部距苏浑图嘎查大约7公里，北部约80公里即为中蒙边界。向南约8公里为孤立突兀的希克日音海尔汉山（糖果山），北面约6公里是塔本哈日山（黑五指山），两山虽然都不是高山，但在较为平坦的戈壁上仍显得非常醒目。遗址南部是相当宽阔的一片大戈壁，北面有一条较宽的东西向古河道。石器制作场选定在河岸边三个相连的沙包上，整体面积东西长500多米，南北宽300多米。沙包高三四米，北面较高，南为与戈壁相连的缓坡。平均海拔高度在920米左右。
据陪同的蒙族向导说，遗址所在的沙包上，原来生长着茂密的梭梭林，现在遍地都是完全枯死的树根，已经没有了一点儿绿色。苏浑图在蒙语里的意思是“大片的红柳林”，从它的得名可以知道那一带经历过较为湿润的绿色年代。
这处石器制作场虽然没有为后来的地层所掩埋，也有流沙扰动的局部破坏，但大体应当还是保持着它的原始状态，因为遗物的分布范围感觉还是比较清晰。初步踏勘后得知，制作场由十多个独立的工作点组成，彼此间的距离有十数米至数十米不等。一个个面积大小不同的石器石屑散布地点，让我们可以判断出当时每一处制作点的规模，一般一个制作点的范围是在10多平方米大小，中部最大的一处面积超过100平方米。在这样的制作点，遗物分布都比较密集，在1平方米范围内采集的石器与石屑超过1000件。
分布密集的细石器与碎屑
在调查过程中，我们甚至还可以根据制作点遗物的分布状况，认定不同地点制作工艺的重心所在。有的地点如西北角采集石核坯较多，有的地点则见到石核和石屑较多，说明石核制作与叶片剥离是由不同的人承担的，也说明这是两个可以分段操作的程序。按常理分析，细石叶的叶片剥离技术要求更高，应当是由技术更熟练的人来承担。这样的分工，自然提高了细石器制作效率，当然也会提高剥片的成功率。
另外还有一点也很值得注意，那就是在不同地点见到的石器原料也有所区别，有的地点以一般石料为主，有的则是以石英类为多，它们的硬度和结构有些区别。这似乎一方面表明不同材质的制作工艺会有不同的技术要求，另一方面表明或许是制作者对某类材质掌握着更好的技术，所以他们会有这样特别的选择。当然，根本的原因应当是因不同需要而进行的原料选择，不同的原料也造就了不同的技术。
制作场发现的遗物主要是细石器制品，包括大量的石核和石核坯、石叶与石屑，还有各式箭镞和刮器。也有一些磨制石器及器坯，还有陶器，包括少量的彩陶片。
根据共存物特别是陶片判断，苏浑图细石器制作场的年代应当不会太早，似乎可以初定在距今5000年左右，待进一步研究后才能最终确定它的年代。
苏浑图的发现非常重要，最大的收获体现在各式细石核上。细石核有最初的荒坯，也有大量剥离完石叶的终极石核，更有许多中间形态的石核，三种石核的数量都很大。最重要的发现就是这些荒坯和中间形态的石核以及与之相关的石叶，它们对于探讨当时的细石器生产技术至关重要。
遗址上的标本实在太多了，我在当时连续弯下腰去采集标本，后来腰都直不起来了，干脆就双膝跪在沙包上，仔细搜寻那些细小的石叶。这一跪下来，就有了更仔细观察标本的时间，每见到一件觉得比较特别的标本，都会多观察一会儿。对于石叶，开始时只是关注那些较为整齐的单脊和双脊石叶，还有那些很长且保存很完整的石叶，觉得相当多的石叶剥离得非常完美。后来突然注意到还有一种完整的但纵脊非常紊乱的石叶，这些石叶也有一定数量，立时想到那些整齐的石叶应当是当时无意遗落在现场的，而这种乱脊石叶则可能是有意弃置的，它们属于没有用处的一种碎屑。不过直觉让我特别关注这一种废弃物，我在想这石叶是从哪个部位剥下的？为何无用却又要剥下它？
边脊细石叶（初叶）
在现场我很快注意到，这乱脊石叶其实是石核上的一个刃缘。遗址上采集的许多石核上，都见到这样专门修理出来的刃缘。依当时观察所作记录，带刃缘的石核数量很大，在遗址北部的一处制作点上，发现大量的这类石核，它们可以分为以下几种形式：
1. 核体三面有整齐的剥片痕迹，一侧见有垂直刃缘。
2. 核体一侧刃缘开始剥离，留下清晰的片疤。
3. 核体制作有左右刃缘，均未开始剥片。
4. 核体为三面体，三侧都制作出刃缘。
5. 核体为四面体，没有刃缘。
边脊细石核
这样的石核过去很容易被判断成石核式工具，有时直称为石核式刮器。但在遗址现场看到很多这样的带刃器都有剥片痕迹，所以可以肯定这都是石核。除第一类是明确的细石核以外，后面几类也应当是石核，只是还未及剥片，属于石核坯料。那些没有剥片痕迹的带刃的石制品，是最初的石核。那些连刃也未及加工的石制品，则应当是石核荒坯。
核体上的刃缘，全是采用左右交互打击法制成。刃线正视为直线形，侧视略为弧起，在打击时经过反复调整。石核上的这类刃缘，有的是一核一刃，也有的是一核两刃或三刃。
这些带有交互打击刃缘的石核，过去常常被归入石核刮器之列。这样的刃缘或者被称作“垂直锐棱”，它的作用没有认定。我建议将这刃缘称为“边脊”，这样的石核称为“边脊石核”。边脊石核至少有一条脊，也可以有两条或三条脊。这样的边脊并不是刃缘，带有边脊的石制品也不是刮器，它们就是标准的石核，是石核制作完成的初始形态。共存的那些已经不见边脊的终极石核，也应当曾经有过刃缘。苏浑图遗址发现大量各式终极石核，形态大多非常规整，也见到相当多的单脊和双脊细石叶，这些是细石器技术成熟的一个见证。
终极石核
普通单脊与双脊细石叶
苏浑图遗址北面那个制作点的发现非常重要，它说明石核坯的制作在当时可能是一道专人负责的工序，而且核体做好后并不立时剥片，或者剥片由另外的人承担。从这里我们隐约可以看出细石器的制作，可能在当时已经成为一个专门化的生产活动，技术已经非常成熟，生产组织有序，各道工序有细致的分工，这一方面保证了产品的规范化，另一方面自然也提高了生产效率。
我以为苏浑图细石器是一次很重要的发现，我在遗址现场就将这样的石核称为“苏浑图石核”，开始考虑命名为“苏浑图细石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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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历来对细石核的研究都非常重视，但也曾经将石核误认作石器。当然这样的误判，也许是一个必然的认识过程。我以为细石器石核的研究，应当将重点放在初始形态石核的研究上，这种初始形态的石核对细石器工艺的研究才是最关键的。
细石器制作的工艺流程，首先是选料，要选择硬度较大的石材。选定石料后开始打坯，依苏浑图的发现看，坯料开成扁方形的比较常见，规格控制在10厘米上下。也有断面为三角形和不规则形的，台面和底面要进行修理。这便是常说的石核荒坯，如果不是在石器制作场所发现，我们也许不会认定它们就是准石核，也不会当作是有意制作的石制品。
接着就是采用交互打击法开出边脊，对于苏浑图石核技术而言，这是一道最关键的工序。
石核坯料上一般会保留着开料时破裂的棱角，选择一条较直的棱角加工边棱是最便当的。如果核体上适合打击边脊的边棱有两条或三条，那它们都有可能被打制出边脊。边脊正视是垂直的，这非常关键，它是保证石叶垂直剥离的基本条件，在修理核体时这可能是验收的最终标准。根据观察，边脊与台面的的夹角大约在90度上下，边脊侧视有外凸的弧度，夹角与弧度都还有待进一步测定，它们与剥片的要求密切相关，表现了史前人在力学上的成熟思考。
石核边脊的作用，在于初次剥片时的阻力最小而成功率最高，而且还能保证为第二第三片石叶获得与第一片石叶同样的剥片条件。这是古人在力学认识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成就，虽然它最初也许只是经验性的知识，但却是非常科学的认识。这样的认识可以看作是科学上的一个重要发现，而且是史前期的一个重要发现。
制成边脊后，这荒坯就成了一件标准石核，它因为具备石器的一些特征而容易被我们误认为是有特定用途的石器。
边脊打成后，就可以正式剥离石叶了。第一片石叶是由边脊上剥离，剥离的边脊便是“初叶”。我们在苏浑图发现有大量的初叶，也见到石核上初叶的条形叶片疤。在有的石核上，见到初叶的叶片疤只有半条，这石核便不再使用了，操作者也许没有把握再做下去了。
石核上剥离不成功的“初叶”石片疤
但也有的初叶中还留有半条叶片疤，说明初叶的第一次剥离没有成功，但第二次的力点还选择在石核台面的同一方向点，第二次成功了，所以石叶上带有两次打击遗留的痕迹。
二次剥离成功的“初叶”
初叶因为两侧没有规整的刃，所以一般被弃置不用。初叶剥离后，就在条形石片疤左右开始顺序剥片，一直到不能再剥为止。当然这中间还会不止一次地调整台面，所以最后废弃的石核不仅形体细小，而且长度也有明显变化，通常不及原来一半长了。
未及完全剥片的石核是中间状态石核，可以简称为“中间石核”。考古发现的中间石核形态变化很大，因为它们标示的是不同的剥片阶段，所以形态很不固定。不再能剥片的石核就是终极石核，它最终会被作为无用之物弃置一旁。
苏浑图的大小终极石核
这便是苏浑图细石器剥片技术的要点，我们建议将带有边脊的细石核称为“苏浑图石核”，将采用边脊石核制作细石器的技术称为“苏浑图细石核技术”。
史前的细石器技术，说到底主要体现在石核技术上，所以石核的研究成为我们一个重要的切入点。不过以往我们关注的重点是石核的终极形态，这对于了解史前细石器工艺的帮助是非常有限的。
判定不同阶段的石核形态并不难，不过初始形态石核的判定难度会稍大一些。过去研究者认定的石核，其实多数是石核的终极形态，用它们来说明细石器工艺是并不全面的，或者说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取的。我们一般并不能由石核的终极形态判断它的荒坯形态，自然也不能仅由终极石核完全了解细石器的加工技术。那是一些废弃物，通过它我们只能猜测细石叶的剥片过程，而不能准确建构细石器技术体系。
我们在描述细石核技术时，通常不过是简单地提到修理荒坯和台面，然后是剥离石叶。从哪里最先剥离石叶，我们一般不会提起，或许觉得这并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其实可能台面修理的重要性远没有石叶脊面的修理那样大，至少对苏浑图石核来说是如此。
研究中最重要的是必须关注石核坯体的制作，关注初次剥片。史前人会有各种方式剥离石叶，形成不同的细石器工艺传统，但这第一片石叶在许多工艺上都是非常重要的，只有在这第一片成功剥离之后，才可能最终获得成功。为着保证第一片石叶剥离成功，在制作核坯时会打出一条以上的边脊，有可能是两条，也有可能是三条。有的石核在第一条边脊剥片后，另外的边脊还保留着。也有的三脊石核在一条边脊剥片成功后，另两条边脊仍然保留着。当然如果持续剥片，最后出现的很可能就是一个锥形的终极石核。
根据国外旧石器考古研究的成果，我们知道研究者认为晚期智人在制作细石器时，是直接在核体上采用压剥法，通过剥掉两片石叶的方法在石叶片疤间制作一条脊棱，然后由脊棱上开始正式剥片[1]。这种细石核技术如果结论成立的话，那实际是一种无脊石核，但它也有初叶设计的理念，不同的是，它有两条初叶。
欧洲“双初叶”细石核技术示意
我们可以将它重新定义为双初叶石核技术，它虽然也是以造就一个剥片的脊棱为目的，但方法完全不同，与边脊石核技术区别明显。最重要的是，边脊石核技术的成功率会高得多，也省力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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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浑图边脊细石核技术是非常成熟的细石器技术，它的发展一定经过了非常漫长的过程。我们建议将所有边脊细石核归入苏浑图技术系统，将苏浑图石核作为华北细石核的一个典型代表。当然这不是说明苏浑图的发现在年代学上有什么优势，而只是要表明我们的认识是由苏浑图确立起来的。我们注意到在30年前，贾兰坡先生就对这类石核进行过讨论，但可惜他当时并没有从技术层面上作进一步探讨。他这样写道：
“袁复礼教授于1932年从宁夏回族自治区北部银根所采的细石器中，就有截去两头并沿着周身从不同方向打成的柱状的黄色火石的荒坯；特别是它的一侧有用交互方法打击的边棱……”。
“我们在银根的材料中，还见到横断面呈桃形、上大下小的石核，它的一侧满布剥落石片的疤痕，另一侧保留有交互敲击出来的垂直锐棱。这样的石核，过去也常常称为‘石核刮器’，其实可称为‘半锥状石核’，因为从细石器遗址中还发现许多横断面呈三角形的石叶，背面具有交互打击纵脊，显然是从半锥形石核上剥落下来的垂直锐棱部分”[2]。
贾先生注意到了银根石核的要点，他很明确地纠正了将带棱石核当作石核刮器的说法，但却没有作更深入的讨论。其实他提到的从石核“垂直锐棱”上剥落下来的“三角形石叶”，正是我们说的“初叶”。有意思的是，贾先生当初所依据的材料出自银根，银根与苏浑图同属阿拉善，而且相距不过只有约60公里之遥。这也就是说，华北地区典型的边脊细石核在80多年前就已经发现，只是我们在研究过程中一直没有认清它的面目，没有将它放到应有的高度来认识。
后来陈星灿先生整理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在内蒙古巴彦淖尔盟采集的细石器资料，也观察到石核一侧有经交互打击形成的比较尖锐的刃缘，他认为这样的刃缘“可能是剥离石叶时需要加固而特意制成的”，而且特别指出过去它被当作是石核刮器的一个证据是不充分的[3]。陈星灿对带刃石核提出了怀疑，也作出了自己新的解释。现在看来，巴彦淖尔的这种石核，也属于苏浑图技术系统，石核上的刃缘制作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固定用的。巴彦淖尔与阿拉善是近邻，在细石器制作上表现出技术的一致性也是可以理解的。
由内蒙古阿拉善苏浑图调查发现的大型细石器制作场中获得的细石器资料，对于研究华北细石器工艺传统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由此提出“边脊细石核”工艺概念，并建议命名为“苏浑图细石器技术”，希望能对华北细石器工艺体系的研究有所推动，也希望这是对过去相关研究的一个新的补充。
边脊细石核技术的起源，以及它的分布与成熟过程，还有它与其他细石器制作技术的关系，都有待进一步研究。边脊石核的实验研究也有待进行，华北边脊石核技术传统的最终确认也还有待来日。
2007年7月初稿 2008年3月改定
注 释
[1] 美国时代生活出版公司:《人类的黎明》，《人类文明史图鉴》，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
[2] 贾兰坡:《中国细石器的特征和它的传统、起源与分布》，《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78年2期。
[3] 陈星灿:《内蒙古巴彦淖尔盟的史前时代遗存——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考古资料的整理与研究之一》，《考古学集刊》第11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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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兰坡:《中国细石器的特征和它的传统起源分布》，《贾兰坡旧石器时代考古论文选》，1984年，文物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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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星灿:《内蒙古巴彦淖尔盟的史前时代遗存——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考古资料的整理与研究之一》，《考古学集刊》第11集。
沈辰:《细石器工艺、细石器传统及山东细石器的初步研究》，《桃李成蹊集》，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艺术考古中心，2003年。
原 刊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编
《边疆民族考古与民族考古学集刊•第一集》
文物出版社，2009年11月
#细石核#
#边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