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书目：[英] 陈学仁：《龙王之怒：1931年长江水灾》，上海：光启书局，耿金译，2023年。
书评作者：刘骁（清华大学）
《龙王之怒：1931年长江水灾》是2023年4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英国杜伦大学副教授陈学仁（Chris Courtney）的著作的中文译本，由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副教授耿金所译。该书的内容主要源自作者在曼彻斯特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其重点记录了1931年中国境内的长江等多条重要河流所发生的大洪水灾害。我在博士期间曾读过该书的英文原版（The Nature of Disaster in China: The 1931 Yangzi River Flood），其中作者对气象知识受文化影响之分析令我很受启发。后来，陈学仁还受邀作为我博士答辩的外校评审，因此我们对于1931年洪水灾害也有过交流与讨论。在了解到该中文译本出版后，我第一时间购得此书，发现其在原作之上又增加了一些照片史料，从而可以更真实地还原这段历史。
在环境史的研究中，对于自然灾害的研究逐渐成为一个特殊的方向。虽然人类抵御灾害的能力在不断提升，但我们仍能看到自然灾害的日益频发，并且其破坏力并未如人们预想般地减弱，对于其中的内在原因，《龙王之怒》似乎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提供了合理的解释。与传统上聚焦于自然灾害对人类社会影响的视角所不同，该书提出了“致灾机制”这一理念，试图让读者能够更全面地了解灾害的发生原因及其后果。这样的写作角度是与陈学仁所做的大量细致的调查研究分不开的。他不但运用了史学研究所常用的政府档案和报刊，还收集了记者、学者、救助组织的相关资料，乃至灾害亲历者的回忆录等等。因此，在多种史料的支撑下，该书强调了自然灾害并不是突然发生的，而往往来自自然和人为因素日积月累的结果。同样，灾害发生后的影响也会波及整个环境，这不仅包含了人，还涉及土地、动植物与微生物。在阅读该书的过程中，读者将逐渐体会到，当人类活动不断地影响自然并诱发自然灾害时，自然灾害也通过其特有的方式逐渐改变了人类的活动和行为，套用作者在文中的话：“灾害并非单纯地打断历史，而是创造了历史”，两者之间是双向的关系。这都促使我们重新思考和认识今天发生的各种自然灾害，也为减灾和救灾工作提供了新的启示。
在2019年，该书获得了美国历史协会授予的“费正清东亚史优秀著作”奖。这本书不但在学术研究上有着自己的贡献，而且由于作者优秀的文笔以及史料的综合运用，其可读性也非常强，且并没有专业的学术壁垒。因此，这本书的读者群体并不仅仅是环境史或灾害史的研究者，对于历史的爱好者或是一般读者也是非常适合的。
阅读书目：Victor Seow, Carbon Technocracy: Energy Regimes in Modern East Asia,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22.
书评作者：丘颖瀚（清华大学）
中国东北的抚顺曾经有着亚洲最大的露天煤矿。然而，这座建国初期被誉为“煤都”的小镇现在却因煤而困，近百年来的开发造成煤炭资源急剧减少，留在当地的只剩下枯竭的矿井和堪称奇观的露天矿区。从航拍来看，抚顺的露天矿区仿佛神人留下的伟迹，步行其中的人们就如同地上的蚂蚁般渺小，这种图像往往给观者造成巨大的视觉冲击力，让人为之惊叹。
Victor Seow以抚顺的煤矿为重点研究对象撰写了《碳技术统治：现代东亚的能源制度》一书，该书聚焦于二十世纪中国东北抚顺煤矿的历史，追溯了近代被煤炭能源创造的东亚世界。从民国、日本殖民时期到新中国，作者探讨了如何通过大规模能源开采的科学技术项目来试图掌握以煤炭资源为代表的化石燃料，以及这一过程最终如何付出了人力和环境代价。
在书中，Victor Seow提出了“碳技术统治”（carbon technocracy）的概念。近代以来，不少国家将碳能源视为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方式，因此在国家治理方面（尤其与资源相关）有着明确的技术官僚愿景。抚顺煤矿的历史与现代化国家的统治技术同步出现。各地区的官僚、科学技术人员和企业将煤炭视为国家的财富和权力，并为此使用了能源开采的科学方法，例如液压装载技术。尽管使用这些技术的目的是减少对人类劳动力的依赖，但煤矿的采掘工作仍然严重依赖人力，并且促进了监督劳工的方法。区域和国家高速现代化发展建设逐渐增加对化石燃料的依赖，而随之而来的是对工人劳动者以及地球资源的剥削。
作者通过研究抚顺的官方档案和私人信件等大量文件，并对博物馆进行考察分析，讲述了从日本殖民时代到新中国抚顺的工人、工程师、政治精英和抚顺地区居民的生活。从日本帝国工程师对中国丰富矿产的想象、新的采矿技术投入和日本依赖煤炭企图自给自足的脆弱政策制定，再到国民党统治和新中国时期对煤炭的定义和煤炭资源开采中对国家建设的影响等议题，着重讨论了在现代化国家建设的宏大叙事下，不同政权对燃料的渴望所带来的对人力的剥削和对资源的滥用。这些案例强化了作者在该书开头提出的“碳技术统治”概念，以及相关科学技术形成的“碳技术官僚主义”。化石燃料大量投入到国家建设，或直接或间接造成的气候变化危机。作者在书中也暗藏着对环境的人文关怀，并尝试讨论人与自然应当怎样和谐相处。
如今，抚顺当地开展了露天矿生态治理工程，开始了灰渣回填的环境治理工作。或许再过十年，矿区荒芜的景象会逐渐消失，作为人类开发自然伟力“纪念碑”的矿区也会被埋没在土中。大概后世的学者也可能建构出“环保制度塑造的二十一世纪”，我们不妨对此拭目以待。
阅读书目：[美] 托马斯·特劳特曼：《大象与国王：一部环境史》，李天祥译，成都：天地出版社，2023年。
书评作者：仇振武（南京师范大学）
该书是一本研究大象的历史著作，主要以印度的“王象关系”为切入点，探讨了大象文化尤其是战象制度在古代亚欧文明中的地位，以此分析大象在不同文明中的“退却”和“留存”。该书的问题意识极为鲜明：如果说“大象的退却”在诸如中国等古代文明中是一个自然的事实，那么它为何能在印度和东南亚“留存”下来？
对此，刚刚过世的海外中国环境史家伊懋可（Mark Elvin）曾为该书作者提供了一个环境史视野，促使作者从“王权—大象—森林—森林民族”四角关系中寻求答案。简而言之，作者认为至少从吠陀晚期开始，印度王权政体在与森林民族的接触过程中了解并开始使用战象。由此，大象成为重要的战略物资，也是需要被保护的对象。对大象的保护带动了对森林及森林民族的保护，至少没有将森林破坏殆尽。
作者在书中不断强调对环境史的思考，但其实该书的全球史或跨文明比较的视野亦非常鲜明。作者善于分析相同的事物在不同文化条件下的演变。显而易见，该书的问题意识便是在比较印度与其他文明的基础上得到的，这就是说，如果不了解大象在各个文明中扮演的不同角色，就难以得出为什么印度的大象文化颇具特殊性这一论题。在该书第三章，作者将国际象棋的起源追溯至印度的四军棋，并分析这种四军棋在亚欧大陆传播过程中的变化及其反映的接纳地的不同文化背景。在第四章，作者继续讲述驭象者及驭象知识的流动，以及传播过程中产生的带有地方性特征的实用性知识。而在五、六、七章，作者追溯了战象制度如何从北印度传播到南印度、斯里兰卡以及东南亚，乃至西方世界的过程，后者与亚历山大东征印度的历史密不可分。类似的文化亦通过朝贡体系从诸如越南等东南亚国家传到了中国。
全球史的视野既注重联系，也强调比较。在第八章，作者同时运用了联系和比较的方法：既然印度的战象通过东南亚国家传到了中国，那么为什么战象制度却没有在中国扎根？这个问题有助于解释作者从一开始便提出来的疑惑：为什么大象在印度和东南亚“留存”，却在中国“退却”？他认为文焕然与伊懋可的解释都不够有力。为此，他借鉴美国生态学家利奥波德（Aldo Leopold）的“土地伦理”来分析中印两国的异同，主张大象的进与退与不同文明中的土地伦理有关，但这种土地伦理同样是不断演变、进化的。作者这番兼顾普世的文化及知识流动与特殊的地方文化语境的论述，不禁令人想起王晴佳老师关于筷子如何在东亚文化中传播的著作。尤其是，该书与王晴佳老师的《筷子：饮食与文化》一书类似，其所研究的都是欧洲人到来之前，或者说并不由欧洲人主导的全球史。毋庸置疑，对这种“全球前史”的考察及对不同文明的比较，受惠于作者的语言和文献功底。在材料的使用上，作者对古印度梵文经典的挖掘以及对传世文献的搜集比较翔实和深入，对不同古代文明的语言及图像也有宏观的了解。
综合来看，该书的问题意识、逻辑关系及主要结论清晰透彻，文献材料亦相当翔实，只是论证过程稍显啰嗦。另外，作者在论述“王—象—森—民”四角关系时，似乎也遗漏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这即是印度历史上的森林政策尤其是王权与森林保护之间的关系。在中古英格兰，“森林”是一个法律术语，其主要目的是在一定范围内严格界定允许或禁止的各类活动。那么印度的情况是否有所类似，又有所不同呢？尽管该书的副标题是“一部环境史”（An Environmental History），作者也在许多方面论述了不同种类的大象与其生活环境之间的关系，但如果不能考察印度古代王权与森林政策的关系，则环境史的味道不免寡淡一些。
阅读书目：[美] 芭丝谢芭·德穆思：《浮动的海岸：一部白令海峡的环境史》，刘晓卉译，译林出版社，2022年。
书评作者：仇振武
《浮动的海岸》一书由诺顿出版社（W. W. Norton & Company）于2019年出版，经上海师范大学副教授刘晓卉老师翻译后，由译林出版社在2022年发行。该书作者是布朗大学历史学家芭丝谢芭·德穆思（Bathsheba Demuth），也是该校环境与社会研究所的副教授。在曹寅老师的全球史课程中，我曾读过俄勒冈大学历史学家瑞安·塔克·琼斯（Ryan Tucker Jones）的文章“Running into Whales: The History of the North Pacific from below the Waves”，该文发表在2013年的《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上。在阅读《浮动的海岸》时，可以很明显地看到作者对瑞安·塔克·琼斯一文的借鉴，但作为一本著作，该书涉及的主题和层次更为丰富。
该书的一大特色是融合了历史学和人类学的写作手法，尤其是借鉴了近期比较流行的多物种民族志研究。在罗安清的笔下，多物种的纠缠是一种生态的共存，宛如一场“复调”的音乐会。而在德穆思笔下，生活在白令海峡的各种生物也拥有“复调”的时间和生命，包括鲸鱼、海象、狐狸以及麋鹿等芸芸众生。通过对该区域的丰富多彩的历史和生命的考察，该书作者明确地揭示出白令海峡并不是一个没有历史的地区，它曾是许多海洋与陆地生物的乐园，也是整个太平洋能量交换的重要场域，它有着自己的生命史，有着自己呼吸的节奏和自然的韵律。
然而，白令海峡的生命史却因其物种和资源的丰富性，因其位于两片大陆之间的地理特殊性，卷入了另一种由人类主导的历史，尤其是美苏争霸的冷战史。在美式资本主义和苏式社会主义的想象与憧憬中，白令海峡作为一个资源宝库，也作为一个新制度的试验场，开始从属于更大的政治计划的一部分，自然变成了资源，复调的时间变得单调，无限的灵魂从属于政治的生命，无界的大地开始被迫选择有界的立场，白令海峡的生态逐步沦为“现代性”的附庸。就这样，鲸鱼、海象、狐狸以及麋鹿及其与当地土著那种生态共存的关系被打破，民族主义与国家建设的神话背后是满目疮痍的大地，何其悲哀。
在此请允许我引用之前撰写的书评中的一段话：“本书文采斐然，档案材料丰富，作者也曾在当地生活，进行田野工作。本书冠以‘环境史’之名，却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历史写作，更像是一部文学色彩浓厚的多物种民族志。一方面，作者常常有意将动物作为叙述的主角，使读者跟随动物的视角或行踪来追寻属于它们的故事，这样当它们的生活遭遇痛苦时，读者也不禁感同身受；另一方面，作者花了许多章节进行环境描写，海洋、土地、山峦都是作者想要为读者展现的历史空间，而这一空间也是随着历史不断变迁的。或许正是这种‘不正规’的写作方式，为我们理解‘多物种的复调时间’留出了空间。环境史研究，就是要让环境和自然本身成为主角，而不是让它们生活在人类文明的阴影之下。从环境和自然的视角，被称之为‘人类文明’的那些内容，也并不一定是‘文明’的。作者对原住民生活方式的肯定，似乎也强化了她自己的观点，即历史在某些意义上是循环往复的，或者至少说，历史并不只是单调线性、一往无前而永无回头之路。因此，本书并不是一本仅仅关于捕鲸的书，而是具有更为深刻的内容，值得反复咀嚼。”
阅读书目：Camelia Dewan, Misreading the Bengal Delta, Climate Change, Development, and Livelihoods in Coastal Bangladesh,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21.
书评作者：仇振武
该书是华盛顿大学出版社“文化、场所与自然：人类学与环境研究”（Culture, Place, and Nature: Studies in Anthropology and Environment）系列丛书中的一本。作者Camelia Dewan是出生在瑞典的孟加拉后裔，该书显然由其博士论文改编而来。从作者综合使用的档案与田野的研究方法也可以看出，该书是一本人类学的作品，但作者比较好地结合了历史学与人类学的研究特色。
在该书中，作者对世界银行（World Bank）等机构对孟加拉国实行的援助项目进行了批评，她的主要观点是认为这些援助的出发点往往是气候变化，从而对孟加拉国的各种问题形成了误读。作者将批评的矛头指向发展项目（developing projects）及其掮客们（development brokers），指出他们将孟加拉国的问题简化地理解为气候问题，或由气候变化所导致的问题。事实上，气候变化并不总是罪魁祸首，而这类发展项目引发了一系列错误的做法，忽视了当地生态与社会的复杂性，反而加剧了生态的脆弱和社会的不平等，使得孟加拉陷入持续的贫困之中。在作者看来，气候问题是一种“元代码”（metacode）或者说话语策略，这能够帮助“发展项目的掮客们”更好地争取国际资金的援助，但其造成的结果却是孟加拉国生态的破坏和持续的贫困。为切实地解决这些问题，作者强烈呼吁“地方知识”（local knowledge）的重要性，因为在她看来，要想真正地增加底层民众的福利，就必须聆听他们的声音，没有人比他们更了解当地的生态和社会问题。
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该书作者用了五章内容，融合了案例研究——例如建造防波堤、虎虾养殖、引进高产量大米品种等——和理论阐释，旨在揭示基于气候变化的发展项目如何不仅没有帮助孟加拉摆脱贫困，反而加剧了生态的破坏和社会的不公。例如在第三章，作者认为孟加拉国推行的虎虾养殖项目建立在对气候变化的错误理解上。在发展项目的主导者看来，由于温室效应导致的海平面上升，孟加拉沿海地区现在正饱受海水的侵袭。既然如此，不如直接引入海水，以此发展包括罗非鱼和虎虾在内的咸水养殖业。然而，这种咸水养殖带来了很大的问题。通常而言，企业家在旱季从农民手里承租土地来发展水产养殖，到雨季再将土地交还给农民。结果，水产养殖造成的土壤盐碱化使农业耕作深受打击，很难继续。如果农民不想出租土地，勾结政府当权派的企业家甚至派黑帮欺压农民，强制他们出租或强行开闸引水。虎虾养殖造成的另一个问题是圈地（Water Grabbing），也就是将农民世代居住的土地划分成一个一个私人养殖区，这剥夺了农民与生俱来的捕鱼和在水中嬉戏的权利。与此同时，土地的盐碱化也给当地居民的身体健康带来很大的风险。总而言之，虎虾养殖等发展项目将地方环境变成了自然资源，并将其纳入全球资本和金融体系，其结果既导致了生态环境的恶化，也造成了社会的不公和贫困。
综合而言，该书的观点振聋发聩，书中许多结论是作者通过田野走访而来，充满着作者对底层民众的关怀与对自然环境破坏的忧虑。不过该书也存在一些小问题，例如作者的论证过程较为啰嗦，内容多有重复；从历史学的标准来看，参考文献的引用不够严谨；该书最后对孟加拉政府所寄予的希望也有失天真。但是瑕不掩瑜，它仍然是一本令人深思的好书，尤其值得从事历史学或人类学研究的博士生借鉴。
阅读书目：Richard Grove and George Adamson, El Niño in World History,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8.
书评作者：仇振武
根据联合国气象组织的发布，2023年是厄尔尼诺气候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威”的一年。然而，这并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事。事实上，厄尔尼诺现象平均每2—7年就要发生一次，通常持续9—12个月。在历史上，厄尔尼诺气候也曾反复出现，并在某些关键的时间点上深刻地影响了人类社会的历史变迁。
对厄尔尼诺气候与历史变迁关系的研究，总的来说属于气候史研究的范畴。气候史研究至迟可以追溯到法国第三代年鉴学派历史学家勒华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近二三十年，全球变暖与气候变化促使国际社会对气候问题日益关注，越来越多的学者从历史、社会与文化变迁的角度来研究气候问题。
在此背景下，厄尔尼诺现象没有逃脱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的法眼。1999年，英裔美国人类学家布莱恩·费根（Brian Fagan）出版了《洪水、饥荒与皇帝：厄尔尼诺与文明的命运》（Floods, Famines, and Emperors: El Nino and The Fate of Civilizations）一书，考察了历史上厄尔尼诺气候对世界几大文明进程产生的重要影响。这是一本较早将厄尔尼诺气候纳入历史学研究的作品。2002年，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迈克·戴维斯（Mike Davis）出版了《维多利亚晚期大屠*：厄尔尼诺饥荒与第三世界的形成》（Late Victorian Holocausts: El Niño Famines and the Making of the Third World）。戴维斯将政治经济学分析与世界气候史研究相结合，运用“遥相关”（teleconnection）等概念揭示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三次厄尔尼诺气候及其造成的饥荒如何对全球产生影响，并加剧了西方殖民帝国对第三世界的剥削。
2018年，《世界历史上的厄尔尼诺气候》（El Niño in World History）出版，是“帕尔格雷夫世界环境史研究丛书”（Palgrave Studies in World Environmental History）中的一本。该书由已故英国环境史家理查德·格罗夫（Richard H. Grove）与伦敦国王学院地理系的年轻学者乔治·亚当森（George Adamson）合著而成，也正因此，该书的写作事实上分成了两条不同的路径。
一方面，格罗夫侧重于从实证层面书写厄尔尼诺气候如何对人类社会产生影响，而人类社会又如何对其加以应对的历史。以印度次大陆为例，格罗夫主张16世纪末厄尔尼诺现象造就的干旱与社会动荡、移民和冲突等社会变迁削弱了莫卧儿帝国的统治。与此同时，它也打破了地区间的壁垒，促进了粮食进口需求的增加，有时还刺激了灌溉工程和水资源保护等长期举措。另一方面，与格罗夫不同，亚当森则着重揭示人们对厄尔尼诺现象的不同理解。他解释了厄尔尼诺现象是如何通过科学实践、全球媒体以及出于某种政治目的而被“他者化”的。他还从性别视角看待拉尼娜和厄尔尼诺现象。事实上，亚当森的书写体现了近年来气候史与气象史研究的一种新的趋势，即所谓“文化转向”。
总而言之，《世界历史上的厄尔尼诺》一书既为相关研究提供了充分的参考文献，也将历史上的气候和天气现象与社会、文化、大众心理结合在一起，拓宽了气候史与气象史研究的视野，给予关心气候变化的人以许多的启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