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拉维｜赛博格的宣言：20世纪晚期的科学、技术和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圣塔破坏者）

在人与技术的关系愈发复杂、纠葛的当下，本专题采用“赛博格”（Cyborg）的半机器人象征作为出发点，对潜藏于当代社会与文化之下的可能性暗涌进行审视。此处，赛博格、女性主义以及人类学的并置（juxtaposition）代表着未来在多物种参与者——人类与其他生命体、生命体和技术物——之间共生关系常态化的一种暗示。本专题第一部分从经典作品出发，勾勒出这三个问题域之间的相互界定和关联；之后三个部分呈现了当下这一交叉领域的主要关注方向和相关探索。

赛博格突破了自然与文化、心智与身体的二元边界；人类学关注多元文化及社群之间相互沟通理解的可能性，以及对于被掩藏之生活和可能性的揭露；女性主义从来不仅仅和“女性”或者“性别”有关，而是一种“被隐藏的逻辑”的集合——对于有机整体、普遍性、征服逻辑的质疑和反抗。这也是我将这三者并置的核心原因之一。

这是一个变革的时代，我们厘清来路，也需要展望前程。

唐娜·哈拉维（Donna J. Haraway），曾任美国圣塔克鲁兹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研究领域有科学、技术和医学研究，女性主义理论，科学与政治学等。其著作有《灵长类视觉——现代科学世界中的性别、种族和自然》《类人猿、赛博格和女人》等。

集成电路中女性共同语言的一个反讽之梦

本章致力于建立一个忠诚于女权主义、社会主义、唯物主义的反讽式的政治神话。或许更多的是对神明的亵渎，而不是虔诚的崇拜和认同。亵渎神明似乎总是需要特别严肃地对待事物。我知道采用的最好立场是来自于美国政治的世俗宗教的福音教派传统内部，包括社会主义女权主义政治。亵渎神明不但使人免受道德多数派内部的影响，同时又不会失去对社区的需要。亵渎神明并不是对神的背叛。讽刺是关于各种矛盾的这些矛盾不会逐渐变为更大的整体，甚至从辩证的角度看，讽刺是把不相容的事物放到一起而产生的紧张局面，因为这些事物都是必要而真实的。讽刺是关于幽默的，又是严肃的活动。它也是一种修辞策略和政治方法，是我在社会主义—女权主义中更为崇尚的方法。我的讽刺信念即我对神明的亵渎，赛博格的形象就处于它的中心。

赛博格是一种控制生物体，一种机器和生物体的混合，一种社会现实的生物，也是一种科幻小说的人物。社会现实是现有的社会关系，是我们最重要的政治建筑，是一部改变世界的小说。国际妇女运动已经构建了“女性经历”，并揭示或发现了这个重要的集合对象。这种经历是虚构的，却是最关键的政治事实。自由依赖于意识，即富有想象力的理解以及压迫和可能性的构建。赛博格是一件关于虚构和过去经历的事情，它改变了20世纪晚期算作女性经历的东西。这是一场生与死的斗争，但是虚构和社会现实之间的边界是一种视觉上的假象。

当代科幻小说里充斥着赛博格——既是动物又是机器，生活于界线模糊的自然界和工艺界。现代医学里面也充满着赛博格，充满着有机体和机器之间的结合，每个都被看做是一种编码装置而亲密地聚在一起，并带着一种不是在性征历史中产生的力量。赛博格的“性别”还原了蕨类植物和无脊椎动物（这种美好的机体预防反对异性繁殖）可爱的巴洛克复制方式。赛博格的复制脱离了有机体的繁殖。现代生产似乎要把赛博格殖民化，这样的美梦给噩梦般的泰勒制管理增添了些许田园色彩。现代战争是一场由C³I编码的赛博格狂欢，是指令—控制—交流—情报，是1984年一个美国国防预算高达840亿美元的项目。我要争论的是赛博格，作为一个勾画出社会现实和身体现实的虚构之物以及一种富有想象力的资源，这种资源暗示了一些非常有成果的结合。迈克尔·福柯（Michael Foucault）的生物政治学对赛博格政治做出了松散的预言，它是一个非常开放的领域。

到20世纪晚期，我们的时代成为一种神话的时代，我们都是怪物凯米拉（chimera），都是理论化和编造的机器有机体的混合物；简单地说，我们就是赛博格。赛博格是我们的本体论，将我们的政治赋予我们。赛博格是想象和物质现实浓缩的形象，是两个中心的结合，构建起任何历史转变的可能性。在“西方”科学和政治的传统中——种族主义和男性主导的资本主义的传统；进步的传统；对大自然的挪用作为文化生产资源的传统；来自于他人反映的自我繁殖的传统——有机体和机器之间的关系已经成为一场边界战争。这场边界战争中争夺的筹码就是生产、繁殖和想象的领地。本章争论了边界混乱的乐趣和边界构建的责任。这也是为促成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文化和理论所做的一种努力，通过后现代主义、非自然主义的模式和假设一个无性别世界的空想主义传统，这个世界可能没有起源，也没有尽头。赛博格的化身在救赎的历史之外。它也不会在“俄狄浦恋母情结”的日历上等候时机，试图在一种口头上共生的空想主义或后伊底帕斯的世界末日中来弥补性别的可怕分裂。正如左索芙莉丝在她未出版的手稿《莱克莲恩》（Lacklein）中，讨论雅克·拉康、梅兰妮·克莱因（Melanie Klein）以及核文化时表明，在赛博格的世界里最可怕或许也是最有前途的怪物带着一种不同的压抑逻辑，化身于非伊底帕斯的叙述中，这种逻辑是为了生存我们所必须理解的。

赛博格是后性别世界中的一种生物；它绝不考虑双性征、前伊底帕斯的共生现象、未被让渡的劳动以及对有机整体的其他诱惑，这些诱惑是通过把所有部件的力量最终挪用为一个更高级的统一体来实现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赛博格没有西方意义上的起源故事——“最终的”讽刺，因为对于“西方”统治不断升级的抽象个性化，赛博格也是可怕的世界末日目的论，是一个从所有依赖中最终解放出来的终极自我——一个太空中的人。在“西方”的起源故事中，人文主义的意义依赖于初始的团结、充实、狂喜和恐惧的神话，由所有人都必须脱离的阳具母亲、个人发展的任务和历史的任务、在精神分析和马克思主义中记载的最具影响力的两个孪生神话所表现出来。希拉里·克莱因（Hilary Klein）表明，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在关于劳动、个性化和性别形成的概念中都依赖于初始团结的情节，而差异必定从中产生，并列于对女性/自然的升级统治的剧目中。赛博格跳过了西方意义中初始团结和自然认同的步骤。这种不合法的承诺可能导致它的目的论被彻底颠覆，其程度不亚于星球大战。

赛博格坚决以偏心、讽刺、亲密和刚愎为己任。它是对立的、空想主义的、完全非单纯的。失去了公众和私人的两极架构，赛博格把技术上的政治群体部分地建立在栖息地，即家庭中一场社会关系革命的基础之上。自然和文化被重新加工；一方不再是为另一方所用的或合并的资源。部分构成整体的各种关系，包括极性和等级统治的关系，在赛博格的世界中还在探讨。与科学怪人（Frankenstein）创造的怪物所期待的不同，赛博格并没有期待它的父亲通过修复花园来拯救它；也就是说，通过虚构一个异性伴侣，通过它在一个完成的整体，即城市和宇宙中的实现。赛博格没有梦想基于有机家庭模式而建的社区，这一次没有伊底帕斯的计划。赛博格不会认识伊甸园；它不是泥土捏成的，也不想死后化为尘土。或许这就是为什么我想知道赛博格是否在那种命名敌人的狂躁强迫症中颠覆回归核尘土的启示。赛博格不是虔诚的；它们并不重新组成宇宙。它们对整体论态度谨慎，却需要联系——看起来它们对统一的前沿政治有着天生的敏锐，却没有先锋政党。当然，赛博格的主要麻烦就是，它们是军国主义、家长制资本主义的私生子，更别说国家社会主义了。但是，私生子常常对其出身极其不忠。毕竟，它们的父亲是无足轻重的。

在本章的最后部分，我会回到对赛博格科学幻想的论述，但是现在我想标注三个关键边界的破裂，从而使以后对政治一虚构（政治-科学）的分析成为可能。在20世纪晚期的美国科学文化中，人和动物之间的边界被彻底破坏了。独特性的最后阵地已经被污染了，甚至变成了游乐场-语言、工具使用、社会行为、心理活动，什么都不能真正令人信服地区分人类和动物。而且，很多人不再觉得这样的区分是必要的；实际上，女权主义文化的许多分支肯定了人类与其他生物之间联系的乐趣。动物权运动并不是非理性地否定人类的独特性；这些运动清楚地认识到跨越这种遭贬抑的、违反自然和文化的联系。在过去的二百年里，生物学和进化论同时产生了现代有机体，作为知识的对象，并把人类和动物之间的边界简化到重新蚀刻在意识形态斗争或生命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专业争论中的一个暗淡痕迹。在这个框架内，我们应该把传授现代基督创生论作为一种虐待儿童的形式而进行打击。

生理决定论的思想只是科学文化中争论人类动物性意义开启的一种立场。激进的政治人物还有很多空间来争辩逾越边界的各种含义。神话中的赛博格恰恰就出现在人类和动物被逾越的边界上。赛博格远不是标记出一种把人和其他生物区分开来的高墙，而是标记出一种不安而又快乐的紧密结合。兽交在婚姻交换的这一循环中有了新的地位。

第二个有漏洞的区分是动物—人类（有机体）与机器的。前控制论机器可能附着鬼怪；机器中总是闹鬼。二元论构建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话，这一对话由一种辩证的成果来解决，即根据不同喜好称为精神或历史的东西。但是从根本上讲，机器不能自我移动和自我设计，它不是自主式的。它们不能实现人类的梦想，只能模仿它。它们不是人，不能改写自我，而只是一幅描绘那种男权主义繁殖梦想的讽刺画。把它们认作其他东西是妄想的。而现在我们并不是那么确定了。20世纪晚期的机器完全模糊了自然和人造、心智和身体、自我发展和外部设计以及其他许多适用于有机体和机器之间的区别。我们的机器令人不安地蠢蠢欲动，而我们自己却迟钝得令人恐惧。

技术决定论只是一个由机器和有机体的重新构想所开启的思想空间，这些构想是我们读写世界的密码文本。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理论中的事事“文本化”被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指责，因为它的空想主义忽视了奠定任意解读“作用”的现有统治关系。后现代主义策略，和我的赛博格神话一样，颠覆了无数有机整体（例如诗歌、原始文化、生物有机体），这当然是真实的。简言之，对什么视为自然的确定性——一种对单纯性的洞察力和承诺的来源——在被削弱，很可能是毁灭性的。解释的超验授权不复存在，“西方”认识论背景下的本体论也随之荡然无存。但是，替代的并不是愤世嫉俗或背信弃义，即抽象存在的某个版本，就像技术决定论者通过“机器”来摧毁“人”，或通过“文本”来破坏“有意义的政治行动”。赛博格会成为“谁”是一个根本问题；答案生死攸关。连黑猩猩和人工产品都有政治，为什么我们不该有（de Waal，1982；Winner，1980）?

第三个区分是第二个区分的一个子集：对我们来说，身体和非身体之间的界线很不明确。关于量子理论的推论和不确定原则的通俗物理学书籍是一种与禾林言情小说（Harlequin romance）一样流行的科普读物，标志着美国白人异性性征的根本转变：他们错了，但主题是对的。现代机器是典型的微电子装置，它们无处不在却又是看不见的。现代机械是心怀不敬的新生之神，模仿父亲的无处不在和灵性。芯片是一种写入信息的表面；它以分子刻度来蚀刻，这些刻度仅被原子噪音，即对核刻痕的终极干涉所干扰。写作、力量和技术在西方文明起源的故事里是老搭档了，但是微型化改变了机械装置带给我们的体验。原来，微型化是关于力量的；小的与其说是美的，还不如说是特别危险的，比方说巡航导弹。对比一下20世纪50年代的电视机或70年代的照相机和现在广告中的腕带式电视机或手掌大小的摄像机。我们最好的机器是阳光的产物；它们都是轻巧干净的，因为它们只是信号、电磁波、一段光谱，而且这些机器非常容易携带和移动——关于底特律和新加坡的人们承受巨大痛苦的一件事。再没有像这样人员流动性如此之大的地方了，人们既是客观实在的又是模糊的。赛博格是缥缈的、典型的。

赛博格的无所不在和不可见性正是为什么这些阳光带的机器如此致命。很难从政治上了解它们，就像从物质上解释它们一样。它们是关于意识的－或对意识的模拟。它们是漂流的信号，乘着皮卡穿越欧洲，被流离失所而又如此反常的格林翰女人们的魔法织物所阻隔，她们如此了解赛博格的力量网络，以至于她们的阻隔比旧的男权主义政治的战斗力更为有效，而该政治的自然拥护者需要防御工作。最后，最“难”的科学是关于边界最混乱的领域，即纯数字、纯精神、C³I、密码学和保守有力秘密的领域。新机器是如此的干净和轻巧。它们的工程师是太阳的崇拜者，调解一个与后工业社会之梦相关的新科学革命。这些清洁的机器所引起的疾病“只不过”是免疫系统中一个抗原的微小编码变化，“只不过”是紧张的体验而已。“东方”女性的灵巧手指、维多利亚时代盎格鲁－撒克逊的小女孩们对娃娃房子的迷恋、女性对细小事物的格外关注在这个世界中呈现出完全不同的维度。也许，有一个叫艾莉克丝的赛博格会想到这些不同的维度。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反常的赛博格女性在亚洲制作芯片、在桑塔丽塔监狱（Santa Rita Jail）旋转起舞，也许正是她们构建的团结会指引有效的对立策略。

所以，我的赛博格神话是有关边界的逾越、有力的融合和危险的可能性，革新主义者会探索这些可能，把它们作为必要政治工作的一部分。我的假设之一是，大多数美国社会主义者和女权主义者在社会实践、象征表达式以及与“高科技”和科学文化相联系的人工产品中，见识了对心智和身体、动物和机器、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二元论。从《单维度的人》（One Dimensional Man，Marcuse，1964）到《自然之死》（The Death of Nature，Merchant，1980），革新主义者所发展的分析资源坚持了对术语的必要统治，并使我们回忆起一个想象的有机体来整合我们的反抗。我的另一个假设是，人们团结起来抵制世界范围的集权统治，这一需要从来没有如此紧迫过。但是，对视角些许任性的改变会让我们有更好的能力为意义而战，也为技术所促进的社会其他形式的权力和快乐而战。

图为Merchant《自然之死》一书的封面。Wildwood House Ltd，1982。

从一个角度看，一个赛博格的世界是最后强加在这个星球上的控制网，是体现在以防御为名而发动的星球大战启示中最终的抽象概念，也是与最终把女性身体挪用到男权主义的战争狂欢中有关（Sofia，1984）；从另一个角度看，一个赛博格的世界也许是现存的社会现实和身体现实，其中人们并不惧怕与动物和机器结合的亲属关系，也不怕永远只有半个身份和相互矛盾的观点。政治斗争要同时从这两个角度出发，因为每个角度都揭露了从另一个有利位置上看不到的统治和可能。单视野与双视野或多头怪兽相比，会产生更严重的错觉。赛博格联合是怪异的、不合法的；在我们当前的政治环境里，我们几乎不能期望得到关于反抗和再结合的更有力的神话。我喜欢把利佛莫行动组（the Livermore Action Group，LAG）想象成一种赛博格社会，它致力于真实地转化最能强烈体现并生产出技术启示性工具的实验室，并建立一种政治形式，确实设法使女巫、工程师、年长者、性变态者、基督徒、母亲和列宁主义者结合足够长的时间来解除国家武装。分裂不可能（Fission Impossible），这是我所在城镇中亲密关系组织的名字（亲密关系：不是由血缘决定，而是由选择决定的关系，是一个化学核集团对另一个化学核集团的吸引，即亲和力）。

断裂的身份

已经很难用一个形容词来命名一个人的女权主义——甚至在每一种语境下都坚持那个名词。通过命名来进行独占的意识是十分严重的。身份似乎是矛盾的、部分的和策略性的。性别、种族和阶级在社会和历史上的构造来之不易，它们并不能为“本质”团结中的信念提供基础。身为“女性”并不意味着天生被束缚。甚至没有“身为”女性这样一个状态，它本身是一个高度复杂的范畴，建立在有争议的性别科学话语和其他社会实践中。性别、种族或阶级意识是家长制、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些矛盾的社会现实的可怕历史经历强加给我们的一种成果。在我的修辞中，谁可以算作“我们”？可以用何种身份来奠定这样一个被称作“我们”的有力政治神话？而且，这个集体出于何种动机吸纳新成员？女权主义者中（更不用说女性中）沿着每条可能的裂纹而生的痛苦碎片，使得女人这个概念晦涩难懂，这是一个借口来形成女性互相统治的矩阵。对我来说－以及对很多与我相似的人而言，都以白人、专业的中产阶级、女性、激进分子、北美人、中年人的身体形式来进行历史定位——政治身份中的危机来源数不胜数。通过无休止的分裂并对新的本质团结的搜寻，大多数美国左翼和美国女权主义的近代史是对这种危机的一种回应。但是，另一种回应也已经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可，这种回应是通过联合——亲密关系，而不是同一性。

从称作有色女性的新政治声音形成的特定历史时刻出发，切拉·桑多瓦尔（Chela Sandoval）（未注明出版日期，1984）把一个很有希望的政治身份的模型进行理论化，这个政治身份称作“对立意识”，来自于解读权力网络的技巧，权力网络则由种族、性别、阶级这些社会范畴中拒绝成为固定成员的人们构成。“有色女性”，这个名称所包含的人群对它的起源颇有争议，它也是一种历史意识，标志着“西方”传统中所有关于人的标记的系统瓦解，它构建起一种来自于相异性、差别性和特性的后现代主义身份。无论关于其他可能的后现代主义有什么样的说法，这种后现代主义身份完全是政治性的。桑多瓦尔的对立意识是有关矛盾的位置和异时的历法，而不是有关相对主义和多元论。

桑多瓦尔强调，识别谁是有色女性缺少必要的标准。她指出，群体的定义已经被否定有意识地挪用了。例如，一个美籍墨西哥裔妇女或美国黑人妇女已经不能以一个女人或黑人或美籍墨西哥人的身份发言了。因此，她处于层层否定的身份的最底层，甚至被排除在声称要进行重大变革的“女性和黑人”这些作家特许的压迫范畴之外。“女性”这个范畴否定了所有的非白人妇女；“黑人”否定了所有的非黑人，也包括所有的黑人妇女。美国女性肯定了自己作为美国有色女性的历史身份，但是她们中也没有“她”，没有特殊性，却有着很多差异。这种身份标识了一个自己有意识构建的空间，这个空间不会肯定基于自然识别的行为能力，而行为能力只能基于有意识的联合、亲密关系和政治亲属。和美国白人妇女运动某些分支的“女性”不一样，这里没有矩阵的自然化，或者至少这就是桑多瓦尔所说的只有通过对立意识的力量才可以得到的东西。

桑多瓦尔的论点不得不被视为一个有力的女权主义者表达式，来自于世界范围内反殖民主义话语的发展，即瓦解了“西方”及其最高成果的话语的发展——这一成果既不是动物、野人，也不是女人，而是男人，即一个被称为历史的宇宙的缔造者。随着东方学在政治和符号学中的解构，西方的身份，包括女权主义者的身份，不再稳定。桑多瓦尔表明，“有色女性”有机会建立一种有效的团结，并不复制先前的马克思主义和女权主义的帝国化和整体化的革命主题，而先前的马克思主义和女性主义也没有面临去殖民化过程中出现的杂乱无章的声音所带来的后果。

凯蒂·金强调了识别的局限，并强调在“诗”，即文化女权主义的生产核心的阅读过程中建立政治/诗的识别手段。从女权主义实践中不同的“时刻”或“对话”出发，金批评了当代女权主义者中的顽固倾向来对妇女运动进行分类，使得自己的政治倾向作为整体的目的论。这些分类倾向于改写女权主义历史，以至于它看起来是一种长久以来持续连贯的类型中的意识形态斗争，特别是那些称作激进—自由和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典型单位。确实，其他所有的女权主义要么被合并，要么被边缘化，往往通过建立一种明确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女权主义的这些类别产生出各种认识论，来管制对正式女性经历的背离。当然，“女性文化”，和有色女性一样，是被各种机制诱导的亲密关系有意识地创造出来的。诗歌、音乐和某些学术实践形式一直秉持着卓越的礼仪。在美国妇女运动中，种族政治和文化政治紧密地交织在一起。金和桑多瓦尔的共同成就是学会如何创造一种诗歌/政治上的团结，而不依靠一种挪用、合并和分类识别的逻辑。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理论和实践上反对通过统治建立团结或通过合并建立团结而进行的斗争，不但削弱了对父权制、殖民主义、人道主义、实证主义、本质主义、科学主义和其他各种不令人惋惜的主义的合理化，而且全都要求一种有机的或自然的观点。我认为激进女权主义-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也损害了他们/我们自身的认识论策略，这是在想象各种可能的团结的过程中有关键价值的一步。是否西方政治人士了解的所有“认识论”都不能完成我们下达的建立有效亲密关系的任务，这还有待观察。

值得注意的是，构建革命的立场和认识论的努力，作为人们致力改变世界的成果，已经成为展示识别局限性的一部分过程。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尖刻工具和关于革命主题的本体论话语的建设性工具可能被视作为了生存利益而消融西方自我过程中的讽刺性联盟。我们痛苦地意识到，有着一个历史构成的身体意味着什么。但是，随着我们的起源不再单纯，我们也就不会被驱逐出伊甸园。我们的政治不再放纵由单纯的天真而生的罪恶。但是，另一个关于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政治神话会是什么样的？何种政治会欣然接受个人自我和集体自我的部分的、矛盾的、永无止境的建设，而仍然保持忠诚有效，而且讽刺地保持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性质？

我不知道其他哪个历史时期更需要面对有效统治“种族”、“性别”、“性征”和“阶级”的政治团结。我也不知道在其他哪个时候我们可能帮助建设的这种团结会有可能出现。“我们”中不再有人拥有象征的或物质的能力把现实的形状强加于“它们”中的任何一个。或者，至少“我们”不能声称自己是单纯的，没有参与这些统治的实践。白人女性，包括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发现了（即在痛苦挣扎中被迫认识到）“女人”这个范畴并不单纯。这种意识改变了所有以前的范畴的位置；它改变了它们的本质，就像热力让脆弱的蛋白质变质一样。赛博格女权主义者不得不争论，“我们”不再想要团结的自然基体了，而且没有一种构建是完整的。单纯以及对牺牲的推论坚持，作为洞察力的唯一理由，已经造成了足够多的破坏。但是，建构的革命主题也必须给20世纪晚期的人们以喘息的机会。在身份的破裂和构建身份的反思策略中，这种可能开始编织一些东西，而不是掩盖预言性地结束救赎史的世界末日之后的那一天。

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和激进女权主义同时都自然化了“女人”这一范畴和“女性”社会生命的意识，然后又改变了它们的本质。也许画一幅简略的讽刺画能突出这两种行动。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植根于一种揭示阶级结构的雇佣劳动分析之中。雇佣关系的结果是系统的异化，正如把工人从他的（碳化硅）产品中分离开来。知识被抽象和假象支配，实践被统治主宰。劳动是一个格外有特权的范畴，使马克思主义者能克服假象并找到改变世界所必需的观点。劳动是塑造人的人性化活动；劳动是允许了解一个主体的本体论，所以也是允许了解征服和异化的。

在忠实的出身中，通过与基本的马克思主义分析策略结合，社会主义一女权主义获得了发展。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和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的主要成就都是扩大了劳动的范畴来适应（某些）女性的做法，甚至当雇佣关系从属于资本主义家长制下一种更全面的劳动观点时也是如此。特别要说的是，妇女的家庭劳动和作为母亲的一般女性活动（即社会主义-女权主义意义上的繁殖），进入了类似于马克思主义的劳动概念的权威理论。在这里，女性团结依赖于一种基于“劳动”本体结构的认识论。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女权主义没有“自然化”团结；它是以植根于社会关系的一种可能立场为基础的一种可能的成就。本质化的行动是在劳动或其类比，即女性活动的本体结构中。马克思人文主义的遗产和它极其西方化的自我，对我来说是个难题。这些构想的贡献在于，它们强调了女性真正的日常责任是建立团结，而不是对它们进行自然化。

凯瑟琳·麦金农（Catherine Mackinnon）（1982，1987）的激进女权主义版本本身，就是对西方的身份奠基行为理论中挪用、合并和整体化倾向的一幅讽刺画。把最近女性政治中所有冠名为激进女权主义的多样化“时刻”或“对话”都同化为麦金农的版本，这无论从事实上还是从政治上讲都是错误的。但是，她的理论的目的论逻辑展示了一种认识论和本体论的结合——包括它们的对立面——是如何擦除或监管差异的。麦金农理论中只有一种影响改写了激进女权主义这一多形态领域的历史。主要的影响是产生一种经验理论，一种女性身份的理论，这对所有的革命立场来说都是一种世界末日。也就是说，内置在这一激进女权主义故事中的整体化达成了它的目的——建立女性团结——通过实施根本非存在物的经历和证明。对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而言，意识不是一种自然事实，而是一种成就。麦金农的理论消除了人文主义革命主题中的一些难题，却以激进的简化论为代价。

麦金农表明，女权主义必须采取一种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的分析策略，并不先考虑阶级结构，而是考虑性/性别结构及其生成关系，即男性在性方面对女性的构造和挪用。讽刺的是，麦金农的“本体论”构建了一个非主体，一个非存在。另一种*不是自我的劳动，而是“女人”的起源。从而，她发展了一种实施“女性”经历——任何为性侵犯命名的东西，事实上，就“女性”而言，即性本身——的意识理论。女性实践是对这种意识形式的建构；也就是，对一种谁不是自己的自我认识。

不同寻常的是，这种女权主义中的性挪用仍然有着劳动的认识论地位；也就是说，一种有助于改变世界的分析中的观点必须流动。但是，性/性别结构的结果是性的物化，而不是异化。在知识领域中，性物化的结果是假象和抽象。然而，一个女人不只是疏离她的产品，而从深层次讲，她的存在根本就不作为一种主体，甚至潜在主体，因为她把自己作为一个女人的存在归因于性的挪用。由另一方的*而构成，与在暴力分割劳动者及其产品的过程中所进行的疏离并不是同一回事。

麦金农对经验的根本理论是极其整体化的；与其说它边缘化了其他女性政治言行的权威，还不如说它消除了这种权威。它是一种整体化的，产生出西方家长制自身从未实现的东西——女性非存在的女权主义者的意识，而不是作为男性*的产物。我认为麦金农正确地指出，没有哪种马克思主义的身份版本能为女性团结打下牢固的根基，但是，在解决任何以女权主义为目的的西方革命主题的矛盾问题中，她发展了一个更为专制的经验教条。如果我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抱怨是，它们无意间消除了反殖民话语和实践中多音的、不可同化的、根本的可见差异，那么，麦金农有意通过女性非存在的“必要”手段来消除所有差异是令人不放心的。

和其他任何分类一样，我的分类法是对历史的再次记载，在这种分类中，激进女权主义可以包容所有被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命名的女性活动，作为不同的劳动形式，只要该活动在某种程度上能被性征化。繁殖有两种趋势的不同意义论调，一个植根于劳动，一个植根于性别，它们都把统治的结果以及社会的和个人的现实称作“错误意识”。

除了任何一个作者论述中的困难或贡献以外，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还是激进的女权主义观点都没有包含一个局部解释的地位；它们都被有规律地构成整体。西方的解释已经做出了同样的要求；而“西方的”作者如何才能合并他者呢？每个人都通过类比、简单列举或附加来扩展统治的基本范畴，以此试图增加统治的其他形式。白人激进的和社会主义的女权主义中，关于种族的尴尬沉默是一种主要的毁灭性政治结果。历史和多音性消失在试图建立谱系的政治分类学中。在理论中并没有种族（或对很多其他东西）的结构空间，能声称对女人这个范畴和女性这个社会群体的构建进行揭示，女性社会群体是作为一个统一的或可以整合的整体。我的讽刺描述的结构如下：

社会主义女权主义——阶级结构//雇佣劳动//异化劳动，通过类比繁殖，通过扩展性，通过附加种族

激进女权主义——性别结构//性挪用//物化

性，通过类比劳动，通过扩展繁殖，通过附加种族

在另一个环境里，法国理论家朱丽娅·克里斯特娃（Julia Kristeva）声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妇女作为一个历史群体出现，和青年这样的群体一起。她推断的日期是可疑的；但是，现在我们习惯于记住以下这一点：“种族”并不总是存在，“阶级”有一种历史起源，而“同性恋”是最近才出现的，并作为知识的对象和历史的角色。在这个星球上，人们之间的关系网变得空前多样、满溢和复杂，与此同时，男性家庭的象征系统——与女性的本质——分裂开来，这并不是偶然的。“先进的资本主义”不足以传达这一历史时刻的结构。从“西方的”意义上讲，人类的终点变得岌岌可危。在我们的时代，女人分离出来进入女性中并不是偶然的。或许，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在产生本质主义理论这一点上，并无实质的过错，这一理论压制了女性的特殊性和相互矛盾的利益。我想我们是有过错的，至少在不加反思地参与到白人人文主义的逻辑、语言和实践中，在寻找一个单一的统治领域来保卫革命的声音中。现在，我们更没有借口了。但是，当我们意识到失败时，我们就冒险陷入无尽的差异中，并冒险放弃创建局部的、真正的联系这一令人困惑的任务。有些差异不必当真；而有些是世界历史统治体系的支柱。“认识论”就是要认识差异。

统治信息学

在认识论和政治位置的这一尝试中，我想画一幅对可能的团结的素描——一幅受惠于社会主义和女权主义设计原则的画。它的框架是由世界范围内与科技相联系的社会关系中重排的范围和重要性所设定的。我支持一种政治，它所立足的主张是关于阶级、种族和性别的本质的根本变革，这些变革处于一种世界秩序的新兴系统中，其创新性和范围可以和工业资本主义创造的相媲美；我们正在经历一场运动，从有机的工业社会到多形态的信息系统——从完全工作到完全游戏，一个致命的游戏。这些二分的概念既是物质的，也是意识的，可以用下面的图表描述从自在的旧等级统治过渡到恐怖的新网络系统，也就是我所称的统治信息学：

这张图表暗示了几件有趣的事情。首先，表中右侧的事物不能编码为“自然的”，这种理解也颠覆了左侧的自然主义编码。我们不可能在意识上或物质上回到过去。这并不只是“男神”之死也是“女神”之亡；或者二者都在承载微电子和生物技术政治的世界中复活。关于生物组元这样的事物，我们不能根据本质属性来思考，而必须根据设计、边界限制、流动速度、系统逻辑、降低限制的成本来思考。性繁殖是许多繁殖策略中的一种，它把成本和利润作为系统环境的一种功能。性繁殖的意识形态不再合理地呼吁性和性角色这样的观念，不再将它们作为有机体和家庭这些自然物体的有机方面。这样的推理将会被揭开，就像爱看《花花公子》（Playboy）的公司主管和反色情作品的激进女权主义者会成为奇怪的同床人一样，他们将一起摘掉非理性主义的假面具。

同样的，对于种族来说，关于人类多样性的意识形态不得不根据参数的频率来进行表述，比如血型或智力值。调用“原始的”、“文明的”这样的概念是“不合理的”。对于自由主义者和激进分子来说，对完整社会体系的寻求让位于一种叫做“实验人种学”的新实践，其中一个有机物体消散在对写作活动的注意力中。在意识形态的层面，我们看到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被转化为发达和不发达的语言，即现代化的速度和限制。任何人或物都能通过拆分和*来进行合理的考虑；“自然的”建筑都不会限制系统设计。全世界所有城市的金融区以及出口加工区和自由贸易区都宣布了这一“晚期资本主义”的基本事实。能被科学认知的整个宇宙的物体必须被表述为通信工程（对管理者来说）或文本理论（对那些反抗者来说）中的问题。二者都属于赛博格符号学。

人们应该期望把控制策略集中在边界条件和边界界面上，放在跨边界的流动速度上——而不是放在自然物体的完整性上。西方自我的“完整”和“真实”让位于决策程序和专家系统。例如，应用于女性生育能力的控制策略会在人口控制和个体决策者的目标成就最大化这两方面得到发展。控制策略会通过速度、限制的成本、自由程度被确切地表述。人类，像其他组件和子系统一样，必须在一个系统建筑中被本土化，该建筑的基本操作模式是概率的、统计的。没有物体、空间或身体本身就是神圣的；如果标准适当、编码适当，任何组件都能和其他组件连接，能被构建起来在一种共同的语言中处理信号。这个世界中的交换超越了普遍转化，这一转化是由马克思分析得极为透彻的资本市场所实现的。影响宇宙中各种组件的首要病因就是压力——交流的崩溃（Hogness，1983）。赛博格没有屈服于福柯的生物政治学；赛博格模拟了政治这个更为强大的操作领域。

科学和文化知识对象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历史性地出现，对它们的分析让我们注意到女权主义分析中的一些重要缺陷。女权主义分析一直进行下去，就好像亚里士多德以来的“西方国家”中以有机的、等级的二元论排序的话语仍在充当主宰。它们已经被同类吃掉了，或者如左·索芙莉丝（Zoe Sofoulis）所说的，它们已经被“技术-消化”了。心智和身体、动物和人类、有机体和机器、公众和私人、自然和文化、男性和女性、原始和文明都在意识形态上存有疑问。女性的实际情况是，她们被整合/利用进入一个生产/繁殖以及被称作统治信息学的通讯世界体系。家、工作场所、市场、公共场所、身体本身——都可以用无限的、多种形态的方式进行分散和连接，给妇女和其他人带来重大后果——对于不同的人来说，后果本身也是不同的，这些后果使得对立的国际运动强大得超出想象，并且成为生存的关键。重建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通过处理科学和技术的社会关系的理论和实践，关键包括神话系统和构筑我们想象的意义。赛博格是一种拆分和*，是后现代的集体自我和个人自我。这是女权主义者必须编码的自我。

通讯技术和生物技术是我们身体再造的决定性工具。这些工具体现并执行了世界范围女性的新社会关系。技术和科学话语可被部分地理解为对构成它们的流动互动关系的形式化，例如，就像凝固的时刻，但是它们也应该被视为执行意义的工具。工具和神话、工具和概念、社会关系的历史系统，以及对可能身体的历史解剖，包括知识对象的历史解剖，它们之间的边界是可渗透的。事实上，神话和工具相互构成彼此。

此外，通讯科学和现代生物学由一种共同的行动所构建——把世界转化成一个编码的问题，即寻求一种共同语言，其中所有对工具控制的反抗都消失了，所有的异质性都会屈服于拆分、*、投入和交换。

在通讯科学中，把世界转化成一个编码的问题可以通过考虑控制（反馈控制）的系统理论加以说明，这些理论应用于电话技术、计算机设计、武器部署或数据库的建设和维护。在每种情况下，关键问题的解决方法是依靠一种语言和控制的理论；关键的操作是决定一种量的流动速率、方向和概率，这种量被称为信息。世界按照边界可渗透信息的不同再被细分。信息只是那种可量化的元素（单位，团结的基础），允许普遍转化和相应不受阻碍的工具性力量（被称作有效交流）。这种力量的最大威胁是交流的中断。任何系统的崩溃都是压力的作用。这种技术的基本原则可被浓缩为C³I的隐喻，即指令-控制-交流-情报，这是它操作理论的军事符号。

在现代生物学中，把世界转化成一个编码的问题可以通过分子遗传学、生态学、社会生物进化论和免疫生物学加以说明。有机体被转化成基因编码和读出的问题。生物技术，一种写入技术，广义地影响了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说，有机体不再作为知识对象而存在，它让位于生物组元，例如，某些特殊种类的信息处理装置。生态学中的类似行动可以通过探索历史和利用生态系统的概念得到检验。免疫生物学和相关的医学实践为编码系统和认知系统的特权提供了丰富的范例，对我们来说，这些系统是作为知识的对象，作为身体现实的构建。在这里，生物学是一种密码学。研究必定是一种智力活动。一切充满了讽刺。一种被强调的系统出了差错；它的交流过程崩溃了；它不能意识到自己和他者之间的差异。拥有狒狒心脏的人类婴儿引起了全国的伦理困惑——支持动物权利的积极分子至少等同于人类纯洁性的卫道士。在美国，男同性恋和静脉注射吸毒者都是一场免疫系统疾病的“首要”受害者，这一疾病标志着（铭刻在身体上）边界的混乱和道德的污染（Treichler，1987）。

但是，这种涉足通讯科学和生物学的研究还很少；我声称，这些科学和技术向我们表明了世界结构的基本转变，一个平凡的大体经济现实为我的说法提供了依据。通讯技术依靠的是电子学。现代国家、跨国公司、军事力量、国家福利设施、卫星系统、政治进程、我们想象的组合、劳动控制系统、我们身体的医学构造、色情业、劳动力国际分工和宗教福音传道都密切依赖于电子学。微电子技术是拟像的技术基础；也就是无原始拷贝的技术基础。

微电子技术介入以下转变：劳动转化为机器人学和文字处理；性转化为基因工程和繁殖技术；心智转化为人工智能和决策过程。新的生物技术关注的不只是人类的繁殖。生物学作为一门重新设计物质和过程的强大工程科学，对工业有着革命性的影响，或许当前在发酵、农业、能源这些领域最为明显。通讯科学和生物学是对自然技术知识对象的建构，其中机器和有机体之间的区别变得完全模糊不清；思维、身体和工具之间关系密切。对日常生活进行生产和再生产的“跨国”材料组织，与对文化和想象进行生产和再生产的符号组织之间似乎也相互关联。维持边界的形象，如基础和上层建筑、公共和私人，或物质和想象，似乎从未如此站不住脚。

我曾用瑞秋·格罗斯曼（Rachel Grossman）（1980）提及的集成电路中的女性形象来命名一个世界中女性的状况，这个世界是通过科学和技术的社会关系得以密切重构的。我用了“科学和技术的社会关系”这个啰嗦的说法，表明我们不是在和一种技术决定论打交道，而是在处理一种依赖于人们之间所建立关系的历史体系。但是，这个说法也表明了科学和技术提供了新的力量源泉，而我们需要分析和政治行动的新源泉（Latour，1984）。高技术促成的社会关系中种族、性和阶级的某些*可以使社会主义—女权主义更有效地促进政治的发展。

“家庭”之外的“家庭工作经济”

“新工业革命”正在产生一个世界范围的新工人阶级，包括新的性征和种族特征。资本的极端流动性和新出现的劳动力国际分工，与新出现的集体和熟悉分组的减弱交织在一起。这些发展既不是性别中立的，也不是种族中立的。在先进的工业社会中，白人男性近来变得容易长期失业，而女性失业的速度没有男性那么快。不能简单地说，第三世界国家的女性在出口加工部门，特别是在电子行业，受到以科学为基础的跨国公司的青睐。这幅图画要更具系统性，涵盖再生产、性征、文化、消费和生产。在典型的硅谷里，许多女性的生命是围绕受聘于电子学的相关工作而构建起来的，而且她们的私密现实包括连续的单配偶（短暂的婚姻）、协商照顾孩子、与远亲或大多数其他形式的传统团体的疏远，以及她们老时孤独和经济极度脆弱的高度可能性。硅谷女性的民族和种族的多样性构建了一种文化、家庭、宗教、教育和语言中差异冲突的缩影。

图为亚洲地区电子业装配线上的女工，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一代换过一代，始终是许多农村女孩圆都市梦的重要途径。Bobby Yip摄。[图源：coolloud.org.tw]

理查德·戈登把这个新情况叫做“家庭工作经济”。尽管戈登涵盖了与电子装配线连带出现的字面意义上的家庭工作现象，但是他想用“家庭工作经济”来命名一种工作的*，这种工作*在广义上具有先前属于女性工作的特点，即字面上只能由女性完成的工作特点。无论由男性还是女性完成，工作在字面上都被重新定义为女性的和女性化的。女性化意味着变得极其脆弱；能够被拆分、*、利用作为一种储备劳动力；不被看做工人，而被看做服务员；服从有薪工作的上下班时间安排，使争取有限工作日的努力成为徒劳；引导了一种生活方式，总是近乎淫秽、格格不入，而且总可以简化为性。最近，机械去技能化这个老方法被用到了以前享有特权的工人身上。然而，家庭工作经济指的不只是大规模的机械去技能化，它也没有否认新的高技术领域正在出现，甚至对先前被排除在熟练工雇佣之外的男性和女性来说也是如此。而这个概念表明的是，工厂、家庭和市场在一个新的范围内被整合起来，而且女性的地位是重要的－并需要在各种情况下为了女性之间的差异和男女之间关系的意义而对女性地位进行分析。

新技术使得（并不直接导致）家庭工作经济作为一种世界的资本主义组织结构成为可能。攻击那些相对享有特权的、大多是白人的、有工会组织的男性工作取得了成功，这与新通讯技术的力量是联系在一起的，被用来整合和控制劳动力，尽管劳动力分布地广泛分散。女性能感受到的新技术带来的结果是，家庭（男性）收入的减少（如果他们曾经有过这种白人特权的话）以及女性自身工作的性质变化，其中资本变得越来越密集，比方说，从事办公室工作和护理工作。

新经济和技术的措施也与福利国家的衰落有关，与随之而来的女性需求的增强有关。这些需求是要维持自己、丈夫、孩子和老人的日常生活。贫穷的女性化——生成于逐渐衰落的福利国家，生成于少有稳定工作的家庭工作经济，并且靠着这样一种期望来支撑：对抚养孩子来说，几个女人的工资比不上一个男人的收入——已经成为一个迫切的焦点。各种家庭被女性主导的原因是种族、阶级或性别的作用；但它们越来越普遍的特点是，在很多问题上女性联合的基础。女性规律性地维持日常生活，作为她们强化的母亲地位的一部分作用，这不是什么新鲜事；与全面的资本主义经济和逐渐以战争为基础的经济的结合类型，才是新的东西。比方说，美国黑人妇女成功地从（几乎没）有薪的家庭服务中逃离，她们大量从事办公室文员以及类似的工作，她们的特定压力对有工作的黑人贫困继续加强有着重大影响。第三世界工业化地区的少女逐渐发现自己成为家庭现金收入的唯一或主要来源，而获取土地却越来越成问题。在精神动力学以及性别和种族的政治领域中，这些发展必定会带来重大后果。

在资本主义的三个主要阶段（商业/早期工业、垄断、跨国公司）的框架中——和民族主义、帝国主义和跨国主义相关，也和詹姆逊的三个主导的美学时期相关，即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我要讨论的是，特定的家庭形式与资本的各种形式及其政治和文化的伴随物是辩证相关的。尽管存在着问题和不平等性，这些家庭的理想形式可以简单扼要地表示为：（1）家长制核心家庭，由公共和私人之间的二分法建构，伴随着各种单独领域的白人中产阶级意识形态和19世纪英美中产阶级的女权主义；（2）现代家庭，由福利国家和诸如家庭工资之类的制度来调解（或强化），伴随着一种非女权主义者的异性征意识形态的繁荣，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这些意识形态在格林尼治村（Greenwich Village）表现的各种激进的版本；（3）家庭工作经济的“家庭”，伴随着女性为主导家庭的矛盾结构，突增女权主义以及性别本身自相矛盾的加强和腐蚀。在这个背景下，新技术导致的世界结构性失业的预测成为家庭工作经济图的一部分。由于机器人学和相关技术在“发达”国家中把男性从工作中替代出来，并加剧了未能在第三世界的“发展”中产生男性工作的失败，而随着办公自动化连在劳动力剩余的国家中也成为主导，工作的女性化加强了。美国黑人女性一直都很清楚面对黑人男性的结构性失业（“女性化”），以及她们自己在薪资经济中高度脆弱的地位会是什么样子的。性征、再生产、家庭、社会生活都以区别白人与黑人女性境况的多种方式，与这种经济结构相互交织，这不再是秘密了。还有很多的男人和女人要应付类似的情况，这使跨性别和种族的联盟在维持基本生命（有工作或没工作）的问题上成为一种必要，而不只是一种好方法。

新技术也对饥饿和维持世界的粮食生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雷·莱瑟·布鲁姆伯格（Rae Lessor Blumberg）（1983）估计女性生产了大约50%的维持世界生存的粮食。不断增长的食品和能量作物的高科技商品化一般来说并没有让女性获利，她们的日子变得更艰苦，因为她们担负的提供食物的责任没有减少，而她们的生育境况变得更加复杂。绿色革命技术和其他高科技工业生产交互作用，改变着劳动力的性别分工和有差别的性别迁移模式。

新技术似乎深刻涉及了罗斯·皮切斯基（Ros Petchesky）（1981）所分析的“私有化”的形式，其中军事化、右翼家庭意识形态和政策以及像私有财产一样的公司（和国家）财产的强化定义在一起相互作用。新的通讯技术成为每个人消除“公共生活”的基础。这促使一种永久的高科技军事设施迅速增长，以大多数人在文化和经济上的花费为代价，尤其是女性的。像视频游戏和高度微型化电视这样的技术，似乎在“私人生活”的现代模式生产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视频游戏的文化大多是定位于个人竞争和星际战争的。高科技的性别化想象在这里产生，想象可以接受星球的毁灭，并科幻地脱离它的影响。被军事化的不只是我们的想象；其他在电子和核方面的竞争现实也不可避免。这些就是保证终极流动性和完美交流的技术——并偶然地带动了旅游业这一流动和交流的完美实践，使之出现为世界上最大的单一产业。

新技术影响了性征和繁殖两者各自的社会关系，而且并不是总以同样的方式出现。性征和工具性之间、把身体看做一种私人满足的观点和看做一种效用最大化机器的观点之间的紧密结合，被细致地描述在社会生物学的起源故事中，这些故事强调一种基因计算，并解释了支配男女性别角色中不可避免的对立。这些社会生物学的故事依赖于一种高科技的视角，把身体视为一个生物组件或者控制论通讯系统。医学转化在许多对繁殖状况的转化中，在这一转化下，女性的身体有一些边界最近对于“可视化”和“介入”来说是可渗透的。当然，在医学解释学领域，谁控制着身体边界的解释是一个主要的女权主义问题。在20世纪70年代，子宫镜成为女性要求拥有自己身体的标志；在赛博格繁殖实践中，这一手工的工具不足以在对现实的协商中表达我们所需的身体政治。自我帮助是不够的。可视化技术使人想起用照相机抓拍这一重要的文化实践和一种摄像意识的深层掠夺本质。性、性征和繁殖是高科技神话体系中的主要角色，构建起我们对个人和社会可能性的诸多想象。

新技术的社会关系的另一个关键方面是对大量科技劳动力的期望以及文化、工作和繁殖的变革。一个主要的社会和政治危险是形成一个强大的二元社会结构，和所有族群的众多男男女女一起，特别是有色人种，他们被限制在家庭工作经济、各种各样的文盲以及普遍的裁员和无能力中，由从娱乐到监视和消失这样的高科技镇压机构所控制。合格的社会主义—女权主义政治应该在特权职业的范畴中讨论女性，特别是在构建科学一技术的话语、过程和对象的科技生产中。

这个问题只是探讨一种女性科学的一个方面的可能性，却是非常重要的。从事科学事业的新群体在生产知识、想象和实践的过程中有何种构成作用呢？这些群体如何能够和进步的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联合?哪种政治解释性能跨越分离我们的科学技术等级，把女性联合到一起？在和反军事科学设施的转变行动组联合的过程中，可能会有发展女权主义科学/技术政治的方法吗?很多硅谷的科学和技术工人，包括高科技的牛仔，都不想从事军事科学方面的工作。在女性（包括有色女性）队伍日益壮大的专业中产阶级中，这些个人喜好和文化倾向能结合为进步政治吗？

集成电路中的女性

让我概括一下先进工业社会里女性的历史地位这一情况，因为这些位置部分是通过科学和技术的社会关系来重建的。如果有可能通过区分公共和私人领域——由以下形象表明：把工人阶级的生活分为工厂和家庭；把资产阶级的生活分为市场和家庭；把性别存在分为个人领域和政治领域——从意识形态上描绘女性的生命特征，那么现在它是一个完全误导的意识形态，即使用它来表明在实践和理论上这些二分法的两方面是如何相互构建的。我更喜欢一种意识形态的网络化形象，表明空间和身份的丰富性以及个人身体和国家政体中边界的可渗透性。“网络构建”既是一种女权主义实践，又是一个跨国公司的策略——交织到一起是为了对立的赛博格。

所以，让我回到统治信息学的早期形象，追踪集成电路中女性“位置”的一个观点，主要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视角出发，只涉及几个理想化的社会位置：家庭、市场、有酬的工作场所、国家、学校、诊所一医院和教堂。这些理想化空间中的每一个在逻辑和实践上都在另一个地点被暗示，或许就像一张全息摄影的照片。我想表明的是社会关系的影响力，为了帮助制定所需的分析和实际工作，新技术调解并加强了这些社会关系。然而，在这些网络中没有女性的位置，只有对女性赛博格身份至关重要的差异和矛盾的几何结构。如果我们学会如何解读这些权力和社会生活的网络，我们可能就会了解新的组合、新的联盟。只从一种“识别”的角度，一种单一自我的角度，是无法解读以下清单的。这个问题是分散的。这个任务就是要在离散中生存。

家庭：女性主导的家庭、连续的单配偶（短暂的婚姻）、男人的离去、独居的老妇人、家务劳动的技术、有酬家庭工作、家庭血汗工厂的重新出现、基于家庭的商业和远程通讯、电子村落、城市的无家可归者、迁移、模块结构、强化（模拟）的核心家庭、严重的家庭暴力。

市场：女性持续的消费工作，新近目标是从新技术那里购买的大量新生产（特别是，被工业化和工业化的国家中的竞争民族为了避免大量失业的危险，需要为明显更少需求的商品找到更大的新市场）；二元模态的购买力，伴随着以大量富裕群体为目标的广告以及对以前的大众市场的忽略；与富足的高科技市场结构平行的、劳动力和商品的非正式市场越来越重要；通过电子资金转账的监督系统；市场经验的抽象化（商品化）加强，导致无效的空想主义或同等愤世嫉俗的团体理论；市场/金融系统的极端流动性（抽象化）；性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互相渗透；抽象和异化消费的性征化加强。

有酬的工作场所：劳动力的性和种族分工继续加强，但在特权职业范畴里白人女性和有色人种大量增加；新技术对办公室、服务业、制造业（特别是纺织业）、农业、电子业的女性工作所产生的影响；工人阶级的跨国*；促进家庭经济发展的新时间安排的发展（弹性时间、业余时间、加班时间、没有时间）；家庭工作和在外工作；双层工资结构的压力增加；全世界范围内没有经验也没有进一步希望找到稳定工作，依赖现金的人数众多；大多数劳动力被“边缘化”或“女性化”。

国家：对福利国家的持续侵蚀；伴随增加的监督和控制而出现的分散化；依靠远程信息服务的公民身份；存在于信息富裕/信息贫瘠区别中广义的帝国主义和政治权力；高科技军事化的加强，越来越多地遭到众多社会群体的反对；公务员工作的缩减，作为办公室工作的资本密集化提高的结果，暗示有色女性的职业流动性；物质和精神的生活和文化日益私有化；私有化和军事化之间、中产阶级的资本主义个人生活和公共生活的高技术形式之间的紧密结合；不同社会群体之间互不可见性，与相信抽象敌人存在的心理机制相关。

学校：深化各种高科技的资本需求，与按种族、阶级和性别区分的各个层次的公共教育的结合；教育的改革和退款中涉及的管理阶级，牺牲为孩子和教师不断发展的教育民主结构；在技术统治和军事化的文化中为大众的无知和压制所进行的教育；反对派和激进派的政治运动中增长的反科学的神秘崇拜；白人女性和有色人种中在科学上持续的相对无知；以科学为基础的跨国公司（尤其是依赖于电子和生物技术的公司）对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不断增长的工业导向；在一个逐步二元化的社会中为数众多的受过高等教育的精英。

诊所—医院：机器和身体的关系加强；对传达个人身体经验的公共隐喻的重新商讨，特别是和繁殖、免疫系统功能和“压力”现象有关的隐喻；繁殖政治的加强，回应了女性未被察觉地潜在控制她们对繁殖的关系这些世界历史含义；新的特定历史性疾病的出现；在高科技的产品和过程普及的环境里对健康的意义和手段所进行的斗争；健康工作的继续女性化；为健康而对国家责任感所进行的斗争加强；大众健康运动的持续心理作用，作为美国政治的一个主要形式。

教堂：电子“超级拯救者”的原教旨主义传教士庄重宣布电子资本和自动化物神的结合；在抵制军事化国家中教堂的重要性增强；在宗教中为争取女性意义和权威而进行的主要斗争；在政治斗争中与性别和健康交织的精神性持续相关。

对控制信息学进行概括的唯一方法要在最脆弱的人的生存网络的常见故障里寻求（这些故障大大增强了不安全感和文化贫瘠）。由于这种状况的大部分都与科技的社会关系相互交织，所以社会主义-女权主义政治投身于科学和技术的迫切性就不足为奇了。正在做的事情很多，而且政治工作的理由也很丰富。例如，为使女性得到有酬工作就发展各种形式的集体斗争所做的努力，如SEIU的925区，这是我们所有人都该优先考虑的。这些努力深深地依赖于劳动过程的技术重构和工人阶级的改革。这些努力也让我们理解了一种更全面的劳动组织，涉及在大部分白人男性工会从未优先讨论过的社区、性别和家庭问题。

与科技的社会关系相关的结构*激发了强烈的矛盾心理。但是，没有必要为20世纪晚期女性在工作、文化、知识生产、性征、繁殖所有方面的关联而产生的影响感到极度沮丧。出于极好的理由，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看好统治，却不能理解什么只能被看做虚假意识，以及在资本主义晚期人们自身统治的共谋联系。关键是要记住失去的东西往往是多种恶意的压迫形式，或许特别是从女性视角来看，在面对当前的违反行为时这些压迫形式被怀旧地认作是自然的。由高科技介入的矛盾心理针对被扰乱的团结，它不需要把意识归类到“有远见的批评奠定一种牢固的政治认识论”对抗“被操纵的错误意识”这些范畴中，而是要敏锐地理解正在出现的快乐、经验和有着巨大潜力改变游戏规则的力量。

有理由在新兴的基础上对跨民族、性别、阶级团结的新种类抱有希望，因为这些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分析的基本单位历经多种转变。与科技的社会关系相关联，世界范围的苦难严重地加剧。但是，人们正在经历的事情并不显而易见，而且我们缺少用来共同建筑有效经验理论的足够微妙的联系。用当前的努力——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分析的、女权主义的、人类学的——甚至来阐明“我们的”经验都是不充分的。

我意识到我的历史地位——在前苏联的人造卫星“伴侣号”（Sputnik）对美国国家科学教育政策的影响下，由一位爱尔兰的天主教女孩成为生物学博士——带给我的奇怪视角。我有一个由妇女运动建构的身体和心智，同样也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军备竞赛和冷战建构。有更多的理由希望关注于政治的相互矛盾的影响，而不是关注于当前的失败，这种政治是为了产生忠诚的美国技术专家而设计的，结果也产生了许多反对者。

女权主义观点中永久的偏袒性影响了我们对政治组织形式和参与形式的期待。我们不需要一个整体来进行有效的工作。女权主义者梦想有一种共同语言，像所有对完全正确的语言的梦想一样，由完全真实的经历命名，它是一种整体化和帝国化的语言。在这种意义上，辩证法也是一种理想的语言，它渴望化解矛盾。讽刺的是，我们可以从与动物和机器的融合中得知如何不成为人，即西方标志的化身。由于科学和技术的社会关系，这些有力的却又禁忌的融合不可避免地创造出乐趣，从这一视角来看，或许真的有一种女权主义科学。

赛博格：一个关于政治身份的神话

我想用一个关于身份和边界的神话来做总结，它们影响了20世纪晚期的政治想象（第一幅画）。这个故事归功于诸如乔安娜·露丝（Joanna Russ）、赛缪尔·R.德拉尼（Samuel R. Delany）、约翰·瓦尔里（John Varley）、小詹姆斯·提普垂（James Tiptree）、奥克塔维亚·巴特勒（Octavia Butler）、蒙妮克·维蒂（Monique Wittig）和冯达·麦金泰尔（Vonda McIntyre）之类的作家。这些人是我们故事的讲述者，探索高科技世界里具体化的含义。他们是赛博格的理论家。在探索身体边界和社会秩序的过程中，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as）（1966，1970）在帮助我们意识到身体意象对世界观以至政治语言的基础作用上应该是有功劳的。法国女权主义者，如露茜·伊利格瑞（Luce Irigaray）和蒙妮克·维蒂，尽管存在着差异，但她们知道如何描述身体，如何从具体化的意象出发，尤其是维蒂，从身体切分和重构的意象出发，来编织色情描写、宇宙论和政治学。

美国的激进女权主义者，如苏珊·格瑞芬（Susan Griffin）、奥德丽·罗德和阿德里娜·里奇，深刻地影响了我们的政治想象——而且或许过多地限制了我们认为是友好的身体和政治语言的东西。他们坚持有机的东西，用它来反对技术的东西。但是，他们的象征体系以及生态女权主义和女权主义异端的相关立场充斥着机体说，只能在桑多瓦尔的术语中才能被理解，作为适用于20世纪晚期的对立意识。他们仅会对那些未被机器和晚期资本主义意识迷住的人感到困惑。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是赛博格世界的一部分。但是，在明确地接受有机体和机器之间的清晰区分以及构建西方自我的类似区分的崩溃中本身固有的可能性时，女权主义者也会得到巨大的财富。正是两个崩溃发生的同时性破坏了统治的基体，并开启了几何的可能性。从个人和政治的“技术”污染中，可能会学到什么？我简要地观察了文本中两个重合的群体：女性科幻小说中有色女性和怪异自我的构建，寻找他们的洞察力，对于一个可能会有帮助的赛博格神话的构建。

早些时候，我就建议把“有色女性”理解为一种赛博格的身份，一种强大的主观性，来自于对外部身份融合的综合化，也存在于她的“生命神话”《赞米》（Zami，Lorde，1982；King，1987a，1987b）的复杂政治历史分层中。物质和文化的网络能投射出这种可能，奥德丽·罗德（1984）在她的《姐姐奥赛德》（Sister Outsider）中抓住了这个论调。在我的政治神话中，姐姐奥赛德是一个离岸的外人，美国工人妇女和女性化的美国工人都应该把她看做是阻止她们团结、威胁她们安全的敌人。在岸上，在美国境内，姐姐奥德赛有可能存在于妇女的种族和民族身份中，在同一产业中出于区分、竞争、剥削的目的，这些妇女被人操纵。对基于科学的产业来说，“有色女性”是更好的劳动力，世界范围的性市场、劳动力市场和繁殖政治千变万化地进入日常生活，从这一意义上说，她们是真正的女性。受雇于性产业和电子组装线上的年轻韩国女子从高中生中招募而来，接受集成电路方面的教育。读写能力，特别是英语的读写能力，使得这些“廉价”的女性劳动力对跨国公司特别有吸引力。

与“原始口头”的东方刻板印象相反，读写能力是有色女性的特殊标志，是美国黑人女性和男性一起通过冒着死亡的危险教学读写的历史所获得的。书写对所有被殖民的群体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写作对西方神话中区分口述文化与书写文化、原始思想和文明思想至关重要，而且最近对“后现代主义”理论中那种区分的侵蚀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这种侵蚀用以抨击西方的男性中心主义，连带它对一神论、阳物、权威和单一的研究以及独特而完美的名字的崇拜。对写作意义的争论是当代政治斗争的一种主要形式。释放写作的作用是极其严重的。美国有色女性的诗歌和故事反复提到写作，提到象征力量的获得；但是，这一次这种力量既不是阳物崇拜，也不是单纯的。赛博格的写作必定不是关于衰落的，即一个很久以前的整体性想象，在语言、书写和人类产生之前。赛博格写作是关于生存力量的，不是以原始单纯为基础，而是以掌握标记世界的工具为基础，而这一世界把他们标记为他者。

这些工具往往是故事，复述的故事，颠倒和替换自然身份等级二元论的版本。在复述起源故事的过程中，赛博格的作者们推翻了西方文化起源的中心神话。我们一直都被那些起源神话殖民化了，包括它们在世界末日中对圆满的渴望。对女权主义赛博格最重要的男性中心主义起源故事被建构在文字技术中——书写世界、生物技术和微电子的技术－这些技术最近把我们的身体文本化为CI网格中的编码问题。女权主义赛博格故事的任务是重新编码交流和智力来颠覆命令和控制。

从比喻和字面上说，语言政治遍布着有色女性的斗争；而且关于语言的故事在丰富的美国有色女性当代作品中有着一种特殊的力量。例如，土著妇麦林奇（Malinche）是新世界梅斯蒂索人（mestizo）“杂种”的母亲，精通多门语言，柯蒂斯（Cortés）的情妇，她的故事复述对奇卡纳（Chicana）（墨西哥裔美国人）身份的建构有着特殊的意义。切丽·莫拉加（Cherrie Moraga）（1983）在《爱在战争年代》（Loving in the War Years）中，探索了身份的主题，当一个人从来没有掌握过原有语言，从来没有讲过起源故事，从来就不属于文化花园中合法异性性征的和谐，就不能把身份建立在一个神话的基础上，或者建立在一个衰落的基础上，这一衰落来自于单纯和继承自然（父母）名字的权利。莫拉加的写作，即她出色的文笔展现在她的诗歌中，就像麦林奇掌握了征服者的语言这一违反行为一样——一种违反行为，一种非法的生产，却使生存成为可能。莫拉加的语言不是“整体的”；它是一种有意识的拼接，是英语和西班牙语两种征服者语言的嵌合体。但是，正是这个嵌合的怪物，在违反之前没有要求拥有一种原有的语言，却加工出有色女性色情的、胜任的、有力的身份。姐姐奥赛德暗示了在世界生存的可能性，不是因为她的单纯，而是因为她有能力在边界上生存，有能力在没有初始完整性的基础神话下写作，这个神话伴随着它不可逃避的世界末日，即最终回归死一般的浑然一体，人类把这种浑然一体想象成单纯和全能的母亲，最终被她的儿子从另一个挪用旋涡中解救出来。写作标记了莫拉加的身体，确定它是一位有色妇女的身体，反对把它归入盎格鲁父亲的无标记范畴，或者一位母亲“初始文盲”的东方神话，而她从来就不是文盲。麦林奇在这里是母亲，而不是吃禁果之前的夏娃。写作肯定了姐姐奥赛德，不是男性中心主义家庭需要的开始书写之前的女人。

写作特别是赛博格的技术，被蚀刻在20世纪晚期的表面上。赛博格政治为了语言而斗争，反对完美的交流，反对一种能完美转化所有意义的法规，即男性中心主义的重要教条。那就是为什么赛博格政治坚持噪音，宣传污染，为动物和机器的非法融合而感到欣喜。这些是让男人和女人变得如此有问题的结合，颠覆了*结构，即为生成语言和性别而想象的力量，因此颠覆了“西方”身份、自然和文化、镜子和眼睛、奴隶和主人、身体和心智的再生产的结构和模式。“我们”起初并不选择成为赛博格，然而选择奠定了一种自由的政治和认识论，在更广泛的“文本”复制之前对个人的繁殖进行想象。

从赛博格的视角来看，我们能看到强大的可能，不需要把政治植根于“我们”优先的压迫地位中，这种地位包含了所有其他的统治，仅算作侵犯的单纯性以及那些更接近自然的基础。女权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西方认识论的必要性上搁浅，这些必要性要从一个压迫等级的角度和/或一个道德优势、单纯和更接近自然的潜在立场，来构建一个革命主题。把“自己”认作完全蕴涵于世界之中，这一认识没有一种共同语言的初始梦想，也没有初始的共生关系承诺保护不受敌对“男性”分离的影响，而是被写入一个最终没有特权解读或救赎史的文本作用中，使我们从把政治根植于身份证明、先锋政党、纯洁性和母性的需要中解放出来。剥去身份的外衣，杂种种族传授着边缘力量和像麦林奇这样一位母亲的重要性。有色女性已经把她从一个惧怕男权、道德败坏的母亲转变成一个教授生存之道、原本就会读写的母亲。

这不仅仅是文学的解构，而是阈限的转化。每一个以初始单纯为开头并有特权回归整体性的故事，都把人生的剧目想象为个性化、分离、自我的诞生、自治的悲剧、开始写作、异化；也就是，由想象他人内心的暂缓而得到缓和的战争。这些情节被一种繁殖政治所操纵——无缺陷、完美、抽象的再生。在这个情节中，对女性的想象是境况要么更好，要么更坏，却都一致同意她们更加缺少自我和个性，更多结合口述和母亲，在男性自治中风险更小。但是，在男性自治中还有另一条风险更小的途径，不是通过女人、原始人、零点、镜像阶段及其想象这个途径，而是通过女性和当前其他非法的赛博格，他们不是女人所生的，为了有一个真实的生命，他们拒绝接受使他人受害的意识形态资源。这些赛博格是这样一些人，他们拒绝就在这个时候消失，无论一个“西方”评论员多少次评论了被“西方”技术、写作所*的另一个原始、有机群体的不幸灭亡。这些现实生活中的赛博格（例如，爱华·王［AihwaOng］描写的在日本和美国电子公司工作的东南亚农村女工）都在积极地改写关于她们身体和社会的文本。生存是这一解读游戏中的赌注。

概括起来，某些二元论一直在西方传统中延续；对于统治女性、有色人种、自然、工人、动物的逻辑和实践来说－简言之，对统治所有构成为他者的、任务是反映自我的人来说——它们都是系统化的。这些令人烦恼的二元论中重要的是：自我/他者、心智/身体、文化/自然、男性/女性、文明/原始、现实/表象、整体/部分、代理/资源、创造者/被造者、主动/被动、正确/错误、真相/假象、整体/局部、上帝/人类。自我不是被统治的一方，通过他者服务而知道这一点，而他者掌握未来的一方，通过统治经验而知道这一点，这证明了自我的自治是不真实的。要成为那个人是成为自治的人，成为强大的人，成为上帝；但是，成为那个人是一种假象，因而是和他者一起涉及在一种世界末日的辩证法中。然而，成为他者是变得多样的、无明显边界的、磨损的、非实质的。一个太少，而两个又太多。

高科技文化以各种有趣的方式挑战这些二元论。在人类和机器的关系中，分不清谁是制造者和谁是被制造的。在分解为编码实践的机器中，也分不清什么是心智、什么是身体。在我们所知的范围内，无论在正式话语中（例如，生物学），还是在日常实践中（例如，集成电路中的家庭工作经济），我们都发现自己变成了赛博格、混血儿、镶嵌画、怪物凯米拉。生物有机体已经和其他东西一样变成了生物系统和通讯装置。在我们关于机器和有机体、技术和有机的正式知识中，没有根本的本体论区分。在雷德利·斯科特（Ridley Scott）导演的电影《银翼*手》（Blade Runner）中，复制人瑞奇（Richel）代表了赛博格文化中恐惧、爱和困惑的形象。

图为《银翼*手》（Blade Runner）中的复制人瑞奇（Richel）。[图源：theplaylist.net]

一个结果就是我们对工具的关联意识加强了。很多电脑使用者体验过的恍惚状态变成了科幻电影和文化戏谑的主要内容。或许截瘫病人和其他重度残疾的人们（有时）能够对和其他交流装置的复杂混合有最强烈的体会。安妮·麦卡弗瑞的前女权主义作品《唱歌的船》（The Ship Who Sang，1969）探索了一个由女孩大脑和复杂机械结合而成的赛博格的意识，形成于一个严重残疾的孩子出生后。性别、性征、化身、技能——所有这一切在这个故事里被重新构造。为什么我们的身体应该止于皮肤，或者至多包括由皮肤包裹的其他存在物？从17世纪至今，机器被赋予了生命——被赋予了幽灵般的灵魂，使他们能说会动，或用以解释他们有条不紊的发展和心理能力。或者说有机体能够被机械化－简化到被理解成心智之源的身体。这些机器/有机体的关系是过时的，不必要的。对我们来说，在想象和其他实践中，机器能作为修复装置、亲密的组件、友好的自我。我们不需要有机整体论来给出不可渗透的整体性、完整的女人及其女权主义变体（变异？）。我会在第二组文本，即女权主义的科幻小说中，通过一个对赛博格怪物逻辑的非常片面的解读来总结这一点。

赛博格在女性科幻小说中很常见，他们使得男人或女人、人类、人工制品、一个种族中的成员、单个实体或身体的处境问题重重。凯蒂·金澄清了阅读这些小说的乐趣主要并不是以身份证明为基础。当学生们第一次面对乔安娜·露丝时，这些学生已经学会毫不退缩地对待像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或弗古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这样的现代主义作家，而他们却不知道什么构成了《艾莉克丝历险记》（The Adventures of Alyx）或《女身男人》（The Female Man），在实现英雄追求、旺盛性欲和严肃政治的愿望时，这些书中的角色拒绝读者搜寻纯粹的完整性。《女身男人》是关于一个基因型的四个版本的故事，她们四个相遇，但是即使聚到一起也不能形成一个整体、解决激烈的道德行为的困境，或消除日益严重的性别丑闻。塞缪尔·R.德拉尼（Samuel R.Delany）的女性科幻小说，特别是《内维扬的故事》（Tales of Nevéryon），通过重新进行新石器时代革命，重新演绎西方文明的基础行动来嘲笑起源故事，颠覆它们可信性的伪装。小詹姆斯·提普垂这个作家的小说在她的“真实”性别被揭露之前被认为特别有男子气概，她讲述了以非哺乳动物的技术为基础的繁殖故事，这些技术是像男性育儿袋和男性哺育的生殖替代方式。约翰·瓦尔里在对大地女神盖娅（Gaea）的主要女权主义探索中，构建了一个至高无上的赛博格，一个疯狂的女神-行星-骗子-老妪-技术的装置，在其表面繁衍出一系列非同寻常的后赛博格共生体。奥克塔维亚·巴特勒描写了一个非洲女巫用她的变形术来对抗她的对手对基因的操纵（《野种》，Wild Seed）；她描写了时间的扭曲把一位现代美国黑人女性带到了奴隶制时代，在那里她的行为与她的白人主人一祖先相关，决定了她自己出生的可能性（《血缘》，Kindred）；她还描写了一个被收养的混血儿对身份和团体的不合法的洞察力，他把敌人认作自我（《幸存者》，Survivor）。在《异种生殖》（Xenogenesis）系列小说的第一部《黎明》（Dawn，1987）中，巴特勒讲述了莉莉丝·伊亚珀（Lilith Iyapo）的故事，她的名字使人想起了亚当的第一任弃妻，而她的姓标记了她作为一个嫁给美国的尼日利亚移民后代的寡妇身份。作为一个黑人妇女和失去孩子的母亲，莉莉丝通过与外星的情人/拯救者/破坏者/基因工程师交换基因，介入了人类的转化，这些外星人在核灾难之后改变了地球的居住环境，并强迫幸存的人类和他们亲密结合。这是一部由20世纪晚期的种族和性别建构的小说，它在一种神话领域中对繁殖政治、语言政治和核政治提出了疑问。

由于冯达·麦金泰尔的《超光速》（Superluminal）一书对边界越轨有着特别丰富的描写，这本书能结束这样一个被截的目录，关于有前途而又危险的怪物的目录，这些怪物有助于重新界定具体化和女性写作中的喜悦和政治。在一本没有一个角色“只是”人类的小说中，人类的地位是很有问题的。奥卡（Orca），一个基因改良的潜水员，能和*人鲸对话并在深海条件下存活，但是她渴望做一名飞行员来探索太空，这使仿生移植成为必要，而这些移植会危及她与潜水员和鲸目动物的亲属关系。转化受到携带一种新发展代码的病毒载体的影响，也受到移植手术、微电子设备的植入和模拟复制和其他方式的影响。拉埃内阿（Laenea）通过接受心脏移植和其他种种改变，能在超光速运行的状态下存活，成为一名飞行员。拉杜·德拉库（Radu Dracul）在外部世界的星球上从一场由病毒导致的瘟疫中幸存下来，他发现自己的时间意识改变了整个物种对空间感知的边界。所有这些角色都探索着语言的界限、交流经验的梦想；甚至在这个经历变化无常的转化和联系的世界中局限、偏袒和亲密的必要性。《超光速》也在另一个意义上代表了一个赛博格世界的界定矛盾；在本章中我提及的这本科幻小说中，它在文本上体现了女权主义理论和殖民话语的交叉。这是一种与漫长历史的结合，而许多“第一世界”的女权主义者试图抑制这种结合，也包括在解读《超光速》时的我自己，在我被左·索芙莉丝责问之前，她在世界系统的统治信息学中的不同位置使她敏锐地意识到所有科幻小说文化的帝国主义时刻，包括女性科幻小说。出于澳大利亚女性的敏感，索芙莉丝更乐意把麦金泰尔记成电视系列剧《星际迷航》（Star Trek）中柯克（Kirk）船长和史波克（Spock）历险记的作者，而不是记住她在《超光速》中改写的言情故事。

怪物总是在西方的想象中界定团体的界限。古希腊的半人马（Centaurs）和女战士（Amazons）通过破坏婚姻以及污染勇士与动物和女人之间的边界，建立了希腊男人中心城邦的界限。连体双胞胎和阴阳人在现代法国早期是混乱的人类材料，他们奠定了关于自然和超自然、医学和法律、前兆和疾病的话语——对现代身份的建立都是至关重要的。关于猴和猿的进化论和行为科学标记了20世纪晚期工业身份的多种边界。女性科幻小说中的赛博格怪物定义了很多完全不同的政治可能性和政治界限，来自于男人和女人的世俗小说所提议的那些界限。

不认真地把赛博格的意象认作我们的敌人，会带来几种后果。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身体是力量和身份的地图。赛博格也不例外。赛博格的身体不是单纯的；它不是在花园里出生的；它不寻求单一的身份，因此产生了无止境的（或者直到世界末日才消失的）对立二元论；它认为讽刺是理所当然的。一个太少，而两个只是一种可能。技能，即机器技能中的强烈乐趣，不再是一种罪恶，而是化身的一个方面。这种机器不是一个它，被赋予生命，受崇拜，并受统治。这种机器是我们，我们的过程，我们化身的一个方面。我们能对机器负责；它们不会统治或威胁我们。我们要对边界负责；我们就是它们。（从很久以前）直到现在，女性化身似乎是被给予的，有机的，必要的；而女性化身似乎意味着育儿技巧及其隐喻性延伸。只有通过置身其外，我们才能享受机器的极度乐趣，然后借口说，毕竟这是适合女性的有机活动。赛博格有时或许会更认真地看待性与性别化身的偏袒、流动的方面。毕竟性别可能不是全球身份，即使它涉及的历史极为广泛和深远。

什么算是诸如经验之类的日常活动，这一承载着意识形态的问题可以利用赛博格的形象来解决。女权主义者最近声称，女性热衷于日常生活，与男性相比，女性以某种方式更多地维系日常生活，因此她们可能拥有一种认识论的优先立场。这一声称的牵强之处是，使不受重视的女性活动进入人们的视野，并称之为生活的基础。但这是生活的基础？那么女性的所有无知以及她们对知识和技能的所有排斥和失败呢?那么男性获得日常能力，知道如何建造东西、拆开东西、进行游戏呢？那么其他的体现呢?赛博格的性别是一种本土的可能性，展开全球范围的复仇。种族、性别和资本需要一种整体和部分的赛博格理论。赛博格没有产生完整理论的驱动力，但是对边界的建构和解构有一种密切的体验。有一种神话系统等待着成为一种政治语言，来奠定一种看待科学技术和挑战统治信息学的方法——目的是起到更有力的作用。

最后一个形象：有机体和机体的、全面的政治依赖于新生的隐喻，并始终如一地呼吁繁殖的性资源。我会提出，赛博格和再生的关系不只是这些，赛博格对繁殖母体和大多数分娩表示怀疑。对于蝾螈来说，受伤后，比方失去一条腿，它的再生包括结构的再生和功能的恢复，伴随着双生的恒定可能，或者在原有伤处有其他奇怪的形状产生。新长出来的腿可能会很怪异，也可能和原来的一模一样，也可能是有力的。我们都深受伤害。我们需要再生，而不是新生，而且我们再构的可能包含了期望一个无性别的怪诞世界这个空想主义梦想。

在这篇文章中，赛博格的意象有助于阐述两个关键的论点：第一，生产一个普遍的、整体化的理论是一个重大的错误，它遗漏了大多数的事实，或许总是如此，但至少现在属实；第二，对科技的社会关系负责意味着拒绝一种反科学的形而上学，一种对技术的鬼神学研究，因此也就意味着接受重构日常生活的边界这个技术任务，这一任务与他者部分相关，与我们所有的组件相沟通。这不仅仅是说，科学和技术是极大满足人类需求的可能手段，也是各种复杂统治的母体。赛博格的意象暗示了一条走出二元论迷宫的途径，我们曾经在这个迷宫中向自己解释了我们的身体和工具。这是一个梦想，不是关于一种共同的语言，而是关于多种有力的异端邪说。它是一种想象，想象一个女权主义者用不同的腔调发言，使拥有新权利的电路超级救星感到恐惧。它意味着制造并破坏各种机器、身份、范畴、关系和太空故事。尽管两者在旋转舞中相互制约，我还是宁愿做一个赛博格，而不是一位女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