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是中国对外开放程度最高的国家，唐文化影响到了整个亚洲文化，最为明显的就是日本。对于律令来说，中国古代的律令制度是十分悠久的，从第一个封建国家秦开始一直到唐代，律令发展的已经十分的完善，不但是维护国家的工具更是一个中国文化的代表。唐朝时期的中国无论是经济还是文化都是十分鼎盛的，万国来朝，形成了以唐为中心的国际秩序。而日本正处于天皇的争夺时期，并且朝鲜半岛的高丽、新罗、百济三国之间皇室和地方贵族的矛盾越来越严重，急需一个制度需要稳定。而日本正经历了大化改新等多个改革运动，面对严重的国内秩序，不得不开始向唐王朝学习先进的制度。
大化改新的内容
日中两国在西汉时期就有过不少交流，这一点得到了公认。从那以后，两国间的交流越来越频繁。隋唐时期中日两国交流达到最高峰。日本朝廷向当时势力扩张的封建帝国隋朝派遣遣隋使，在日本历史上留下了深厚的文化交流。唐朝是中国历史上势力最强盛的时期，接收日本遣唐使，把文化传到了日本。
唐朝法律是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到达了顶峰。这一时期的法律对此后的中国产生深远的影响不仅对后来的中国朝代法律制度，更是对周边国家制度产生了影响。日本是唐朝的邻国，更多地受到了唐朝先进文化的影响。当时，唐朝周围的国家都是进入阶级社会的国家，有些国家仍然停留在奴隶制度阶段。那些周边国家为唐朝先进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所吸引，纷纷出使唐朝。派遣使节，建立了邦交。
当时的日本，从部民制到封建制度的过渡期各种社会问题错综复杂，呈现出复杂的社会形势。与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不如说日本朝廷更注意想稳定在内部的权力斗争，激化的贵族阶级高度赞扬了中国成熟的律令制度和发达的经济和文化。来到唐朝日本的留学生们，亲眼目睹了完善的唐朝政治制度，回国后，留学生对当时日本的氏族政治极为不满，认为日本在政治上效法唐朝，他们认为应该进行政治改革。
唐代日本人眼中的版图
一、唐以前的日中交流纵观中日交流史，日本是不断地从中国、朝鲜半岛传来的外来文化的影响而发展的。中国，经过春秋战国时代，秦汉时代，已经是东亚最高的文明，其文明也影响着朝鲜半岛北部。同时代的日本，列岛内部的统一还没有形成，经济上农耕才刚刚开始，从原始社会到古代只是迈出了走向文明的第一步。但是日本在极短的时间内通过与朝鲜半岛各国进行交涉，使日本的文明迅速发展，形成了统一的国家。文化吸收的对象从物质文明到技术文明，走向了精神文明。
中国南北朝后期，中日邦交中断。因此，四世纪中期以后的文化吸收经由高句丽，百济，新罗。但这三个国家也是受到南北朝时代的中国的文化影响，所以说日本还是间接的受到中国文化影响，随着不断地影响日本形成了国家，开始使用作为中国文字的汉字是在这个时候。而与此同时印度佛教，经过中亚国家，或者东南亚国家，传入中国并且在中国兴盛。
日本的推古天皇时代，日本帝国主义曾下达训令，要求改变日本的政治制度。推古天皇的外甥兼摄政的圣德太子开始实行"新政"，这个时期是中国隋朝的最盛期，圣德太子看到隋朝经济如此发达，文化如此高深，于是隋派遣使节复兴邦交，进而不经由朝鲜半岛，从中国大陆佛教和使节将文化直接吸收化。
《隋史》记载：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乎？
圣德太子
圣德太子是想让隋帝认识到日本并非隋朝的藩国，采取了提高被称为倭国的日本的地位的外交政策。这是日本对建立外交关系的大胆尝试。但隋炀帝看了这本书很生气看。对鸿胪卿曰:"蛮夷之书，无礼者有，复勿闻。"但是，隋炀帝并不想赶走圣德太子的妹妹，因为这一时期，隋朝与邻国高句丽关系紧张，远交近攻是中国的传统的政策。于是隋炀帝派鸿胪寺掌客裴世清作为答谢使前往日本。
推古天皇16年，圣德天子妹妹出使隋朝。这个和随行的有高向玄理、南渊请安、僧旻等留学生、留学僧共八人。其中，僧旻在舒明天皇4年、高向玄理、南渊请安在舒明天皇12年归朝。高向玄理，僧旻在大化改新之时，被任命为国博士，他着手整顿官职制度。南渊请安开设私塾。
二、与唐代外交的日本隋末陷入政治大混乱，隋朝面临农民起义和军阀割据，在接下来的反隋运动中，李渊和他的儿子建成、世民、元吉起兵反抗隋朝。他们从晋阳出兵，不久攻下长安。李渊即位，宣布唐朝建立年号"武德"，此后李渊退位，李世民继位成为皇帝。即唐太宗。唐太宗深知"水能载舟，亦能覆船"的道理，唐太宗虚心纳谏，减轻人民负担，采取一系列措施，缓和阶级矛盾，稳定社会秩序，发展得到经济。
李渊起兵路线
另外，整顿官职，改革政府机关，改善周边少数民族和邻国的关系，重视社会稳定和繁荣进而封建政治经济的高度发展，唐朝封建律令制度达到了中国古代法制的最高水平。唐朝高度发达正如政治、经济、文化在古代历史上熠熠生辉，唐朝的法制在法律发展史上也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是此后宋、元、明、清封建法制的基础。不仅奠定了基础，而且对亚洲各国的法律发展也起着重要作用。唐朝尊重外国使者的宗教风俗习惯，实施优待来华外国商人的政策。唐朝统治者奉行对外开放政策于是成为了日本吸收中国的律令制度的良好机会，在日本看来唐朝已经具备了接收留学生的条件。唐朝比较开放自由的对外政策，日本能够很好地从唐朝吸收先进的律令制度。
《遣唐使研究与东亚史论》记载：623年与遣隋使一起来到唐朝学医术的药师惠日和几个学僧，回到日本时带回了唐朝的很多书籍，里面说明了很多完善的制度，日本国建议继续与唐朝进行交流。
这一时期日本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乃至宗教都还很成熟，还没有到达繁荣的时期。遣隋使带回的信息和文化冲击，提高了学习中国文化的热情。日本的知识分子，在接触优秀的中国文化吸收之后，并不满足于此。因此，从隋朝到唐朝的初期时期日本很早就派遣了遣唐使，在强烈的唐文化吸引力和日本自身迫切的需求下，日本政府先后派出13批遣唐使。全面引入唐朝的律令和文化。从那以后，日本以唐朝为榜样，封建日本开始了中央集权的律令国家的建设。
遣唐使
三、唐律令的引进日本政府为了考虑日本律令法和律令制的形成，事先在中国律令具有怎样的性质，怎样形成的轮廓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律令之律以惩肃、令以劝诚为目的，并以实现儒教道德社会为理想。但具体而言，令主要由行政法规组成，律则由的刑法法典。废除和修正律令的单行法令或法令集，施行律令格的细则或其集成称为式，与律令格律相合构成了律令法。
追溯律令法的渊源，中国刑法的历史据说始于春秋战国时代，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时候，"明法度，定律令"(明确法度，规定律令)提到过。汉朝参考秦律编纂了九章律。律与令的区别在三国时代的也是晋国的时代。到了南北朝时代，无论是南朝还是北朝都编纂了律令，特别是鲜卑拓践所兴的北貌律令。进入唐代律令法典，进入其完成期，如唐朝高祖的武德律令、太宗的贞观律令、高宗的永徽律令(被认为直接影响了日本的律令。
此外，玄宗的开元律令是最完备的律令。推古朝中期，圣德太子制定了宪法十七条，以儒教为中心以法家的思想为基础，提出了中国式官僚国家的理想。以这样的时代为背景，以建立更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和文明向上为目标。留学生、遣隋使的派遣，开启了日本引入中国文化的新篇章。这些留学生长期留在中国，唐朝取代隋朝再到兴起，在亲眼目睹了整个过程之后，陆续回到了日本。回国后，成为大化改新的中坚力量，对日本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唐代律令
大化改新，指一系列政治改革。"乙巳之变"是大化改新进行中发生的轰动一时的事件，虽然是不寻常的事件，但并不是大化改新的全部。如果从学术上定义大化改新的话，那就是，日本建国以来的氏族联合从脆弱的国家体制中摆脱出来，进化成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国家体制。可以说，这是在漫长的过程中发生的各种各样的改革。大化改新始于推古朝圣德太子的诸改革，文武天皇的大宝律令之制也可以说是结束现象。唐朝建立以后，日本派遣遣唐使13次。大唐的律令和文化，促进了日本的政治改革。后来，日本以唐朝为榜样开始了封建中央集权律令制国家的建设。
圣德太子、推古天皇相继去世后，日本的支配集团内部发生了严重的权力斗争，经过激烈的政治斗争，中大兄皇子在内的改革派排除了苏我氏政治集团，转而支持孝德天皇并拥立他即位。模仿唐朝，将年号定为大化元年。大化2年孝德天皇颁布"改新之诏"，仿效唐朝进行一系列的政治和经济改革。
孝德天皇
评价唐朝持续了近三个世纪，在这个时期，日本以学习中国的先进文化为目的从中国输入汉文典籍，派遣数百名日本遣唐使、留学生、学僧到唐朝。此外，来自唐朝的遣日使、僧侣及商人也往来于唐朝与日本之间。双方以文典籍为手段的文化交流活跃起来，并逐渐扩大和深化。唐代中日汉籍交流规模之大、时间之长、内容之丰富，是中日交流史其中空前的盛举，堪称世界各国文化交流的典范。
日本汉文典籍的输入规模之大，是日本上层统治者对中国文化渴望的表现，日本民族根据自己的需要，吸收和运用唐文化，逐渐形成日本转化为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日本大量引进的汉文典籍，反映了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影响着教育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对日本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成为奠定日本社会发展方向的原动力。中国古代的律令制度源远流长，内容博大精深。从秦到隋唐，千年经过发展，达到了封建社会的最高峰。
这个律令制度，是此后的中国历代王不仅仅是学习继承的对象，也对周边的国家，特别是日本也产生了影响。日本在封建国家的成长、建设时期，迫切需要从中国建立和运营国家机关寻求法律知识的前例。日本以遣隋使、遣唐使为中枢，日本在学习上花费的时间之长，规模之大，内容之多，与此前一直向中国学习并构筑制度。日本与其他国家相比，也处于领先地位，学习的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进而促成了在日本历史上有划时代意义的大化改新，促进了律令国家的转移。
参考文献：
《隋史》
《遣唐使研究与东亚史论》
《日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