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西哥著名思想家、作家萨穆埃尔·拉莫斯所著的《面具与乌托邦：墨西哥人民及其文化剪影》一书，被视为拉丁美洲哲学走向成熟、引起世界注意的突破作品，是用历史主义和现代心理学的理性眼光分析具体民族文化的尝试。
萨穆埃尔·拉莫斯指出殖民制度造成了墨西哥人心里深处的自卑感，让他们不敢正视过去，企图将历史一笔勾销，从零开始。他认为墨西哥革命在反对独裁者迪亚斯政权媚外倾向的同时，又陷入了封闭性的民族沙文主义。他深入解析塑造民族心理的历史力量，并指出真正的自救之路应该是直面自我，墨西哥人应该摆脱世界主义眼光的风情画式的“墨西哥主义”，辩证地看待历史遗产和民族性的优劣。
本文摘编自《面具与乌托邦》一书的《人民剪影》一章，由出版社授权发布。
《面具与乌托邦：墨西哥人民及其文化剪影》，[墨]萨穆埃尔·拉莫斯 著，艾青 译，上海人民出版社·光启书局，2020年8月
原作者丨[墨西哥]萨穆埃尔·拉莫斯
译者丨艾青
摘编丨董牧孜
探讨墨西哥的文化命运促使我们思考墨西哥人的精神潜能，毕竟人是文化的根本。我们无法想象一个对人类目标无动于衷的文化。我们下面将要阐述的观点就基于这个无可置疑的事实。马克思·舍勒说：“文化不是‘为了什么的教育’，不是‘为了’某个职业，某个专长，或达成某事；文化也并不有助于实现这些目的。相反，所有这些“为了什么的”训练都是为了发展文化，培养完美之人。精神活动的最终目的不是创造文化，而是发展人类品格。文化作为客观产物是灵魂途经的一站，为的是回到精神本身。因此，文化人的个人影响比文艺作品更能有效地促进文化的发展。
为了考察墨西哥文化在多大程度上会得以实现，首先需要了解墨西哥人应该具备怎样的精神状态才能创造该文化。我们普遍认为墨西哥缺乏伟大的思想者，能够明悉我们独特的历史宿命，指引我们摆脱纷乱。墨西哥才智卓绝的人都是些厌弃乡井的知识分子，不致力于墨西哥生活，认为它毫无尊严。少数文化人的思想代表了我们民族的个人主义，他们的思想和文学创作不符合国家历史。即使某位作家高姿态地致力于民族写作，也无非是些抽象的放之四海皆准的题材。
另外一派是极端民族主义者，一般是没有任何知识储备的人。他们因为狭隘的地方主义肤浅地看待问题，相信有“本土色彩”的就是墨西哥的。要是他们影响到了墨西哥的精神生活，小城思想将成为典型文化，不久国家的意义就将缩减成为文明世界中一个不起眼的小村落。我们的首都既应该逃离没有墨西哥根基的普世文化，也应该逃离毫无普遍性的风情“墨西哥主义”。我们应该实现这样的品格，即把民族特殊性和普世价值做加法。如果读者想做进一步了解，就想想俄罗斯、西班牙等国的艺术吧。他们的艺术家精确捕捉到了本民族的独特性，同时其作品也具有普世的卓越价值。“民族主义”的准则应该是：美化我们的生活，也不妨碍它实现普遍价值。
虽然墨西哥早该形成自身品格，却一直未能实现，难道说我们国家就注定一无所获吗？不，其实另有原因。它源于一系列的历史事件扭曲了我们的生活，将墨西哥人的心理引入歧途。个人在学校和社会里的成长没有依循自觉和思忖的原则；也缺乏必要的安宁的精神氛围。几个世纪来我们受到无意识的驱使，个性的形成断断续续。这些异常表现导致我们的命运被扭曲了，如今我们迷路了，尝试为自身存在找到真正的方向。
但是墨西哥未来的希望已然出现在地平线上：人民已经意识到了自身的不足，决心去弥补它，塑造缺失的品格。但愿所有人都认同我们文化的问题不在于创造作品，而在于塑造人民。如果有所谓的“公共意识”，那它应该意识到后者乃当务之急。
为了实现这一宿命，首先墨西哥人需要摆脱无意识的驱使，因为它阻碍了真实自我的发展。如果认为人类行为由明显的动机所驱动，那就太天真了。人类经常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也不知道该如何实现。有必要像心理学家一样积极探索这些扰乱意识的隐秘企图。它们制造假象，扭曲判断，蒙蔽价值，甚至改变个人思想，使它有利于隐秘的目的。我说的可不是一种病态，而是正常健康人的日常心理，而且相当频繁地发生。现代心理学精确分析了其本质。现代心理学的知识成为了探索人类私人生活和公共事务的宝贵方法；它是历史和社会研究的指南，使今天的思想者深刻地认识灵魂，从中发现了一个幽暗世界，在那里策划炮制了白天的事件。
另一方面，我们尝试用这些心理学原理解释文化中的社会现象。我们已经从墨西哥人的心理分析中得到了一些观察结果，但那是把他们作为政治团体的一员，而不是个体进行研究。前面已经谈到了墨西哥无意识里的要素。在此我们只想说消除这些有害的情绪是很容易的，因为它们源于按欧洲标准进行自我评价的偏颇。如果墨西哥人感到自卑，那是因为他们注重比较的价值，而比较自然是随着参照物的变化而变化。不应该以其他地方的人民和其他等级的文化作为度量标准。每个人都可以按理想发展其潜能，直至完美，从而认清自己可以成为什么样的人。这种个体原型应该作为墨西哥人自我评估的度量衡。因此，表现出来的价值是自身固有的，只取决于已经做的和可能做的二者之间的距离远近，但在和其他文明进行比较时，这个距离并不增大或减少。当自怨自艾的情绪消失殆尽，虚假的性格也会自动消失，它就像个面具，掩盖了每个墨西哥人的真实自我，慰藉着侵扰他们的自卑感。由此将发起第二次独立运动，比第一次更加重要，因为它将解放精神，征服命运。
电影《罗马》（Roma, 2018)，导演: 阿方索·卡隆。故事发生在墨西哥城的一个中产阶级社区“罗马”，这是以阿方索·卡隆的儿时记忆铸成的影片。
当墨西哥人摆脱了无意识的支配，他们将学会认识自己的灵魂。他们将在真诚的气氛中开始新的生活，因为鲁文·达里奥说：“真诚即强大。”这个基本观念，如此简单，却如此难以推行。一系列的因素不停地妨碍自我实现：礼节、虚荣、恐惧、自私、错误的激情等等。所有这些都混淆了意识，致使我们选择了错误的模式指引自我发展。目前墨西哥某些思潮的危险在于相信已经存在某种民族性了，结果我们走向欧洲主义的反面，即再次歪曲了真正的墨西哥本性。为了避免再犯错误，最好的方法就是认识到不存在任何墨西哥模式，我们需要无偏见地努力甄别那些从我们内部自发产生的运动，才能与不属于我们的动力相区别，即便那些作用力存在于我们中间。为此，唯一的标准就是准确的直觉，知道哪个是自己的，哪个是他人的。人造文明是最容易迷惑我们意志的障碍。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应该从原始的天真出发，不去过分担心终点会是哪里。只有这样才能差异化发展，使自己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们想说，为了实现真诚生活的理想，必须放下对独创的执念，而去渴望完美。这是最可靠的道路，能使我们清晰地意识到症结所在。
本世纪近几十年来，在我们经历的思想混乱中，墨西哥丢失了人文主义的观念。那么好，要重拾这个理想就需要引导教育向人文主义方向发展。库尔提乌斯说：“人文主义这个词沾满了四个世纪以来的学院灰尘”。但是，人文主义永远具有现实性，它的精神不限于某个历史时期，比如古代或者文艺复兴，而是超越了所有时代。当下成为人文主义者不意味着成为保守主义者，回到古代。每个历史时期都有自己的人文主义，可以为历史悠远的人文主义提供新的灵感和角度。
墨西哥文化从来都注重学习他人成果，既成事实，而不重视复制产生成果的鲜活过程。因此文化没有作为精神传播的有效媒介，不是“以人为本”。如果保留现有教学内容，少强调知识的渊博，而注重文化制造的机制，我们的教育自然会带上“人文主义”的色彩。如果我们把斯宾诺莎对创造自然的自然和被自然所创造的自然的区别应用于文化，就能更好地理解上述观点了。将会有一个作品中的客观文化，和一个行为中的文化，而后者应该是墨西哥高等教育最重要的目标。
斯宾诺莎（Baruch Spinoza，1632－1677），西方近代哲学史的理性主义者，与笛卡尔和莱布尼茨齐名。
我们已经忘记人文主义为何物了，它听上去很陌生，就好像已经被时代淘汰了一样。尽管如此，人文主义的本质仍然完美地适用于我们的现代生活；甚至有必要深化该思想。库尔提乌斯说：“让我们做个思想实验了解人文主义的内涵。假设社会科学进步已经至臻至美。我们的社会没有战争、阶级抗争和生活所迫的斗争；已经解决了社会问题和两性问题；消除了疾病和监狱；没有任何国家和经济限制；生产活动井井有条；官方承认的安乐死也消除了对死亡的恐惧。在这样的社会里，社会主义、和平主义、民族主义、帝国主义都已经无所作为了。但人类仍在不断地出生、生活、死亡。社会上的所有技术问题都已经得到解决了，唯独还剩一个问题悬而未决：发现人类生存的意义。我该如何生活？如何去爱？如何死亡？因为这些问题将被不断地提出，甚至比以前更加强烈。这群乌托邦的人民过得比任何人都好，但他们痛苦地扪心自问：“什么是人？什么是人性？人类生活如何才能更加深刻灿烂？”他继续道：“但是无需等待想象中的未来人类的到来。他们的问题贯穿历史，延续至今，因为这是人与生俱来的问题。”这个假设使我们认识到人文主义不只属于过去某个特定时代，它的本质是超越时空的。
我们显然是需要人文主义文化的，但它很难被广泛接受，因为它和墨西哥意识里根深蒂固的偏见——实用教育相互矛盾。墨西哥未能逃离机械文明的大肆侵略，我们接下来会看到，有太多义正言辞的理由促使墨西哥推行机械文明。它确实给墨西哥带来了现代意义上的进步和转变，也在文化界产生了回应，改变了文化的导向，即按照新的生存模式储备所需的技术人才。虽然转变刚刚开始，但是现代文明固有的严重矛盾已经日益显露出来，那是世界发达国家在危机时刻都经历的矛盾。
人类创造的事物具有某种邪恶力量，一旦脱离人类双手，就获得独立，按自身逻辑任意发展，结果背离了初衷。本来用于服务人类的简单手段，比如现代技术，按自身活力过快增长，自己变成了自己的目的。文明的产物无限积累，人类意志无法加以阻止，直至适得其反，人类已经不再需要它们了，却受制于它们，就像动物作茧自缚。机械文明便是如此，无限增长，非但未有益于人类，反而变成了沉重的负担，甚至威胁改变人类的本性。创造了机器伟力的人类备受钦佩，他们却忘记了自己的目的，推崇在社会和个人生活中实现机械化理想。现代生活日益复杂，人类生活日益专业化，使个体与生活相脱离。人类醉心于新技术，经常忘记了事物的真正用途，甚至在艺术领域也是如此。
当代文明是权力*的强大工具。现代历史上，权欲自文艺复兴以来一直是人的原动力。人类意志通过科学技术成功扩展到了自然领域，却未能征服工具本身的邪恶力量。这些工具无限制地增长，将人类囚禁在它的汪洋里。墨西哥的特性重归正轨以后，今天作为他们显著特征的权力*肯定会大打折扣，以为它是一个偶然获得的特性，用以补偿墨西哥人的自卑心理。斯宾格勒证实现代技术对于有色人种不是内在需求：“只有浮士德式的人才会按照那种方式思考、感觉、生活。对于他来说，技术是精神所需。”毫无疑问，和白人或多或少混血的那部分墨西哥人认为自己是“浮士德”。但是，印第安人情况不同。在墨西哥想要教化印第安人的那些人认为让他们接受现代技术是可能的，只要现代技术是普遍的，可以被任何有理性的人所使用。可是他们不知道，接纳技术仅凭理解还不够，还需要具有创造这些技术的人的精神。心理学家荣格记录了他的朋友，一位普埃布罗的印第安首领，对他说的话：“我们不了解白人。他们总想要点什么，总是不闲着，总在找寻着什么。他们在找什么呢？我们不知道。我们无法理解他们。他们高鼻子，嘴唇薄而凶狠，他们的脸庞轮廓很深。我们感觉他们疯了。”
墨西哥的印第安人，和普埃布罗人一样，在心理上无法接受技术，因为他们出于某些原因缺乏权力*，它们不是贪婪的种族。印第安人可以学会开车，操作耕地机，但是体会不到白人对这些机器蕴含的巨大劳动力产生的热情。由于印第安人没有任何内需追求高级技术，他们将抛弃技术，回归原始作业方式，只要没有外力迫使他们留在文明里面。
显然，有色人种没有统治意识。墨西哥人没有强大的权力*作为根本的心理动力，他们植入现代文明最重要的原因是抵御外侮，用自己的武器与之斗争。斯宾格勒说：“对于‘有色人种’来说，技术就是对抗浮士德文明的武器，类似树枝一样，达到目的以后就丢弃了”。他认为，几个世纪以来历史上都在上演种族斗争，1914年战争之后变得比阶级斗争还重要，以广泛、激烈的方式构成了“有色人种的世界性革命”。它是有色人种的战争，遍及世界各地，反对处于主宰地位的白人。现在斗争开始借助于技术知识，书本和高等院校把那些知识自豪地传授给所有人。白人犯了错误，他们背叛了自己的文明，泄露了技术秘密，把工具交于敌人手里，斯宾格勒认为，该工具绝对可以终结浮士德文明。他认为拉美的种族斗争始于解放运动。“玻利瓦尔开启的西班牙语美洲解放运动（1811年），如果没有1770年的英法文学，没有拿破仑，没有北美抗击英国，是无从想象的。本质上它是纯种白人之间的斗争：世代土地所有者克里奥尔贵族和殖民主人西班牙贵族之间的斗争。
玻利瓦尔，和米兰达、圣马丁一样的纯种白人，计划建立由白人寡头扶持的君主国家。罗萨斯，阿根廷独裁者、‘普鲁士’一般的铁腕人物，就代表了这种反雅各宾派的贵族。他们很快从墨西哥发展到最南端，在反教会的共济会俱乐部里找到了支持，要求包括种族在内的平等。由此开始了印第安人和梅斯蒂索人的运动，不仅反对西班牙，也反对白人。该运动生生不息，如今就快要达成目标。亚历山大·德·洪堡注意到在这些领地上仍然保留着作为纯种伊比利亚人的骄傲，直到今天智利的显赫家族仍流传着西哥特或巴斯克后代的传统。但自十九世纪中叶的混乱以来，大部分贵族要不屈服，要不移民欧洲了。有色人种的军阀主宰了政治。他们之中有天才的纯种印第安人，比如胡亚雷斯、波菲里奥·迪亚斯。如今白人上层阶级，或自以为此的白人，除阿根廷外，占总人口从四分之一到十分之一不等。一些国家的医生，律师，甚至官员，几乎都是印第安人，他们和这些城市的梅斯蒂索无产阶级一样痛恨白人财产，这些财产掌握在克里奥尔人、英国人和美国人手里。在秘鲁、玻利维亚、厄瓜多尔，艾马拉语被作为官方和教育的第二语言。在莫斯科的热情支持下，他们推崇所谓的印加共产主义。纯种印第安人执政的种族理想也许很快就要实现了。”
斯宾格勒，著名哲学家、文学家。
斯宾格勒对西属美洲未来毫无根据的判断不尽准确，但他的观点仍然十分有趣。我们或许应该从种族斗争的角度去看待我们历史的某些阶段，如此才能判断斯宾格勒的以下论述是否准确，他认为：“本质上来讲，从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印度民族起义，到墨西哥反对马克西米利亚诺皇帝，它们的唯一共同点是：痛恨白种人，决心消灭他们。”
目前墨西哥存在着白人的威胁，如果我们不加防范，他们会通过经济和技术的和平手段征服我国。这里指的是美国佬。如果不想以后成为外国人的奴隶，我们有色人种必须利用他们的“技术背叛”，吸收现代文明，即便那不完全合乎我们的精神。但我们也需要吸取先进国家的经验，以免我们在迈向文明的进程中被机械化。如果我们被晕眩的力量所裹挟，就会走上另一条道路，发生我们最不想看到的情况，灵魂空虚，形同机器人。所幸的是，我们在其他国家见识了文明的后果以后才开始引进文明，因此我们掌握了足够的信息去批判文明，精确评估其价值。
我们不是生活在上世纪了，那时候文明刚刚开始，所有人都对它无比崇尚；现代文明正在老去，其缺点把它拉下了神坛，人们对文明不再迷信。如果我们墨西哥人，在掌握了这些信息，自觉实现文明的时候，还重蹈覆辙，那就是不可原谅的。但其他国家可以被原谅，因为他们是首次尝试。为什么从现在开始不能借助智力努力规范我国的技术增长，避免生活的过度机械化呢？现在已经可以区分出文明的好坏了，有了这个指导，我们可以真正利用它的优点，避免其他国家遭受的不幸。同时，实施有头脑的计划可以使我们保留原始生活的很多优点，这种生活方式至今为很多墨西哥人所喜爱。
使用精妙机械技术的唯一正当理由是在未来解放劳动力，使人类将精力投入到其他高级工作中，强化人性。文明还未最终成型，很容易得到纠正。我们应该在墨西哥利用这个起始阶段引导我们的技术教育，使它成为人类手中温顺的工具。文明一旦定型，具备了在古老欧洲那里的传统结构，任何改变系统进程的努力都将告吹。过去将成为沉重的负担阻碍彻底的革新，几乎可以肯定，人类会被文明的蛛网捕获，没有任何自由去实现原本的目标。这就是歌德说的，人类沦为了自己创造的幽灵的牺牲品。
在完成了上述思考后，也许读者会更加认同我们的观点：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适合在教育界树立人文主义，消除具有欺骗性的文明的影响。它像现代的喀耳刻，隐藏了把人变成机器的神奇法力，人们被机械的美丽外表所迷惑。但是我们首先需要摆脱“人文”的陈旧框架（它已经被简化成一个专门学科了），赋予它普遍的意义，向更高的目标努力推进文化。
原作者丨[墨西哥]萨穆埃尔·拉莫斯
译者丨艾青
摘编及编辑丨董牧孜
来源：新京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