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决定女性境况——基特勒论话语网络变迁中的女性角色、功能与位置嬗变（宇恒娱乐平台）

本刊官方网站：

http://cjjc.ruc.edu.cn/

摘要

在基特勒看来，口语是一种性别区分的媒介，而打字机是一种性别中立的媒介。打字机带来了写作的去性别化，通过颠倒写作的性别，从而颠覆了话语网络的物质基础，这种变化带来了传统性别隐喻的消亡。借助福柯和拉康的理论，基特勒描述了1800话语网络和1900话语网络间，女性在文学流通中的角色和位置的变化。1800话语网络中，母亲作为抽象精神的象喻，被排除于话语网络实际生产过程之外，处于“输入”和“输出”两个位置上。而在1900话语网络中，打字机使得书写的男性垄断地位崩塌，女性开始作为秘书和打字员进入其中，居于文本处理和生产中的核心。尽管基特勒并非女性主义者，但他以媒介物质性和话语网络为基础的女性研究也为女性主义提供了新的启发，贡献了新的理论视野和思路。

作者简介

王颖吉，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文明多样性视野下的中国媒介考古研究”（项目编号：20&ZD329）的阶段性成果。

弗里德里希·A·基特勒（Friedrich Adolf Kittler）是自20世纪90年代起逐渐受到北美学界关注的德国媒体理论家。在90年代担任“美学与媒体历史”协会主席的过程中，基特勒逐渐获得巨大声望，被支持者称为“欧洲最伟大的媒体哲学家”“数字时代的德里达”（Peters，2010：2），他对媒介进行的历史哲学思考激发了大量富有成效的理论。

尽管基特勒在2011年已经离开人世，但他的著述及思想仍旧保持着催化新的学术方向和范式的活力，如被称为“技术与性别”研究领域的学者发现，基特勒的理论在帮助人们思考技术与性别关系问题时，能够提供独特的启发价值。这种价值并不源自基特勒对女性主义的了解、同情或支持，相反，基特勒不仅对女性主义学者追求的女性解放目的无甚兴趣，他本人还曾略带嘲讽地将女性作家所书写的文字称为“琐碎的文学”或“冷咖啡”，因为她们似乎只关注自身的境况，她们“除了写她们现在如何成为她们应该成为的作家之外什么都不写”（Kittler & Banz，1996：48）。然而，只要阅读过基特勒著作的人都会对其著作中有关女性的论述留有深刻印象，这些论述“有趣、冷酷、悲哀，甚至歇斯底里，听起来与80年代初的女性主义主流非常不同”（Bergermann，2012：83）。而且有关女性的讨论几乎渗透到了他的主要著作之中，有学者指出，这些著作“都是以性别为基础的媒介历史学教学研究风格”（Bergermann，2012：83）。

由此，我们在基特勒的著作中所看到的女性研究呈现出一种吊诡的气氛。一方面，基特勒并不关心女性解放，他的研究体现了对女性境遇的客观冷静分析；另一方面，他的著作又确实对女性话题倾注了大量热情，他以文化技艺和媒介物质性的视角切入女性研究，贡献了不同于女性主义者们所贡献的成果。粗略来看，这些成果似乎也体现了女性在社会话语网络的形成转换过程中所扮演的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基特勒并不认为“女性”可以成为历史的主体，她们所展现的历史作用与她们的意愿和欲求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女性及其意愿并不是历史的主体，而只是历史的结果，并且这一点对于男性而言也是同样的。就否定人类（男性/女性）作为历史的最终主体这一点来说，基特勒称得上是彻底的性别平等主义者。

基特勒这种彻底的技术物质主义立场造成了他与女性主义者之间的张力，并由此形成了学术对话的空间。对于传统的平权论者和社会性别论者来说，基特勒的女性研究过于冷漠无情，缺乏对女性境况的同情。但对于当代女性主义技术研究者来说，情况或许就比较复杂一些。因为技术研究的共同视角使得两者之间展现出某些类似的倾向，比如强调技术对女性境况的影响，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反对主体性哲学和二元化思维等。然而由于性别站位和立场不同，看似具有相似性的两种性别研究，实际上存在着根本的差异。比如生态女性主义，强调女性与自然的相似性，突出其宽仁慈善、厚德载物的品质，这与基特勒对女性的论述相似。但另一方面，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现代技术有利于男性统治，因而主张弃绝先进技术，重返前工业技术时代，这种观点无疑体现出较强的乌托邦色彩。与之相对，基特勒则并不认为技术总是有利于男性，技术也有可能是女性获得解放的契机，技术并没有固定的偏向，因此对于技术的性别影响，需要结合实际的历史场景加以分析。与此类似，基特勒因为强调人与现代媒介的“杂合”关系被认为与赛博女性主义存在异曲同工之处，然而与赛博女性主义急于消除性别上的生物学差异不同，基特勒更倾向于将女性的身体特征与具体的技术结合起来加以分析，从而展现技术的具身性作用与影响。

一话语网络理论与基特勒的研究旨趣

在讨论基特勒的女性研究，以及这些研究对当代性别研究的启示之前，有必要对其基本学术理念和学术旨趣加以介绍，这是理解基特勒理论中出现的吊诡现象的前提。基特勒的女性研究只是论述其后结构主义话语网络理论及媒介理论的途径或工具。因为相对于男性主体而言，女性在话语网络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通常是被遮蔽起来的，将女性摆置到话语网络分析的前台位置，可以更加突出地显示人类主体及其话语生产的底层媒介物质性逻辑。从1800到1900的话语网络转型中，女性在媒介技术所提供的可能性下，实现了从话语网络边缘位置向中心位置的跃迁，这种历史断裂性和范式转换在男性那里表现得并不明显，因为父权制社会的总体状况并未由于这种转型而发生倒转。因此，相对而言女性的变化更能体现媒介技术所产生的效应。

（一）作为意义框架和前提的“话语网络”

“话语网络”（discourse network）这一术语是美国学者对基特勒著作中的德文“Aufschreibsystem”一词的英文翻译。“Aufschreibsystem”的字面意思可以理解为“铭文系统”或 “记录系统”，它来源于丹尼尔·保罗·施瑞伯（Daniel Paul Schreber，德国萨克森州最高法院的大法官）1903年出版的《一个精神病人的回忆录》（Memoirs of My Nervous Illness）。托马斯·塞巴斯蒂安（Thomas Sebastian）（1990）认为：“它指的是把话语描述成历史上存在的媒介技术效果。”基特勒在其著作中对这一概念的解释是：“允许特定文化选择、储存和处理相关数据的技术和机构网络。例如书籍印刷这样的技术，与文学和大学这样的机构相适配，形成了一种历史性的强大构型，共同为歌德时代的欧洲文学批评提供了可能性条件。”（Kittler，1985/1990：369）基特勒试图用这个术语展现“身体、技术、话语和社会系统之间的相互联系”（Winthrop-Young & Wutz，1999：xxiii），因此，“话语网络”并非某种具体媒介技术的同义词，它更像是一个以媒介技术为基础构建起来的庞大而复杂的信息记录、存储和传输系统，其内部的社会构成要素相互作用，共同建构该网络的运作机制及结构。“话语网络”具有自动话语机器的特点，它既是客观存在的要素体系，又是构成性的意义生产机制。正如大卫·威尔伯里（David E. Wellbery）（1990：xii）所言，只有在话语网络所设定的框架内，“意义”之类的东西，或“人”之类的东西才变得可能。

显然，话语网络这一概念与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知识型（认识型）”系统有明显的传承关系，因为它们“指定了知识和意义存在的历史条件，或者说是一种文化在特定时间内所铭刻的东西的档案”（Partington，2006：56）。不过，福柯基本上是在一种脱离具体物质技术条件的基础上来谈论历史或“知识型”的断裂问题，他并未就话语的来源进行描述，也未考虑对这些话语的渠道状况进行说明。而基特勒则认为，话语的媒介物质性是意义生产的前提，同时也是意义生产的规则；不同历史时期所对应着的不同话语网络在表现形式、认知方式、哲学理论、社会效应等领域的巨大差异，恰恰是由不同时代媒介技术的差异所造成的。沿着这一思路，基特勒模仿福柯的考古学，将文艺复兴以来的欧洲话语网络划分为三个时期，即学者共和国（大致从文艺复兴到十八世纪后期）、1800年代浪漫主义的话语网络（大致从十八世纪后期到十九世纪中期）、1900年代现代主义的话语网络（大致从十九世纪后期到二十世纪中后期）等。不同时期的话语网络在信息生产、传播、储存、诠释等各个环节有着截然不同的特点，为当时的媒介技术所定义和制约。

（二）主体解构与诠释学批判：基特勒话语网络理论的研究旨趣

对于基特勒来说，他感兴趣的问题可以简单地描述为：在一个以媒介技术为物质基础的话语网络中，性别的角色与功能是如何被塑造出来的，而这种性别关系又是如何构成话语网络的信息论和控制论特征，并最终构造某一历史阶段话语网络的结构和范式的。这是一个有关精神主体及其文化范式的媒介物质性塑造问题，它的目标是终结近现代以来德国学术界对诠释学普遍性的迷信，以及对其背后根深蒂固的欧洲主体性哲学的盲目信仰。基特勒在颠倒德国精神诠释学法则的基础上，发展了以谱系学为方法的媒介考古和文化技艺研究，展现了以外部思维、媒介及物质性分析为特征的后诠释批判。

基特勒继承了从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到福柯、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和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主体解构遗产，并以激烈的态度和令人信服的论述呼应了福柯等人对主体和理性的批判。在他看来，无论是以勒内·笛卡尔（René Descartes）、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和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G. W. F. Hegel）为代表的欧洲理性至上哲学，还是由弗里德里希·丹尼尔·恩斯特·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Daniel Ernst Schleiermacher）、威廉·狄尔泰（Wilhelm Dilthey）和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发展出来的精神诠释学，都应该被视为现代主体意识的幻象。由这种主体性哲学所孕育的社会文化理论，强调人类内在理性和精神意志的独立性和优越性，主张绝对的“我思”不仅不会受到外部世界的干扰，而且还是形塑社会历史文化、推动历史前行的根本原因。这导致了现代学术话语中盛行以“人”或“主体”精神为基础的内在研究视角，其对历史文化变迁中的物质性、技术性、媒介性等“外部”因素视而不见，对历史进程中存在的断裂性、偶然性、异质性也毫不在意。

然而，正如海德格尔和福柯所表明的：“人”的观念是近世哲学对古希腊“存在”观念进行扭曲解释之后产生的臆造式发明，它割裂了人与世界万物的真实联系，遮蔽了理性的先验物质性条件，只不过是晚近历史中出现的新事物而已。在《词与物》的最后，福柯留下“上帝之死”以来最著名的断言：“人将被抹去，如同大海边沙滩上的一张脸。”（福柯，1966/2016：506）而基特勒则将福柯的话语分析置于媒介性的“技术先验”（technological a priori）理论中，他进一步明确：“18世纪晚期的话语体制将人的形态画在沙滩之上，即便人能够在19世纪晚期的蚀刻、打字、存储等模拟媒介的伴随下持存，他也必然会伴随着沙滩压缩成硅片而消失。”（温斯洛普-扬，2011/2019：95）

基特勒通过激烈反抗如日中天的德国诠释学来呼应福柯的论述，因为诠释学可以被理解为主体哲学在德国的变种。诠释学所专注的重点是对内在精神和意义的理解与解释，并且，“这些基本的意义，超越了时间和文化的变化，往往围绕着‘人’‘作者’‘起源’‘内在性’等特权和统一的术语。”（Partington，2006：55）然而，对于以媒介物质性为基础的基特勒式的谱系学分析来说，诠释学所宣称的那种普遍性是站不住脚的，“诠释学的理解与人类对书面或口头文本所做的事情完全不同，它也不是处理意义符号的基础条件。相反，它是欧洲话语实践革命中的一种偶然现象。……是一种极其有限的、转瞬即逝的现象，没有任何真理或物质来保护它免受时间的侵蚀。”（Wellbery，1990：x）

面对现代媒介技术悄然兴起的事实，基特勒认为应该出现新的思维方法，以适应其形成的挑战，而不是抱残守缺地延续精神诠释学的轮回。由此，作为1800话语网络基础的诠释学，在1900及之后的话语网络中，应该让位于以技术物质性分析为核心的媒介理论，以阐明“媒介决定我们的境况”（Kittler，1986/1999：xxxix）的旨趣。在这一旨趣下，无论是主体性意识还是性别文化，都应被视为人类媒介化生存的结果而不是相反，因此如果将基特勒女性研究的旨趣概括为“媒介决定女性境况”也是完全合理的。

二 “学者共和国”中女性的境况及功能

“学者共和国”是基特勒所分析的第一个话语网络阶段，它既为浪漫主义话语网络在“母亲之口”的基础上重建提供了理论先导，同时也为两者之间的差异和断裂提供了对照。“学者共和国”是文字媒介占据垄断地位的话语网络，形成于宗教信仰还占据优势地位、印刷术刚刚兴起的早期现代欧洲。在这个阶段，知识由博学和权威界定，修辞学的教条统治着话语生产，人们评判事物或采取行动的依据都是“上帝的言辞”。学者的工作仅限于在故纸堆中重复既有话语，而文学的概念也涵盖了几乎一切能“被书写的东西”（Wellbery，1990：xviii）。

在这一书写的体系内，女性处于宗教权威的欺骗与迫害之中，她们在性别关系中处于风雨飘摇的状态，随时都可能遭遇宗教和父权制施加的双重伤害。然而，正是这些在现实生活中饱受凄风苦雨折磨的女性身上，蕴藏着使浮士德般的学者从文化（象征界）重返自然（实在界）的可能：女性/母亲的声音，是引领浮士德走出“学者共和国”的象征世界，并由此开创新的浪漫主义时代话语网络的关键媒介。

对女性他者所蕴含角色与功能的发现，始于浮士德对自身悲剧的反抗。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在《浮士德》开篇，就为我们呈现了学者们所面临的悲剧：他们浸泡在宗教文本的故纸堆中，穷尽一生寻章摘句，或阅读成堆被虫蛀、积灰的书。他们的学者生涯都在围绕这些文本进行修辞学意义上的活动，既无法表达自身所思所想，也无法追寻世界的真理。为了摆脱这样的悲剧，浮士德必须超越由宗教权威文本所构建的话语体系，从文本的象征界中抽身，走入自然的实在界。在走向自然的过程中，浮士德与平民少女格蕾辛相遇，并由此展开了复杂的感情纠葛与矛盾冲突。格蕾辛性情纯洁而善良，然而其观念和信仰却是“学者共和国”话语网络所塑造的结果。她虔信宗教和教会的权威，受传统世俗观念和教会思想的束缚极深，这使她与浮士德的爱情面临激烈的矛盾冲突。这种冲突导致格蕾辛在与浮士德的关系中不断遭受巨大的意外伤害：她相继因过失而犯下毒死母亲、溺死孩子、连累哥哥被*等罪行。面对如此悲惨的遭遇和心理上的负罪感，她精神崩溃并最终被她所虔诚信仰的社会权威判处死刑。然而在如此悲苦的女性境况中，基特勒却发现了格蕾辛所蕴含的媒介角色和功能。她既是“学者共和国”话语网络的受害者，也是这一话语网络最终被瓦解的支点。在浮士德前往监狱营救格蕾辛出狱的一幕中，格蕾辛拒绝了浮士德带她出逃的恳求，盲目而狂热的宗教信仰使得她坚定地留下来接受所谓“主的裁判”（歌德，1959/2007：173）。在最后道别的时刻，她以微弱却又包含复杂情感的声音呼唤浮士德的名字：“亨利，亨利！”（歌德，1959/2007：174）。这一声呼唤看似平淡无奇，实则蕴含深意，如果将格蕾辛这一声出现在《浮士德》第一部结尾处的呼唤，与出现在全书结尾（即第二部末尾）的最后一句话“永恒的女性，领我们飞升”（歌德，1959/2007：475）相对照，我们并不难发现其中的玄机：虽然作为悲剧女性的格蕾辛是身处“学者共和国”世界中有血有肉的女性，但她的慈爱、宽恕和牺牲精神使她成为男性作家心目中“永恒女性”圣母玛丽亚的精神象喻，在她的引领下浮士德（即男性）才得以保持昂扬斗志，从而实现自己“超越书本，超越同侪”的人生价值与目标。女性声音非凡的媒介物质功能在这里得到了初步体现，“母性的馈赠就是处于萌芽状态的语言，她发声前的纯净气息是一种阈限时刻，开启所有人的清晰言说。”（Kittler，1985/1990：27）对于打破“学者共和国”铁板一块、令人窒息的文本系统而言，母亲的声音以及她们用声音育儿的文化技艺，实际上成为终结“学者共和国”话语网络的支点，也是浪漫主义话语网络得以构建和循环的起点。

三浪漫主义话语网络中的

女性境况与角色

浮士德的追求在1800话语网络中得到了实现，浪漫主义不仅是一个由男性垄断文字书写的时代，也是主体精神和个性得以高扬的时代。但问题在于这些男性作家究竟是如何摆脱“学者共和国”中的学者悲剧，并获得其精神和个性自由发展的呢？显然，浪漫主义时期的意义来源不再是圣经和古代经典文本，相反，其文学文本中不仅具有鲜明的自然主义母题，而且具有强烈的主观个性和华丽的想象力，这些不同于“学者共和国”时期空洞陈旧内容的鲜活意义究竟从何而来？此外，浪漫主义文学的辉煌成就和持续繁荣又是在怎样的文学生态中得以实现的？对于这些疑问，基特勒给出的让人感到意外的答案是：天性沉默且隐藏在话语网络边缘处的母亲/女性，不仅是浪漫主义话语网络的源泉，还是浪漫主义文学生产得以持续繁荣的基础。

（一）阅读、书写及现代主体的产生：浪漫主义是以母亲作为话语源泉的话语

如前所述，学者共和国话语网络是由宗教文本和权威文本所构建的，它们远离自然和生命的本源，因此新的话语网络需要规避或者克服传统的文本，重新找到从自然（实在界）到文化（象征界）的更加直接有效的渠道。这场意义来源的变革是由1800年前后德国兴起的新育儿方法促成的，母亲的声音则起到了核心作用，“在1800的话语网络中，自然就是女人。她的职责在于让人们——尤其是男人——说话。”（Kittler，1985/1990：25）而“母亲的积极作用在于她对初级文化技艺的传授”（Kittler，1985/1990：27）。

大约1800年前后，新型的育儿书籍开始大量出现，这类书籍的主旨是为了向母亲提供教育孩子的建议与指导，它们都默认只有“母亲”才是实践基础教育的最佳人选。新的育儿方法的核心在于将过去所使用的，以记诵宗教文本作为育儿方法的所谓“音节法”和“拼写法”，改变成纯粹的“语音法”。传统方法的特点是让儿童在不理解含义的情况下“死记硬背”，语音只与字母符号形式（圣经长文）有关，但并不与意义产生直接联系。而以巴伐利亚教育官员海因里希·斯特凡尼（Heinrich Stephani）为代表的改革者，提出了一种新的“纯粹语音学方法”，使字母的物质基础发生了颠覆性革命。

新的语音方法旨在用“理解取代死记硬背”（Kittler，1985/1990：28），语言不再是一系列本身并没有意义的声音或图像（宗教文本及其教授），而是被分解为一些最小单元，无论这些单元多么微不足道，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是有意义的。这些最小所指既不是真正的词汇，也不是无意义的音节，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东西。不过，这样的最小所指可以很轻易地组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有意义的词汇。比如“将‘bu’‘be’放在一起就变成‘Bube’（小男孩），将‘ma’进行简单重复就产生了‘Mama’（妈妈）。由于婴儿总会将母亲充满慈爱而富有语义的声音与自然事物相联系，这就“确保了母亲之口说出的声音定然是有意义的。……语言彻底改变了自己的地位，不断从模拟自然的基本构造中产生出来，变成一种‘普遍、纯净、同质的媒介’”（温斯洛普-扬，2011/2019：39）。其结果是，语言、自然和母亲声音之间建立了一种相互通达的关系，要理解语言或词汇，只需要倾听就可以了，而所谓获得识字能力就意味着能够掌握文字符号与母亲声音之间的自然联系。“母亲用她的语音（voice）把字母（letter）替换为声音（sound），正如浮士德把词语（word）替换为意义（meaning）……当孩子们在长大之后再次拿起一本书时，他们将不会看到字母，而是带着一种无法抑制的渴望，听到字里行间的那个声音。”（Kittler，1985/1990：34）由此，阅读变成了某种语言幻觉的练习。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性作家恩斯特·西奥多·阿玛迪斯·霍夫曼（Ernst Theodor Amadeus Hoffmann）在其《金宝瓶》中，对母亲声音的这种媒介效应进行了生动描述。当小说主人公安塞姆斯看到石头上的苔藓和地衣所形成的奇怪图案时，竟然能够通过幻想将它们与母亲的声音相互关联起来的方式，“从中看到最奇妙的故事，就如我母亲告诉我的那些故事中最美妙的故事。”（Kittler，1985/1990：86）在这种诠释学的方法中，自然图像被母亲的声音激活，“视觉信号被母亲口头的回声所包围，其结果就是，相较于能指，物体有了可以被‘看到’的所指，就好比文本是一场电影。”（Kittler，1985/1990：86）

与新的育儿模式相对应，浪漫主义话语网络的书写领域也出现变革，这种变革直接孕育出由新的书写方式和技能所塑造的现代主体。新的书写训练强调写作首先是基于个人心理活动与内在表达需求而进行的创造性实践活动，而不是为了机械复制权威文本而进行的实践，因为精神和内在意义的表达是写作的灵魂。新的书写教学法借鉴了语音育儿法中的拆分组合法，将字母的书写拆分为垂直线、半圆、半椭圆等基本笔画练习，待学生熟悉掌握之后再将它们连贯起来书写，以形成具有连续性、统一性和审美性的优雅书体。在1800话语网络中，是否能够书写优雅连贯的字体，是判断个体（主体）成熟与否的重要指标，因为笔迹是内在主体意识和精神的反映，正如浪漫主义时期的哲学家黑格尔（2013：195）所说，“如果个体特定的本性和天生独特性等等从一开始就和一些通过教育而形成的东西结合在一起，被当作内心，被当作行动和使命的本质，那么个体的现象和外表从一开始就体现在他的嘴、手、声音、笔迹等各种器官及其持久的规定性那里。”故而“养成如出一辙的笔迹，意味着个体的形成”（Kittler，1985/1990：84）。需要指出的一点在于，母亲的声音及其所赋予的先验意义，对男性作家的书写状态具有关键性的影响，因为这种书写需要依靠母亲语音引导的方法来维系，前述安塞姆斯对母亲声音的想象性激活，对书写而言也极为重要。在《金宝瓶》中，当安塞姆斯抄写难以辨识的古代文稿时，他感觉万分艰难，然而当他得到塞佩蒂纳（母亲/爱人）的幻听帮助后，原先极为艰难的抄写变得轻松而快速。

（二）驯化阅读：女性的文学消费与话语网络循环

女性在1800话语网络环路中所扮演的功能与角色具有双重性质，她不仅在输入端为话语网络的文本生产提供先验意义，而且还在输出端成为话语的消费者，为浪漫主义话语网络中男性的文学创作提供动力和消费市场，保障话语网络的循环运转。没有女性的文学消费就不会有男性作家的文学生产，没有女性读者的崇拜就不会有男性作家的创作激情，没有女性的阅读成瘾就不会有男性创作的持续动力。

为了确保女性作为话语网络的消费者，1800话语网络发展了所谓的“驯化阅读”（Kittler，1985/1990：125）的机制，这种阅读机制的目的就在于：一方面，确保女性能够对男性作家产生崇拜和痴迷，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对男性作家的“诠释学之爱”。另一方面，确保女性不会运用她们的书写技艺进行独立的文学创作，而是用于撰写阅读作品的感想，以表达她们对男性作家及其作品的理解和感受。在此基础上，女性可以在对作品及其读后感的双重阅读中，更进一步地强化她们对男性作家及其作品的崇拜和爱慕，并使其极端化到类似“宗教”的程度，以确保女性阅读消费的功能。

为此，女性被教导应该通过阅读来具备“女性气质”，应当在阅读中发展建立在幻想基础之上的爱恋感受，如歌德的一位女读者“列奥诺拉”在读《塔索》时认为自己便是作品中的公主（两人重名），女性读者能感知到自己与作品中女主人公之间的密切联系，将自己看作是作品中所描写的暧昧女性，甚至将男主人公与作家本身联系在一起。由此，女性读者便在这样的阅读心理活动中对男性作家产生了“诠释学之爱”，“一个诠释学的情欲圈（hermeneutic-erotic circle）包围着女性读者和作者；它调节着阅读和爱情。‘一个人’，也就是一个女人，‘不爱歌德就不能爱’。所有男主人公与男作者、女主人公与女读者之间的等式都是为这种爱服务的。”（Kittler，1985/1990：130）对于女性而言，驯化阅读的要求就是“不仅要爱书，还要把我们的爱延伸到作者身上”（Kittler，1985/1990：129）。对于女性读者来说，男性作家在他们心目中的位置犹如上帝一般，她们倾心解读“上帝”所书写的每一个词，并且无条件地崇拜和爱他。

与此相应，“驯化阅读”还限制和转变了女性书写的性质，女性写作并不具备男性书写的创作性质，相反，它只是强化驯化阅读的一种技能。1800话语网络严格检视着女性，防止出现因为作者身份而牺牲家庭生活的任何可能性。为此，女性的写作天赋被引导到新的方向上去，那就是从文学创作转向撰写阅读感想，因为撰写阅读感想有助于强化女性阅读的心理体验。更重要的是，这个方法也是发展“多情浪漫阅读事件”的途径，因为她们还会将这些充满“诠释学之爱”的读后感寄给男性作者，以表达她们对作者的暧昧情感。“这种对自己阅读感想的书写，将女性的阅读功能发挥到极致。诗歌的所有超验符号突然获得了所指：女人成为女人，英雄成为作者，作者成为男人。因此，新诠释学的严格实践只能助推爱的升级。”（Kittler，1985/1990：129）总的来说，驯化阅读让女性在心理层面上对男性作家及其作品产生了极端化的崇拜和爱恋，而女性读者也从中收获了快乐，这种性别关系的调适维系着1800话语网络的循环。男性从女性读者那里获得创作的激情与动力，而他们生产的作品则由女性的驯化阅读所消费。

四女性的媒介化生存及其

在话语网络中的位置变化

十九世纪中后期，随着新的机械媒体技术和“心理物理学”的出现，1900话语网络激进地、断裂性地结束了之前的1800话语网络。新的话语网络是一场由打字机、留声机、电影等技术发明主导的文化革新，在这一话语网络中，书写、主体性和性别关系都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在基特勒看来，打字机是一种趋向性别中立的媒介，它带来了写作的去性别化（Kittler，1986/1999：187）。女性作为职业打字员被雇佣，参与到从前是男性特权的文本生产过程中，1900话语网络中的女性不再作为男性的缪斯，被限制在输入的位置；或是作为文学作品的消费者而被迫处于输出的位置（Kittler，1985/1990：199）。打字机的发明引发了对一切价值的重估，基特勒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性别视角的历史解读（Peters，2010：8）。

（一）打字机的媒介物质性与传统写作模式的改变

基特勒对打字机的探讨，是以尼采所遭受的悲剧来展开的。这主要是因为尼采的书写实践及其哲学思想，标志着由歌德开创的浪漫主义话语网络时代的结束，也标示着现代主义话语网络时代的到来。尼采之所以能够成为摧毁歌德时代的查拉图斯特拉，与他使用打字机进行书写密切关联。由于长期饱受眼疾的折磨，尼采开始尝试使用打字机来进行写作，然而这一媒介使用行为不仅使得尼采改变了他的写作的风格，而且也改变了他的思想。尼采发现“写作工具参与了我们的思维过程”，不仅如此，他还发现“人类可能只不过是思考、书写和讲话的机器而已”（Kittler，1986/1999：200）。这意味着传统的人类主体和作者中心在机械媒体兴起的时代出现了“一个转折点，通信技术从此不再以人类为原点，相反，在前者的基础上形成了后者”（Kittler，1986/1999：211）。

打字机的媒介物质性特征使得语言的性质发生了变化，1800话语网络中由母亲之口所传授的语言，在作家的书写中只是一种通达想象性所指的“通道”，他之所以能够将世间万物都挤压进线性文本中，恰恰在于语言缺乏符号能指的媒介物质性的障碍。“如果语言具有自身的密度和物质性，具有自身的盲点和传输延迟，就根本不可能实现无所不包的可译性。”（Kittler，1985/1990：73）换句话说，对于1800话语网络中的作家来说，符号尚未拆分出能指与所指，能指总是与它的所指及意义相关联，即便安泽慕斯在石块上看到难以辨识的符号，他也能够在想象中将这些符号能指与源自母亲之口的意义相关联，从而识读出它们的含义。1800话语网络中的作家在书桌前一面进行内心的反省和思考，一面在纸上用优美的笔迹编织出一整套具有整体意义的文本，这种心手协调、手眼相通的整体性书写方式充分展现了主体的精神统一和内在本质。

然而，打字机的情况与此恰好相反，打字机的基础是语言符号能指和所指的分离，能指的物质性被提取出来排列在键盘空间中，“空间定位和离散的符号——而不是速度的提高，是打字机的真正创新。‘字母键的空间排列产生了一个几何图形，取代了手写文字的图像。’”（Kittler，1985/1990：193）敲击键盘字母的打字机书写方式取代了连续进行手写的操作，这意味着能指和所指的整体性遭到拆解，手眼协调的书写方式遭到了破坏。打字机在纸张上打印出来的字母不仅没有被手直接触碰，甚至完全存在于一个与手工作业分离的处所（Kittler，1986/1999：203）。在可视性打字机产生前，人们无法看到下一个字母所书写的位置，写作不再是与阅读相伴随的活动，而是变成了一个单纯的、无需视觉参与的、不及物的行为。“过去人们总是认为可以从书写和重读中找寻自己的灵魂。自康德以来，‘我认为’就总是伴随人类的一切自我表达，实际上不过是阅读的伴生物。”（Kittler，1986/1999：188）然而，打字机打破了书写在统觉上的一体性，书写也不再是从自然到文化的转换，从人类存在到符号表面的连续性延伸。作者不再通过手写笔迹来传达自己的生物信息、个性、精神及灵魂，而是转而将记录和整理其思维的工作交给了熟练掌握打字技巧的打字员，其结果是“打字及其‘他者’之间的游戏被完全从主体中移开了”（Kittler，1985/1990：195）。

（二）打字机的媒介效应：女性职业化及书写的去性别化

打字机对主体写作模式的消解，为女性进入职业生涯，从话语网络的边缘走向中心地带，甚至是独立掌控文本写作的权力提供了可能性。不过，这些变革的实现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过程，它得益于技术创新与工业化进程、战争需求、教育改革以及社会观念变革等多重因素的交互性作用。

首先，工业化构成了女性与打字机结缘的时代背景。在工业化之前，男性和女性的社会分工与角色是泾渭分明的：女性负责用她们勤勉的双手编织出针织物，而男人则用他们手中的笔编织出文本；男性负责智力性的文本生产，而女性负责娱乐性的文本消费。然而，“工业化同时废除了手写和手工工作……两极化的性别差异及其标志性符号消失在了工业流水线上。当男人失去羽毛笔，女人失去缝衣针，所有的手都像雇员一样待价而沽。打字稿相当于写作的去性别化，它褪去形而上学的外衣，变成文字处理。”（Kittler，1986/1999：186-187）

其次，战争需求加剧了女性职业化的趋势。1917年兴登堡为了应对战时人员短缺而制定了新“原则”：不论男女，“不工作的人都没有饭吃”（Kittler，1986/1999：195），这使得女性的职业化由此而变得无法逆转。在与男性的竞争中，女性凭借其特殊的技术优势，逐渐占据了某些原本由男性从事的工作岗位，打字员和*员之类的工作岗位便很快被女性所占据。除了具有手指灵活的天然优势之外，女性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缺点对于她们迅速占据文秘市场来说，反倒成了一种优势。因为打字机使得书写变成了按键、空格和自动生成的文字记录操作，它需要的是能够熟练操作机器的打字员，而不是学识渊博、教育程度良好的精神主体。打字速度和准确性才是打字员的竞争力所在，这使得打字行业绕过了整个教育体系的门槛，那些在书写和数学方面表现不佳的女孩大批量地进入到打字工作中，在经过短期的技能培训之后，她们都能很快胜任打字的工作。在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女打字员的数量快速增加，尤其在战争期间，办公室的女文员总是“供不应求”，由此，“性别创新紧随技术创新。毫无抵抗力的男人们被清除出场。”（Kittler，1986/1999：193）

打字机的书写技术消除了传统的男性中心主义模式，过去由男性独占的工作领域现在变成了打字机、女性和男性之间构成的三角关系，女性从1800话语网络的边缘处走向了1900话语网络的中心位置。尽管她们的优势主要体现在操作技能方面，而不是进行思考和创作，但这并不能阻止她们自行掌控文本权力的步伐。女性不再遵循传统的匿名制度，隐身于男性或者家庭的姓氏背后，而是对自己的作品拥有署名权，“书写的去性别化得以实现”（Kittler，1986/1999：195）。

（三）合作与竞争：打字机与女性话语的崛起

女性打字员在市场上供不应求，而且职业上的成功给女性带来的快乐远非家庭角色所能比拟，因此“在技术通信网络的某个中继站上，文字处理打破了夫妻和家庭平衡。正是在这一缝隙间诞生了全新的职业：女作家”（Kittler，1986/1999：221）。那些从家庭事务中走出来的职业女性，与她们的男性雇主之间形成了新的性别关系，这种性别关系表面上看是爱情和婚姻的关系，实际上却是由机器所中介化的竞争合作关系。浪漫主义文学话语网络中女性对男性的意义启蒙和心理崇拜，此刻因为机器的中介作用而变得荡然无存。“媒体时代的书写将大脑生理学和通信技术之间进行的短路连接，跳过了人类，甚至爱情。”（Kittler，1986/1999：216）基特勒用“书桌情侣”（literary desk couples）这样一个措辞，来表示一种不同于传统文学恋爱情侣的新型关系形式（Kittler，1986/1999：220）。基特勒称，“如今的文字处理是夫妻在书写上的合作，而不是枕边的配合。就算他们有时两样都做，也体验不到浪漫的爱情。”（Kittler，1986/1999：214）。男性和女性之间的爱情和婚姻，从根本上来说是围绕着打字机来展开的。在男性作家的眼中，女性不过是更加聪明的打字机，同样，女性则明智地藏身于打字机的功能之中，让男性误以为她们只是单纯的机器操作员，而非他们潜在的竞争者。基特勒例举了尼采、戈特弗里德·本恩（Gottfried Benn）和弗兰兹·卡夫卡（Franz Kafka）等知名作家围绕着打字机操作需求而与女性展开的婚恋纠葛，以此表明：人类和机器之间所形成的那种相互牵引力，尽管不易觉察，但其力度却远远超过了男性与女性之间的相互吸引力。男人之所以与女性发展爱情和婚姻关系，主要是希望以这种方式解决他们在使用打字机上的不便，延续和保持他们与机器的关系；而女人之所以愿意服务于男性作家，则主要是想通过这种关系获得经济收入、个人成长和职业发展前景。很多服务于男性作家的打字员在离开雇主之后，自行成长为独立作家，这让她们体验到自身价值的实现。比起父权制环境下成长起来的男性而言，打字机及其所带来的职业前景远比爱情可靠和安全得多。由此，被媒介技术所中介的性别关系不再意味着温馨的浪漫情感，而是转变为相互之间的利益博弈。浪漫主义时代的爱情虽然没有消失，但它已退居到文学作品和媒介表演的虚构内容之中，充当男女之间一地鸡毛的情感生活的想象性替代品和安慰剂。

五基特勒理论对当代女性主义的

启示和贡献

尽管基特勒并非任何意义上的女性主义者，“以前没有人把基特勒称为一位女性主义者或者性别理论学者，以后恐怕也没有人会这样做”（温斯洛普-扬，2011/2019：153），他进行女性研究的目的为了客观冷静地展现人类的技术命运。之所以偏好以女性作为研究案例，一方面是因为在话语网络转型过程中，技术产生的影响在女性身上体现得比男性更加明显；另一方面则与基特勒理论中强烈的精神分析色彩有关。尽管基特勒的研究容易招致女性主义者的批评，但由于女性主义者同样关注女性的技术命运，同样会援引精神分析的方法和理论，加之当代女性主义大多与后结构主义思潮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她们与基特勒之间自然地形成了理论对话的空间，这一点对生态女性主义和赛博女性主义来说尤其明显。

“生态女性主义认为女性的身体、女性所承担的社会角色都说明‘女性’与‘自然’具有很大的相似性。”（易显飞，2018：117）对自然与母亲/女性的类比并非现代文明的产物，而是由来已久的传统，几乎所有的文化类型都存在这种类比。在基特勒有关1800话语网络的论述中，也指出“自然就是女人”、并且存在“女人=自然=母亲”的等价系统。不过，在生态女性主义看来，现代科学技术兴起后，前工业时代自然与人类之间温情脉脉的母子关系，变成了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势不两立的紧张关系。由男性主导的技术对自然母亲开膛破肚，敲骨吸髓，实际上也是父权制社会中男性对女性进行统治的延伸。她们指出：“现代技术具备典型的男性特征，这里面包含着性别关系的‘隐喻’，男性等同于人类社会，女性等同于自然，技术的目的就是使自然服务于人类社会，男性居于统治地位……她们对现代技术的发展总体上是持否定态度的，认为回到始技术时代（The Eotechenic Phase）是一个可替代的方案。”（易显飞，2018：133）对技术性别偏向所持的悲观主义看法导致生态女性主义的主张过于理想主义，缺乏现实性、操作性和可能性；相比之下，基特勒并不认为技术总是偏向男性，而是有可能偏向女性，在他关于打字机和文字书写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前者更多地展现出对女性解放和女性权益的贡献，而后者则更有利于男性的统治。“这可能是讨论女性如何在迄今为止被描绘为敌对面的技术文明中成为媒体技术的操作者（而非反对者）的一个新突破口。”（유현주，2019：137）

对技术偏向采取二元论基础上的本质主义的看法，在赛博女性主义的代表性人物赛迪·普朗特（Sadie Plant）那里也有所表现。不过她的主张与生态女性主义者恰好相反，她认为数字技术具有女性价值属性，无论是在其发明还是应用层面，数字技术都展现了很强的女性偏向。在数字信息技术时代，男性的“体力优势丧失殆尽，失业风险反而大于女性，也因此变得比女性更加‘脆弱’”，社会呈现出“全面女性化”的趋势，“男性和女性作为对立的范畴也崩塌了”（易显飞，2018：138）。这种略显夸张的技术乐观主义反映出其观点“依然局限于传统的男性/女性的二元对立的研究框架中，在后结构主义学者看来，这是没有多少说服力的。”（易显飞，2018：146）

正是出于对性别二元论弊端的克服，唐娜·哈拉维（Donna J. Haraway）将赛博格界定为“一种机器和生物体的混合”（哈拉维，1991/2012：314），通过生物技术，男性和女性可以运用变性手术来实现性别转换；而通过信息技术，女性则可以运用穿戴设备或芯片植入等方式具备与男性同样的身体机能。总之，赛博格世界消除了男性和女性的区别，从物种的生物学基础上来说，赛博格本身就是人与机器的“杂合体”。这种彻底的反二元论和反本质主义立场，使得哈拉维及其理论一度闪现出耀眼的光芒，让人耳目一新。然而，哈拉维对二元论和本质主义的的消解似乎也意味着女性主义使命的终结，同时也让她陷入了对技术本质的矛盾态度。一方面，哈拉维认为技术本质上具有父权制的价值属性，是“男性统治思想的一种价值反映，是男性统治世界（包括统治女性）的衍生物”（易显飞，2018：139）。另一方面，哈拉维又认为技术是女性解放的希望和未来，赛博格技术就是能够给女性带来乐观前景的技术。那么问题就来了，这种男性价值和偏向的技术又如何成为女性解放的契机呢？由于缺乏对技术的社会建构作用的具身性维度和历史性维度的详细分析，哈拉维的理论呈现出较为浓烈的乌托邦性质，一度被她扫地出门的二元论和本质主义的幽灵，经由她的女性主义立场的后门又溜了回来。

相比之下，基特勒也阐发了与赛博格理论类似的见解，他指出：人类（男性/女性）与机器之间的深度纠缠，甚至超过了男性与女性之间的纠缠程度。从他对打字机的论述来看，他将女性与打字机视为合二为一的“杂合体”，即“‘打字机’这个词语同时指涉机器和女人”（Kittler，1986/1999：216）。不过，基特勒对二元论和本质主义的清除，远比赛博女性主义者来得彻底和清晰，没有呈现出矛盾纠结的情况。基特勒承认技术对性别差异的抹除效应，但这只是就性别文化的层面而言的，并不涉及身体差异的层面。相反，两性身体的生物学差异恰好是构成他们在与具体技术相结合时产生不同效应的根源。母亲之所以会成为浪漫主义话语的源泉，主要是因为母亲的声音充满了自然意义和身体爱欲；打字机之所以能使女性迅速取得职场优势，则与她们手指灵活，且善于倾听记录的女性特质有关。因此，与哈拉维急于通过技术抹除性别的生物学差异不同，基特勒倾向于保留这种差异，并以此为基础来考察这些差异与技术的耦合关系。对于基特勒来说，技术确实会导致社会性别结构的变化，不过这些变化会展现为怎样的情形，则需要结合性别的生理差异来加以考察。从这个角度来说，基特勒的理论是具身性的，也是物质性的。离开身体差异的物质基础，很难展现媒介技术史中性别结构变化的具体形态和样貌，而且还会造成理论观点的矛盾性。

可见，相对于女性主义者来说，基特勒理论的优势（也恰好是缺点）或许就在于其非女性主义的“客观冷漠”立场，这种立场避免了因主观意愿和诉求而导致的内在逻辑矛盾。对于基特勒来说，作为主体的人类尚且是一种幻象，更何况性别身份上的文化差异，其也完全是没有意义的。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人类性别在其物质性方面，即身体和生理学意义的差别，都不存在。相反，技术在与男性或女性耦合的过程中所展现的动机、机制、模式及历史效应都会有所不同，正是由于这样的不同，才会使得“媒介决定人的境况”这一后结构主义的箴言能够展现出尽可能详尽的技术、社会和文化细节与机理，而不是流于空洞无物。正是由于看到了这一点，女性主义学者也承认，基特勒“为赛博女性主义话语打开了视野。他进而主张通过媒介效果改变社会结构，这暗示了女性对技术媒介的参与是女性解放的政治关键。他的分析为在数字时代与媒介结合的新条件下，女性战略性地展开什么样的存在论和政治学，激发怎样的问题意识和讨论做出了贡献”（도기숙，2008：3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