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安的东山（遗忘之丘林中小屋）

谢安的东山

东山，是属于谢安的。

东山再起、东山高卧、东山之志、醉卧东山……

“东山春酒绿，归隐谢浮名。”

“东山高卧时起来，欲济苍生未应晚。”

“溪树参差绿可攀，谢家云水满东山。”

“东山妓逐飞花散，北海尊随逝水空。”

“东山终为苍生起，南浦虚言白首归。”

“中年长作东山恨，莫遣离歌苦断肠。”

“谁似东山老，谈笑静胡沙。”

“何处觅东山，筝泪落清樽。怅石城暗浪，秦淮旧月，东去西奔。”

……这一笔笔的绝唱，将东山，凝固成了一个永恒的情结与意象，关于“达则兼济天下”的理想，关于“穷则独善其身”的力量。

而这一切，都来自一千七百年前的谢安，来自他一生智慧与事功书写的传奇，更来自那风淡云轻，从容不惊，却永远汹涌奔流的强大气场。

作为谢安隐居山林之所，历史记载的东山有三个地方。其一是在今（浙江省）上虞市南40里上浦镇境内的曹娥江东侧，《世说·赏誉》注引《续晋阳秋》曰：

初，谢安家于会稽上虞县，优游山林，六七年间，征召不至。虽弹奏相属，继以禁锢，而晏然不屑也。

《稗史汇编》中记录的东山，除上虞外，还有临安集贤。据说，当年谢安为避朝廷征诏而躲进那里的一个山洞，十余年后，当地人得知谢安东山再起当了宰相，便将此洞所在的山头亦名之为东山。南京也有一处东山，在今南京市东南隅的梅岗附近，那是谢安出任东晋宰相后命人用土堆垒而成的一个小山头，名之小东山，此山周围曾经有过许多谢氏族人的坟墓，也一度成为谢安本人的魂归之地。这三处东山如今都成了旅游景点，也按照现代惯例，修建了崭新的园林。正如乌衣巷找到的只是幻灭，这三处东山，虽只去过南京一地，想来，也只能徒留物是人非的特色式魔幻吧？

但东山永远在那里，在我们每一个人都能看到却难以触摸的地方，发出永恒的召唤。

无论是上虞还是南京还是临安，号称东山的地方都不是很大，属于典型的江南丘陵，但也和所有人迹罕至的僻静丘陵一样，有清溪幽壑，苍崖松涛、碧泉瀑布、青藤老树，白石沙洲……人的志趣自可以与山水冥合，人的情感也不禁消融于这蒙蒙雾气之中，人生的失意与得意，遗憾与追思，哀愁与快乐，都消散于时间流逝中，汇成江河，汇成山川，汇成白云，汇成青空。

……像东山这样的丘陵，有很多，尤其在隐逸之风的魏晋，贵族们纷纷购置山林建筑别墅以求性灵合一，超发脱俗。曾在东山隐居的名士也有很多，如阮裕、戴逵等。东山之上，明月清风，渺渺空迹，悠悠岁月仿佛一日一生，一生一日……那样迷人的意境，毕竟难以拒绝。

阮光禄在东山，萧然无事，常内足于怀。有人以问王右军，右军曰：“此君近不惊宠辱，虽古之沉冥，何以过此。”

——《世说新语栖逸第十八之六》

戴安道既厉操东山，而其兄欲建式遏之功。谢太傅曰：“卿兄弟志业、何其太殊？”戴曰：“下官不堪其忧，家弟不改其乐。”

——《世说新语栖逸第十八之十二》

但谢安，只有一个。

最初，东山并不属于谢安，选择东山的，是谢安祖父谢衡。晋怀帝永嘉五年（公元311年），永嘉之乱。为保全性命，大批仕族纷纷南逃，时在西晋朝廷任散骑常侍之职的谢衡，也举家南逃会稽，但他没有回祖籍山阴，而选择了兼有水陆之利的上虞东山，从而成为东山谢氏的始祖。当时的东山，除了国庆寺香火续存外，几乎没有其他名物。一生笃信儒学又重名物的谢衡对东山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以自己的意趣和审美，修整国庆寺，疏浚始宁泉，并着手在东山上修建大量的楼台亭阁与谢氏宅邸，只是这些规模宏大的计划并没有完全成型，他便悄然去世，葬于东山之下。

谢衡一生，以儒生自居，以儒学立命，曾做过洛阳太学校长，在那个推崇老庄之道的时代，只能被边缘化。然而他也不由自主熏染上飘然物外，性向自然的风尚。始于东山的梦想，终于从他转至了自己的儿子们，乃至到了谢氏一族最优秀的子弟，谢安身上。

从咸康四年（338）辞王导掾到升平二年（358），谢安禁锢自己逾20年，从二十岁，到四十岁，这几乎是一个人最年富力强，能干出事业的黄金阶段，然而谢安选择了“晏然不屑”。在这段时间里，谢安沉醉于与王羲之、许殉、支遁往来，“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无处世意。”的生活，刺史庾冰迫他出仕，谢安只赴任月余便挂冠而去。有司屡次征召均不赴，名望渐高，辞心愈坚，俨然要“小隐”终老。

此时他自然有晏然不屑的资本，他祖父虽然是个“异类”，可儿子们却名望渐高：谢鲲出任豫章太守，官位不特别大，却因放达清流之名享誉当世。谢安的父亲谢裒追随琅琊王司马睿渡江，原本不是显赫门第的北方谢氏家族因此进入权力的核心。几位兄弟，堂兄谢尚，亲兄谢奕、谢万都先后担任如豫州刺史、安西将军一类手握重兵的要职，风头正盛。无陨越之虞的谢安自可以安心优游东山之间，经营他的“东山之志。”何况，那个时代本就推崇隐逸之风，做隐士，原本就是积累声望的捷径。

不过，更让谢安沉醉的，或许是这晏然不屑的优越感本身吧？在他的《兰亭集诗》与《与王胡之诗》（很可能作于谢安隐居期间）中，他反复宣泄着对隐逸生活的陶醉：如《与王胡之诗》第六首：

“

朝乐朗日，啸歌丘林。

夕翫望舒，入室鸣琴。

五弦清激，南风披襟。

醇醪淬虑，微言洗心。

幽畅者谁，在我赏音。

”

或在《兰亭诗》中畅怀山水之美与游春之乐：

“

伊昔先子，有怀春游。

契兹言执，寄傲林丘。

森森连岭，茫茫原畴。

逈霄垂雾，凝泉散流。

”

如此逍遥自适、应物无累、仿佛已与道合一，哪里还容得下什么功名什么地位，什么利益什么权势？东山的一日一夜，一山一水，一云一藤，都深深根植在谢安眼中心中，充盈着他的生命——那已是他能获得的极致——曾经沧海。

然而，二十年后，谢安还是舍弃了这片他人生的净土，主动卷入了那个时代最风云动荡的漩涡之中。

很多人说，谢安绝非“安心”东山，他内心始终有一个庙堂理想。他们举出《晋书·谢安传》的一个例子，谢安之妻刘氏曾对丈夫说：

既见家门富贵而安独静退，乃谓曰：“丈夫不如此也?”安掩鼻曰：“恐不免耳。”

这被后世看做谢安高自标置的证明。可谢安若是有心政治，却能一退便退二十年，实在有些不可思议，如果只是等待时机，他首先得能预见自己必定长寿。毕竟当时，四十岁已经是一个人的暮年，谢安几个兄长都没能活过这个年纪。在人均寿命不到四十岁的魏晋，无人敢说自己能有这样的远见和命数。而若一开始就打算故作姿态一辈子，讨论他的初衷为何，又有什么意义？且通透如谢安，自然也可想见，花了二十年时间大张旗鼓给自己鼓捣出来的“人设”，若有一天垮塌，引起的反噬将会多么严重！

倒是简文帝看透了他，当他听说谢安当时在东山蓄妓，“每游必以妓女从”。简文轻描淡写道：“安石必出，既与人同乐，亦不得不与人同忧。”

“与人同忧！”这确实是谢安的要害。豁达超脱如他，也未能放下所有。即使可以保持不苟流俗，物我两忘的状态，可以抵御权力地位声望的诱惑，甚至，可以忘掉济世安民的志向，忘掉自我价值实现，建功立业的热情，但那份隐隐之“忧”并未消减，那就是对谢氏家族的责任。而这份责任，又由此推开，变成一份对天下苍生的责任。

责任，或许，原本就是这世上最沉重的。

因此，其弟谢万作吴郡太守时，一向深解其弟个性才华的谢安便随他赴任，以便随时匡正不逮。谢万受任北征，“矜豪傲物，尝以啸咏自高而未尝抚众，兄安深忧之，自队主将帅以下，安无不慰勉。谓万曰:‘汝为元帅，诸将宜数接对以悦其心，岂有傲诞若斯而能济世也。’”谢安担心弟弟的鲁莽冒失，防患未然的做了许多弥补措施，还是无法阻止谢万兵败。于是，谢氏门楣系于一线之时，隐忧不断的谢安也终于出仕了——只是这样的出仕当中，包含着多少的不得已。

于是，东山，终于从谢安飘然高卧的心灵栖息地，变成了他一生的痛，一身的念。

虽然离开东山，东山却未曾从谢安的生命中消失过，哪怕一刻。

四十岁出仕的谢安，毕竟已退隐二十余年，朝廷屡召不至。玉在奁内自可以说稀世珍宝，君子之德，若一旦被人所用，也不过成了待价而沽，受人鄙薄。何况是隐逸之风的魏晋？出山的谢安一开始便受到了群嘲，

谢公在东山，朝命屡降而不动。后出为桓宣武司马，将发新亭，朝士咸出瞻送。高灵时为中丞，亦往相祖，先时多少饮酒，因倚如醉，戏曰：“卿屡违朝旨，高卧东山，诸人每相与言：‘安石不肯出，将如苍生何！’今亦苍生将如卿何？”谢笑而不答。

——《世说新语排调第二十五·之二十六》

这无疑反应了当时人们对高调隐居的谢安半途反悔的困惑。而更严厉的批评还在后面，谢安出任桓温司马后：

于时人有饷桓公药草，中有远志。公取以问谢：“此药又名小草，何一物而有二称？”谢未即答。时郝隆在坐，应声答曰：“此甚易解。处则为远志，出则为小草。”谢甚有愧色。桓公目谢而笑曰：“郝参军此过乃不恶，亦极有会。”

——《世说新语排调第二十五之三十一》

桓温持药草询问谢安，在郝隆回答后又“目谢而笑”并称赞郝隆发论精辟中肯，足见其矛头直指谢安，意在借机嘲讽他。而郝隆于广座中褒处贬出，其论还得到桓温首肯，这篇对谢安带有明显贬义的笔记，被对谢安多为肯定与钦羡的《世说新语》收录，更说明当时的社会舆论对谢安不留情面。多年后，桓玄还曾就其出仕事询问其侄女谢道韫。《世说·排调》注引《妇人集》载：

桓玄问王凝之妻谢氏曰：“太傅东山二十余年，遂复不终，其理云何？”谢答曰：“亡叔太傅先正以无用为心，不以（此二字据文意补）显隐为优劣，始末正当动静之异耳。”

林下之风的谢道韫说的很是婉转，只说“动静之异”“显隐”自是无心，但想来也无法解决桓玄心中的困惑。“变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头等大事，想来谢安当初的“东山之志”有多张扬，此刻就有多尴尬勉强。

他不得不回归东山，那座安抚了他二十年隐居优游岁月的东山。这既是保持形象的必须，也是权力斗争的策略：要力挽狂澜的他，在重视风评的东晋，必须获得舆论的支持。何况此时谢安所面临的，并非只有谢家，更是日渐强盛的北方，和不断萎缩，内部权争不断的东晋这个烂摊子。他四十出仕，熬了七八年后，临近五十才算展露头角，谢安不得不如履薄冰，此间，谯郡桓氏桓温皆曾表露出篡位之志，并付诸行动。谢安晚年曾自言：“昔桓温在时，吾常惧不全。”（《晋书·谢安传》）其时距桓温去世已十六年，但他对当初那种死亡恐惧感记忆犹新。可见心里承受压力何其之大。桓温去世之后，这一境况也没有好转，王敦、桓温在家族势力达到峰巅时的篡权行动在人们心理上造成阴影，使人们对势倾内外的家族及其关键人物心存疑忌。东晋中期，陈郡谢氏仍被视为“新出门户”（《世说·简傲》）；及至谢安出仕并官任宰相，谢氏迅速从众多士族中崛起，势盛内外，谢氏子弟占据朝廷内外各要职，无疑会遭到猜忌和排挤。谢安的女婿王国宝就挑唆当时皇族权贵司马道子与谢安的关系：

王国宝专利无检行，安恶其为人，每抑制之。及孝武末年，嗜酒好内，而会稽王道子昏謍尤甚，惟狎昵谄邪，于是国宝谗谀之计稍行于主相之间。而好利险诐之徒，以安功名盛极，而构会之，嫌隙遂成。

（《晋书·桓伊传》）

”

可见，即使手握重权，又立下再建东晋之功，谢安在朝中过得未必如意。桓伊曾在孝武帝宴会上吟唱《怨诗》：

“为君既不易，为臣良独难。忠信事不显，乃有见疑患。周旦佐文武，《金滕》功不刊。推心辅王政，二叔反流言”时，“（谢）安泣下沾衿，乃越席而就之，捋其须曰：‘使君于此不凡！’帝甚有愧色。

”

桓伊以唱《怨诗》的方式讽谏孝武帝，后者面露愧色，足见主相矛盾及谢安遭猜忌的情势非常明显。谢安于桓伊之《怨诗》心有戚戚，以至大庭广众之下泪流满面，情不自禁地“越席而就之，捋其须”——他内心有着无处可诉的深深的痛楚和无奈，又有谁能知晓？他只能不断表达自己的隐逸之志，出山是形势所迫，并非恋栈权位，尤其是当政治环境险恶之时，这样的表白就更加急迫。

但一反常态在意起世俗眼光的谢安，何曾自己不内心有愧？对他而言，“东山再起”确是情非得已的改节，道德感越是强烈，便越难原谅自己的背叛。《世说·容止》载：“谢车骑道谢公游肆，复无乃高唱，但恭坐捻鼻顾睐，便自有寝处山泽间仪。”登临冶城时“悠然遐想，有高世之志”，对王羲之“虚谈废务，浮文妨要”的劝诫颇不以为然，“曾往临安山中，坐石室，临濬谷，悠然叹曰：‘此去伯夷何远！’”虽然以仕宦的身份行走于尘世之间，但谢安还是愿意以“东山之志”立身处世，想来也不仅仅是现实逼迫的掩护，更因心力交瘁之下，曾经成就自己人生最美好二十年时光的东山，便成了谢安的情感寄托与心灵支柱。在险恶的政治环境和巨大的时代压抑之下，“东山”是他为自己开辟的一个“世外桃源”，在那阴雨如晦的漫漫长夜，东山，始终在黑暗的尽头散发着光明和希望。

会稽上虞的东山远在千里之外，自然回不去了，可隔空凭吊，多少能一解东山之思。谢安登台辅后，在土山经营别墅，经常携子侄们游赏其间，“肴馔亦屡费百金，世颇以此讥焉，而安殊不以屑意。”“虽受朝宗，然东山之志始末不渝，每形于言色。及镇新城，尽室而行，造汎海之装，欲须经略粗定，自江道还东。”

只是不知道这样的谢安，在继续山林之游的同时，是否曾有过得非所愿的遗憾？

东山，也成全了谢安。

在谢安出仕后的二十余年，纷繁混乱，迷障重重，身陷漩涡之中却能清醒坚定，谢安的见识格局固然超出常人，但超然物外，不以己悲的心境与意志或许远比智力更重要。此刻的东山，便是谢安心中的明灯。心静如水，才能洞察百态；心中无我，才能舍生忘死；心念不动，才能处变不惊。因为无所留恋，因为心在别处，谢安才可以彻底淡看生死成败吧？

何况，那盘桓山间的雾气，壁立千仞的悬崖，有容乃大的河川……东山上的花开花落，云卷云舒早已教会了谢安一件事，那就是避锋芒而韬晦自处，直到一击必中，一决生死的时刻——

桓公伏甲设馔，广延朝士，因此欲诛谢安、王坦之。王甚遽，问谢曰：“当作何计？”谢神意不变，谓文度曰：“晋阼存亡，在此一行。”相与俱前，王之恐状，转见于色；谢之宽容，愈表于貌。望阶趋席，方作洛生咏，讽“浩浩洪流。”桓惮其旷远，乃趣解兵。王、谢旧齐名，于此始判优劣。

——《世说新语雅量第六·之二十九》

在那场整个家族、国运与个人生死命悬一线的时刻，谢安却无所畏惧，面不改色，让桓温动容。谢安心中自然有惶惑，否则他不会反复提及自己“惧不全”，但在那一刻，谢安把所有的恐惧都外显为强大的气场，一举挽救了整个家国的命运。更是这份定力，让他打赢了那场极其不可思议，实力悬殊的淝水之战。我想，正是由于他站在那座始终给予他力量的东山之巅——那是时代的最高处，从而拥有了远超他人的清醒与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