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克尔·斯图尔特之死》背后的故事
5月底之后，美国政治进入了一种四面楚歌的局面。明尼苏达警察暴力执法导致非裔美国男子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死亡事件，近日在美国多地引发大规模抗议示威，不仅发生在明尼苏达州内，而且在纽约也引起了一浪接着一浪的示威游行活动。
游行队伍中的大多数都举着“黑人性命攸关”（Black Lives Matter）的标语，却有几个人手中举着的是黑人艺术家让-米歇尔·巴斯奎特（Jean-Michel Basquiat）创作于1983年的作品《迈克尔·斯图尔特之死》（Defacement）——画作中，两个高大的警察正向画面中央的一个瘦瘦小小的黑影挥动警棍，围绕着他们的除了些许血渍还有氤氲的看不清人脸的大面积白色。左边的那个警察露出几颗尖牙，他的头顶上是巴斯奎特用他特有的笔迹潦草写成的一行字“?DEFACEMENT?？”
巴斯奎特的《迈克尔·斯图尔特之死》描绘了一个警察施暴的场景
这张画反映的是一件发生在20年前的黑人被暴力执法事件——1983年9月15日，25岁的黑人涂鸦艺术家迈克尔·斯图尔特（Michael Stewart）在纽约第一大道地铁站的一堵墙上作画时，被纽约警方逮捕并殴打成昏迷状态。他在13天后死亡，死因是心脏骤停。警方对外宣称他们执法的最初原因是因为斯图尔特乱涂乱画，毁坏了城市形象。但之后事件变得不可收拾是因为斯图尔特在询问中忽然变得激动起来，不但与与警员发生争斗，而且冲上了街。参与事件的所有11名警官后来都由一个白人陪审团宣判无罪。同是黑人艺术家的巴斯奎特在得知此消息后，悲愤难耐。他在斯图尔特去世后，于好友基思·哈林（Keith Haring）工作室的墙上画下了这幅作品。去年夏天，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策划的展览 “巴斯奎特的《迈克尔·斯图尔特之死》：不为人知的故事”（Basquiat’s “Defacement”: The Untold Story）亦是以此画为名。
2019年，古根海姆美术馆 “巴斯奎特的《迈克尔·斯图尔特之死》：不为人知的故事”, 摄影：David Heald
基思·哈林 《迈克尔·斯图尔特 美国非洲》 294.6×365.8cm 布面丙烯及珐琅 1985
此画亦在古根海姆美术馆 “巴斯奎特的《迈克尔·斯图尔特之死》：不为人知的故事”中展出
巴斯奎特跟这个25岁的斯图尔特有太多相似的地方，他自己的生命也定格在27岁。他真正与纽约艺术圈有交集的年头也不到十年，可以说是非常短暂。在艺评人、作家奥利维亚·莱恩（Olivia Laing）今年最新出版的评论文集《多变的天气：紧急情境下的艺术》（Funny Weather：Art in an Emergency）中，开篇的文章写的就是巴斯奎特。她提到一个1980年代流传在纽约艺术圈的传闻——“21岁的黑人小孩被画廊主安尼娜·诺西（Annina Nosei）关在了她的地下室，这是一个像豪泽尔一样狂野而神秘的小孩，而且能在拉威尔的波莱罗舞曲伴奏之下创作杰作。”这个传闻后来也传到巴斯奎特的耳朵里，他对此只作了一句解释——“如果我是个白人，他们会管这叫‘艺术家驻留’。”[i]即便在成名之后，巴斯奎特仍然感到孤独，他时常觉得自己是整个展厅里唯一多余的人，一尊黑色的塑像，或者被白人藏家簇拥着的一个玩具。这种经历被巴斯奎特学者、策展人迪特尔·布克哈特（Dieter Buchhart）记录在《现在就是时候》（Now’s the Time）一书中，他引述巴斯奎特本人的话——“大部分人，他们就是种族主义者。他们在我的画中看到了这样一个我：奔跑着的野人——你知道的，野生猿人。”
《多变的天气：紧急情境下的艺术》封面
一半波多黎各 一半海地
百分百的“黑”
这个一半波多黎各血统、一半海地血统的年轻人，总是穿着一套非洲酋长的装束出现在白人簇拥的画廊酒会上。他显得那么不合时宜。他于1960年12月22日在纽约布鲁克林出生。童年时期，他的母亲马蒂尔德（Matilde）在他还蹒跚学步时就开始带着他参观纽约的博物馆。正如巴斯奎特后来的女朋友苏珊娜·马洛克（Suzanne Mallouk）说的那样，“巴斯奎特几乎了解MoMA美术馆里的每一寸地方，每一张画和每一个房间。我惊讶于他的知识和智性以及他对艺术品复杂而超乎期待的观察。”他们的相识也非常有趣。据巴斯奎特在1980年代早期频繁接触的一位艺术家布鲁克·巴特利特（Brook Bartlett）回忆，巴斯奎特只要不去夜店就一定是在画画——巴斯奎特从一贫如洗到富有的转变就发生在1981年到1982年之间。[ii]那时他和苏珊娜·马洛克住在一起，后者从加拿大搬来，想要成为一名艺术家。他们是在“夜鸟”酒吧认识的，那时苏珊娜正在酒吧里当酒保。巴斯奎特会从门口走进来，然后站在一个柱子后面一直盯着她看。一开始，她以为他是一个流浪汉——因为他剃掉了前脑的头发，漂白了后脑的婴儿辫，穿着一件大了5号的外套。“他不会来酒吧，因为他没钱喝酒，”她回忆道。但两周后，他来了，还在她面前撂下一大堆零钱，接着买了店里最贵的酒——人头马（Remy Martin）。“那酒要7美元！”这让苏珊娜对他开始感兴趣。他们年龄相仿，有许多共同点。后来，巴斯奎特就搬进了她那间没有电梯的小公寓。
巴斯奎特和苏珊娜·马洛克
2017年9月，苏珊娜在接受英国《卫报》的采访时，提到了他俩之间的这种志同道合感，“我15岁离开家，他也一样。我们都是第一代移民——我父亲是巴勒斯坦人，他父亲是海地人。我们俩都不属于任何种族。我们都遭受过种族歧视。我们都有酷爱体罚的老派父亲。我母亲是英国人，来自博尔顿。他的继母是英国人。我们共同的历史很有趣——专制的父亲将欧洲女性视为一种奖赏。我认为这真的塑造了让-米歇尔的经历。他很聪明，意识到欧洲女人在这种情况下被人高估，并从中看到了种族主义，但他的大多数女朋友都是白人。他对此很矛盾；他跟我讨论过这件事。”[iii]
巴斯奎特 《一个黑人警察的反讽》 182.9×121.9cm 木板油彩及丙烯 1981
巴斯奎特 《 警察》 182.9×121.9cm 木板油彩及丙烯 1981
那些作品中有我们熟悉的巴斯奎特字母表：炼金术、邪恶的猫、黑肥皂、语料库、棉花、犯罪、克里米亚、王冠、著名、旅馆、国王、左爪、自由、腰部、牛奶、黑人、在这里什么都没得到、奥运会、帕克、警察、PRKR、sangre、肥皂、糖、牙齿……苏珊娜认为这些时常出现在巴斯奎特作品中的字母并不是即兴之举，而是与艺术家的真正关心息息相关的，她在作家詹妮弗·克莱门特（Jennifer Clement）的《遗孀巴斯奎特》（Widow Basquiat）中回应称，“巴斯奎特所做的每一下进攻都是针对种族主义，而且我爱他的这种做法。”
巴斯奎特 《Native Carrying Some Guns，Bibles，Amorites on Safari》 1982
我们为什么怀念巴斯奎特
许多像奥利维亚·莱恩和哈尔·福斯特（Hal Foster）这样的评论人至今仍然怀念巴斯奎特的一个原因，是跟这位艺术家所处的时代相关的——上世纪80年代初，巴斯奎特在艺术圈走红正见证着东村从一个瘾君子聚集的流浪之地发展成纽约艺术圈的中心。巴斯奎特在1981年2月参加PS1的“纽约/新浪潮”（New York/New Wave）展览之前，都仍然是一个默默无闻的“瘾君子”。就像苏珊娜描述的那样，他身无分文，需要在夜店里勾搭女孩子，因为只有这样他才有地方过夜。实际上，苏珊娜与巴斯奎特的这段感情只持续了不到三年。苏珊娜将此归结成两个艺术家都不愿为彼此牺牲，她是这么解释的——“我不喜欢这种我有工作而他没有的生活。我也是一个艺术家，他怎么敢让我当服务员，靠我生活！我回家后，他经常从我的钱包里拿出钱来买毒品。我们之间会有很可怕的争吵。他会说，我保证我会照顾你，当我出名了，就让你做你的艺术，我很快就要出名了。至于他的作品，我一件也没保留，所以我什么也没得到。然后他会说，既然你拥有了我，为什么还要保留我的画作呢？最终，他告诉我，你真的不能再做艺术家了。他才是家里唯一的艺术家，我不得不照顾他。”
《Downtown 81》剧照
一部名为《81号市区》（Downtown 81，1980至1981年拍摄时原名《纽约节拍》）记录了当时生活正在经历巨变的巴斯奎特。他在影片中出演他自己，一个声名鹊起的年轻艺术家。影片一开始，他躺在医院里，不知得了什么病。离开医院后，他遇到了一个神秘女人，并开始寻找她的下落。他在后朋克的曼哈顿（post-punk Manhattan）下东区拿着一根单簧管四处游荡，他试图出售他的艺术作品，并先后遇到了阿托·林赛（Arto Lindsay）和他的DNA乐队，接着是视觉艺术家麦克德莫特（David McDermott），最后巧遇涂鸦艺术家李·奎诺尼斯（Lee Quinones）和嘻哈艺人“妙手佛迪”（Fab 5 Freddy）。这些人都没有买他的画，最终买下她作品的是一个阔太太，这个女人给了他一张支票。他继续在街上游走，当他遇到黛比·哈利（Debbie Harry）饰演的流浪女时，他吻了她，结果她变成公主，并给了他一大笔现金。
《Downtown 81》
现实世界几乎与电影中的剧情是平行的。事实上，黛比·哈利确实给了巴斯奎特100美金，买下艺术家早期作品之一的《凯迪拉克的月亮》（Cadillac Moon）。画的中央有两款看起来很气派但颜色很黯淡的车，它们叠落而至。在两辆车的右侧是一团被涂抹的白色颜料和几张有人形图案的驾照，这片区域有点含混不清。在它之后，写着醒目的大写字母“As”，顺着它可以拼写出尖叫这个词。画面的底部也出现了一系列的名字，很有可能对应着那些驾照里缺失的内容，从左到右依次是：萨莫（SAMO）和阿伦（AARON）。前者“SAMO?”既是巴斯奎特的代号，又是他与同学阿·迪亚兹（Al Diaz）联合创作的一个计划。[iv]巴斯奎特1978年辍学之后，这个名称像符号一样时常出现在他的涂鸦作品中。他会在街头写下“买一杯汤/建一座堡垒/燃烧”这样有点类似诗人奥哈拉（Frank O’hara）的句子。其后被纽约《乡村之声》（Village Voice）的记者彼得·法夫利克（Peter Faflick）形容为“最有野心又最简洁的，新一轮的荧光涂鸦的《耶利米书》”。在这之后不久，巴斯奎特在苏活区一面墙上写下“萨莫已死”（SAMO is Dead）宣布这个计划的终结。相比之下，“阿伦”一词的来由相对简单，有人推测这可能来自黑人棒球运动员汉克·阿伦的名字“HANK AARON”。
巴斯奎特《凯迪拉克的月亮》 1981
巴斯奎特曾用SAMO的名字写下的诗句充斥了曼哈顿下城区一带
巴斯奎特和迪亚兹闹掰之后，纽约的墙上开始到处出现“SAMO IS DEAD”的标语
“白”被剥离开之后留下什么
在黑人女作家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的小说《最蓝的眼睛》（The Bluest Eye）中曾对黑人肤色与社会阶级之间的关系进行过精彩的评述，书中一个从事神职的男人因为肤色（黑色的程度）较浅而深得周围女性的喜爱。她也直言不讳地道明，在黑人内部存在着一种由黑到白过渡的趋势，最有权势的黑人通常认为跟白人结婚可以有利于提升下一代的文化程度。白，在整本书中都成了一种不言而喻的文明。而女主角黑人女孩经常“在所有白人的眼睛里看见过这种潜藏的神色”，那是“这身黑皮肤制造了白人眼睛里那带有嫌恶棱角的虚无”。[v]而对于刚刚参加过“纽约/新浪潮”群展的巴斯奎特而言，他虽然陆续又被邀请到德国参加第七届卡塞尔文献展“928”以及接下来一年中几乎同时在惠特尼艺术双年展和高古轩画廊举办了展览，他的爆红并没有令他真正融入到纽约艺术圈这个以白人精英为主的社会。他依旧没办法在第五大道上拦截任何一辆出租车。他花了很多钱在购买好酒和阿玛尼西装上，这在奥利维亚·莱恩看来是一种对种族主义者的反抗，但同时也像托妮·莫里森所说的——巴斯奎特似乎在以“虚无”来为“虚无”解读，只不过，获得的是与孤独相关的更大的虚无。
巴斯奎特与安迪·沃霍尔
巴斯奎特 《Dos Cabezas》 1982
巴斯奎特曾在1982到1985年与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走得很近。他们合作了140张作品，占巴斯奎特作品总量的十分之一。1985年，他们正式分道扬镳，闹翻的原因起源于一篇对他们在托尼·沙弗拉兹画廊联展的差评。1988年8月12日，当巴斯奎特因急性混合药物中毒死在诺豪区的公寓时，这间公寓还是他一早之前从沃霍尔那里租来的。再一次，沃霍尔的死因与巴斯奎特惊人地重合。在巴斯奎特去世仅仅数月之后，他的作品随着市场的狂热而连翻了三倍左右，被纽约的艺术评论家罗伯特·修斯（Robert Hughes）讽刺为“拙劣的模仿”与“被艺术界的喧嚣裹挟的没怎么受过专业训练的小小天才”。不过在2012年去世的修斯没有机会亲眼目睹巴斯奎特的《无题》（Untitled，1982）在2017年苏富比纽约春拍现场以1.105亿美元被日本藏家前泽友作竞得。巴斯奎特昔日的音乐圈的好友，像是之前跟他合作拍电影的黛比·哈利，她手上的那张《凯迪拉克的月亮》到了2017年也一跃变成当年价值的一百万倍，将近1亿美元。几乎同时，大卫·鲍伊（David Bowie）私人艺术品收藏中的巴斯奎特作品《空气动力》（Air Power，1984）也以710万英镑成交。
前泽友作和他以1.105亿美元（约合7亿人民币）拍下的巴斯奎特《无题》
大卫·鲍伊旧藏的巴斯奎特《Air Power》，以710万英镑成交于2016伦敦苏富比
巴斯奎特是唯一一个去世三十载之后涨幅超过5800倍的艺术家。如今，无论在世界任何地方，只要你拥有一张巴斯奎特，就意味着你有着一张可随时变现的三百万至一亿美金的流动的支票。最近被美国联邦调查局（FBI）追回的在逃艺术品经销商伊尼戈·菲尔布里克（Inigo Philbrick）被指控诈骗艺术投资者和藏家2000多万美元，他惯用的骗术是将一张作品的所有权同时出售给几个不同的买家。因为交易属于私人洽购的范畴，而且价格很划算，许多被骗的藏家虽然彼此之间相互认识却迟迟未能揭穿骗局。其中被菲尔布里克多次出手倒卖的作品中就包括一张巴斯奎特1982年创作的《湿度》（Humidity），被他分别以1220万美元和1250万美元同时出售给两个藏家。[vi]这一事件让我们想起了纽约坊间流传着的关于巴斯奎特的歇后语——“巴斯奎特或败下阵来”（Basquiat or bus），指的是不成功便成仁。这句话讲的也是巴斯奎特画作的现状——只要是巴斯奎特的真迹，就一定能找到买家接盘。正如巴斯奎特本人生前所预期的那样，他尽管不想却最终仍成为了白人藏家的“吉祥物”，他的作品让一代又一代的白人藏家利润增值，通过转手作品赚得盆满钵满。或者说，他的作品牵引出这些白人逐利者的本性，让类似菲尔布里克这样的人暴露出他的“欲”与“恶”。
巴斯奎特1982年创作的《湿度》
他的黑皮肤反而成为了他在白人眼中“政治正确”的象征，让他们像购买异域风情的纪念品一样疯狂抢购他的作品。鲜少有人记得他最后的一张作品《乘着死亡》（Riding with Death，1988）是他用丙烯和蜡笔在沙色背景的布面上画下一个黑人正骑着一副白色的骷髅。许多评论人将“白色的骷髅”理解成白人的隐喻，但笔者却觉得这是一个将死的黑人，或者说，皮肉正从尸身腐烂剥离的黑人。对于一具白骨而言，黑皮肤、白皮肤或者黄皮肤，都是一样的。这种自由，也许才是巴斯奎特想对我们说的。
巴斯奎特 《乘着死亡》 249×289.5cm 1988
（文章来源于Hi艺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