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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云南宾川一所只有220余名学生的村小，却在各级足球赛频频夺冠。对这群孩子来说，足球不仅是运动，更是照进命运的一道光，他们有机会升入更好的中学，去往更大的世界。(14:16)
傍晚时分，何国成站在学校老球场的球门边上，双手抱臂，眉头紧锁。
由五年级和六年级学生组成的足球队，组织了一次不成功的进攻，以中后卫的铲断告终。“压上压上，你留那么多空干什么呢？”何国成挥动双手，向未及时插上的进攻队员大声催问。被吼的队员没说话，踩了踩角球区小腿高的杂草。
9月底的傍晚，日光变得稀薄。站在这座老旧的球场眺望，苍山的轮廓影影绰绰，暗紫色的晚霞和橘色的云盘旋在山顶。球场另一侧挨着农场主街，主街刚亮了灯，街上的大小商铺，大多是场上球员们的父母开的。父母们在店里等着训练结束，接孩子回家。
二年级学生在练球。本文图片除特殊标注外，均为澎湃新闻记者 刘浩南 黄之涵 图
球场所在的云南省大理州宾川县国营宾居华侨农场，距离大理古城约65公里，离宾川县城有20公里。农场出产番石榴、沃柑，除了周边村民和来收购果子的果商，很少有外人来这里。在日落时分，农场的街道安静，显得学校球场特别热闹。
在场边指挥的何国成今年43岁，皮肤黝黑，神情严肃。他是国营宾居华侨农场小学（简称“宾农完小”，当地涵盖完整1至6年级的学校称为“完全小学”）的校长，也时常客串学校足球队的训练员。
在老球场旁的人造草皮小球场，低年级的学生正在这里排队练习运球动作，学校的语文老师和数学老师努力地维持着队伍秩序。何国成介绍，这所“大山”里的学校人手不够，需要她们帮忙带带低年级训练。
观众也是“客串”的。球场边上围坐着十多个家长和中老年村民，有时他们并不看向球场，只拿着水壶和草帽盘腿坐着闲聊说笑，似乎只想在哨子声中，度过农活后的一个清凉傍晚。
“我想着多几个学生能出去，到县里（初中）也好，哪里都好。”何国成说，他转头把目光投向球场更远处：“这是个穷人的游戏。”
家长在球场外看孩子练球。
农场里的小学足球队
何国成也曾是奔跑在这片球场上的学生之一，司职门将的他，少年时在这块沙石场上扑过不少球。
据《大理白族自治州志》，1962年，国营宾川机械农场改设为国营宾居华侨农场，用于安置东南亚地区的归国华侨。1962至1978年，从印尼、越南、柬埔寨、马来西亚等地的归国华侨2000多人，他们和后代组成了宾居华侨农场，行政上被定为村级单位。
归国华侨把东南亚街头足球的习惯，带到这座地处偏僻的农场。“那个时候不单单是学生哦，连周边的村民都会来踢球，整个球场上都是老百姓”，何国成说，“慢慢地，我喜欢上足球了。”
宾农完小旧照。
1987年，何国成还在这所乡村小学就读时，学校球场是一个土石场，有的地方杂草不规则地丛生，有的地方则土石裸露。任何人只要下地救球，被碎石刮伤手脚是必然的。
何国成回忆，当时大多数人光着脚，有的穿一双凉鞋或拖鞋。球是自制的，在轮胎壳里穿上铁丝再绕成球状，或者给猪尿泡充气后填进稻草。这所涵盖小学到高中的乡村学校，只有两个正经足球，这两个球是学校“宝藏”，总被初高中生占据，只有运动会才会轮到小学生们用。
大理日晒猛烈，等日光敛去，傍晚才是足球黄金时间。那时候放学了就没压力了，何国成和伙伴们留下来踢一个多小时，踢到尽兴了，天就黑了。”在何国成回忆里，农场生活是穷苦的，足球是快乐的，两种体验是重叠的。
宾农完小在地理上是边缘的，在当地教育体系中也是如此。“以前宾农完小属于那种可有可无的小学。”宾农完小毕业生、足球教练杨志坚谈到母校时坦言，“这里面的老师，可能（在）别的小学是排挤（淘汰）的老师，就给你分配到这里来。”
时至今日，学校唯一的教学楼楼龄已有40多年，何国成称之为“本地最老的楼”，楼梯和走廊的墙面多处剥落，教室的天花板也坑坑洼洼。
70年代末，由联合国难民署捐赠建造的教学楼。
从农场学校毕业，何国成和农场里很多上进的年轻人一样渴望成功，带着对“成功”的模糊概念，收拾行李离开家乡。他到州里读师范专业，毕业后按部就班当了老师，又被派到邻县当了一所乡村小学的校长。
接到调任回乡的邀约电话之前，何国成当了6年乡村小学校长。他知道在宾川县之外，还有很多和母校条件类似的乡村小学，甚至条件更差，“我之前的那个学校，把球踢到（山）下面，要走两个小时捡回来。”当时的他未曾想过，足球与乡村教育之间能有什么联系。
那是2018年，在宾川县分管体育事务的局长、也是老同学给何国成打电话。老同学在电话称，宾川有足球底蕴，何国成是当地人，会踢足球，也当了几年的校长，对学校的管理有一定的经验。局里希望他回去，把宾川“校园足球事业”给它做起来。
何国成挂了电话，想了一整天。
“我觉得能为自己的家乡、自己的母校尽一点力量。第二，本来这个事情（足球）也是我喜欢的。”何国成决定接过宾农完小校长的职位，回到他曾奋力走出的大山，回了农场。
何国成在六年级上课。
更早受到“领导”游说的，是宾农完小的体育老师杨涛。今年57岁的杨涛，在宾农完小当了33年体育老师。
体校毕业的杨涛，1990年开始在这所学校任教。那个时候，体育课教学任务轻，每天练练引体向上、仰卧起坐、50米跑等基础体能。杨涛觉得很没意思，体育对孩子来说，应该是更有趣的、更有意义的。
他在课余时间开始带学生练足球，何国成就是当时的学生。在杨涛的体育课上，他学会了基础的足球战术。从此，宾农完小的球场上不再只有学生自己的快乐乱踢，开始有了些战术配合。
学生来了又走，杨涛没太奢望一个体育老师对一所乡村小学有什么巨大意义——大家都爱足球，踢着玩，有时冒出不错的足球苗子，看着他们冒出，再看着他们早早毕业，出去打工。成为成年人的足球少年少女们，毕业后几乎和足球再无关系。
2016年底，大理州足协主席找到杨涛，谈起全国热推“校园足球”，把足球纳入学校建设高度，也笼统谈到，各地会有一些政策扶持，问他有没有参与的想法。
早在2015年，“校园足球”的政策由上而下开始推广。2015年7月，教育部联合六部门下发红头文件《关于加快发展青少年校园足球的实施意见》，内容包括整体推进青少年校园足球发展、提升校园足球运动发展的科学化水准、建立校园足球竞赛体系等。《实施意见》提到，这一政策的是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的重要举措，是夯实足球人才根基、提高足球发展水平和成就中国足球梦想的基础工程。根据《实施意见》，截至2025年，中国将建成5万所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重点建设200个高等学校高水准足球运动队。
“校园足球”的政策大风吹到全国各地中小学，也吹进在宾农完小的老旧球场。
杨涛希望把体育课变得“有意思”，“校园足球”是个机会。但是“政策扶持”具体指什么？搞“校园足球”的资金和物资哪里出？州里没给确切保证。考虑了一周，杨涛决定先抓住机会，答应了再说。
两周后，大理州政府工作人员就在学校门口挂了块牌子，牌子上写着“全国校园足球特色学校”。杨涛挑了十多个爱踢球、有韧性的孩子，宾农完小第一支正式足球队就此成立。
杨涛在带一年级学生训练。
“踢球有什么出路”
现在，杨涛手机里面存了600多个家长的号码，他不时打电话监督和追踪学生练球情况。回忆起“校园足球”政策刚推广时，招募队员是个难题。“当时我是求他们来训练，我们动员小孩（来练球），我真的跑了太多家了。我跑到他们家求家长，求爷爷奶奶，说你把小孩送来，我帮你好好地管，读书你放心。”把“校园足球”作为长期项目推进时，杨涛才发现事情没那么简单。
按照当地小升初制度，宾农完小学生升学是按片区划分的，只能分派到镇上两所初中。农场里的孩子想读县城初中几乎不可能，更谈不上去更发达的地区上学。
杨涛朋友多、门路广，县里的初中、高中也要搞“校园足球”的消息传到他这里，给了他不小的触动。杨涛觉得，拓宽升学出路可能是个说服家长的办法。他想厚着脸皮往州里条件好的初中跑一跑，或许下关四中、下关一中也需要好的足球苗子呢？
2018年，何国成被调任回宾农完小做校长，往后的三四年，他和杨涛像推销员一样往周边的初中跑，把应届的足球特长生，往宾川县和周边城镇条件较好的初中推荐。“有的（初中校长）脸色很难看的，有的人家根本不屑一顾，连水都不倒，给你客都不客气。”杨涛回忆起当时遇到的几张冷面，还有些气愤。
家长的思想工作也不好做。大理冬季气温低至5摄氏度，何国成发现，每到冬季，来练球的学生就少了大半，其中包括队里的主力球员。有学生告诉何国成，不是他们不想踢，是家长心疼不让他们来。另外，球场上的砂石常让队员们手脚划伤，孩子老带着伤回家，家长也觉得为了踢个球不值得。他们不希望孩子从学业里分出精力到一项体育活动中。
开学前，家长帮忙给球场除草。受访者供图
教练能做的不多，只有把能坚持下来的队员们留住。不管来多少人，五点半足球训练课雷打不动，基础训练后，踢高强度的对抗赛；全校师生隔天集体跳一次足球课间操，营造校内足球氛围，希望吸引原来对足球不感兴趣的学生“入坑”；让队员们在球场白墙写标语，歪歪扭扭的字记录下球员们的练球心得和心愿，何国成很满意这些走心的标语，他最喜欢的一句是“人生就是一场足球赛”。
大课间，学生在练习足球操。
队员们在白墙上写的标语：人生就是一场足球赛，你要做的就是用力射门。
杨涛每天电话不停，给全国各地做生意的朋友逐一拨电话，让他们帮个忙赞助球队的训练设备，把足球、球网、球服一个一个赞助谈下来。听到是小学足球队缺物资，当地果园老板也乐于卖这个面子，于是学生五颜六色的新球服背后，印上了当地果业公司的名字。
2016年，宾农完小足球队刚开始参加正式比赛的时候，最小的队员才三年级，有的爱哭闹，有的习惯了农场生活的自由散漫，不分场合玩耍。杨涛觉得既然是支正式球队了，就不能像过去一样“放养”，球要踢好就得“讲规矩”。杨涛想了很多要灌输给小孩的东西，顽强的精神、勤俭节约的习惯、不能说脏话、成绩要好。惩戒手段也很简单，“不守规矩就不让你踢”，成效显著。
训练课上，小球场被一分为二。一到三年级的队员在小球场南侧列队做基础动作训练，身高最低的队员膝盖只略高过足球，还是费力摆动小腿盘带“巨大”的足球，跑了一圈又一圈。四到五年级的队员在小球场北侧做专项训练，动作重复枯燥，带队教练杨志坚的哨声响亮严肃，逼着队员们高度投入到每个动作里。
3年下来，队伍里年纪最小的队员也成了高年级队员，纪律性也立起来了。无论男队女队，无论输和赢都还是爱哭，但完场以后再哭，已是队里的铁律。
一年级学生在练习，障碍桩是杨涛要来的废弃的交通锥。
2019年，宾农完小足球队从镇级比赛打到大理州级，又一路“*”到云南省省级比赛，最终爆冷夺下云南省青少年校园足球女子乙组比赛冠军。“我们孩子在场上拼啊，那个韧劲。城里的小孩战术比我们好，但他们都怕碰到我们。”杨志坚总结夺冠经验时称。
这是小农场里的大新闻。球队夺冠后，校门口熙熙攘攘，学生家长跑来献花、放鞭炮，欢迎冠军师生们凯旋。热烈庆祝的视频被拍下来，在短视频平台刷到本地热榜前列，成了当地一件轰动事儿。
“逆袭”夺冠，也给了杨涛和何国成直面初中校长的底气。“我说我们小孩子就这样在蹇街、在州城（镇）读书是不行。结果下关四中，很好的一所中学就愿意接受我们的小孩。”杨涛回忆道，“心里面都高兴，当时轰动整个场，我们的小孩终于能到州里面去读书，当时就去了16个。”
杨涛还收到一条云南师大附中发来的邀约信息，这所位于昆明的省重点学校领导，也想见见宾农完小的冠军小球员。杨涛赶紧把消息告诉家长，带着有意向的学生去昆明，“我带小孩去师大附中，后来还考中了一个。那个孩子现在是师大附中女足队队长。”这是宾农完小第一个通过足球特长招生项目走出农场，入读省重点初中的学生。
教师办公室摆着教练和优秀队员照片。左图中，何国成（左二）、杨涛（右二）。
“看到这小孩那么拼命，那么顽强，给家长很大的震动。我们小孩踢球不仅不影响学习，还读书好，守规矩，逐渐才引起我们本地家长的重视。”杨涛描述家长心态转变，“其中就有一点（升学）吸引力，家长最愿意支持。”
州重点、省重点初中的大门，有些意外地缓缓开了一条缝，这是“推销二人组”原来想都不敢想的。杨涛现在觉得很庆幸，那几年“拉下老脸”去跑动是值得的：“我们在一个偏远的县，在一个偏远的山区，毕竟教学资源是比较贫困的。”
教师办公室摆了一墙的足球队荣誉证书和奖牌。
偶然的教练
“画大饼，涛哥给我画的一张大饼啊。”今年47岁的杨志坚感叹，2017年做的一个重大人生决定，是来自老教练杨涛的“忽悠”。
杨志坚对小乙组的两位门将进行训练。
30多年前，飞奔在老旧球场上的足球少年杨志坚，正是教练杨涛提到过的“苗子”。在一个足球都难寻的年月里，杨志坚从农场小学球队脱颖而出，一毕业就被大理州的体校选上。
凭借良好的身体素质和技术，杨志坚一直在大理州体校踢到初三，临近初中毕业，他开始觉得继续踢下去意思不大，家长也觉得他应该认真读书，找个好出路。杨志坚回忆：“刚好遇上体育师范开始招生，就读了师范。我觉得当个教练也不错。”
1995年，杨志坚从体校毕业，乡村学校体育老师每个月不到300块的工资，让他犯了难，“那时候觉得没意思，不想干。”杨志坚“就要到城里去”。
从房地产到商场管理，杨志坚在昆明辗转干了几个行业。他意识到，城里的快节奏生活不一定适合自己。2004年，杨志坚回到大理，开始做果园生意，也尝试和朋友合伙开客栈。足球仍是杨志坚生活里不那么现实的一面。只要果园活儿不太忙的时候，杨志坚总跑去下关镇和大理市里的球队打业余比赛。杨志坚得了个评价——“球瘾大”。
杨志坚想不起来“校园足球”的风具体怎么卷起的，他只记得2017年开始，启蒙教练杨涛越来越频繁地在社交媒体发带队训练、比赛的视频，“我觉得这挺好，又把（农场）传统搞起来了。“
2017年的6月份，宾农完小要参加一次大理州的校园足球比赛，学校事务多，杨涛拜托杨志坚帮忙带男队训练，开始时说是“瞎练一下”。杨志坚却发现，他很喜欢和球员们待在一起。这一次的临时教练当完，杨志坚心里一度被压制的足球火苗又被撩起。
“又被忽悠了。后来那次比赛结束，我干脆就离开客栈了。”杨志坚决定回农场专心搞果园生意，方便在宾农完小带队。
杨志坚以为在宾农完小带队会有点收入，对收入的预期不高，“业余球队里的队友，有时也去下关镇上的学校带队训练，听队友们说，学校把他们当作代课老师，会给点课时费。
带了一段时间训练课，杨志坚就意识到自己想多了。宾农完小并没有经济余裕和支付程序，去承担一个足球教练的课时费支出。
和小队员们的每日相处，多少算作杨志坚的“补贴”。“你一到5点半（训练时间），已经形成一个条件反射了。一进到学校，（生活里）的烦恼和乱七八糟的事你就抛到一边了。两个小时，不会想这些（烦恼）事情。”杨志坚笑称。
“光说奉献太大了，我也觉得有点像在喊口号了。”杨志坚认为，“之前我（对义务带训）也有过思想的一些情绪波动。但是总的来说，其实我享受更多的是快乐，这个是我得到的东西。”
半游离在学校管理体系之外，有时也有好处。杨志坚回忆，队员们最开心的事，是他悄悄带他们到超市买零食，“还不能全部带，要分批。今天答应带这三个，明天又答应带那三个。”杨志坚语气明显欢快起来。
小队员喜欢吃烧烤，杨志坚觉得比赛期间不能吃，万一上火生病了影响战斗力，否决了好几次。实在缠不过队员们，最后一天比赛结束，杨志坚没跟队员们提起这事，自己悄悄出去宵夜摊买了烧烤带回宿舍。“那时候太开心了。”杨志坚边回忆，边笑出声。
三年前，杨志坚的女儿多多也入读宾农完小。在杨志坚意料之内，女儿也很快爱上足球，还成了女队核心。杨志坚又多了一个理由义务带训，“意味着她肯定也要打比赛的。那么从自己的私欲来说，顺便培养自己的小孩。”
杨志坚说，自己的父母、哥哥、熟人都不支持他义务带训，“说我傻得很。”他回忆起，自己和宾农完小的关系是偶然的：“我是农场的，学校在家门口，我有这个爱好，特别有情怀，然后我刚好又有这个资格（教练证）。”这样的许多偶然叠加，改变了他和孩子们的人生。
杨志坚在教师节收到的花。
足球之外的东西
何国成想集结全校师生力量推行“校园足球”，首先，来自校内的阻力就是文化课老师，他们的理由是，学生精力是有限的。
何国成想了个办法，把“做作业困难户”学生喊来，老师和教练看着他把作业做完，做完了才去允许踢球。“谁作业没做完，我给他停训。想踢都不准踢。”杨涛的态度也很决绝。
在农场的足球气氛下不让踢球，对宾农完小的学生来说是折磨人的“重刑”。为了能上场，学生们再没胆子拿练球当不做作业的借口，文化课老师自然乐于加入这个行列。老师们的齐心，还帮何国成补了人力的缺——文化课老师加入训练，帮带低年级孩子们。
何国成回忆，傍晚的训练课上常有这样的奇景：语文老师穿着高跟鞋快步穿梭在队伍中，整顿球队纪律，例如“逮住”顽皮球员拉回队列，勒令站好。全校220多名学生里，能每日坚持练球的有近100名，文化课老师们的帮忙，让两个教练得以在近100个学生中腾出手来，教点专业知识和技巧。
数学老师肖勇（左）和语文老师汪敏（右）在带课后训练。
作为管理者，何国成乐于见到学生在场上把“电力”耗光。他意外发现，学生在球场跑动得足够累，爱打架的同学连架都懒得打了。
杨涛则更关注学生的身体素质，听到好几次家长说，加入足球队后，小孩感冒少、身体强壮，这让杨涛有了职业满足感。
学生们在晨跑。
足球强调的纪律性、比赛失利的挫折、赢球的团结感，也锤炼了这群农村的孩子。“都是长期训练，潜移默化的。”杨涛罗列出一串他眼前这群踢球小孩的特质，“刚毅顽强、守规矩、抗挫折、懂礼貌。”
带队比赛次数最多的杨志坚也有同感，“足球就是最好的挫折教育，比赛有输赢，一开始可能小女孩摔跤哭了。摔惯了，她不哭了是吧？她不怕疼，她就越来越勇敢。”
小乙组门将施单言在练习。
比赛看多了，杨志坚有个细致的观察。城里学校的小队员们技术底子更好，比赛时不怕对手玩战术，但最怕碰到宾农完小这样的乡村小学——逼抢凶狠，先失球也能追回来。
当宾农完小遇上更落后地区的乡村小学，角色就会反过来。看着宾农完小的球员被熟悉的“拼劲”打蒙了，让杨志坚很感叹。
足球本身是纯粹的，孩子也是纯粹的。在宾农完小的比赛录像里，小队员们赢球也哭，输球也哭。杨志坚也想让自己纯粹一些，不想再去想什么比赛成绩、课时补贴的事。即使“校园足球”的目标无法实现，“足球让孩子们开心了，这6年会让他们充满回忆。”这是杨志坚想在这里守住的东西。
“再想想办法”
据2015年教育部发布的《实施意见》，2025年将在全国建成5万所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而据2022年8月教育部发布的《关于公布2021年度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试点县（区）、“满天星”训练营、改革试验区和全国足球特色幼儿园名单的通知》，教育部认定并命名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只有2038所。
距离《实施意见》的规划时间还剩2年，“5万所”和“2038所”的数量差距仍然巨大。“校园足球”这个概念，在政策大风吹过8年后，已甚少被公众提及。
宾农完小的这场足球教育试验也来到第7年，校长何国成不清楚太长远的未来。两个常驻教练不是永远“常驻”，杨志坚的女儿多多从宾农完小毕业之后，他可能就不会再“义务带队”了。他的缺谁来填？何国成还不知道。
每个老师都身兼多个工作，何国成就同时打着校长、社会科学老师和球队教练三份“工”，时常心力交瘁。师资不足是学校的长期问题，他盼着更多的学生能走出农场，成为人才，在外面的世界过更精彩的生活。有时他又盼着有学生能再走回来，“这么多学生，或许有那么几个愿意回来（任教）呢。”
在何国成看来，地域的差别、经济的差别导致教育资源的不平衡，这比球场背后的苍山更难以撼动，不是一个乡村学校校长能挂心的事。乡村小学校长们能做的，只有在此大前提下“再想想办法”。“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能去缩小（教育资源的差距）。”何国成说话时，眼睛仍在追逐场上拼抢的队员。
近3年来，每年的上半学期，六年级的主力球员就被县城或州里的初中“预定”，毕业后通过足球特招渠道入读更好的初中。今年六年级共有33名学生，已经被特招的约10名，这个数字鼓励着何国成。他希望这个数字能更多一些。
傍晚的训练结束，队员们能从父母手中拿到手机，聚在一起看游戏和足球相关的视频。队员喜欢看西甲的皇家马德里和巴塞罗那比赛录播，也有队员提起，在短视频里看到过北京上海的市民足球场，好奇场边的大灯这么亮是否刺眼，也好奇城里的球场为啥大晚上才开始热闹。
“你们小时候的学校，都不踢球的吗？”小队员们对外地来的记者充满好奇，在他们的理解里，每一所小学都是天天踢球的。足球成为他们的日常，有队员们说原本很自卑，没有朋友，靠练球打上主力，也打出了自信；有队员因为足球有了第一个理想职业——要当上足球教练。
刷足球视频的间隙里，男队的两名队员和女队的一名队员有些害羞地说，想加盟皇家马德里和巴塞罗那，去英超的曼城也不错。
孩子们在墙上写的标语：向前跑，别回头。
乡村小学是否可能成为职业足球最基础的培养地？何国成坚决地摇头，“这（乡村小学的‘校园足球’）是穷人的游戏。我不排除有特别好的苗子去职业俱乐部，但那太少了。”
人们都喜欢逆袭的故事，近两年来，有互联网平台和公益机构关注到宾农完小的故事，和学校谈了深度合作。自今年上半年，一批新的足球训练器材被运到学校，部分替代了易损坏的自制训练器材。更珍贵的是师资，有教育公益机构派了四名支教老师到宾农完小，文化课和足球训练都暂时多了一些人力保证，宾农完小也因此有了建校以来的第一位英语老师。
器材库“变富了”，管器材的杨涛很开心，开心里又夹着新的担心。大理日光太强，每到午后，日光把小球场的胶地板晒得软化，能把人的鞋底粘住。“这样晒法，不出一年球场（地板）又坏了。”杨涛很心疼，总想着能不能筹钱给小球场修个房顶，是不是又要出去“推销”一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