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家郑训佐。
文/夏莉娟
在《思想者的语言》一书中，德语学者黄燎宇说：“真正的文学，都是诗哲一家；真正的文学语言，都是思想者的语言。”黄燎宇深知，在德国文学里，哲学与诗水乳交融，文思和哲思神秘合一，这就构成了德语文学的独特魅力。同理，在中国独有的书法艺术中，一位真正高妙的书法家代表的也是一种精神文化现象，他的作品不会是孤立的，总是通过哲学与诗的反复纠缠而上升到形而上的境界。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要审视那些具有情感穿透力并集多种艺术修养于一身的书法家，必需经过多方位立体化的透视方有可能如愿。郑训佐老师的书法艺术世界，正是在哲学的思辩与诗的韵律双重变奏中葳蕤盛放。
夕阳下，风回池水，树噪归鸦
郑训佐出身于皖东高宝湖畔的书香门第，天性里即带着水的灵动与颍秀。家族中的前辈几乎都以教书为业，且都能书善画。所以郑训佐的幼年是在严格整饬的庭训中度过的，他卓越的天资很早就显山露水了。而今已过天命之年，他依稀记得儿时临池学书的场景：“童年时，傍晚在祖父的督责下，站在矮板凳上就着八仙桌写二尺见方的大字，夕阳下，风回池水，树噪归鸦。”此情此景，则在记忆中漫漶成了人生最初的底色，从此墨色浓淡总相宜，徐徐铺展……
及至上学的年纪，赶上了动乱的十年，他随母亲下放到乡野，便中断了系统完整的古典文化教育和书法研习。在那样一个弃绝浪漫风雅的年代，甚至找不到一本像样的字帖，他无奈之下只能把报纸、画报的报头剪辑成册作为范本，字体主要是新隶书、新魏碑以及郭沫若体的行草书。这种练习的方式虽然很不规范，但在当时已是十分难得，非心中对书法有执着的偏爱无以致之。因为他善书，很多时候都会被请去写大字报，虽然这也是一种练习写字的方式，但他心里始终觉得荒落，时代性的迷茫无依感在他追求诗意古雅的少年心灵中有着倔强的黯淡感伤。
读高中时，郑训佐所在的学校让他重新题写校名。大学毕业四年后的一个岁暮，郑训佐从北方的都市回到皖东的故乡，路过母校时，发现那几个字居然还悬挂在校门前。“岁月并没有抹去它的青涩、稚拙和冒失，相反，在墙壁斑驳、冬云低垂的映照下显得更加倔强。”这是多年以后郑训佐老师对此事意味深长的感怀。后来他在一部作品集的《后记》中这样写道：“现在冷静地回想，这两个情境（少年时代临池学书和为母校题名）由积淀而凸现，由凸现而漂移到人生的中心地带，在本质上揭示了艺术乃至文化因缘不可缺失的重要因素：祖父的萧疏白发与童年时代的我处在盲动中的幼稚的指腕构成的这一幅临池图，实际上再现了血缘的历史对接，并最终成为一种宿命，使你在一种本能的驱使下，义无反顾地完成艺术之旅。”
恢复高考以后，郑训佐即以高于一本线的成绩被山东大学中文系录取，学习古汉语和古典文学。“重亲翰墨三年短，聊伴砚田一世长”，他对书法的诚挚情感，就像冬季雪原下覆盖的种子，只需几番南风的抚慰便足以蓄势拔节，如燎原般迅速蔓延成姹紫嫣红的盎然春野。
少年总会容易对俊秀温雅的行草和楷书心动，大学时期的郑训佐开始临摹文征明的行草和欧阳询的楷书，徜徉在古典文化中的翩翩少年亦沉醉于风华殊丽的笔锋流转中，线条的跌宕承传总有风雅的温润气息。“但文征明的字过于圆熟，‘熟’到极限必成‘俗’。大学毕业五六年后我才意识到文征明书法在内涵上的缺失和风格上的俗气。为了摆脱这种影响，就开始写隶书，主要临摹《张迁碑》，对《石门颂》也用功较深。此外也写简牍书。”郑训佐说，“隶书是汉字重要的书体，因其有古拙厚重之格，可以化解文征明字体势上的浮华飘荡之气。”在研习书法的道路上几经求索后，郑训佐对草书形成了自己的见解：“二王’作为行草书的源头，是行草的母体。米芾在‘二王’基础上有破有立。王铎相当勤奋，博采前人之长，于经典中寻找创作灵感，因此既有古典整合意义，又极具创作意识。”这种理念正是郑训佐老师推崇的，他说：“书法应有深厚根基，然后才能自铸风貌。”
水怀珠而川媚，石蕴玉而山辉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如火如荼，彼时的郑训佐可谓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他与一些怀着诗歌梦想的同学共同组建了后来在全国很有名气的“云帆诗社”，其主要成员有王川平、韩东、杨争光、叶梓、吴滨、郑训佐、吴冬培、孙基林等。他的大学时代一半以上的时间都在从事诗歌创作，从古典诗歌的风雅流丽、高度凝练到现代诗歌的跳跃暗示、自然清新，郑训佐自是左宜右有，落笔生花。诗歌总是以最掷地有声的字句叩问人类最根本的宿命轮回与生存悖论，这就触碰到了哲学的义理，所以郑训佐在创作之余也看了大量的哲学书籍来铸就自己诗歌的筋骨与灵魂。在大学毕业后的五六年时间里，他依然行进在哲学的景行大道上，在中西方哲学的驿路繁花中左右采撷。“实际上这是最根本的问题，也就是说你的文章能不能具有一种逻辑秩序，具有哲学思辩的深度，完全取决于这个功夫，这个功夫不管你以后从事文学历史还是艺术研究，都是必须的。”郑训佐如是说。
“水怀珠而川媚，石蕴玉而山辉”，正因为郑训佐对于诗歌和哲学笃定的信仰，他笔端的书法作品才如此蔚然深秀。中国书法就其境界而言，是书法家智慧、思想、品格的外延，也是学养的印证，与之相关联的学科涉及文字学、诗学、哲学等，书法家若有一定的古典文学素养，便能构成书法和文学的互动关系。另一方面，古典文学研究者如能有一定的书法功底也能获得同样的效应。世人也许对书法大家们的书法艺术成就叹为观止，然而书法大家绝不止于书法，他们在其他人文领域的造诣同样横绝于世，文学、绘画、戏曲、音乐皆为他们高蹈性灵的诗意栖居之地，书法不过闲事尔。山大前辈如陆侃如、蒋维崧等先生，都是如此。
当今能书善画者实多，穷经研义者盖寡，而郑训佐则是从理论到实践都风骨卓然，建树颇丰。他对于书法理论的研究，缘起于1989年创刊并由山东省书法家协会主办的山东省的《书法艺术报》，他是这份报纸的主要撰稿人之一。因为他有诗歌和哲学的根基，再加之能以古典文艺理论的古雅品格一以贯之，一旦涉足书法评论自然是如鱼得水，文思泉涌恣肆。郑训佐先生的书法评论文章陆续刊发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书法》《文艺报》《中国文化报》《瞭望》《山东社会科学》等报刊杂志上，此外他还为许多书法家写了不少序跋。这些文章如果都收集整理出来，将会又是一部丰厚论著。
作为研究魏晋文学的学者，郑训佐具有深厚的古典文学根底，并将它贯穿于书法创作及理论的内核中，其书法艺术便在宣纸与墨色的交融中演绎出特有的厚重、流畅和明快，其书法文艺评论自是如竹簧清音涤荡心魂，于普世的人文情怀中透出一种崇高与孤独。诚如一篇评论文章所言：“文化传统的继承与文化品格的建立如同源头活水灌溉着训佐的心灵。由此而来的法古鼎新、整合自运必然是老树新花，古韵新声，让我们感受到的是古韵悠扬、新风扑面的自我风神。”
郑训佐的故乡安徽天长市与汪曾祺的故乡江苏高邮市隔湖相望，郑训佐曾在《解读汪曾祺》一文中这样描述他所理解的“士大夫”：“这个名词几乎和中国的文明史一样古老，且有着百变之身，他可以是身居庙堂的骨鲠之臣，如海瑞，也可以是采菊东篱下的高士，如陶渊明，还可以是白眼高歌的狂士，如接舆。”郑训佐之所以对汪曾祺别有一番情愫，除了地域上的一襟带水，更多源于他们文化秉性上的似曾相识，一样的才情高蹈，一样的悲天悯人。然而汪曾祺自有其留给世人特立独行的背影，一半颓废癫狂，一半众人皆醉我独醒；而郑训佐身上有着浓郁的书卷气，如传统君子般温润如玉，恰如《中庸》所言：“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而他身上的这些风度气息，或许也因为齐鲁大地的浸染，使厚博深远的恢弘之气，与他天性中江南水域的浪漫灵秀相得益彰，焕然多姿。
子非鱼，安知鱼之乐
如今郑训佐老师已在山大中文系的讲台上耕耘了三十多个春秋。作为学者，他是在国内有一定影响力的知名教授；作为老师，他的才情和人格魅力不知让多少学子为之倾倒；作为书家，他的作品或隶、或行、或章草，融古朴和经典于一体，传统文人优雅的气节内蕴毕现，笔锋流转间自成一种深邃悠远。在他的作品里有着碎玉朱砂深埋的宁静，一任外界风雨琳琅，世情浮华。
郑训佐老师曾以“鱼在水中，冷暖自知”自评数十年的书法历程。在历经书法艺术的三千弱水后，郑训佐终究情定于浑朴烂漫的章草。曾经多以临摹为主，现在他开始读帖，静观章草本身，正所谓，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此处且借用庄子一句，“子非鱼，安知鱼之乐？”
鱼之乐，终究还是源自其哲思的诗化。
当今，那些曾经被人奉为圭臬的传统绳矩已偃然式微，取而代之的新的范式尚未建立。大多数人都失去了重构历史的野心和信心，艺术作品中真实的情感也随之变得暧昧不清。人们时常认为过往的已成定局，未来则遥遥无期，因此心生彷徨。郑训佐老师一再抱着对先贤莫大的敬仰，求索现世的清朗之音。他说：“哲学的最大功能是为人类这一群体提供走向未来的预测性的参照，这里面涉及到想象问题。哲学家与诗人的差别在于，哲学家是用逻辑推理的方式去演绎和叩问人类的终极关怀，诗人则是通过富有意味的意象展示这些终极关怀的价值，二者都是想象力的张扬，诗的想象力。如果一个人能同时具备这两种想象力，即逻辑推导和诗的语言表达，那么不管他涉入什么领域，都能卓尔不群，因为只有哲学和诗能赋予人智慧和理性的深度。”
如此，郑训佐老师首先是一位钟情于传统的唯美的古典文学的学者，这是他文化素养的沃土，诗和哲学则是扎根于古典文学沃土的双生花，馨香清远。带着这样的心态来观照郑训佐先生的文章和书法，就不难发现，他总是处于一组组鲜明的对应关系中。也就是说，他的艺术创作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处于两种交集的因素制约当中，总是受到来自两方面不同程度的影响。也恰恰是这些成组的对应元素，从外部到内部交互作用，促成他艺术上的厚重。
书法写到最后写的不是技法，是文化，真正难的是如何把书法作品锤炼成一种真正高度凝练而牢笼百态的文化意象。
追求中国的书法艺术实则是一番文化苦旅，每一位书法家，都是艺术发展历史掌间若隐若现的纹路，唯有饱经沧桑才愈加丰盈刻骨。他们承载着一个民族独一无二的文化基因，进而与我们的民族文化精神一脉相承，经历过艺术道路上的漫漫求索，他们胸中自有千千壑，而终究是落尽繁华见真淳。郑训佐老师曾在文章中这样写道：“在经历了经院的洗礼之后，渴望山林的朴野与跌宕；在经历了理性的约束之后，向往非理性的躁动与迷狂，这是文化史上带有普遍规律的现象。综观中国文化界的现状，无疑正面临着这样一种历史的转换。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所形成的各种文化价值正以空前之势淡化甚至瓦解，随着社会心态的变化而滋生的恍惚、散漫的浪潮，却与日俱增地弥漫于文化界的各个角落。诗人们开始舍弃传统的理想王国，把更多的笔墨泼向瞬间的感受或潜意识的流动；画家们更是怀着一种焦虑的心情，在原始艺术或其他艺术门类中寻找灵感爆发的契机。抽象、扭曲成了时髦的风尚。其表象可谓扑朔迷离，其心态可谓幽微飘渺，其情致可谓归趣难求。艺术的丰富于此可见，人们的困惑也由此而生。在这艺术的狂欢时节，书法界也扮演了狂欢者的角色。”个中况味，像极了海子的一首诗——
你从远方来 我到远方去
遥远的路程经过这里
天空一无所有
为何给我安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