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幻灭
简在1955年7月一则关于费城再开发的报道中写道，费城或许是全美城市中唯一真正奋力克服落差鲜明的美国都会生活的城市。当地市民的主动性让她觉得其中“洋溢着希望”，“一切无论微小或庞大都欣欣向荣”。这座城市投注在超过十几个基地（Sites）和一万英亩的广大规模上的工夫令她惊叹。她写到倾颓的花园，清除非法占住者的棚屋和垃圾焚化厂之后将要建立的一间食品分销中心，建筑师路易斯·康（Louis Kahn）为了改善一个叫作密尔溪（Mill Creek）的贫乏市区而设置的“巧妙实用的设备”。她赞美费城在“开放接纳新的事物”之际，也“以某种奇迹的方式，不若人们惯有的那样屏弃旧的事物”。
简在文章里不时引用这座城市的规划委员会主席——已经成为传奇人物的埃德蒙·培根（Edmund Bacon）的话；1由于带领这座城市的再开发计划，他后来登上《时代》杂志的封面。当时45岁的培根是土生土长的费城人，出身自一个极端保守的出版世家，毕业自康奈尔大学的建筑学院。他用祖父留下的一笔遗产环游世界，最后于北京落脚。后来获得奖学金，在密歇根大学研读城市规划，并在弗林特（Flint）担任规划师。1949年，他返回费城并游说当地政府官员实行他的构想，执意清除这座城市的工业历史残迹，开创光鲜的崭新现代主义式景观；近二十年来，没有任何一座新的大型办公大楼在这座城市里拔地而起。说起来，培根似乎不只是费城的总规划师，更是美国的总规划师。
并非每个人都喜欢他。“傲慢、诡诈、浮夸，而且偏颇”，后来认识培根的多伦多建筑师艾伦·利特尔伍德（Alan Littlewood）满不在乎地如此形容他。2来自培根的敌对批评者，登在《时尚芭莎》杂志的一篇文章指出：“他崛起得太快，成功得太早……‘培根大师’——他们在斯古吉尔河（Schuylkill）对岸的宾夕法尼亚大学美术学院里如此称呼他，不喜欢他的傲慢、引人注目的举止以及总监的架子。”然而，许多人则赞赏“他所成就的比美国所有的城镇规划者更多”。此外，当然了，是培根这个削瘦、看起来严苛且充满动力的人物协助简在脑海里产生大量关于费城的未来视野，他还提供了相关的草图、规划图、照片及地图，简之后将老练地把它们汇聚成预见一座变动中的城市的连贯叙述。
对于简造访费城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为了写报道而进行调查，或者甚至是否是为了调查——这也可能构成疑虑，3我们无法确知。与这座城市的某种距离贯穿了她十页篇幅的文章，副标题是“进程报道”（A Progress Report），但是读起来更像是一篇前言简介。她在文章开头悲叹广泛而言的美国城市，认为城市沙漠已经在其间“生成，并且持续扩张——那可鄙的无尽街区、绵延无数英里的单调枯燥和混乱”4。然而，想到“投注于此混乱的困境”的所有“工夫”，几乎唤起了她的诗性，而潜藏在这一切之下的活力凝结成城市的能量，这“以同等的程度揭露生命的力量和顽强，就像春日森林里昂扬的新叶”。这些描述或许有点夸大。在文章的后面几页，满是新的独立广场（Independence Mall）、费城中央商务区（Penn Center），还有密尔中心（Mill Center）的插图，谈论着在费城“正在发生”或“将要发生”的事，或“正在建立”“兴建中”或“将近完工”的建案，不过并未显现太多关于真实的、里层的城市真相。
当然，简确实在某个时候造访了费城。她和培根一起游览当地，5让培根向她炫示他最感骄傲的一切。他必然具备纯熟的展现技巧，在某一刻请简体验城市更新的某种“之前和之后”对比的演练。他们首先沿着预定委托培根规划的黑人街区的一条潦倒街道漫步；那里人满为患，人们往人行道上吐痰、驼背坐着、东忙西忙、身体伸到窗台外面——这是“更新前”。接着他们转入“更新后”的街，这里受惠于培根的远见，被推土机夷平，旧城市令人难耐的脏乱一扫而空，一项精美的住宅计划取而代之，一切都极为美观而且焕然一新。培根热切...
她看了。而她当然欣赏培根向她展现的景观。是的，好极了，但是其中却少了什么——少了人，而且在和第一条街对比之下尤其明显。简回忆起充满生气和欢乐的那地方。在这里，在崭新而经过修缮的住宅之间，她看到了什么？她看到一个小男孩踢着一个轮胎——她将终生铭记他。那条冷清的街上就只有他踽踽独行。
她说：“埃德蒙，这里没有人。为什么会这样？人们都到哪里去了？为什么这里没有人？”
根据简的叙述，培根并未以“的确”“但是”之类的发语词来说明或回答。他没有说：嗯，几年之内，随着附近的地区发展成熟，我们将看到……不，他完全没有做任何解释。在简的眼中，他就是不在乎她的疑问，而这使她大为恼火。她迷惑不解，他则不这么觉得，而这个情况本身就值得注意。此外，对简来说，这两条街让人领会到某种培根的对立面，或说价值观、想法——截然不同的观念，关于在一座城市里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一种歧异的观看方式。对培根来说，这条新的街道示范了像他这样的规划师正在创造的新世界里的一切极致，但对简而言，培根的观点属于狭隘的美学范畴，涉及的主要是城市外观。对她来说，那条新街道不尽然代表牺牲旧事物后的获益，且或许什么都没有获得，反而是失去；这番损失揶揄了培根的规划和设计图，以及它们承诺的灿烂愿景。她后来说：“不仅他和他带领的人不知道如何打造一条趣味盎然或者人性的街道，他们甚至对此毫无觉察，而且并不在乎。”有朝一日，学者们会在培根和雅各布斯之间找到共同的交集。但是目前，这两个人站在同一地点，观看同样的街道，眼光却截然不同。
或许培根的费城和简之前从双亲那听说的差异太大，她的双亲是在这儿相遇和彼此追求的；或是迥异于她本身在20世纪30年代到姐姐贝蒂的学校探访时所见的费城；6或是不同于她在20世纪40年代为了《钢铁纪元》的工作而从纽约南下所见的费城；或是异于她在纽约二十年后已经内化的某种纯粹的柏拉图式城市观点。不论出于什么原因，她后来提起培根事件时的愤怒和重提的频繁次数意味着令人不平的价值观歧异。简当时很生气，似乎因为被愚弄而不快。
简对于在《论坛》头几年的记忆，显示了她似乎觉得自己当时依然怀抱着年轻人的天真，而她后来则带着懊悔地回顾那段时期，说当时参观了费城：
并且发掘他们正在构想和规划要做的事，7以及根据规划图那将是什么样子、将成就什么了不起的结果……我回来之后，就此写了几篇满腔热忱的文章，后来还撰写关于其他（城市）的文章，然后一切都很好。我当时和城市规划师与住宅计划的建筑商保持友好的关系。我现在认为我的读者……唉，现在我必须请他们原谅我，不论这些读者是谁。
她当时在费城看到的是：新住宅计划的外观并不像它们应该有的样子，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们并未以应有的方式运作。否则那个沿着街道踢轮胎的男孩就不会构成某种象征；否则她听到人们热切称赞甚或她报道过的住宅计划就应该依照构想而实现。但相反，“它们并不令人愉悦、并不精致，而且它们显然永远都不会妥善运作，”她在1959年给路易斯维尔（Louisville）的作家格雷迪·克莱（Grady Clay）的信中写道，“费城的哈里逊广场和密尔溪的情况令我瞠目结舌。”
“制图师画的图看起来总是很吸引人。”8在回想的同时，她几乎是一边摇头。的确，图画详细标示出水泥墙的厚度以及如何配置空调系统，但它们也夸耀地呈现出富于美感的景观：建筑物、住宅计划以及城市的运作方式。它们呈现出使用者、树木和步道，对美好生活的展望——往往是以俯瞰的视角，让观看者感到其中带有某种愿景，并炫示着眼前的城市光景。而且，它们当然出自建筑师和规划师之手，这些人很善于设计、建构戏剧性场面和壮丽景观。简在费城发现：这些展望并不符合她亲身走访的这座城市，或至少并非透过和她切身相关的方式与之产生联结。
在这篇费城文章发表之前的一两年，简对《论坛》的工作或许有点失去了新鲜感；她已经写过例如自助式商品陈列如何影响商店建筑这种主题了。于是她试着额外接一点案子，尝试以巴茨纳家族流传下来的关于美国文物的一些片段探问《读者文摘》是否会感兴趣。9她也试着写科幻小说，10重新述说亚当和夏娃的故事，但是都成效不彰。
简参观过费城后，带着愤慨的情绪返回《论坛》的办公室，开始谈论她感到的幻灭。她的幻灭——你可能会问——究竟是关于什么？的确，她这时或许还无法很明确或深入地表达。在《论坛》任职的她已经对当时建筑和规划的实况具备基本的认知，但她还不清楚是什么搅扰着她，而那可能是连她自己都还不尽然理解的事物。
1955年的2月前后，编辑和美术设计正在处理简的费城文章并且即将出刊；哈斯克尔此时向属下们写道“鉴于城市再开发现况的极度加速”，11《论坛》现在计划以更全面的方式探讨这个国家的城市。7月号他们将以十页的篇幅报道费城，就是简所写的那篇文章。他们将接着报道的城市是克里夫兰，也是由简执笔。她此时是否已是这份杂志的城市空间居民专家了呢？
她在刊登于8月号的文章中写着：克里夫兰正在重振旗鼓，但它的未来似乎终止在城市的界线上；郊区居民丝毫不想与它有任何牵扯。
外来者很难了解，作为一个有机体、一个概念的克里夫兰，为什么未能以大城市长久以来的方式吸引郊区人的想象。毕竟克里夫兰有其独特性，而且视觉上极为震撼，不应该将它仅仅视为功能性的，也不应该忽视它。就先天环境而言，它一点也不单调乏味，沿岸布满工业建筑的河流还有溪谷深深地划过它的山丘。桥梁、砂石装填机、成排的烟囱将其特有的活力注入单调的商业和住宅区景观。或许从中划过这座城市的工业区并不“宜人”，但是从两边的高速公路或者上方的河岸观之，它则构成一片犹如倾颓的大自然剩余物一般动人的景观。12
简接着谈论这座城市的湖畔规划、高速公路和快速交通的新闻，并且说明花园谷（Garden Valley）的再开发，她写道，这将“把一块冷清的废弃工业用地以及一座陡峭荒芜的庞大深谷转变成”由中低收入者住宅构成的“邻里”。如果她对这一切有所怀疑，那么她的疑虑并没有在这些文章里浮现出来——不过她很可能已经心生怀疑，毕竟花园谷已经变成了一处可憎的贫民窟。
不论简动得很快的大脑正在想什么，她都尚未和过去彻底一刀两断。她拥有一份好工作，持续写作，一切都很好。只不过事实并非确实如此：培根的费城一直卡在她心上，就像眼睛里一粒冲不掉的沙子。
如果你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位于哈德逊街的雅各布斯家里吃晚餐，一走进屋子首先会看到的是停靠在厨房外的脚踏车，手把上挂着柳条编织的篮子。在周间早上九点半或十点，身穿体面的上班服、有时甚至戴着珍珠项链的简会骑着它，沿着曼哈顿宽阔的南北向大街往北骑两英里半的距离，抵达位于洛克菲勒中心的《论坛》办公室。在那个年代，还没有单车专用道、安全帽和十速公路单车，邮差包和定速车更是罕见；骑着脚踏车驶过曼哈顿中城，尤其这么做的还是一位有三个小孩的中年母亲，算是颇为特立独行，足以让简在自己的杂志里占上个版面。
1956年，《论坛》的同事威廉·麦奎德（William McQuade）在杂志的非例行专栏——“插曲”（Parentheses）13里，以一个“匿名”的女士为主题写了一篇文章，不过专栏照片里那位坐在“铁马”上的人正是简。麦奎德写道，在上班日的尾声，这位女士会从邻近一间车库里“成排的凯迪拉克轿车中”牵出她的脚踏车。然后，她会“沿着第五大道”踩着单车，“往南穿过拥挤的百货公司区……（以及）服饰区令人难以忍受的拥挤，穿过批发花市的一地残破与凋零，接着继续穿过嬉闹的格林尼治村，直到抵达她位于哈德逊街的家门”。麦奎德的报道式小品文举出简在通勤时遭到嘲笑的一个例子。“骑匹马吧”，她常听人们说，又或是“小姐，小心点，不然你会受伤”。在简的女儿玛丽于1955年1月出生之后，她又再度骑单车而行，这时相较之前的情况，纽约客们似乎对她和善了许多。“好点子”，她有时会听到人们这么说，或者“真不错”“载我一程”。当然，她在街上遇到的批评者总是不厌其烦地指出：“您的单车后轮正在空转呢。”(1)
简的婚姻几乎是从脚踏车上开始的，以骑单车的蜜月作为开展。战争过后，她和鲍勃乐于她后来所谓的“和鱼一起搭便车”：把脚踏车带上火车，在某处下车，从那里骑单车到达一座渔港，然后两人背着破旧的包，沿途拦下经常往返于东海岸水路上的渔船，让船只载他们一程。14关于简所谓的这个“错综复杂的独门运输网络”，我们在所有图解或者观光地图中都找不到资料。他们没有预订旅馆，但总能找到愿意收留他们的人。在北卡罗来纳州帕姆利科湾（Pamlico Sound）的一座小镇，收留他们的是当地一间虾子包装厂老板；在缅因州收留他们的是一个岛上的奶油制造商和她以捕龙虾为业的丈夫。简后来写到，有一次，他们享用了“直接从海里捕获、送进船上厨房大锅”的龙虾大餐，“在甲板上，在佩诺布斯科特湾（Penobscot Bay）的岩石与常青的群岛之间，笼罩在绿色和淡紫色的黄昏中享用”。
回到哈德逊街，夫妻俩在儿子还小的时候就用脚踏车载他们。奈德回忆道，在他3岁、吉姆5岁的时候，父母再度展开在生小孩之前享受过的周日单车环镇出游。他们嘱咐孩子们坐在脚踏车后边的货架上：“我们的脚踩在帆布挂包里，手放在骑车的人的腰上。”15他们从未发生事故，总是很开心。
在这期间，简的年收入大约是1万美金，16约为当《论坛》秘书时薪水的两倍，而且很可能比鲍勃的薪水还高；鲍勃在担任了一阵子的助理建筑师并和纽约市一个单位合作之后，当时正走上设计医院之路。双薪的雅各布斯夫妇发展得很好，不过随着第三个小孩的出生，加上持续投资在修整老旧房屋上的情况可知，他们远非富裕。大约就在这个时候，他们用分期付款买了一套百科全书；简后来回忆道，他们好像永远都在付钱。
不过在20世纪50和60年代早期，对他们来说比较缺乏的很可能不是钱，而是时间。儿子吉姆在1948年出生后不久，简雇用了一名女佣，负责在她工作时候照顾吉姆。这位名叫格兰妮·列尼尔（Glennie Lenear）的非裔女子每天从皇后区搭乘地铁过来，她将为这一家人工作十几年。17简会做她该做的家务，但这些每天例行的事总是让她提不起劲。吉姆从五六岁的时候开始对贝蒂阿姨有记忆，她住在城市另一头，一个叫作施托伊弗桑特镇（Stuyvesant Town）的中等收入户的新住宅计划区；他力劝他妈妈买一支蒸汽熨斗，好在上班的时候穿着体面——那样会有效率得多。但是简丝毫不觉得这会更有效率，因为把她的衣服拿到隔壁的洗衣店才是最好的办法。她很少购买食品杂货，而比较常列出需要的东西，然后打电话告诉当地的杂货店老板；几个小时后货就送来了，每个月结一次账。
简之后会以在处女作中温情地描述邻里商店主人而出名：她描写自己每天早上会如何与水果贩洛法罗（Lofaro）先生彼此友善地点头，并且留备份钥匙给那里的熟食店老板乔·科纳齐亚（Joe Cornacchia）。就如一位《纽约时报》的撰稿人在简出书之后评论：“桑顿·怀尔德（Thornton Wilder）［在《我们的小镇》（Our Town）中］对格洛佛角休闲生活的深情描绘并不如雅各布斯女士对哈德逊街的一个日夜充满人情味的描绘那等浪漫。”181955年的时候，简已经在那里住了七年，在格林尼治村待了二十年——她已经住了很久，够深入其中，而这让她想捍卫这个地方。对外来者而言，格林尼治村的不规则区块，伴随位于五金行上层的廉价公寓和沿着拥挤街道驶过的嘈杂货车，或许似乎没什么值得维护的。但如今简已经和格林尼治村建立起紧密的脐带关系，因此当市政当局决定开通一条穿过华盛顿广场公园（Washington Square Park）的高速公路的消息一传开，她就加入了阻止的行列。
介于韦弗利广场、西四街、麦克杜加尔街和大学广场之间，涵盖10英亩绿地的这座华盛顿广场公园，笼罩在针栎和黄色的洋槐树之中，小径边设有长椅，白色大理石打造的拱门在它上方若隐若现。这个地点如今对我们来说是20世纪50和60年代的文化象征，它的历史一直上溯到亨利·詹姆斯在《华盛顿广场》（Washington Square）中描写的更有教养的年代，甚至在鲍勃·迪伦和艾伦·金斯堡（Allen Ginsberg）经常在此流连之前，它就已经是个观光景点了；来自新泽西以及岛上的郊区居民会到这里过过民谣演唱会、国际象棋比赛以及冷爵士的瘾。
诸位，请好好记住：捍卫一切的并不是民谣歌手、“垮掉的一代”的诗人或者提倡保护历史古迹的人，而是妈妈们——这座公园是她们小孩的游乐场，一座拥挤城市里的开放空间。当简的弟弟吉姆和其家人从南泽西北上来到这座城市时，亲戚们立刻就成群前往距离住所十至十五分钟脚程的华盛顿广场聚会。那是个宜人的地方，总是热闹又安全。
然而，这个地方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蒙受威胁。
“我听说政府计划开辟一条下凹式高速公路，穿过华盛顿广场的中心，”简写信给市长小罗伯特·F.瓦格纳（Robert F.Wagner Jr.）和曼哈顿区的首长胡兰·杰克（Hulan Jack），“这令我惊惶不安，而且几乎难以置信。”19她接着述说她和鲍勃如何重新整建他们原本是贫民窟的家，20目前在这座城市养育他们的三个小孩，竭尽所能地使这座城市变成更适合居住的地方；此项恐怖的计划则将使这一切化为乌有。
那是1955年6月1日。简加入战局较晚；华盛顿广场公园的抢救运动至此已经进行了好几年，且将再持续几年。虽然简当时只是一个步兵的角色，不过这并不会是她最后一次参与城市地盘之争，而下一次她将担任整场运动的指挥官。
1955年初，简结识了威廉·柯克（William Kirk），21他带着她游览另外一座城市，就此改变她的人生。
过去六年来，柯克任职于纽约市东哈莱姆区的联合安居协会（Union Settlement），这个协会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为这个社区提供保健和社会服务；住在东一〇六街、后来成为演员的伯特·兰开斯特（Burt Lancaster）即是受惠者之一。“安居”（settlement）这个词本身可上溯到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彬彬有礼的英国男女当时进驻贫民窟，与穷人一起生活和工作。
柯克的正式职称虽然是“会长”，但实际上担负了执行长的职责。他来自宾州的工业城镇纽卡斯尔（Newcastle），位于匹兹堡北方大约50英里。简认识他的时候，比简年长大约七岁的他魁梧、笨拙，有一头深色头发，若不是他说话时带有颇为尊贵的腔调且更甚于纽约腔，他可能会被误认为是码头工人或工会干部。他在1931年从安默斯特学院（Amherst College）毕业，接着就读弗吉尼亚神学院（Virginia Seminary），后来在1935年被授予圣公会牧师的圣职。但是身为圣路易斯教会的一个教区牧师，他发现对他而言，其工作在社会福利面向上的意义超过纯粹宗教的部分。于是他在1949年迁居纽约，执掌联合安居协会。
如今，六年之后，柯克眼见这个社区处在无人能料想到的新的多方扰乱之中。他起初迁入位于东一〇四街上的联合安居协会办公室时，这条街的两侧看起来差不多，密集地林立着常见的廉价公寓、商店，繁忙而活跃的生活在其中开展。而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这条街的南侧已经消失，廉价公寓被拆除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排排高耸的大楼，层层叠叠往南边延伸；这些高十二或十四层、侧面狭长平坦的建筑，每一栋周围都有公园般的狭长绿地、蜿蜒的小径以及停车场。它们是基于良善的立意而建造的，但柯克逐渐觉得这些大规模住宅计划弊大于利。他无法像以后会有的研究一样提供具体证据资料，甚至还无法将这一切形之于文字，但是他知道店主们正在从邻里中消失；人们难以建立友谊，学校和教会的功能减退，社会结构遭到损害。他的女儿朱蒂·柯克·菲茨西蒙斯（Judy Kirk Fitzsimmons）忆及：她父亲是个富于使命感的人，谈论的都是那些大规模住宅计划。他会在傍晚回到他们位于河滨大道的公寓，坐下来晚餐，而那些住宅计划正如何影响东哈莱姆区“就是我们每天晚上的话题”。
必须注意的是，东哈莱姆区并非哈莱姆区。哈莱姆区当时聚合了非裔美国人丰富的生活和文化，大抵介于西边的哥伦比亚大学和东侧沿着公园大道的纽约中央铁路之间。东哈莱姆区则位于中央铁道右侧，从第九十六街往北延展直到东河。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当地人口组成约是黑人、波多黎各人及白人各占三分之一。这里的白人大多是意大利人；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东哈莱姆区一直是美国最大的“小意大利”。曼哈顿上城这一隅住了18万人，远远超过斯克兰顿的总人口。街道上、商店和这里的居民有许多都说西班牙语，这是来自波多黎各移民的语言（该国在西班牙与美国战争之后成为美国的附属国）。这一区相当贫困，廉价公寓并不像在格林尼治村那样遍布各处；在东哈莱姆区，几十个街区构成的广大狭长区块上都是廉价公寓，22其中许多都是为了19世纪初涌入纽约的大批移民在旧法时期兴建的，这些狭小公寓的每个楼层通常会分成四户，后边房间朝向肮脏的天井——这是唯一能照到光线和流通空气的地方，位于走廊的公共厕所则由好几户人家共用。一直到晚近的1939年，在昔日东哈莱姆区意大利人最多的区块，五间住宅之中还有四间没有中央暖气设备，三分之二没有浴缸或淋浴设备，超过一半没有专用厕所。23贫民窟究竟是什么？不论它是什么，当时东哈莱姆区有许多贫民窟。这里犯罪猖獗，总是有人搬进搬出。根据一个观察者所言，没有银行愿意受理东哈莱姆区的任何贷款，而这情况从1940年之前开始就持续至今。24
当然了，这些事众所皆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人们开始努力补救这个社区的惨况；在地铁票价格为15美分的年代，当局挹注了3亿美金（约相当于今天的30亿美金）而兴建的住宅，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纷纷竣工。甚至在更早之前，从1941年开始就建造了东河住宅（East River Houses），当局接着在战争之后，以令人不安的迅捷速度拆除了许多廉价公寓，原地盖起新的高十一层、十四层以及十七层的计划住宅。假以时日，东哈莱姆区将有五分之一的人口住在这些公寓里。25这不只包括第一〇四街上、对面是联合安居协会的乔治·华盛顿住宅（George Washington Houses），更包括了范围涵盖第三大道到公园大道之间六个街区的詹姆斯·韦尔顿·约翰逊住宅（James Weldon Johnson Houses），共有1 300多间公寓；还有沿着麦迪逊大道兴建的卡佛住宅（Carver Houses），具有1 246间公寓；以及列克星敦住宅（Lexington Houses）、塔夫特住宅（Taft Houses）、斯蒂芬·福斯特住宅（Stephen Foster Houses）……于东哈莱姆区长大的纽约市长菲奥雷洛·拉瓜迪亚在1944年的一场演说中极力主张：“拆除旧的，建造新的。铲除发臭、老旧的老鼠洞。拆除简陋的小屋。扫荡疾病。扫荡犯罪……迎入阳光，迎入天空。”然后他们拥有了干净、颇为宽敞的公寓，比它们取代的廉价公寓还新半个世纪。一位社会工作者写道，这些是“坚固、大型的社会福利建筑”，它们承诺了“人们期待已久而且极为赞许的优点——阳光、新鲜空气，以及现代的配管系统”。
尽管如此，当柯克从他位于东一〇四街的高楼层看去，却觉得这幅美好的画面有点不对劲。他决定应该找朋友菲尔·威尔（Phil Will）去看看他在东哈莱姆区的所见。26威尔是位著名的芝加哥建筑师，几年后会成为美国建筑师学会（American Institute of Architects）的理事。他的伯金斯与威尔公司（Perkins & Will）专精的是建造学校，但是他早先已经由于设计了被蔚为典范的芝加哥低层住宅拉辛庭（Racine Courts）而享有盛誉。这两个人透过彼此的妻子结识，她们是大学时代的挚友；后来认识了将近二十年的柯克和威尔关系愈加密切。柯克后来带着威尔到东哈莱姆区。“他想让他看看人们如何运作，还有这个社区的肌理，”柯克的女儿回忆道，“并且见识新的建设——这种的确很新的建设——正对这个区域造成什么影响。”参观之后，威尔提议他们去拜访他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认识的《建筑论坛》的道格·哈斯克尔。27
尽管从洛克菲勒中心沿着曼哈顿的中轴往北3英里即可抵达东哈莱姆区，但是哈斯克尔却从未涉足该区，而这是完全可以想见的。无论如何，他办公桌上的信件匣通常都堆满了来自像是瓦尔特·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和弗兰克·劳埃德·赖特等著名建筑师的来信；柯克写给他的信并未得到回复。柯克在3月再度去信哈斯克尔，28而这一次，他不想再等待可能永不会来的答复，表明他打算在下个星期一打电话到哈斯克尔的办公室，并请安排时间晤面。
柯克最后见到的是哈斯克尔还是他的一个下属，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无论如何，柯克很快就抵达洛克菲勒中心，摊开地图，滔滔不绝地谈论东哈莱姆区：他笃定地指出，在纽约市，也很可能是在全国之中，这一区最受益于联邦政府对住宅的慷慨挹注。29联邦政府官员拆除了陋巷街区，并在原地建造高楼。旧的陋巷不好，但是新的住宅计划也不好，只是以不同的方式呈现而已。《论坛》的编辑群必须了解的是……
《论坛》的这位编辑显然无法完全理解柯克所言“陋巷问题”的所有成因，而且这些问题也不尽然呼应这本杂志较为精英心态的编辑方向。于是，或许是在感到困顿之下，当他看到简出现在他的办公室门外，便如获救赎般欣喜地招手请她进来。并非所有《论坛》的成员都像简一样受到埃德蒙·培根带来的冲击；其他人不假思索接受的事对她来说却启人疑窦。现在，这位柯克先生似乎也因为同样的问题烦忧：理应是低价位住房的最新成就、从设计图上看起来很棒并展现出现代主义社会与建筑理想的这些精美新住宅计划，或许并非那么妥善……柯克离开《论坛》办公室之前对简说，雅各布斯女士，何不到北边的东哈莱姆区来，我会带你到处走走。
从1949年开始，在东哈莱姆区大部分住宅计划完工之前，这里向来是柯克的“地盘”，30他的记忆中充满了在廉价公寓屋顶上进行风筝比赛的景象；来自相互竞争的街区的男孩们玩着棍球游戏；有美丽装饰点缀的成排三层和四层楼连栋住宅，它们的宽阔门廊朝具有大片玻璃窗的房屋正面延伸；农产品市场，小贩的商品在散布于人行道的遮阳棚下；廉价公寓的门敞开着，好让闷热夏日午后的微风吹进来。而且到处——在每一条街上，也就是他们局促公寓的前庭——都是人。人们沿着宽阔的人行道漫步，整理晾在横跨于火灾逃生梯上的衣服，从他们的店里走出来，抬头仰望天空，看看当天的天气如何。
简后来回忆道，她“无法想象柯克当时怎么能抽出时间”带她参观街坊，31“但是他的确这么做了。每当在工作中有几个小时的空当，我就会打电话给他，然后他会带着我四处走走……对于要让我看什么，他似乎没有任何计划。在某种程度上，那一切似乎都相当漫无目的，我们俩就是走走”。
认识柯克的人都记得他广阔的朋友、熟人、人脉网络。接任他在联合安居协会职位的尤金·斯克拉（Eugene Sklar）忆及：“所有人都认识他而他也认识每一个人……他关注当地的每一个人、店主、街上的活动。”他很少显露出明显的宗教面向，尽管斯克拉确实记得柯克在联合安居协会的办公桌旁有句斗大的鲜艳标语：“一起理性思考”。(2)他充满温情，总是面带笑容，是“一个很棒的倾听者……人们很钦佩他，而且信任他”。
他是个公众人物。“我们走一会儿就得停下来，或者会有人拦住他。”简后来谈到他们共度的时光。“我会偷听他们的对话。我们会在店家门口停下来”，在住宅计划区、没有电梯的楼房驻足。32柯克会指出当地的地标。他认识这里所有的人。但是尽管一切都很有意思，她起初并未领会他想说明什么33——如果他有意说明任何事情的话。“那就像一大篮的枯叶被抛到空中。你能从里面发现什么呢？”34然而，其中确实有些意思，而且她开始看出一些端倪：在东哈莱姆区街道的表面混乱背后，有某种条理贯穿其中，而且极为错综复杂。和那些昭然若揭的社会症候并存，在卡车喧嚣声、年轻混混、旧廉价公寓与新住宅计划不和谐等冲突背后，是各种深浅肤色的人，各种活力和衰颓，全都融为一樽，而简将之一饮而尽。
如果我们也和柯克一起走览东哈莱姆区，是否会扭转我们的想象，一如简当时体会到的那样呢？也许会带来些许趣味吧，但仅此而已，那就像一扇短暂打开的窗户，朝着一个通常不对我们开放的世界，让人一窥城市生活的千变万化，但旋即就会遗忘。然而，对简而言并非如此，不知怎么地，她对东哈莱姆区的魅力、性质、特点以及它们如何一同构成一个生活的地方深有所感。
几年后，简被问到最初如何对城市产生兴趣，她说这原点要回溯到她在斯克兰顿就读四年级的时候。她记得那是星期五，学校的图书馆员对简的同班同学伊丽莎白说，由于她太晚归还书籍，因此必须缴交一分钱的罚款。伊丽莎白说：“噢，我将在鸟之眼吹口哨的时候带钱过来。”35而不知为什么，这位图书馆员平心静气地接受了这个答复；简描述，这位馆员“庄重”地接纳了。“鸟之眼”（Bird's Eye）——简的妈妈后来向她解释，那是附近的一个煤矿场。如果你在早上六点听到有哨声，那就表示矿场有工可做，有钱可赚。伊丽莎白知道这个，学校的那位图书馆员也知道，简的母亲同样知道。现在，简也知道了——这构成了一个知识网络，它透过又一缕的联结而强化。这事件促使简思考，整个斯克兰顿的人们是如何维生的？她的父亲医治病人，伊丽莎白的父亲在矿坑里挖矿，每个人都在工作。突然间，“在我的眼中，整座城市似乎变得有趣许多。它变成一张网”，系在一起，有奇特的细节、精密的联结和图案。
简的父母一个来自小镇、另一个来自农家，却在费城相遇和交往。简后来说他们“很喜欢住在城市，认为城市是很棒的居住地点，他们也告诉了我们为什么”。36在纽约，简只要从谢里登广场的地铁站走上来，然后漫步穿过周遭的街道，就可以从容地在格林尼治村游走。皮草区曾经令她着迷。她为《时尚》杂志写到的其他商业区亦然。如今，在柯克身旁，她开始看到甚至连自己活跃的好奇心都未及带领她目睹的事物——某种彼此交织、联结而且成为一体的东西，以远远超出它最初的模样所显现的东哈莱姆区。
简很喜欢柯克，37但是她的儿子吉姆说，那并非因为他“性情”中任何模糊而优柔寡断的部分。小时候就接触过柯克的吉姆认为，更确切地说，简对他的这份好感是来自尊敬对方看待与理解这个世界的方式。柯克从整体上来看东哈莱姆区，从它全部的状态，“而非把它视为要整顿的对象，他会从它的荣耀、价值来衡量它，大部分的人却只从中看到一团混乱”。简透过跟在柯克身旁吸收的大量细节和事件、源源不绝的洞察、对话片段而大开眼界。“他当时展现给我一种截然不同的观看城市的方式，引领我看到社会的面向”，38那些没有显现在建筑图纸里的人性系属。
在1955年底或次年的年初，简了解到一个叫作“东哈莱姆区小型商业调查规划委员会”（Small Business Survey and Planning Committee）的团体正在进行很可能是由柯克所带领的一项研究。39这项研究后来产出的报告只用了三页的打字稿，就暗示了这些住宅计划让邻近地区遭受的浩劫。一幅富兰克林住宅（Franklin Houses）的粗糙手绘地图占满了第一页的底部，这是一个包含1 200间公寓的计划，占据第一和第三大道之间的五个街区，而且逐出了169家公司。接着的第二页是一份惊人的列表，直到你看懂并任凭自己去想象不存在的那169间公司的缺席，对富兰克林住宅以及邻近街区居民造成的影响前，这必然会是使你头昏眼花的资料汇整和列表练习。
这一页上方列出了五栏，呈现曼哈顿棋盘式街道中属于旧区的那五个街区，并标上了从一到五的编号。这一页洋洋洒洒地列出44个产业类别，从电器和婴儿车的仓库，到鞋店、玩具店及旅行社，这是一份“失物一览表”：不久之前，一号街区周边街上有三个水果摊，如今一个都不剩；二号街区从前有三家洗衣店，三号街区有两个肉市场，四号街区有五间杂货店，五号街区有三间理发厅、一家美容院、一间收音机和电视修理店，整个住宅计划涵盖的地区总共有十四家糖果店，还有许多其他的商家，它们全都消失了。十三家小型制造公司、两间工会办公室、三座教堂、一个政治社团，还有八间社交俱乐部也都不见了。
整个东哈莱姆区，共计有1 500多间零售商店由于这些计划而消失无踪，之后几乎没有一家在原地重建。怜悯可怜的投资者？或许吧。但如果你不去看他们遭到的困难，而是着眼于他们曾经服务的街区，就会发现不仅商业不再活络，社交黏着度也降低了——就如简后来的说法，这是一个被宿舍取代的社区。
加泰罗尼亚建筑师何赛·路易斯·塞特（José Luis Sert）于1939年移民到美国；1956年初，在他担任哈佛设计研究生院的院长期间，提议在4月于哈佛大学举办一场城市设计研讨会。城市设计？塞特将之视为“设计学科”，这是横跨建筑师、景观建筑师及城市规划师的工作，范围比任一单一学科更宽广。一如20世纪晚期的新城市主义运动的一个主要倡导者——安德鲁·杜安尼（Andrés Duany）后来的说法，可以将塞特在哈佛大学的研讨会视为专门抨击城市的现代主义倡导者，他们“一群中年男士聚在一起，试图改善他们年轻时期不智之举导致的后果”。40塞特下定决心，认为“哈佛必须领头修正这一切”。
受邀参与这场研讨会的城市规划、建筑和设计界的知名人物之中，包括《建筑论坛》的编辑。1956年1月21日，道格·哈斯克尔写信给塞特，表示他很乐意出席。41
但是大约两个月后，当塞特的助理杰奎琳·蒂里特（Jacqueline Tyrwhitt）打电话给哈斯克尔时，他却对她说“真不巧”，因为“这是我（那一年）唯一一次能去欧洲的时机”。42“尽管我原本很希望可以”，但最终仍然不克出席。那么，谁代替他去呢？“如果另一位女士（蒂里特本身是卓然有成的建筑师，这里指的是她之外的另一人）不成，我会建议一个替代人选，就是名列在我们的版权页上的罗伯特·雅各布斯的太太——简·雅各布斯。”若是鉴于他们当时在《论坛》刊载的那些城市再开发的报道，她的经验是所有人当中最丰富的。
哈斯克尔向蒂里特提出简的名字时，他有没有先跟简谈过，我们不得而知；这时，距离研讨会只剩下三个星期。而我们能够很确定的是，简一开始是拒绝出席的。43
她不去，是因为她不想再在众人面前发言，不想再次折磨自己。几年前她曾经发表过一场公开演说。她虽然事先把讲词写下来了，不过没考虑要逐句照着念，她记得自己当时“膝盖发抖，声音也颤抖，我很害怕，而且无法控制自己。于是我便有点低着头，照着稿子含糊地念出讲稿，就这样撑完全场”。
尤其叫人惊慌的是，这一切是如此突如其来。直到实际执行的时刻来临之前，她丝毫没有预感，并未觉察自己内心潜藏着恐惧。在白纸黑字的世界，简·雅各布斯很有自信而且颇具权威。如果是在合适的场合、在少数几个人之间，她可以滔滔不绝地提出见解，且往往是整个房间里的焦点人物，但是要在坐满整个讲厅的大众面前公开演说，这令她胆战心惊。她做不到，也不想做。在早先那次惨败之后，她“对自己说，再也不会这么做了……无论如何，我都不会再让自己落入那种处境”。
然而《论坛》的副总编辑和简通电话，说她必须出席不可。她的讲题将与为城市更新而筹备土地有关。
“我不要。”
“唔，”副总编辑说，“你必须上台，他就靠你了。”44“他”就是道格·哈斯克尔。
简一言不发。电话当时肯定像是坏了一样。
“嗯，好吧，”她终于说道，“但是谈论的主题要让我自己选。”
谈筹备土地吗？
不。她说：“我会谈我感兴趣的题目。”
(1)表示简骑得太快或是急刹。——译注
(2)原文为“let us reason together”，出自英文钦定本圣经《以赛亚书》第1章第18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