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刻工具,几支笔和一个日记本,就是战地记者孙佑杰带上战场的所有工作装备。
“战地记者要有正确的生死观,不要怕死,但随时随地争取不死,去完成你所担负的任务。越是战争惨烈的地方,越是需要去记录的地方。”当被问到怎么形容战地记者时,孙佑杰这样回答。
97岁的孙佑杰会用APP看新闻,他会把字体放到最大,一个新闻标题,十多个字,他大约需要停留十秒,然后开始滑到下一页。他喜欢和儿子讨论国际国内大事。
1952年,朝鲜战争停战谈判开始后,孙佑杰告别了开满金达莱的朝鲜。
那些当时未被书写的记忆,藏于心底。在失眠的夜晚,催他动笔。“不释放,会很遗憾。”1995年,70岁的孙佑杰,完成了纪实文学《鸭绿江告诉你》。这本书获得了山东省“精品工程”文学奖,政府给他奖励了8000元。
21万字,再版三次,这可能是战地记者孙佑杰一生中最得意的作品。
现在,距离书籍出版又过了27年,孙佑杰97岁了。他依然能回忆起几句常用的朝鲜语,“扁机瓦扫,爬里爬里卡!”(飞机来了,快跑!)。
2020年,烟台市摄影家协会义务为老兵拍摄照片,时年孙佑杰95岁。刘新科 邹本义 摄
了却一桩心愿
从烟台南站出来,一路向东离开城区,经过几片耸立的新楼,穿过开阔干净的马路,见着几栋砖红色的15层高楼,就是孙佑杰的新家了——高新区的一个老年公寓。公寓周边绿树环绕,巨大的蝉鸣编织成一张声网。
公寓里摆设着简单的家具,墙上贴着几幅他创作的美术字,蓝底,字体呈红色或金色,色调明亮。
屋里开着电扇,孙佑杰坐在靠近卧室的沙发上,他左手边的方桌上有一张醒目的A4纸,上面用黑色记号笔写着“备忘录:新京报记者7月23日来访;7月31日优抚退役军人座谈。”
他穿着灰色绸质的衬衫,黑色长裤,藏蓝色的旅游鞋。头发剪成板寸,已经花白,但头顶上的发丝依然根根挺立。孙佑杰的眼睛有神,挺拔的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主要用来防风。97岁的他没有大病缠身,唯有左腿膝盖有些疼痛,走起路来,腰板挺直,只是身体略微向左侧歪斜,左边的鞋底被磨成薄薄的一层。
他的听力没有问题,谈吐也逻辑清晰,很多来访者对他的印象都是“完全不像一个近百岁的老人”。见面没聊上两句,他就走进书房拿出一本黑白封面的书《鸭绿江告诉你》。这可能是老人一生中,最珍贵的记录。
这本书写于1993-1994年间,那时的孙佑杰68岁。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不知道什么叫节假日,甚至在走路、吃饭、晨练中,“脑子里总也离不开写作”。
“谢天谢地,我终于在我健在的时候了却了一桩心愿,我如释重负。”他在后记里这样写道。
2022年7月23日,孙佑杰在烟台家中写作。新京报记者 朱清华 摄
书出版后,韩国学者将它翻译成韩文,并邀请他去韩国参观。
出国,如果1950年入朝作战算第一次,那么1996年孙佑杰前往韩国就是第二次。
那一天,海面风平浪静。这同46年前乘坐闷罐车厢去往中朝边界相比,几乎是天壤之别。
在边界线眺望,孙佑杰内心百感交集,他无心游览停战协定的签订地板门店,而是徘徊在北纬38度的边界线附近,遥望北方。远处郁郁葱葱的高山峻岭,曾留下许多战友的青春和生命。
他采摘下边界线附近的几片松叶,仔细地夹在书中。
成为战地记者
孙佑杰是地道的胶东人,1926年出生于山东文登县,18岁参加了八路军。“目标就是上前线”,在胶东抗大学习一年后,他被分配到了抗大宣传队做美工,“一个文艺兵”,因为他能写会画,还拉得一手好胡琴。一开始他有点不太乐意,后来接受了,虽然不是上战场奋勇*敌,但“战争是一盘棋”。
来抗大宣传队前,部队首长交给他的任务是“以文为枪”。当时,宣传队只有十几个人,虽然都有些爱好,但要排演文艺节目实在困难。他一天到晚琢磨着“以文为枪”这句话,受当地皮影戏启发,他想到了尝试制作“土电影”。
他找来一个放大镜,固定在硬纸壳上,再用煤油灯光照射,室内墙上立马映出了玻璃幻灯片。在抗大一名工程师的帮助下,经过反复试验,最终制成了以汽灯为光源的铁制幻灯机。后来,他又对幻灯机进行了改进,研究出了同时放映一静一动两幅幻灯片的方法,让十分宝贵的战地照片和他画的美术画成了会动的“土电影”。
这个“土电影”,在胶东抗日根据地是首创。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后,胶东抗大宣传队奉命调入华野9纵文工团,孙佑杰的任务仍然是搞“土电影”。因为要搜集制作“土电影”的素材,他经常去部队前线,时间久了,心里萌生了一个念头:有朝一日,能当上一名战地记者。
机会在1950年出现。当年10月,凭着在济南战役写的一篇战地新闻《七斤月饼》,孙佑杰被调到27军《胜利报》。没多久,27军奉命北上,孙佑杰跟随一线作战部队出发,成了名副其实的战地记者。
北上的行程十分仓促。27军接到自江南北上命令的那一天,孙佑杰不知自己此行将去往哪里,除了日常用品,他在自己有限的随身物品中,还带了一整套木刻工具:六把木刻刀,两块木刻板,一个手印木刻本。
抗日战争期间,由鲁迅先生首先倡导的新兴木刻运动蓬勃发展。由于木刻的底版材料来源丰富,复制的要求较低,所以,抗战宣传工作大量采用了木刻艺术。
在缺少摄影器材或者无法冲印照片的情况下,这种简单的创作方式可以让单调的报纸版面显得更为生动。孙佑杰曾用这套木刻工具在解放战争中,发表了《我们站在国防的最前线》等木刻作品,刊登在《解放日报》《南方日报》和27军的《胜利报》上。
木刻工具,几支笔和一个日记本,就是战地记者孙佑杰带上战场的所有工作装备。他将用手中的这些工具,书写、雕刻充满硝烟的战场。
朝鲜战争期间的孙佑杰,时年24岁。新京报记者 朱清华 翻拍
战地见闻
军列在大地上飞驰。
闷罐车厢铁门紧闭,冷风从缝隙中吹进来,车厢内壁挂了两盏马灯,在半空中晃来晃去。
1950年10月,24岁的孙佑杰和其他战士席地坐在铺草上或背包上,乘着闷罐车厢的军运专列,从浙江平湖北上,跨过长江,开进山东。在泰安驻扎不到一个月,11月1日再度登上火车,越过山海关,抵达安东市(今称丹东)。
军队驻扎在离鸭绿江不远的居民区,27军正式编入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战斗序列。
他们在安东市的第一件事就是学习语言。每个人都领到了一本铅印的《中朝常用语选编》,其中包括生活用语和军事用语。比如“老大爷,请问这是什么村庄?”“请问有没有喝的水?”“飞机来了!”等等。
一时间部队驻区里,处处回响着“思密达”。
1950年11月12日,是孙佑杰记忆犹新的日子。这一天下午7时,他随27军第一梯队79师,出发前往临江,这是出兵朝鲜告别祖国的最后一站。
他被分配到79师237团三营七连,同指导员、文书、卫生员在一起。
孙佑杰双肩的背包,是由一床棉被捆起来的,里面包括一床棉褥子,一件穿铺两用雨衣,一双单鞋,单军服、衬衣、毛巾等贴身衣物;背包上方还系着一件棉大衣,背包两侧坠着生熟分开的干粮袋;左肩挎着一支手枪和一个水壶,右肩是装着办公用品的挎包,挎包带上还挂了一个盛菜喝水两用的瓷缸。他还配发了一把三号手枪,10发子弹,用来防身。全身负重大约有四五十斤。
其他战士除了以上东西,还有一支步枪,一百多发子弹,四枚手榴弹,一把土工作业镐头,一顶钢盔,总重量六七十斤。
行军第一夜,在凌晨3点左右,他们抵达入朝后的第一个宿营地:中江镇。
孙佑杰日记中记录下来的第一天见闻,就是行军第一夜遭遇的空袭。在这次空袭中,三营的军事骨干死伤20多人。全团伤亡50多人。
此后每一天,空袭成了家常便饭,防空号令时常响起,孙佑杰已经形成了条件反射,无时无刻不在注意着空中的飞机。为了减少损失,部队坚持夜行晓宿。美军对志愿军的后勤运输车辆进行昼夜的严密封锁,沿途每走一二里路,就能看到报废的汽车残骸。
部队几乎天天靠土豆饱腹,有时土豆早已冻透,变得坚硬无比,冰冻的土豆老是打滑,反复数次啃咬,“只啃下一点点冰碴碴”。
27军从江南北上时,只换发了较单薄的南方部队穿用的棉衣棉裤,孙佑杰看到,79师237团三营七连的士兵,没有来得及发放冬天厚实的棉鞋、棉帽和手套。在遭受饥饿的同时,他们还要忍受零下30-40度的严寒。
有一个场景孙佑杰至今记得,许多士兵脚上穿的是在江南时发的力士牌胶鞋,脚上的热气,化成水,结成冰,双脚、袜子、鞋冻在一起。有士兵在休息过后,猛一抬脚,却把鞋帮鞋底分了家,也有士兵袜子和脚底的皮肤都粘连在冰地上。还有人想除掉胡子上的冰凌,却连胡子一起扯了下来。“冷得残酷。”
越接近作战地区,行军途中的村庄越少。部队的宿营地,从山沟里的村庄,变为公路两侧堆满积雪的沟口。整个部队相当于睡在雪窖里,在风雪交加的夜里,仅一天,一个营就冻伤了一百多人。
孙佑杰和搭档史云,决定露宿于谷堆边上,两人同睡一个被窝。他们找到几根树枝垫在雪地上,上铺一块雨布,再垫上两床褥子,就着棉衣棉裤躺下,一人头在西,一人头在东,侧身而眠。
孙佑杰把这个场景刻成《露营》,这幅木刻作品发表在1951年1月26日的《胜利报》上。
朝鲜战争期间,孙佑杰和搭档史云的合照。右一为孙佑杰。新京报记者 朱清华 翻拍
“越是战争惨烈的地方,越是需要去记录的地方”
在走访前线阵地上,孙佑杰目睹了敌我双方的悬殊情况。敌人有绝对制空权,有飞机补给,还有大量的大炮、坦克协助步兵作战。在生活方面条件更加优越,“到处是敌人丢弃的铁皮空罐头盒子”,奶粉、巧克力、牛肉、猪肉、饼干,能看懂英文的史云认出了这些单词,而防寒的除了高筒皮靴、鸭绒睡袋还有一种胶制的气褥子,只要往气门嘴里吹气,就成了一个长方形的褥子。
在炮火连天的战场上,孙佑杰一直奔走于各师、各团的指挥所之间,穿行于硝烟弥漫的战场。他把目光对准身边的战士,观察、记录,在战斗间隙里,把战场上的情况不断写在日记本上。
一些内容成功刊发,一些内容未能见报。
“239团三营七连副班长沈永福,在攻击新兴里战斗中,他带领一个战斗小组,突破了美军密集火力的封锁,借着浓烟和混乱,冲进了敌占小木屋。不幸,一颗飞弹片打折了他的右腿,鲜血渗入进雪地里。他隐约看到坦克后面有大批美军士兵,此时伤腿已经失去知觉,躲闪已不可能。他摸出了最后一颗手榴弹,在等待时机。当坦克钢铁身躯压向他的一刹那,他将手榴弹塞进了坦克履带,“轰”的一声,坦克停止了前进,他也停止了呼吸。”
这幅名为《舍身炸敌坦克》的木刻作品,刊发在《胜利报》上。
孙佑杰《舍身炸敌坦克》木刻作品,1951年2月刻于朝鲜。新京报记者 朱清华 翻拍
当时未能见报,但让孙佑杰肃然起敬的是:“242团负责在新兴里西4公里处一座断桥担负阻击任务的五连官兵,全部冻死在蹲守的酷冷雪坑里,但战斗队形依然完整,每人手握武器保持着准备射击的姿势,结果100多人全部化作了一座晶莹的冰雕。”他将这段故事写在书中。
这些场景,在电影《长津湖》里一一再现。
1950年12月25日开始,第27军进入咸镜南道长川里地区进行整训。
孙佑杰所在的《胜利报》则全力忙于出版工作。为了躲避空袭,报社的成员白天来到村外有防空洞的区域。把背包放在洞口作为凳子,挎包平放在两膝上作为桌子,借助阳光写稿或者雕刻木刻作品。
也经常面临突发情况,“小方凳打残了,背包四五个眼子,木刻刀到处散落。”他记得,有一次雕刻用肩膀抵住炮架而壮烈牺牲的80师炮兵团五连孔庆三事迹时,从中午一直到太阳落山,进出洞口五六次,飞机走了又来,才完成了木刻。
孙佑杰刻木刻用的木板,是一块黄杨木料,面积约一百平方厘米,厚约二厘米。木刻作品用刀的工序完结了,还要将木板上的画面拓印到纸上。政治部秘书科有油印机,他去借了油滚子,将木刻画面均匀地滚上黑油墨,再把宣纸放在画面上,最后用木刻刀柄在宣纸上均匀压磨,揭开宣纸,一幅木刻作品就完成了。
《胜利报》有两个版,每周一期,孙佑杰为报纸贡献了《同归于尽的幸存者》《九昼夜》《鱼水情深》等多篇战地一线的新闻。
在朝鲜战场,《胜利报》一共有三位同志在战场中丧生。孙佑杰说,战地记者要有正确的生死观。不要怕死,但不能等死,随时随地争取不死,去完成你所担负的任务。“越是战争惨烈的地方,越是需要去记录的地方。”
在谈及这场战争的时候,孙佑杰总会辅之以形象的拟声词,说到动情的细节,这位97岁老人声音常常提高八度,洪亮清晰,情绪饱满,仿佛历史从未远去。
“再写一章就不写了”
1952年下半年开始,孙佑杰的眼睛开始出现问题,疼痛难忍,总是流泪,看不清稿子,夜里辗转难眠。9月,他和其他伤员乘坐汽车来到鸭绿江大桥。先于部队一个月回国。他请求司机把车停下,“我要下车步行走过这座大桥。”
“我站在铁桥的南端桥头四处遥望,桥南方是一片沉寂夜色,桥北方是一片灯火辉煌,一江分隔成为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我一再回首望着朝鲜三千里江山,心里默念着:再见吧,朝鲜!”
从朝鲜战场回到中国后,1979年孙佑杰从部队退役,成了烟台一家报纸的副总编辑。他1954年结婚,有两个儿子。儿子孙夜晓对父亲的印象是,“爱好广泛,吹拉弹唱样样都会。”
从小在军区大院长大,孙夜晓听过很多父亲的一手战地回忆。小时候总是随父亲一起看《英雄儿女》、《上甘岭》、《地雷战》、《地道战》等战争电影,孙佑杰总是讲起他亲历的战争,“尤其是在朝鲜战场啃冻土豆喝冰雪水、在战场上缴获美军牛肉罐头等,回忆起来很动容、很感慨。”
写作《鸭绿江告诉你》时,孙佑杰对他说,他必须完成这部作品,以告慰那些牺牲在异国他乡的战友。凭借着战地日记,张采正、宋文等战友的回忆,孙佑杰完成了20万字的书。
孙佑杰常常说,“再写一章就不写了”,却在《鸭绿江告诉你》之后,继续出版了10多本书,全靠手写,用笔在稿纸上完成。直到2021年停笔。
1995年1月10日,人民文学出版社和烟台日报社联合举行《鸭绿江告诉你》首发式。 受访者供图
老兵逐渐凋零。孙佑杰常常记挂在心间的搭档史云,回国后就失去了联系。后来才得知,1990年,史云去世,享年61岁。这些年,史云的侄女通过志愿军帮扶计划辗转知道了孙佑杰的联系方式,“但一直还没见上面。”
在孙夜晓看来,父亲很独立,但是需要精神层面的交流。每逢来老年公寓看望父亲,他们总要就最近发生的国际国内大事做一番讨论。
孙佑杰会用APP看新闻,字体放到最大,一个新闻标题,十多个字,他大约需要停留十秒,然后开始滑到下一页。他知道微信发照片,“必须发原图,不然不清晰。”
他的放大镜底部还有一个能放得更大的小镜片,他拿着它看微信内容,一个字一个字地看。回微信时,他用手写模式,一个字一个字认真输入。
他每天早上4点半起床,看着远处的山丘,做一套保健操。每天两次出门遛弯,一次上午,一次黄昏。晚上不吃晚餐,7点准时收看《新闻联播》,看完就上床睡觉。
这样的生活规律,几乎从70岁坚持到现在。
时常有人问起他的长寿秘诀,身边的老伴说,“心态好,在他心目中没有坏人,对谁都宽容。”“你别看她年轻,她熬不过我。”“太自信了。”坐在沙发上的两位白发老人轻松地开着这样的玩笑。
这些年来,所有的演讲,座谈,报告,两位老人都携手一同前往,“坐着讲都不坐,都要站着讲,声音特别洪亮,底气特别足。”
孙佑杰从来都是脱稿演讲,也从不把这些活动邀请看成负担,“我不去讲谁去讲”。
7月23日,小区外大概1公里的距离,孙佑杰和老伴走了20多分钟,他只在有阶梯的地方,轻轻搭一下老伴的肩膀,他依然挺得笔直,还问记者,“像我这个年龄能这样走路的人少了吧?”
20分钟散步的过程中,他两次背诵起自己写的诗歌,右手拄着拐杖,拐杖的顶端用胶布粘了好几层,左手在激昂处会比起手势,诗歌的最后一句,他的声音总会高八度,过程中始终笑意盈盈。
当被问到还有什么愿望时,他说:“都做到了,任务完成,没有遗憾。”
新京报记者 朱清华 编辑 陈晓舒 校对 张彦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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