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香港当老师期间经历的普通话教学

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香港报道组

“你们的普通话水平真的很差，怎么会差到这个程度。”

当看到同学比手画脚都形容不了一个简单的成语时，徐丽（化名）总忍不住揶揄几句。

在香港出生的徐丽曾在香港教授过4年普通话课程。徐丽从声母、韵母开始教起，引导学生一步步升级打怪，克服语言障碍，“不是所有学生都喜欢学普通话，但是他们特别喜欢上我的普通话课”。

自香港回归祖国以来，普通话课成为香港中小学核心课程之一，特区政府也开始培养普通话师资。2009年，香港高中学制改革，普通话课程涵盖小一至中三（相当于内地的初三——记者注）。公立院校是教授普通话课程的主力军。

2014年，中文教育专业硕士毕业后，徐丽进入母校下属的大专院校中文科担任老师，主要教授实用普通话、普通话沟通与交流、中文阅读与写作三门课。学生大多因中学毕业考试成绩不理想，进入大专院校里学习课程，成绩优秀者还能获得直升大学的机会。

普通话的语音、词汇、语法与粤语有所差异。无论是在课上还是课间，以粤语为母语的香港学生总是习惯性用粤语和徐丽交流。回答问题时，遇到没法用普通话表达的情况，学生总是习惯性抛一句粤语来请徐丽翻译。

“请和我说普通话。”徐丽要求学生，普通话课程全程使用普通话交流。

慢慢地，徐丽摸索出一套进阶式的课程内容。开学第一课，徐丽根据学生的自我介绍，评估学生的普通话基础。如果班上学生平均水平不佳，她从最简单的声母、韵母开始教起，然后引导学生进行粤普互译，语境练习。如果学生大多有一定普通话基础，她就直接按照词汇、句子、语境的顺序一步一步教导。

她的课堂上，一般有30个学生左右，每节课3个小时。按照三七的分配比例，徐丽在课程设计上总是引导学生说七分，自己说三分。“学生说得多才能练习运用语言。”

她发现，有时候学生说得不是特别好，反而刺激其他同学的关注和学习热情。“在笑声中，我才知道原来十个同学有一半不会犯同样的错误。”

但有些错误一时很难改过来。学生被纠正后点点头，下次继续犯同一个错误。

比如，香港学生在表达“你先吃饭”“你先走”时，总习惯性地说“你吃饭先”“你走先”。这是因为在粤语的语法里，副词常在动词之后，即“你吃先”“你行先”。

另一个改不掉的习惯，是学生喜欢在每句话的开头加一个词“然后”。徐丽解释，因为粤语和台普都没有翘舌音，学生学台湾普通话更容易。受到台湾文化影响，香港学生喜欢以“然后”作为表达一句话的开始。

“很多学生特别努力，笔记上都标满了拼音。”徐丽观察到，课堂口语练习后，有学生回家后也会自行练习口语。

期末考试前两周，她会提前公布6个场景的考试题目，由学生自行准备。考试时，学生抽中其中一个题目，在她面前一对一表达出来。“我会设计一些口语场景，比如你是一个餐厅的营业经理，有顾客不满意时，你应该如何处理。”

有勤奋者事先把6个场景的答案想好，誊写在纸上，开始背诵。徐丽总引导他们尽量不要用这种方法：“在纸上写出来的是书面语，我希望他们说的是口头语。”

课余时，徐丽曾问过学生：“有什么兴趣爱好？”

答案之一是“看起点中文网的原创小说”。

徐丽自己也天天看，失眠时就读一两章。“这属于文化方面的交流，属于学生的兴趣爱好，但是挺起作用的。”

在课上，徐丽不会刻意教简体字，学生也很少看内地报纸，但学生基本能读得懂起点中文网的原创小说。有些网络新词汇，比如“很牛”“搬砖” ，香港学生一时反应不过来，但在语境下，很容易就能理解了。

“阅读上没有问题，我就是拼音转文字不太懂。”1997年出生的陈科（化名）是徐丽2015届的学生。他在香港读大学期间曾到清华大学交流，也在中央电视台实习过。

早在中小学阶段，陈科就已经学习普通话。

自1998年起，普通话成为香港小学核心科目。在1998年及以后入学的学生，都会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学习普通话至初中三年级。2000年，普通话成为香港中学会考科目（在2011年以前，香港中学会考的成绩影响学生升学和就业——记者注）。

2002年，香港课程发展议会提出，普通话课成为中国语文教育学习领域下的一门学科。根据2017年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局建议学校采用的《中国语文教学学习领域普通话科课程指引（小一至中三）》，普通话课程设计要重视实际应用，包括聆听、说话、阅读、拼写4个学习范畴。

其中，学习聆听和说话，要求学生能听能说，准确理解和表达，满足学习、生活和日后工作的需要。学习阅读和拼写，注重语言的积累、语感和自学能力。

陈科介绍，在中小学阶段，普通话的教学偏向于学习一门语言，而中国语文则是应用粤语教学。“大部分同学都当它（普通话课程）是一门课程，没有特别抗拒，也没有特别热衷。”

即使在徐丽的课程上用心学了一个学期，陈科的普通话依然“很普通”。百分制的普通话考卷，陈科刚刚能过50分。他最不喜欢的就是拼写。总有几道题是他的难关：读拼音写汉字、看汉字写拼音、以及听一段话后填空词语。“有时候拼音我读出来了，但是要写成汉字，我就不知道了。”

直到来内地交流实习，与内地人频繁用普通话交流，陈科的普通话才开始突飞猛进。

除了公立学校外，在香港，还有一些普通话补习机构提供普通话课程服务。

有的是提供中介服务，机构为幼童、中小学、成人等各个年龄段的学生介绍匹配的导师，导师可以到机构上课，也可以提供上门教学服务；有的瞄准2.5-4岁的幼儿，通过互动游戏、学习儿歌、主题绘画、角色扮演等方式，培养幼儿的普通话基础。

还有的打出“专为香港人设计的普通话课程”的口号，提供商务谈判类的普通话培训课，满足学生商务工作的需要。

正在求职的陈科认真看过许多招聘广告。广告上大多要求求职者掌握两至三门语言，必须会英语，而会普通话的求职者能加分。“尤其是零售业，更需要会普通话的人。”

这也是徐丽所在的学校开设普通话课程的初衷：符合学生未来工作的最低要求，帮助学生找到心仪的工作。

徐丽如今在北京大学供读博士。从电视和社交媒体上看到香港一些街头画面时，徐丽总忍不住留下眼泪：“我有时候挺心疼的，我要是有学生去了，我心里会觉得很难受的，因为你得一直担心他们。”

2014年刚参加工作时，她也经历过学生罢课两周后仍不上课的情况。当时有位高校老师发在社交媒体上的话，让她记忆犹新。

这些话包括：“大学有责任维持正常的教学环境，确保所有学生无论参加罢课与否都能得到同样的照顾。”“但同学必须明白，缺席课堂要承担一定后果，不但失去同学在课堂内正常学习的机会，持续缺课可能导致部分同学未能达到所选修的学科的要求，甚至对学业有影响。”“作为一所高等学院大学，学校不希望学生的学业长期受影响，所以学校呼吁罢课的同学尽早重回课堂恢复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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