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央视网报道，一些科学家认为，人类活动导致地球正在进入“第六次生物大灭绝”。报道援引夏威夷大学太平洋生物科学研究中心教授罗伯特·考伊研究团队的观点，“第六次生物大灭绝已在陆地开始，在淡水中发生的可能性似乎也越来越大”。
考伊和同事的这项研究，通过统计陆生蜗牛和蛞蝓的灭绝率，支持了“第六次生物大灭绝”的假设。从这些数据推断，自公元1500年以来，有7.5%到13%的物种可能已经灭绝。
蜗牛。资料图。图/IC photo
要看到，“第六次生物大灭绝”的概念，其实已经提出很多年。几乎每年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家，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一概念进行论证，而且大都支持“第六次生物大灭绝”在定义上是成立的。
但也有一些专家认为，这是“危言耸听”。尤其讽刺的是，对“第六次生物大灭绝”这一概念的可信度造成巨大伤害的论据，来自IUCN（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发布的濒危物种红色名录。
一些人认为，根据IUCN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当今物种灭绝的速度与背景灭绝速度（无人为因素干扰的背景环境）差异不大。换言之，人类遇到的仅仅是一次普通的生物多样性危机，远没有上升至“物种大灭绝”的程度。
对于这种说法，考伊认为，IUCN的名录只评估了极小一部分无脊椎动物，而无脊椎动物构成了动物多样性的95%。
东北虎也称为西伯利亚虎，因栖息地丧失和人类的猎*，目前估计世界范围只有大约500只野生东北虎，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将之列为濒危物种。图/IC photo
考伊的研究让“第六次生物大灭绝”的假设更可信了。当然，在我们有生之年都不一定能看到这个假设成为公理。原因在于，作为一个人为的定义，“第六次生物大灭绝”本身仍具有相当大的解释空间。
更重要的是，即使在当今科学技术条件下，人类对大自然和生命世界的观测度、研究深度与广度，仍然微不足道。大量生物在人类的知识视野之外，对其存在或灭绝，人类可能仍一无所知。
事实上，人们也不必过分纠缠于概念。无论“第六次生物大灭绝”这一定义最终能否通过严肃论证，人类活动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除了极少数例外（比如在沙漠区域开辟绿洲农田等），都是倾向于使其丰度和多样性丧失，使其生态功能下降的。
否认危机，实质意味着忽视人类所承担的共同责任。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个问题上，不同方向的成本与风险并不对等。
日出时分，黑颈鹤在云南大山包黑颈鹤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飞翔。图/新华社记者 胡超 摄
“第六次生物大灭绝”如果真的只是“危言耸听”，人类为此付出的代价，只是财政与人力上的投入；但如果是反方向的误判，则可能意味着人类将不得不面对千年以上的生态灾难。
两相比较，孰轻孰重，不难判断。这就是科学家们孜孜不倦地长期专注于此的意义所在。而面对这项全球性挑战，各国也都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目标指引下，为人类可持续未来共同行动。
作为最早签署和批准《生物多样性公约》的缔约方之一，我国一贯高度重视生物多样性保护，并将其纳入各地区、各领域中长期规划，而今已经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生物多样性保护之路，也为世界应对“生物大灭绝”提供了一份可资借鉴的中国方案。
特约评论员 | 宋金波（专栏作家）
编辑 | 李潇潇
校对 | 吴兴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