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发现无家可归者是在1987年，当时我辞去了在好莱坞一家高档广播电台的工作，到市区一家小报社工作。
好莱坞当然也有无家可归的人，但在那个时候，在那个地方，他们的状况似乎是轻微的、暂时的、可控的:街头小孩、离家出走的人、少数筋疲力尽的嬉皮士。再多一点咨询，再多一点康复，再多一点与家人联系的帮助，也许就能解决所有问题。
这肯定不是系统性的。至少我是这么想的，错了。我从中学到的是，这个问题比我想象的要复杂得多。造成无家可归的原因几乎和无家可归的人一样多。他们的无家可归可能不仅仅是他们暂时经历的一种状态;它可能成为一种生存状态，一种必须逐步解决的综合征，而不是一个可以简单地快速、大胆地解决的问题。书架上摆满了十年计划，如果这些计划真的实施了，也会落空。
我最终会发现，并不是每个人都想离开街道，打扫卫生，接受传统的生活方式。不管专业人士怎么说，经验丰富的社会工作者知道得更清楚。有些无家可归的人确实是“拒绝服务”的，但这意味着他们比许多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更有能动性和意志力。即使是那些真心想要逃离无家可归的人，也可能永远无法做一些必要的事情来重新获得他们的自主权和自给自足的能力。
自由主义者和进步主义者指责达尔文的社会政策和资本主义的破坏。保守派指责纵容的社会和个人道德的缺失。但是，强加这样一种意识形态的覆盖是完全没有帮助的，并不可避免地导致一个错误的二元选择:要么需要更多的钱，要么需要更多的纪律。一个更诚实的方法认识到两者的必要性。建造住房和提供支持服务需要的公共投资比我们历史上愿意做的要多，但不照顾住在街上的人的困境对任何社区来说都不再是一种选择。它不是尊重他们的权利，而是忽视我们的义务。作为一个实际的政治问题，我们不能继续要求公众提供更多的资金而不提供一些切实的回报。我们必须找到一种合乎道德和符合宪法的方法，使无家可归的人不再流落街头。
当我加入《洛杉矶先驱报》时，我很快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先驱报》由朱莉娅·摩根设计的大楼曾一度辉煌，位于百老汇11号，我们过去常说它是市中心的“屁股”。它距离贫民窟的官方边界只有四个街区，这是一个50平方街区的区域，由北部和南部的第三和第七街道以及东部和西部的阿拉米达和主要街道连接。
在那个时代，没有洛杉矶生活。没有斯台普斯中心。没有新的和改进的会议中心。只有枯萎病、无人照管、衰败和人员伤亡，其规模之大是我无法想象的，而地方政府似乎对此无能为力。在那里，无家可归是一种存在状态，意味着更严重的疾病、残疾和官方忽视。
按照设计，贫民窟已经被这个城市荒废了几十年;政策是遏制，而不是根除。该战略要求该市的社区再开发局为该地区的商业和市价住宅开发提供补贴，并象征性地提供一些经济适用房元素，以助其顺利获得批准。这座城市将通过向贫民窟的社会服务机构扔几块钱来平定他们的情绪，甚至有希望赢得他们的支持，从而削弱政治上对由此产生的中产阶级化的反对。媒体将发挥自己的作用，在宣传商业和房地产新闻中所有闪亮的新发展的同时，用浮夸的人情味特征来宣传扶贫机构及其*。但是对于贫民窟的贫困居民来说，一切都没有改变。
当时的市中心由自称“大第九区皇帝”的市议员吉尔伯特·林赛代表。吉尔以牺牲为流离失所者提供住房和补偿经济适用房的损失来促进新的发展而臭名昭著。他积极反对为贫民窟提供更多的社会服务，坚称这只会吸引更多的无家可归者，并阻碍他希望成为自己遗产的那种昂贵的天际线。
1988年，88岁的林赛中风，但第二年竞选连任，寻求第七次连任。他对我们的代言采访是一场可悲的表演。在精神上，他显然是神志不清了;他的女朋友，比他小50岁左右，整个会议都坐在他的膝盖上。但他还是再次当选了。第二年，他又一次中风，在办公室去世。几年后，他的家人(由约翰尼·科克伦代表)起诉他的女友盗用遗产，并赢得了23.5万美元的判决。今天，一座10英尺高的“皇帝”纪念碑矗立在会议中心前。
如果说在汤姆·布拉德利市长漫长任期的最后几年里，纽约市的领导能力多少有些欠缺，那是一种保守的说法。
我对我在市区看到的一切感到震惊和恶心。加入《先驱报》几个月后，我在一个名为“洛杉矶不在乎了”的专栏里写道:
1982年的电影《银翼*手》成为对洛杉矶堕落的城市生活未来的全面隐喻。在这里生活和工作之后，我们不可避免地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洛杉矶，尽管号称富裕、迷人、世故，但它正在变成一个不是不能、而是不愿照顾自己的城市。在我开车经过的每一条街道上，人们有的睡在长椅上，有的瘫倒在门口，有的挤在人行道上。在收音机里，他们的声音恳求得到庇护和工作。我读到过他们被从市政厅的草坪上转移到废弃的公共建筑里，再到空地上的“营地”。一位县长提议把它们运到停泊在洛杉矶港的一艘锈迹斑斑的废船上。一名议员想用卡车把他们送到军事基地，另一名议员将把他们送到终点站。市检察官就这个问题起诉了县政府。
我总结道:“更大的问题是，一段时间前，我们集体做出了一个非正式的、不明确的、但具有约束力的决定，放弃了让这座城市运转起来的努力。《银翼*手》的比喻其实是反过来的。在电影中，受挫的复制人渴望人类的爱和陪伴。相比之下，如今荒凉城市的居民似乎已经准备好迎接他们失去人性、充满暴力的未来。”
我是1987年写的。《银翼*手》设定在2019年;它的反乌托邦式未来就是现在。
1989年《先驱报》停刊后，我加入了第三区县长埃德·埃德尔曼的办公室。我现在是一名政治工作人员，实际上是想为无家可归的人做点什么，而不只是另一名记者写他们。
埃德的监管区，和林赛的议会区一样，当时包括了市中心和贫民窟。与林赛不同，埃德真诚地试图改善这种状况，但他受到了财政和政治现实的限制。冷战结束后，南加州陷入了严重的经济衰退，这推高了对服务的需求，同时也减少了用于服务的税收收入。监管委员会当时由保守的共和党多数派领导，无论如何，他们对社会服务支出没什么兴趣。
坦率地说，其中一些也可能是由于缺乏远见。我们从未试图重新构想无家可归者政策，也从未倡导重大的系统性变革。我们一点一点地增加温度触发点，以延长寒冷天气无家可归者庇护所的运营时间。我们反对削减卫生、精神卫生保健和药物滥用项目的预算。我们试图公开羞辱贫民窟市场，阻止他们销售特大号麦芽酒和廉价的强化葡萄酒，从而进一步剥削和压榨他们的酗酒客户。
我们试过，但失败了，我们试图避免县的一般救济金的惩罚性减少，这是对单身成年人的最低公共援助数额。不顾环境局的反对，委员会通过对医疗服务的“实物”现金价值进行评分，并将每月的现金津贴按这个数额折现，将每月的救济津贴从1991年最高的350美元削减到大约1981年的221美元。如果我们只把1981年的通货膨胀救济金作索引，那么今天领取救济金的人每月将得到624美元。实际上，按1981年的不变美元计算，他们的福利只值78美元。可惜的是，今天的董事会仍然没有增加这笔津贴。
我们还在如何确定合格的受助人，并使他们符合联邦补充安全保险计划的要求上遇到了困难。该计划每月向残疾受助人支付约900美元，既节省了县里的钱，又大大增加了他们的公共援助。今天，互联网为实现这一目标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但是，想象一下，作为一个残疾人救济接受者，你今天试图通过这一网上官僚主义的繁文缛节来获得资格，或者让自己亲自到县公共社会服务部门寻求帮助。
在一场联邦民权诉讼重新划分了之前被不公正划分的选区，并使1991年格洛丽亚·莫利纳的选举成为可能之后，一个新的民主党多数派出现了。它首先采取的行动之一是解决一项为期五年的诉讼，在这场诉讼中，市和县互相起诉对方应对解决无家可归问题承担主要责任。作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洛杉矶无家可归者服务管理局作为一个联合机构成立，以更好地协调无家可归者政策。经过了25年多的时间，你能说的最善意的事情是，这仍然是一项正在进行的工作——仍然有很多问题，即使无家可归者的人数继续增加。
1994年，埃德从政府机关退休，但作为圣莫尼卡市的顾问，他继续为无家可归而努力。我加入了他的继任者泽夫•雅罗斯拉夫斯基的团队(他之前也接替了他的市议会席位)。在泽夫第一个任期的中途，县卫生部门发生了一场严重的财政危机，甚至有可能导致整个县的*。紧随其后的是9/11之后的公共安全和执法重点。直到2004-2005年，县委员会才开始重新关注无家可归的问题。
2006年春天，在监督者的指导下，县行政长官泽夫提出了一项全面的新的无家可归者预防行动(HPI)，确定了导致无家可归者危机的三个主要因素:1)缺乏永久的、可负担得起的住房;2)帮助客户实现和维持自给自足的资源和资金不足;与药物滥用和/或精神疾病相关并因其加重的严重精神情感障碍。
该计划提供了1亿美元的新的和以前承诺的县资金，提出了一些建议，以解决紧急、过渡和永久住房的短缺，加强医疗护理和药物滥用治疗的需要，以及帮助寻找住房、符合领取救济金的资格和处理有关无家可归和贫困的执法和刑事司法问题。认识到无家可归的地域性，HPI提出了5个区域稳定中心，每个监管区一个，这些中心的目的是作为轻微犯罪的替代监狱，以及那些从监狱或县医院出院的人作为街道的替代。
不出所料，这些都没有实现。社区里反对的声音如此之大，以致于没有一个稳定中心开业，计划的其他部分也半途而废。这笔钱最终被投入了现有的项目和部门，然后消失得无影无踪。
一两年后，泽夫以一种大胆的、但基本上未经检验的方式，重新提出了无家可归者的问题:他称之为“50计划”，这是一个试点项目，旨在根据多种因素(包括年龄、健康、药物滥用、精神疾病和在街上生活的年数)来确定50名贫民窟中最脆弱的无家可归者，即那些最有可能死在街上的人，并将他们安置在永久性的支持性住房(PSH)中。这是一个“住房优先”的减害模型，认识到他们可能不是清醒的，他们可能仍然在使用，但是在他们有资格从寒冷中出来之前，期望他们在街上清理是不现实的。如果他们能先得到住房和服务，就能更容易地满足他们的卫生需求，从而打破街道、急诊室、法庭、监狱和街道的恶性循环。
前提是，有所谓的“枪手”，他们在无家可归者社区中扮演着事实上的影响者和领导者的角色，而我们的策略是，如果我们能与他们合作，帮助那些无家可归者中最顽固的人，我们肯定能在不那么棘手的案件中取得成功。这将创造出一种新的动力，证明扩大试点计划的合理性，从而将更多的无家可归者纳入县内其他地区。
我们还认为，改造、建造和运营永久性支持性住房的成本将低于继续补贴那些昂贵的“常客”，这些人无法逃脱监狱或急诊室的监管。
他们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才打破了阻碍跨部门、执法和司法合作的官僚壁垒。此外，我们所称的“家庭-工业联合体”——由传统的、长期建立的施粥所、毒品和酒精治疗项目、午夜布道、庇护所、过渡住房、社区卫生保健非营利组织和单房入住经营者组成的网络——强烈反对威胁他们地位的一种全新的服务模式。他们认为，建造PSH单元将花费太长时间，并从其他重要服务中消耗太多资金，而且，在将非使用者留在大街上的同时，为滥用物质者提供住房是不公平的，这传递了错误的信息，最终将证明是行不通的。他们有足够的政治影响力来破坏这个计划。
我们的早期评估显示，大多数的病人能够稳定下来，并留在避难所。有了住所和更好的医疗条件，他们就不用那么多地与法律打交道，也不需要那么多昂贵的急诊。但事实证明，扩大规模比我们预想的要困难得多——成本更高，而且当他们认为这个计划是胡萝卜而不是大棒时，引发了更多的社区抵制、更多的执法和司法反对。2009年，我们刚刚经历了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当被要求将成功的试点项目从50项目扩大到500项目时，监事会犹豫了。
这是我在2015年底离开这个县之前采取的最后一次大规模的无家可归者行动。但从2015年8月到2016年2月，县机构发起了另一个县无家可归行动，并制定了另一个大胆的新行动计划，以打击无家可归。紧接着这个计划，2016年11月，当这个国家正在选举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为总统的时候，城市选民们打开了钱包，批准了一项12亿美元的市政住房债券措施HHH，承诺在10年内提供1万个新的永久性支持性住房单元。一段时间以来，我们中的一些人一直对这种吹嘘深感怀疑，最近的一次市政审计也给这种承诺蒙上了阴影。
与此同时，2017年3月，该县选民随后批准了另一项为期10年的无家可归者资助措施，即在全县范围内征收包裹税，每年将产生约3.55亿美元，专门用于服务、租金补贴和新建住房。它最近公布的筹资建议名单基本上与所有其他计划和建议一样，都是广为人所熟知的。这些资金的使用是否会比之前的所有努力更有效?它会把我们带到我们需要去的地方吗?
我认为不会。当这个城市花费53.1万美元来开发和建造一个单一的永久性支持性住房单元时，最初估计花费在35万到414,000美元之间，而最近《洛杉矶时报》的一项分析得出结论，患有精神疾病和/或滥用药物的街头无家可归者的比例是LAHSA估计的29%的两倍多——很明显，没有足够的钱来解决我们的无家可归问题。
但我在县里的经历也揭示了一个更根本的困境，政府里没有人愿意谈论这个问题，更别说试图解决它了。即使所有的住房都奇迹般地建成，所有的社会服务都奇迹般地提供，也没有任何机制和要求确保无家可归者同意使用它们。州立法并不强迫无家可归者寻求或接受治疗，即使有治疗，法院也一再拒绝市政府进行街道清扫和实施流浪法的努力。我们在人行道、道路中间、高速公路坡道、地下通道、公园和公共图书馆的公共空间越来越多地被征用，作为临时营地中无家可归的街头流浪汉的私人使用，而这些临时营地实际上是不能被合法移除的。
主管马克·里德利-托马斯和萨克拉门托市长达雷尔·斯坦伯格都是前州议员，被任命为加文·纽森州长无家可归者特别工作组的成员。斯坦伯格还在一篇专栏文章中指出，无家可归者有相应的法律义务来使用它，但来自公民自由主义者和无家可归者倡导者的尖锐批评使他们放弃了呼吁无家可归者有义务离开街道的呼吁。他们修改后的政策立场与无家可归者倡导者一贯的立场是一致的:建造更多的住房，提供更多的服务，无家可归者将相应地受益。
但是如果他们不能，或者不愿意呢?在这个50多年来一直在稳步恶化的问题上，政府官员将花费数十亿美元的公共资金，却看不到任何进展。这些种子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就埋下了，当时的“去机构化”运动据称比州立精神病院或精神病院更人道;新的特效药有望在门诊治疗的基础上更有效地治疗精神疾病。以社区为基础的集体住家和寄养设施提供了一个更加亲密和自然的环境，而不是禁止对病人进行禁闭，因为病人过去曾遭受身体和性虐待。但这些承诺的社区替代设施实际上一个也没有出现。
在这方面，我自己的家庭是幸运的。我祖母的妹妹，我母亲的姑姑，被诊断出患有无法治愈的精神疾病，可能是精神分裂症，并在20世纪30年代在伊利诺斯州被永久地收容起来。虽然我从母亲那里听说了一些故事，但我从来没有机会见到她的伊莱恩阿姨，但我知道她的家人经常来看望她，虽然有些疏漏，但他们发现她受到了很好的照顾。她显然活到了80多岁。像她这样的女人能在街上活多久?
我们必须做好准备，为21世纪建立一个新的精神健康和福利体系，其中包括社区门诊和社区生活设施，以及区域医院和长期居住设施，我们必须愿意接受重新制度化的想法。这将意味着思维方式的改变和国家法律的改变。我不会低估尊重病人权利和个人自由与他们所属的更大群体的利益和需要之间的矛盾。但我认为必须这样做。
直到我们认识到，我们街头人口中最严重的成瘾者、精神病患者或体弱者不仅不能，而且可能永远也不可能照顾自己，甚至不能对他们自己的救命护理和治疗给予知情同意，单靠建筑物永远无法解决我们自己的天真、冷漠和残忍造成的无家可归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