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诺曼征服——威廉一世与土堤-堡场式城堡的登场
汉都门
科斯城堡
伦敦塔
……
故事要从950年前说起。一位修道士坐在彼得伯勒大教堂（Peterborough Abbey）里，记录着这一年发生的大事件。这是1051年，也是非比寻常的一年！英格兰两大派系之间，爆发了一场激烈的冲突。 一派是国王“忏悔者”爱德华注2和他的拥护者及盟友，另一派是英格兰最有势力的贵族家族——戈德温伯爵（Earl Godwin）和他的儿子们。他们召集军队，全副武装，为的是解决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即爱德华薨逝后究竟由谁来继承王位？
修道士详细地记述了这一系列事件。不过，在叙述到某一阶段时，他偏离了叙事的主线，记录了在遥远的赫里福德郡发生的一个小插曲。国王一派有些成员在该郡被赐予了封地。这些人是法兰西人，他们在那里做了许多伤天害理的事。
修道士写道：“这些外国人凌辱压迫该地区的人民，无所不用其极。”但是，这还不是最糟糕的。真正让修道士感到震惊的，是这些外国人建造的东西。
他们先是筑成一个庞大的土堤，在土堤之上又建造了一座巨大的木塔，塔的四周围了一圈木栅栏。这种建筑实在太新奇、太别致，修道士甚至找不到合适的语言来描述这个东西。最后，他只好借用了外国人的说法，将其命名为“城堡”。
当然，我们能够获悉这一切，是因为修道士记录的编年史留存了下来。这本编年史现今保存在英国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Bodleian Library）内，它便是赫赫有名的《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Anglo-Saxon Chronicle）的其中一个版本。遗憾的是，书中除了指出修道士居住在彼得伯勒大教堂内之外，对于与其相关的其他信息便再无任何提及了，甚至连他的名字，我们都无从得知。尽管如此，这本书却是现存英文书籍中最早使用“城堡”一词的，而修道士描述的土堤-木塔的结构，也是第一座在英格兰建造的城堡。
没有人可以确定这座城堡的具体位置。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修道士提到的城堡位于伊芙亚斯哈罗德村（Ewyas Harold），村子位于赫里福德郡与威尔士毗邻之处。现今，这座城堡只剩下土丘一堆。当时，有三座城堡同时在建造之中。赫里福德有两座，除了上文提到的那座，还有理查德城堡那座；第三座则建在埃塞克斯郡的克拉弗林（Clavering）。今天，三座城堡早已物是人非，不复当年。城堡的遗址上长满了各种树木与灌木丛，昔日的木塔与城墙也早已不见踪迹。不知道的人，根本想象不到这会是旧日城堡的遗址。然而，就是这几座土丘，却是英格兰最早的城堡。它们的建造者不是英格兰人，而是国王“忏悔者”爱德华的法国朋友们。
尽管国王爱德华的祖先们在英格兰数代为王，可他本人对英格兰却是非常陌生。1013年，在他大概10岁的时候，英格兰被丹麦国王入侵并征服。爱德华的父亲—— 国王“仓促王”埃塞尔雷德注3聚齐了家人，穿越英吉利海峡，逃往法兰西，寻求他的内兄诺曼底公爵的庇护。正是在诺曼底的流亡中，爱德华度过了他的少年时期，直至成年。
有很长一段时间，爱德华觉得，他的余生可能都要在法兰西度过了。他的父兄多次试图夺回失掉的王国，但是却无果而终。接着，他们相继含恨离世。然而，就像当初爱德华的家人所遭遇的一样，灾难也同样迅速降落在了丹麦王族身上。1036年，丹麦国王克努特（Cnut）薨逝。至1042年，他的两个儿子也先后离世。突然间，爱德华在夺回王权的道路上障碍全无。1043年，英格兰贵族阶层达成一致意见，拥护爱德华回到了英格兰，加冕为王。
虽然爱德华的运气的确不错，但是即位后，他仍面临着一个主要的问题。在他争取王权的过程中，戈德温伯爵给了他很大的支持。但是，伯爵作为英格兰人，之前却与丹麦人多有勾结，而现在，他又成了英格兰最大的贵族。爱德华加冕后，出于巩固他们的联盟的考虑，爱德华娶了戈德温伯爵的女儿伊迪丝。尽管如此，爱德华还是对他的新晋岳父顾忌重重，甚至厌恶他，而且理由很充分——据谣传，爱德华兄长的死，伯爵也难逃干系。因此，在与戈德温伯爵一起统治了英格兰几年之后，爱德华决定，是时候采取行动了。
他邀请了一些法兰西的朋友来到英格兰，并开始任命他们担任有实权的职务。1050年，他敕封自己的外甥芒特的拉尔夫（Ralph of Mantes）为中部地区的伯爵。不久之后，他又任命自己的诺曼底友人瑞米耶日的罗伯特（Robert of Jumièges）为坎特伯雷大主教。国王的意图似乎是为了制衡戈德温伯爵。到了1051年，爱德华的身边已经聚集了众多的欧洲大陆支持者。他似乎觉得，他的势力已经足以与伯爵及其家族一决雌雄了。
那一年，这两人之间爆发了严重的冲突。表面上，导致分歧的原因微不足道——戈德温伯爵的多佛城里起了一些局部的冲突。然而，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王位继承的问题。爱德华与伊迪丝虽然已结婚七年，却仍然没有任何子嗣。戈德温伯爵无法确定这深层的原因。但是，真相似乎是，他的女婿故意不为他女儿的容貌所动，恶意杜绝任何可能，以免有一天坐在英格兰王位上的人身上流淌着戈德温家族的血。
1051年，戈德温伯爵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这一年夏天（或如后人所称，大约更晚些时候），爱德华许诺他的表弟，将由他继承英格兰的王位。爱德华的表弟年轻、有活力，人称诺曼底的威廉公爵。好像这才是激起戈德温伯爵反抗的真正原因。对于伯爵而言，现在情况已经非常明朗，并且毫无回旋余地，即他和他的家族被算计了，他们失去了王位的继承权。到了该年9月，起初的双方大动肝火经过酝酿，随时可能发展为大动干戈。坎特伯雷大主教瑞米耶日的罗伯特控诉戈德温伯爵意图谋害爱德华的性命。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风暴，国王其他法兰西的朋友们也开始在伊芙亚斯哈罗德建造城堡。双方在各自的领地集结了数百支军队，局势已然剑拔弩张。在英格兰，所有人都陷入了绝望，一场内战一触即发。
但是，就在最后关头，戈德温伯爵和他的儿子预感到这场斗争胜算太小，便逃到了国外。终于，爱德华自由了。在伯爵的阴影下统治了英格兰那么多年，今天，他终于成了自己王国的主人。为了巩固胜利果实，他没收了戈德温家族的土地，并将其分封给了他的法兰西盟友们。更能说明他内心真实想法的是，他将王后打入修道院。后来，在这一年的深秋时节，诺曼底的威廉还造访了英格兰宫廷。
遗憾的是，爱德华的胜利并不长久。第二年，戈德温家族挥师归来，入侵英格兰，要求归还被没收的土地。由于戈德温伯爵兵力占优，国王别无选择，只得让步。国王的法国盟友们意识到这一次战败在所难免，于是逃之夭夭。有些人向西逃跑，去了伊芙亚斯哈罗德的城堡。坎特伯雷大主教则向东逃跑，扬帆去往欧洲大陆。我们的彼得伯勒修道士怀着对法国人的鄙夷，在记录他们的逃离时，毫不掩饰其幸灾乐祸之情，并且将内战的黑锅甩到了他们的身上。
“大主教罗伯特和所有法国人立刻被无条件地宣布为逃犯，”修道士写道，“因为对于戈德温伯爵与国王之间的这场纷争，他们才应该负主要的责任。”
就这样，到了1052年，一切又回到了正轨。戈德温家族恢复了权势，爱德华迎回了王后。但凡明智的人，也都绝口不提诺曼底的威廉公爵。仿佛1051年的事情从来没发生过一般。不再有争执，不再有法国人，也不再有他们的新式堡垒，即那些所谓的“城堡”。英格兰的一切又回到了它应有的状态。
如果不是爱德华在1051年许下的那个著名的承诺，也许一切就继续维持下去了。那个承诺意味着15年后，当国王驾崩时，法国人将会卷土重来。当时，没有人能预料到这一点。但是，赫里福德郡的城堡，仿佛就是这场暴雨前的第一滴雨点。在这座城堡建成后的30年之内，英格兰便涌现出了成百上千的城堡，点缀了一片又一片的海岸。
不过，我们先不着急介绍这些。让我们先思考一下1051年的事件，以及这些事件对于城堡的揭示意义。首先，有一点非常明确：法国人建造了城堡，而非英格兰人。彼得伯勒的修道士发现有人在自己的后院建造城堡时，他是义愤填膺的。就英格兰人而言，城堡是法国人的发明，也为法国人所有。同样，“忏悔者”爱德华的欧洲大陆盟友们也表现出了他们热衷并擅长建造城堡的一面。在战争初露端倪时，他们便迅速地建造了城堡。而且，大约同期，他们应该在英格兰也建造了别的早期的城堡。如果这是在法国，没人会对此大惊小怪，因为他们一直建造城堡，已经有好几代人的历史了。在这种局势下，建造巨大的城堡是他们的本能反应。在法国，当时局变得艰险时，处境困难的人往往会建造城堡。
但是，从表面上看，英格兰人和法国人对待城堡的态度却有差异。这种差异非常耐人寻味。毕竟，这两个社会都是由骑士贵族阶层统治，它们的经济发展水平也基本一致，而且从地理位置上来说也仅仅是一水之隔。然而，他们对城堡的感情、看法却大相径庭。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异呢？
答案一目了然，那就是维京人。我们过去常常认为，维京人是中世纪欧洲的恶民。在欧洲大陆其他民族早已安定下来，开始从事农业种植后，他们却仍然靠烧*掳掠为生。当然，近来我们对他们的认识发生了改观。他们是经济移民，而不是无耻强盗；他们是商人，而不是劫掠者。事实上，维京人还真算不上恶民。不过，在8世纪末，居住在英格兰北部的当地人是不是也这样乐观地看待维京人，就有待商榷了。但是，可以确定的是，林迪斯法恩岛（island of Lindisfarne）上的修道士们一定不赞同我们的观点。
他们在793年遭遇了第一批维京人。注4到了9世纪， 诺斯曼人注5更是所向披靡。由于维京人的入侵，9世纪时鼎立于英格兰大地上的几个王国逐一陷落。古老的诺桑比亚王国（Northumbria）、东安格利亚王国（East Anglia），甚至中部实力强大的麦西亚王国（Mercia），它们最终都臣服了。到了9世纪70年代，在所有的盎格鲁-撒克逊王国中，就只剩下韦塞克斯王国（Wessex）还没有臣服。
韦塞克斯王国进行了反击， 带领他们进行反击的人是国王阿尔弗雷德注6。除了上面介绍的原因， 另一方面是因为阿尔弗雷德不善厨艺的传说注7，这使他成了英格兰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国王和他的后人采用了一种复杂的防御战略，有效地保护了他们的子民。 这种防卫战略的关键是建立“城塞”（burh）或城垒注8。城塞就是进行了规划并加筑了强大防御工事的城镇。城塞外有城墙，内有大型的社区。有了城塞，便可以保护塞内的子民。直到今天，在英国南部的许多城镇，仍然可以辨认出昔日城塞的大致轮廓。每一个城塞内的总面积都非常相似，这表明城塞的建造参考了某种标准的模型。通过建造城塞，阿尔弗雷德和他的继任者们大获成功，得以不断地扩张边境，速度惊人。截至927年，他们基本逆转了维京人的入侵行为。是年，维京人占领的约克王国的都城陷落，维京的首领们也回天乏术了。当然，许多斯堪的纳维亚的定居者仍然留在了英格兰的北部与东部。但是，他们现在却要接受韦塞克斯国王的统治了，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接受英格兰国王的统治。毕竟，这时韦塞克斯的国王已经开始如此自我标榜了。
确实，驱除维京人之后，韦塞克斯的国王已经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从领土面积上说，这个新的国家已经具备了现代英格兰的雏形。从前数个势力多足鼎立的英格兰，现在成为了一个集权的、统一的英格兰王国。随着欧洲各国步入中世纪，这个王国成为了其中强大的一支。在当时，英格兰国王享有的权力是欧洲其他任何一国国王都无法企及的。他们在各自的领土范围内发行了统一的钱币，并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操纵货币。同样，他们的法律与政府的力量也延伸到了国家的各个角落。更重要的是，他们严禁筑造堡垒。城塞是公共防御措施，只能由国王维护、保有。建立如城堡之类的私人堡垒也被法律所禁止。927年， 阿尔弗雷德的后人阿瑟尔斯坦注9攻占了约克城。当时，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摧毁维京人的首领在城内建立的要塞。在10世纪或11世纪初期的英格兰，如果你是地主，又家业兴旺，你至多侥幸建造一座防御性的小型庄园。这种庄园往往会与城塞相混淆，其实后者更确切的称呼是“布尔吉”（burhgeat）。考古发掘的成果表明，这些布尔吉不外乎是一批四周修建了土垒和栅栏的住宅性质的建筑。所以说，在英格兰，真正意义上的堡垒由且只能由国王修建。
然而，在英吉利海峡的对岸，情况就完全不同了。9世纪的时候，维京人也侵入了这里。854年，维京人乘着战船溯塞纳河而上，接着便烧掠了巴黎。但是，不同的是，维京人的入侵在英格兰带来了最终的统一，却在法兰西导致了政治上的分裂。此前， 由著名的查理曼注10在8世纪末期建立的强大王国，却在他继任者的手中土崩瓦解。法兰西没有民族史诗般的传说，也没有像阿尔弗雷德那样的英雄来*民反抗入侵者。权贵们无法在国王的领导下建立社区性的要塞，在防御建设方面只好各自为营，努力保护家园、家人，也保护他们自己。864年， 当时在位的法兰西国王“秃头”查理注11眼睁睁看着自己的王国四分五裂，他曾试图通过宣告谕旨来逆转这一局势。
“当此诏令之时，凡未经皇家许可而私建的任何城堡、要塞、围城，当立即摧毁。特此昭告。”
在法语中使用“城堡”一词，这在有文献可循的情况尚属首次。同时，这也比英语中出现该词早了近两百年。这也意味着，在法兰西，私人堡垒的扩散已经发展到了势不可当的地步；法兰西国王想通过一纸命令阻止这一趋势，还不如命令让海水倒流来得现实。
当然，抵抗维京人并不是建造城堡的唯一原因。城堡也许对于防御外敌必不可少，但与此同时，它对于巩固个人的统治权也卓有成效。随着王权在法兰西的分崩离析，政府统治权的其他方面，如立法权、执法权、税收与货币控制权等，也均落入了私人的控制。一言以蔽之，法兰西社会正经历着向封建社会的过渡，而领主封建权力的象征，就是他所建造的城堡。
故事接下来的发展，出人意料且皆大欢喜。入侵法兰西的维京人和入侵英格兰的维京人一样，决定永久定居下来。然而不同的是，在英格兰，诺斯曼人最终丧权失势；在法兰西，他们的势力却越来越强大。 维京人的统治者罗洛注12占领了法兰西王国西北部地区的大片领土。911年，法兰西国王承认了他的统治地位。于是，这片地区便成了公认的诺斯曼人或诺曼人的领地。诺曼底行省就这样诞生了。
诺曼人最令人称道之处，在于他们迅速地抛弃了维京人的传统，欣然地接纳了比他们更为先进的法兰西邻居的生活方式。只不过是几代人的时间，他们便开始说法语，皈依基督教了。他们的统治者也开始借用法兰西人的头衔，如“伯爵”以及后来的“公爵”等。此外，他们还吸收了法兰西人关于堡垒与防御的理念。有趣的是，这种理念起初正是他们的维京祖先于不久之前入侵他人时，激起他人反抗而留下的思想成果。最晚于11世纪之前，诺曼人已经完全效仿了法兰西领主的习俗风尚，包括建造城堡。
那么，这些早期的法兰西式和诺曼式城堡长什么样子呢？不幸的是，最早期的那些城堡，也就是“秃头”查理于9世纪试图立法禁止的那些城堡，它们的样子我们已经无从得知了。现存最早的城堡也是在那百年之后了，被后人发现于卢瓦尔河（River Loire）的沿岸。例如，在距离图尔市（Tours）不远的小城朗热（Langeais），就发现一座石塔的遗迹。这座石塔建于公元1000年前后。然而，在这么早的时期，石头建成的城堡是极其罕见的。到了10～11世纪，更为常见的是用土丘、林木建造的城堡。这些城堡和后期出现的石头城堡一样，也是形状、规模各异。至于如何各异法，则完全取决于城堡主人的需求和经济实力。这类城堡中，最原始的可能只是几座木楼，外边围一圈壕沟，再搭配一座土垒。然而，尽管没有统一的设计，但到了11世纪时，接近于标准建造流程的模型设计已经逐渐形成了。12世纪初，一位法国的教士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曾这样回忆道：
为了自我保护、抵御敌人，同时也是为了……镇压弱者，那些最上层的豪强贵族往往会倾尽全力……打造一个高耸的土堤，四周挖掘一道宽阔的壕沟，把方木捆绑一起，在土堤的上缘筑成一道防护墙，围绕土堤建造一座木城堡，在木城堡内部建造房屋或堡垒，使其成为整个土堤、木塔结构的中心建筑物。
图1-1 威尔士东棉崴勒威（Tomen y Rhodwydd）土堤-堡场式城堡的土垒。
法国领主的这些防御性较强的私家堡垒，与盎格鲁-撒克逊领主的相对防御能力较弱的庄园相比，二者之间最大的差别就在于这些庞大的土堤。当时的作家在他们的拉丁文著作中，喜欢用拉丁语“aggeres”形容这些硕大的土堤， 但它们更为流行的叫法则是“mottes”注13。这种叫法比较奇怪，因为“motte”一词本身更像是起源于凯尔特语。 土堤与堡场注14如影随形。堡场是一片较大的围场，外围是挖掘的壕沟，内部是建造的土垒。土堤与堡场这两个元素加在一起，就形成了我们最常见的早期的城堡，即典型的“土堤-堡场”式城堡设计。
当然，在几个世纪的侵蚀作用下，今天这种城堡的林木结构早已腐朽不见了，剩下的只有土垒部分，而且这一部分结构的规模也严重缩水了。因此，想还原出这些建筑的原貌，需要进行大量的工作。由于缺少幸存的林木结构的样本，我们只能寻求其他证据。当然，我们有一些对城堡的文字描述，如上述引用的那段。还有为数不多的一些图形证据。在这些图形证据中，巴约挂毯是迄今为止最完美的。1066年，诺曼征服不久，这幅著名的挂毯便被委托制作了。因此，它不仅描绘了对英格兰的诺曼征服，也涉及了在法国发生的导致这次入侵的一系列事件。在故事的第一部分，我们发现了一些关于木质城堡的最早的、最为详尽的描绘。
在巴约挂毯中共出现了四座法式城堡。其中，三座分布在布列塔尼，具体在多尔（Dol）、雷恩（Rennes）和迪南（Dinan）；一座在诺曼底，即其所辖之巴约。如你所见，指导挂毯制作的艺术家在考虑城堡的设计时，明显地会在脑海中构思一个土堤的画面。为了摸透当时艺术家在这些别具一格的画面中所展现的真实内容，研究城堡的专家在这些图案面前往往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显然，所有的土堤上均覆盖有建筑。在迪南城堡图中，出现了两名狡猾的诺曼骑士，试图用火把焚烧这座城堡。这有力地证明了，这些建筑物是木质结构。在其中三座城堡（多尔、迪南、巴约）中，从地面通往土堤顶的路径是通过一座“浮桥”实现的。浮桥的坡度比土堤本身的陡坡平缓。在雷恩城堡图中，土堤的一侧似乎砌有台阶，人们可以缘台阶上到土堤的顶部——当然，要注意躲开在土坡上吃草的家畜。另外，我们在浮桥顶部（多尔）和在土堤底部（迪南）观察到的似乎都是门楼。
图1-2 巴约挂毯——多尔、雷恩与迪南的城堡（顺序由上至下）。
然而，最让人感兴趣，也最让人捉摸不透的是土堤上方的木塔。它们的高度是一层、两层还是多层呢？显然，它们看起来各不相同。多尔的木塔尤难解读，木塔左侧垂下来的弯曲线条代表了什么呢？它们是防御者的盾牌，还是塔楼侧方燃起的火焰？谁也不能确定。迪南城堡图中的情景最为丰富，它展现了城堡被围困时守备的十几名骑士保卫城堡的情景。这里的情况似乎非常明朗，土堤的四周有木栅和围栏保护着土堤顶部。但是，土堤中心的木塔呢？它是与地面一体的建筑，还是为了增加高度而建立在木桩之上的呢？土堤上的其中一名骑士正准备掷出手中的标枪，他的手臂似乎被支撑着木塔的木桩所遮挡。那是进入木塔的大门吗？它因为皱缩而完全失去了比例，还是因为挂毯的折边而变了形？我们又该怎么理解巴约土堤顶部那座装饰精美、齐全的木塔呢？这座木塔建有圆形的穹顶、阶式山墙，开着圆拱形窗户和装饰着兽首雕像的精巧入口。这些描绘是真实的写照，还是仅为挂毯艺术家的想象？他有没有实地造访过巴约城堡，还是道听途说，只知道这是座宏伟的建筑？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尽管巴约挂毯的细节已经极其丰富了，但它在解答我们疑惑的同时，也向我们提出了同样多的问题。
图1-3 巴约挂毯——巴约的城堡。
巴约挂毯的另一个问题在于，它没有向我们提供关于它所描绘的城堡堡场的信息。堡场是一片在其内部建有各种建筑的宽阔区域，这些建筑对于中世纪的贵族家庭来说是不可或缺的；而且，这里的家庭不仅包括领主和他的直系亲人，还包括他们的家仆与众多的卫兵。这些人不仅需要能够容留他们栖身的住所，还需要能够满足他们宗教需求的教堂，以及能够存放谷物和工具的仓库。更重要的是，堡场内必须建有大殿。这样，领主才可以与全部家庭成员坐在大殿内公开用膳，或者在大殿内气派十足地接待客人。
所以，堡场的概念非常直白。它是一片为满足小型私人社区的生活需求而建有各种建筑的围场。那么，土堤上方建有木塔，这又是为了什么呢？根据当时的一些文献对土堤的描述，很明显，木塔可以为领主额外提供住所。在12世纪，法国北部的阿德尔（Ardres）有一座城堡。如今，这座城堡早已消失不见了。对于这座城堡中的木塔，有一段非常著名的描述。编年史家阿德尔的兰伯特（Lambert of Ardres）详细地描述了这座宏伟的木塔。木塔有三层，储藏室。套间，一层叠一层。木塔里不仅有领主和夫人居住的大套间，还有为仆人准备的私人卧室；另有教堂、厨房、数不清的地窖、食品储藏室和其他一些小房间——凡是阿德尔的领主能想到的，木塔里几乎一应俱全。遗憾的是，其他大多数城堡的情况就不如这般了。它们遗存的土垒太小，建造不下这样巨大的木塔，因此它们所能支撑的木塔就比较寒酸了。
当然，建造土堤的目的，部分是为了御敌。城堡主人在地面修建一座高耸的土堤，便可以居高临下，睥睨任何攻击者。除此之外，还有一层原因，那就是为了宣示权力。根据上述12世纪的文献，法国的领主建造土堤不仅是为了自我保护，还是为了“镇压弱者”。堆一座巨大的土堤，在上面建造一座庞大的木塔，这无异于向世人作出某种宣示。他们宣示的内容，与其说是“我只是有点担心我自己的安全”，倒不如说是“这里我说了算，你们可要记住了”。
我们也渐渐能够理解，为什么土堤在当时会比较流行了。显而易见，土堤的造价低廉。建造土堤的材料是泥土与粘土，它们不仅取之不尽，而且可以就地取材。当然，建造土堤需要耗费时间，而且需要让许多身强体壮的农民做挖掘工作。但是，与用石料建造的苛刻条件和昂贵造价相比，这也算不得什么了。当石料难求而农民贱如草芥时，建造土堤就成了最合理的选择。
然而，所有这一切都是一目了然的原因，它们并没有帮助我们进一步接近事实的真相。为什么是法国？为什么是11世纪？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土堤，推测土堤建造者的动机。但是，希望保护自我、威慑他人，这些动机放在其他地方、其他时间，不也同样适用吗？为什么建造土堤的是诺曼人，而不是罗马人、凯尔特人或维京人？其中的原因还不明确。明显，在第一个千年之交的某天，在法国的北部，有一个人忽然灵机一现，想出了这个点子，然后这个点子就迅速地流行了起来。
土堤的骤然兴起，原因之一可能在于当时的法国贵族在骑兵作战方面取得的进步。在第一个千年之交的时期，我们见证了一个新的社会阶层的崛起，他们将在未来五百年的欧洲社会中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这个阶层就是骑士阶层。既然穿着锁子甲的人开始凶神恶煞般骑在马背上冲锋陷阵，那么自然而然，这些巨大的土堤就是专门针对骑兵的反制手段。
当然，骑兵与城堡之间存在着一种重要的关系。据观察，城堡的功能有点类似于现今的航空母舰。虽然它们身形庞大、令人望而生畏，但是，缺少了机动的部分，如战斗机或战马，它们的效力也将大打折扣。骑兵部队驻扎在城堡里，黎明时骑上马，走出城堡，或进行日常的巡逻亦或攻击敌人。日落时，他们再回到城堡这个安全的避风港。正因为如此，我倾向于将城堡比作旧式的美军骑兵堡。堡垒四周被围栏包围，旁边耸立着瞭望塔，内部安歇着驻守的骑兵。这样的堡垒与土堤-堡场式的城堡之间，存在着许多共同点。
在11世纪，法国人和英格兰人在作战方式上最大的区别之一，便是战争中对骑兵的应用。英格兰人当然也骑马，但是他们不会骑马入战场，而是宁愿下马，步行作战。法国人就不同了，他们的贵族会手持长剑或标枪，骑马奔袭进入战场。当然，也许那时他们已经开始使用长矛了。为“忏悔者”爱德华建造城堡的朋友中，有一位是芒特的拉尔夫。他对海峡两岸人们的这种观念上的差别深有体会。作为伯爵，他试图训练领地的英格兰人学习法国的骑兵战术，并带领他们与威尔士人在赫里福德战斗。然而，结局却是一场军事灾难。
“长矛尚未掷出，”《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的作者叹息道，“英格兰人便逃跑了。因为，他们是被逼无奈才在马背上作战的。”
所以说，在11世纪中期，英格兰人与法国人应对战争的主要差别就在于城堡与骑兵。然而，这一鸿沟的出现不仅迅速，而且突然，尤其就诺曼人和英格兰人而言。毕竟，在10世纪初，诺曼人刚从维京人转变成定居民族。作为维京人的后代，他们原本是习惯于乘着维京海盗船在海上漂泊并步行作战的，只有进入10世纪之后，他们才适应了骑马作战的方式。至于城堡，两个民族之间的差异更是新近才出现的。过去人们常常认为，只要是稍微有头有脸的诺曼领主，他们都会建造一座自己的小城堡。只有城堡才算得上他们的家园。不过，近来的研究表明，事实远非如此。事实上，现在很难找到实实在在的证据，表明诺曼人在1066年前就开始建造土堤-堡场式的城堡。至于建造土堤-堡场式城堡的确切时间，考古学家也只能依赖于土壤中的扰动成分。但是，当你所发掘的东西（即土堤）本身就完全由土壤组成时，这种方法就很难行得通了。还好，幸运的是，诺曼人作为城堡建造者的名声还是很可靠的。在几处已被发掘的土堤遗迹中，陶器和其他一些小的发现表明，土堤的建造时期就是在11世纪上半期的某个时段。
因此，考古学的发现强调了这一事实，即大部分诺曼城堡的建造时期，仅早于1066年约一代人的时间。这一发现也是符合我们对这一时期的诺曼底历史的认知。诺曼底从911年建立之时到11世纪早期，这期间，它的故事就是一部不断上升的发迹史。然而，从1026年开始，诺曼底公国却经历了20年的几乎不间断的危机。老诺曼底公爵理查二世在长达30年的成功统治后，于这一年过世了。他的两个嫡子中，大儿子理查继承了父亲的公爵爵位。但是，仅过了不到一年，他也突然暴毙。后来有人声称，他是被他弟弟罗伯特谋*的。他死后，罗伯特继承了他的爵位。先不论罗伯特是否与他兄长的死有关，单说他的统治就是失败的。他在位期间，原本属于公爵掌管的地方职能和权力，被诺曼底的大贵族篡夺。1035 年，罗伯特前往基督教圣地（Holy Land）朝圣，结果却再也没能回来。这样一来，局势就更加恶化了。当他在返程时过世的消息传回诺曼底时，许多人的内心想必定是绝望的，因为他们的新公爵、罗伯特的独子年仅8岁，而且还是个私生子。他的名字就叫威廉。
现在我们都知道，小威廉后来成为诺曼底公爵中最著名的一位。然而，在1035年时，几乎没人会押注，赌他活得过9岁的生日。很快，诺曼底陷入了内战的泥沼。所有的证据均表明，正是在这段时期，在威廉的父亲统治时期，公国内开始骤然涌现出大量的土堤-堡场式城堡。此前，只有公爵和他最得势的拥护者才可以建造城堡。而现在，但凡有财力、人力的人都可以建造城堡了。
对于威廉公爵而言，处理这些新建的城堡成了他最大的挑战。他青年时代的公爵生涯就是围攻一座又一座城堡的故事。掌控公国大概就变成了摧毁敌人的城堡、建造自己的新城堡的事情。1047年，在威廉成功战胜他最大的对手后，一位诺曼编年史家评论道，权力的天平已经朝着有利于威廉的方向倾斜。
“之前所有放弃了对公爵效忠的权贵，”编年史家写道，“现在都向他们的领主低下了倔强的头。就这样，随着各地的城堡遭到摧毁，再也没人胆敢向他宣示反叛之心了。”
从那一刻起，威廉的势力日益见长。等他年近不惑，回首昔日取得的成就时，他已经可以感到颇为欣慰了。他童年时期暗无天日的岁月早已一去不复返。现如今，不仅在诺曼底，即便在整个法国北部，他都受人尊重、令人敬畏。然而，与此同时，他的目光也没有从一份更诱人的礼物上移开。1051年时，这份礼物曾向他招手，只不过又立即被人夺了回去。到了1065年，英格兰的王位再次成了他心头最放不下的东西。
在海峡对岸，自从1051～1052年的激烈冲突以来，局势已经恢复了平静。戈德温家族凯旋回归英格兰后，利用手腕又恢复了自己的权势。1053年，老戈德温伯爵过世后，其好几个儿子均有继承权位的资格。长子哈罗德继承了父亲的职位，成为韦塞克斯伯爵，其余几个儿子则分别成为诺桑比亚、东安格利亚和肯特的伯爵。到了1065年，戈德温家的儿子们已经一举成为英格兰政坛最强大的势力。
然而，一个显而易见的情况是，与戈德温家族相比，国王那边的情况就比较令人心酸了。国王“忏悔者”爱德华现在已经60多岁，明显也不准备再生个儿子作为继承人了。当然，他的兄弟也都在几十年前就已经离世了。为英格兰的王位寻找合适候选人的尝试也逐渐令人心生绝望。英格兰提前几年便派出了信使，去寻找一直杳无音信的国王的侄子——“流亡者”爱德华（Edward the Exile）。那时，他已经在匈牙利生活了半个世纪。遗憾的是，后来他刚踏上英格兰的国土，便去世了，只留下年幼的独子埃德加（Edgar）来接替他。
由于缺乏公认且强势的王位继承人，英格兰周围的“群狼”嗅到了到嘴猎物的味道，开始张牙舞爪地嚎叫。这其中就包括丹麦和挪威的国王。最令人担忧的是，诺曼底公爵显然没有忘记1051年国王爱德华草率许下的诺言。当时，没有人对这一诺言有过多的顾虑。威廉公爵还年轻，虽然赢了几场不痛不痒的战争，但是他尚自顾不暇，还不能完全掌控自己的领地，更不用说对英格兰构成什么真正的威胁了。然而，现在到了1065年，公爵看起来已经相当有威胁了。因为，他现在不仅是法国北部无可争议的领主，还是以残暴无情和和战无不胜而声名远扬的统帅。
1066年，当爱德华最终魂归西天时，出人意料的是，抓住了机遇的不是别人， 而是哈罗德•戈文森注15。他暗中谋划这一天有多久了，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忏悔者”爱德华濒死之时，提名他做国王，这并不令人吃惊：最后时刻的决定只是一种手段，目的是名正言顺罢了。多年来，哈罗德一直是王位背后的实权操控者。现在，似乎他已下定了决心，无论后果如何，他都要从幕后走到前台了。当然，这意味着，他首先必须除掉年幼的埃德加。国内但凡有一定分量的人，似乎对此也没什么异议。这两位继承者，一个虽然名不太正，言不太顺，但是他老辣，有实权；另一个虽然名正言顺，但却只是个稚嫩的孩子。在两人之间做个选择，就是这么回事罢了。此外，周边还有其他更不尽人意的海外角逐者，对英格兰虎视眈眈，他们为了追逐权力，已经蠢蠢欲动，不惜发动战争。所以，在大多数人看来，支持哈罗德才是明智的选择。
事实也的确如此，至少1066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这样。整个夏天，哈罗德展示了他作为统治者的过人才干。现在，人人心知肚明，国内即将有敌人来犯。为了做好迎敌的准备，哈罗德召集了大军，团结在他的指挥之下。9月份，当挪威国王登陆英格兰时，哈罗德挥军直下约克郡，并取得了一场名垂史册的大胜。挪威人来犯时是300条战船，铩羽而归时就只剩下24条战船了。浪漫的英格兰士兵恐怕已经在创作诗歌，歌颂他们新王的伟大了。但此时，南方的信使却带来了诺曼底公爵率七千大军登陆的消息。
9月29日早晨，威廉的战舰在佩文西（Pevensey）靠岸。他首先考虑的便是建造一座滩头堡。于是，他修建了一座城堡。佩文西是旧时罗马要塞的遗址。事实证明，威廉和他的诺曼追随者们非常善于改造这样的遗址。不过，12世纪的一位编年史家暗示，还存在另一种耐人寻味的可能性，即诺曼人是带着这座城堡过海的。这种说法只在后来的史料里有所提及，所以其真实性尚待商榷。但是，这种拼装堡垒的理念本身倒是没什么不合理的。
巴约挂毯已经展示了诺曼人在为入侵战舰准备物资时是有多么的事无巨细。他们不仅载有盔甲、武器，还准备了成桶的红酒，等等。在敌人的领土登陆后，他们一定不希望急匆匆四处搜寻林木，再浪费时间对它们进行加工。侵略大军随军带着木质的城堡，登陆后再进行组装——在后来的几百年里，这样的情况我们可以找到不止一例。所以，这样看来，很有可能“征服者”威廉在英格兰建造的第一座城堡就是这样一种预制建筑。
随后，威廉深入黑斯廷斯沿岸，建造了第二座城堡。与佩文西的城堡一起，这两座城堡可以部分地解释为什么哈罗德急着投入与威廉的战斗。正如新近的事件所证明的，新的英格兰国王绝对不是平庸的统帅，但是他未容军队稍事喘息，便将疲惫之师投入到了黑斯廷斯的战斗之中。他为什么会如此草率、轻敌呢？历史学家的结论倾向于认为，哈罗德这是在对威廉的挑衅作出回应。对于威廉来说，他认为取胜唯一的希望，就是尽快将敌人拖入战斗；最重要的是，他迫切需要一场决定性的胜利。在苏塞克斯郡登陆可以帮他尽快实现这一目的，因为该郡恰好属于哈罗德的伯爵封地。威廉正是利用了中世纪战争中久经考验的一招计谋——攻打敌人的后院，恐吓哈罗德的佃农，烧他的庄稼，屠宰他的牲畜。通过这种残忍的方式，暴露对手的软肋，强调他作为领主却无法保卫自己子民的无能。当然，建造城堡更是这种恐吓手段的完美体现。只要想一想坎特伯雷大教堂的修道士的话就够了，对他而言，建造城堡是与“凌辱压迫”密不可分的。强迫哈罗德的佃农帮其筑造城堡，把他们活活烧死在家中（在巴约挂毯中，这两种暴行是同步展现的），这都是羞辱国王、挑衅他投入战争的手段。而且，事实证明，这一策略立竿见影。
当代人认为，黑斯廷斯之战是一场匪夷所思的战役。战斗的一方，即英格兰一方，仰仗了一种古老的战斗策略。为了迎战敌人，他们组成盾墙，步步为营，稳如磐石。对于另一方的诺曼人而言，他们别无选择，只有不断尝试，试图打破盾墙。他们的弓箭手箭如雨下，射向敌人的头顶；他们骑在马背上，从山顶俯冲敌人；他们朝着英格兰的阵线投掷长矛，密如细雨。战斗持续了一整天，却仍然势均力敌，胜负难分。
然而，最终哈罗德犯了两个错误，这两个错误带走了他的胜利、王权和性命。第一个错误是哈罗德的军队犯下的。英格兰的阵线里有一些新招募的士兵，他们缺乏战斗经验。见到诺曼人撤退后，他们以为拿下战斗的时候到了，于是冲下山丘，追击敌人，从而乱了阵形。然而，这却是狡猾的诺曼人的诱敌之计。英格兰的阵形刚乱，诺曼人便调转矛头予以反击。第二个错误就广为人知了。犯下这个错误的，是哈罗德自己。这一天行将结束时，在错误的时机， 哈罗德抬头仰望了一下天空注16。
黑斯廷斯战役结束了。很少有战役会像它那样，结束得如此具有决定意义。牺牲的不仅是哈罗德，还有他所有的哥哥和弟弟以及众多的英格兰大领主们。然而，尽管这次战败结局悲惨，留守伦敦的英格兰统治阶层却没有急于向威廉俯首称臣。相反，他们说服年轻的埃德加王子戴上了王冠。威廉只好继续动用武力，为王位继承权而战。
在黑斯廷斯短暂休整过后，威廉公爵的军队沿着海岸东进，一路烧掠罗姆尼（Romney）和多佛城。多佛城由一座坐落在断崖顶部的古老堡垒拱卫。但是，这座堡垒很快便被威廉占领了。这时，威廉公爵生平的主要记述者之一、公爵的随军牧师普瓦捷的威廉（William of Poitiers）指出，在拿下这座堡垒后，威廉公爵“用8天时间，为堡垒加筑了它所缺乏的防御工事”。一直以来，这句话频频被历史学家拿来作为证据，证明在紧急关头，在短时间内迅速建造一座土堤-堡场式城堡，是有这种可能性的。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随军牧师所言并不明确，我们充分发挥了想象，才确定多佛城“缺乏的”是一座土堤，要知道今天的多佛城堡内并没有土堤的任何痕迹。但一直以来，人们还是笃信“8天”这一数字。另一位编年史家关于约克郡的城堡建造过程的评论，似乎也佐证了这一点，尤其是约克郡的城堡的确建有土堤。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可以通过测量一般土堤的规模以及每人每天可搬运的泥土量，来检验“8天”这一数字的可靠性。伯克郡（Berkshire）的汉普斯特德马歇尔（Hamstead Marshal）有一座土堤。近日，对这一土堤的地理勘测表明，它的体积有10000立方米，重22000吨。一个人一天能搬运的泥土量难以确知。但是，从19世纪的军事手册中我们可以对此获得一定的概念。维多利亚时期的军队规定表明， 一名士兵一小时可以掘土15立方英尺注17，一天则是80立方英尺（明显，他们考虑到了这一因素，即体力随时间的推移会逐渐不支）。因此，借助于这些数据，我们可以说，如果要在8天之内建造一座一般规模的土堤，大约需要500名劳力。
乍一看，500人的招募计划并不困难。而且，诺曼人在抓劳力时，还可以利用手中的长剑与皮鞭。然而，如此小的施工地点，部署如此庞大的劳力，并且不致造成施工混乱，这就有些令人难以置信了。建造土堤并不是简单地堆砌一个巨大的土堆。如果真是这样，一场雨过后，诺曼人的土垒便会被冲散，自然也不可能成为合适的地基，上面也无法建造我们后来看到的堡垒了。考古学家在发掘土堤的过程中发现，土堤的建造是由不同的物质交替堆叠建成的。例如，一层泥土上面会覆盖一层石头或砂砾，如此堆叠，一层又一层。在巴约挂毯上黑斯廷斯土堤建造的图画中，对此也有所反映——图中的场景显示，有几个人建起了一座土堤，土堤则呈现出了不同的颜色层。我们本以为这是挂毯艺术家反映土堤高度（或是深度）的印象式画法，没想到却是对现实的真实再现。而这位挂毯艺术家，明显熟稔土堤建造的基本原理。
图1-4 巴约挂毯——黑斯廷斯土堤的建造场景。
因此，8天之内建造一座土堤，这似乎有些勉为其难。如果不希望土堤在木塔的重压之下而塌陷，那么至少需要几周，甚至几个月的时间来建造一座土堤。一周的时间也许足以完成选址和布局，但是要说建造一座完整的土堤-堡场式的城堡，这就有些太过仓促了。
这样看来，在8天之后，威廉公爵率军动身之前，他似乎只能来得及在多佛城塞的现存防御设施上做一些改良性质的重建了。之后，他们的铁蹄踏过肯特郡，又蹂躏了伦敦南部的土地，逼迫其余的英格兰领主投降。威廉渡过泰晤士河，抵达沃林福德（Wallingford）时，有几位英格兰领主臣服了。最后，威廉驻军在伯克姆斯特德（Berkhamstead）时，伦敦的领主也终于投降了。如果威廉在伯克姆斯特德逗留时间够久的话（这似乎很有可能），今天在城里屹立的规模宏大的土堤-堡场式城堡，就有可能是他手下的人建造的了。
据我们所知，威廉的人生中下一个重大的日子就要来临了。这一天是1066年的圣诞节，在“忏悔者”爱德华建造的新的威斯敏斯特大教堂里，威廉公爵加冕为英格兰国王。
加冕后，威廉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境地，这也是历朝历代的征服者大多要面对的问题，即如何既公正地统治新臣民，又能论功行赏、不亏待当初与他并肩作战的功臣的问题。一方面，威廉声称自己是英王爱德华的合法继承者。他希望向英格兰人证明，他定是位明君。他愿意也能够维持前任国王定下的法律与习俗。然而另一方面，他身后还站着一支7000人的军队，招募他们时，威廉曾对他们许下了重赏的承诺，他们现在正殷切地盼望着领功行赏呢。在威廉统治的早期，我们看到了他为了平衡期望与需求二者因存在对立倾向而产生的矛盾所做出的努力。当然，最终，很多诺曼人还是发了英格兰人的不义之财，将大量的抢夺掳掠的战利品运回了诺曼底。在欧洲大陆的编年史家的作品中，这些战利品叫“礼品”。
不过，即便教堂和修道院被劫掠，威廉在对待英格兰的统治阶层时，也表现出了宽容与大度。当然，包括哈罗德和他兄弟在内的许多贵族，在黑斯廷斯就被消灭了。但是，这是谁也无力改变的事实。对于那些幸存的贵族，威廉却非常仁慈。他们保住了原来的土地与头衔（当然，是在他们宣誓效忠的前提下）。说到对新子民的统治，国王也同样表现出了他细心的一面。他不仅准许大臣在起草信函时仍可用英文书写，而且他本人急于给新子民留下好的印象，也开始学习英语。他似乎认为，假以时日，英格兰人和诺曼人一定可以尽释前嫌，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但是，威廉的仁慈策略并没有讨得英格兰人的欢喜。实际上，用温和的手段对待他们，反而激起了他们的反抗。在威廉统治的前5年间，全国各地爆发了一系列的叛乱。他采取的反制手段，和对付当初在诺曼底时的对手如出一辙。一见到祸患的苗头，他便挥军踏入叛乱波及的地区，武力镇压起义，并开始建造新的重要的城堡。这些新的城堡就如同王室统治的根基。它们大多建造在英格兰的大城镇中，几乎无一例外，因为这些地方是人口和反抗最集中的区域。其实，早在国王加冕后的几个星期里，为了巩固在伦敦的权威，威廉便在城市的东南角建造了一座城堡。1068年年初，当英格兰西部诸郡第一次爆发叛乱时，威廉立即将军队开往了艾克塞特，重施故技。同样，是年夏季，控制英格兰中部和北部地区的两位英格兰伯爵背弃了他们的效忠誓言，威廉大军北进，在华威（Warwick）与诺丁汉也建造了城堡。他抵达约克郡时，又开始建造了另一处庞大土堤。这处土堤今天仍存留在城市的中心，克利福德塔（Clifford’s Tower）就建于其上。返回南方时，他又分别在林肯、剑桥和亨廷顿规划、新建了三座城堡，并一边行军，一边扫除最后的零星抵抗。
当然，所有这一切并不是特别有利于盎格鲁-诺曼关系的维护。在建造这些城堡时，国王和他的建筑师们很少在乎涉事城镇的英格兰居民的死活。一旦选定了最佳工程地点，就决不允许存在任何阻碍。在剑桥，为了清理出施工空间，有27家住户的房屋被夷为平地。在林肯，被推倒的住户的房屋数达到了166家。对于把城堡建在人们家园上这件事，威廉几乎毫无顾忌，至少他可以对外声称这么做是出于战略需要。在城镇以外的地区，如果谁胆敢大肆夺取盎格鲁-撒克逊领主的权利和土地，威廉还是不会放过他的。
这时，威廉的少数骨干已经被赏赐了土地，他们此时也在忙着以同样的方式巩固他们的权威。例如，1066年之后，苏塞克斯立即涌现出大量欧洲大陆风格的领主统治方式——每一位领主的统治都是围绕着一座城堡展开的。但是，总体上，这种建造城堡的风气影响究竟有多深远，我们无法确知。诺曼征服的一年后，伍斯特的一位修道士写道：国王离开，去了诺曼底的时候，他的代理摄政者“在全国各地修建了城堡，压迫着不幸的人民”。这句话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普遍现实，尚待商榷。在国王的代理摄政者中，有一位是威廉•菲茨•奥斯本（William Fitz Osbern），当时他已被封为赫里福德伯爵。1070年之前，他已在塞文河谷（Seven valley）地区修建了几座城堡。也许，伍斯特的这位修道士听到的关于修建城堡的恐怖传闻比大多数人多了些。也许，我们还应该考虑到这样的事实，即总体上他显然对诺曼人的征服感到非常沮丧。
“局势每况愈下，”他接着写道，“如果上帝有知，但愿结局完满。”
然而，最终改变了局面的是1069年的大叛乱。某种程度上，这是对前一年威廉造城堡运动的回应。国王新建的这些基地被视为对英格兰人的挑衅，甚至是对他们的邀请——邀请他们起来反抗，捣毁城堡。这一年年初，当诺桑比亚和约克郡的人民起义时，约克郡的土堤-堡场式城堡因为防御薄弱，立刻成了吸引火力的活靶子。威廉很快夺回了城堡，并下令再建造一座。但是，到夏天时，约克城再一次陷落。此时，北方的大军席卷而来，他们的人数更多。而且，丹麦军队的到来也为叛军提供了援助。
“他们会师后，力量强大，情绪高涨，意志坚决。他们在约克的街头，或骑马前行，或齐步行进，如风暴般席卷、摧毁了约克的城堡，夺取堡内财宝无数，砍*法兰西敌军数千人。”
在短短18个月内，威廉不得不第三次挥军*入约克郡，重新夺取该郡的主城。这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威廉为了打败叛军，耗费了大量的心血。而且，为了让丹麦人撤军，不得不花钱收买他们。等到他最终凯旋，骑马穿行在约克城内，看着满城硝烟、残垣颓壁时，他内心的怒火也燃烧了起来。
经过1069年的叛乱，威廉的内心似乎突然起了变化。毕竟，他曾经向英格兰人示好过：他不仅让很多人保住了自己的土地，而且还承诺过要维护他们传统的习俗和法律。然而，他的宽厚仁慈换来的却是他们的蔑视。他们的所作所为，逼迫他不得不花费时间、金钱、精力来镇压他们的无礼。更过分的是，即便当下，三年过去了，他们仍然没有任何放弃抵抗的迹象。所以，既然耐心和宽容的策略明显失败了，威廉只能让他性格中更残忍的一面来接管局面了。在约克城过了一个阴郁的圣诞节后，威廉将军队划分为多支分遣队，派他们深入到约克郡和诺桑比亚的乡村地区。他们的任务就是火烧庄稼、家园、牲畜，目的就是要让整个地区成为一片活人不能生存的区域。现代的历史学家称此为“掠夺北方”（Harrying of the North），但只有那个时代的作家才能如实地捕捉国王这一决策造成的恐怖后果。当时，北方的一位编年史家这样写道：
严重的大灾荒笼罩各地。在饥饿的驱使下，人开始吃人肉、（当然更不会放过）马肉、狗肉和猫肉了……（一些人）卖身为奴，永不翻身，以求苟延残喘于世；另一些人则选择背井离乡，却不幸在途中倒下，魂归西天。尸体在空房子里，在大街小巷上，慢慢地腐烂，上面爬满了啃噬的蛆虫，散发着腐烂的恶臭……一派惨不忍睹的景象。约克与达勒姆（Durham）之间的村子里荒无人烟；它们成了野兽和强盗的出没之地，令路过之人闻风丧胆。
现在看来，“烧掠”政策已被视为威廉一生中最野蛮、残忍的行径。然而，在当时，国王却将它视作王室政策新方向的肇始。既然英格兰人不拥护他，也从没打算过给予他爱与忠诚，那他为什么还要顾忌他们的法律与习俗呢？这一冷酷的逻辑迅速转化为行动。威廉不仅放弃了英语的学习，也越来越不愿意待在英格兰。此外，他还决定，既然还有忠诚的诺曼人等着犒赏，也没有必要再维护英格兰人的权利了。因此，1070年，他罢免了许多本土的主教与修道院院长，包括坎特伯雷大主教在内，并任命欧洲大陆的新人来取代他们。同年，国王也准许了为了钱财而劫掠英格兰修道院的行为。
然而，对这一变化感受最深的恐怕不是修道院，而是整个乡村地区。紧接着英格兰的叛乱之后，威廉为他最可靠的追随者重新划分了势力范围，并授意他们，为了保住他们的新领地，可以采用一切手段。这意味着，他们的首要选择就是建造成百上千的城堡。
威廉1070年心意的转变，主要的受益人之一就是蒙哥马利的罗杰（Roger of Montgomery）。罗杰是威廉认识最久、最亲密的朋友。我们最早见到这一对友人，是在威廉十几岁的时候。实际上，他们的友谊也许可以追溯至更早。以下的这两件大事可以说明这两人之间的信任程度。第一，1066年，在威廉起航前往英格兰时，罗杰被留下来掌管诺曼底。第二，在入侵英格兰不久后，罗杰与威廉在英格兰会合时，国王赏赐了罗杰大片的土地。在早期对苏塞克斯的土地进行再分配时，罗杰也是受益者之一。到了1070年，他获得了一份更大的赏赐。在“掠夺北方”之后的势力划分过程中，威廉赐封罗杰为什鲁斯伯里伯爵（Earl of Shrewsbury）。
这是天大的封赐了。罗杰一步登天，直接跻身于英格兰社会阶层之顶。1066 年之后，在英格兰十大最有权势诺曼人的排名中，罗杰位列第三——仅在国王威廉本人和他兄弟奥多（Odo）之下，但却在国王另一位兄弟罗伯特之上。但是，权力越大，责任越大。作为伯爵，罗杰被委以重任，不仅要维持领地的秩序，而且要捍卫英格兰与威尔士的边境。和约克郡一样，什罗普郡（Shropshire）也是威廉的新王国中最偏远、蛮荒之地。为了不负所托，罗杰建造了几座新城堡。这些城堡中最重要的一座，就是被罗杰称为“蒙哥马利”的那座。它是以罗杰的家乡、诺曼底的蒙哥马利之名命名的。它的重要性，由此也可见一斑。这座土堤-堡场式的小城堡，时至今日仍然保存完好。但是，几个世纪一来，它是以其威尔士语的名字而闻名的。在威尔士语中，它叫作汉都门（Hen Domen），即“旧土堤”的意思。
汉都门与同时期由“征服者”威廉建造的城堡，形成了有趣的对比。蒙哥马利的罗杰没有把他的新城堡建在城镇的中心，而是建在了开阔的乡间。然而，尽管城堡的位置孤立，它对于罗杰控制他的伯爵领地却至关重要。他选址于此，是为了可以俯瞰城堡前那条古老的十字通衢，并实现对塞文河要塞的交通管制。与900年前相比，今天，这座城堡已不那么孤单了。它坐落在两位农场主的田地之间，长满了树木与矮树丛。任谁看了都会以为，这不过是一片灌木林地罢了。但是，尽管看上去不显眼，汉都门的重要性却再次引起了世人的注意。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欧洲最受关注的城堡遗址之一。
有将近四十年，考古学家一直在汉都门遗址处进行着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工作。从20世纪60年代早期到90年代末期，每年夏天，考古学家为了揭开城堡的秘密，他们都聚集在城堡遗址，一待就是几个星期。整个挖掘过程总计历时两年多。可以说，这是同类考古研究中，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多亏了汉都门的考古努力，我们获得了许多新发现。这其中，不仅有关于早期城堡本身的，还有关于它们消失的木墙内人们究竟是怎样生活的知识。
汉都门本身就够特别的了。尽管它只是一个中小规模的土堤-堡场式城堡，但其防御强度却不仅反映了城堡主人极高的社会地位，也反映了它本身所处的险要的地理位置。我们发现，与威廉或其兄弟罗伯特在伯克姆斯特德建造的王室城堡一样，在这里也存在多重防线。整个场地外围树起了三重土墙，在城堡外形成两圈深邃的壕沟。任何不怀好意的人要接触城堡，必须要先越过第一道壕沟，翻过木栅；经过木栅后的作战平台，再越过第二道更深的壕沟；过了这几关，才能抵达城堡的主城墙； 而这道主城墙则有12～14英尺注18之高。
当然，发掘出的地下的东西，并不能准确地说明地面之物处于什么状态。但是，汉都门的发掘却为我们创造了合理推测的前提。通过发掘，我们发现了两排埋木桩的坑，一排在前，一排在后。这表明，城墙后一定有一处作战平台，树立在地面之上，为城墙提供防御支持。为了让人能够在平台下通过，平台距离地面的高度至少是6英尺或7英尺；同样，为了让站在平台上的人得到保护，我们推测，人面前的城墙至少要再高上6英尺或7英尺。于是，可以得出结论，城墙的总高度至少要达到12～14英尺。
利用类似的方法，考古学家可以估算出汉都门堡场内建筑群的规模。显而易见，从某些木桩坑的大小判断，里边埋的一定是非常粗大的林木；通过这些地基的规模，又可以估算出这些建筑的整体轮廓。例如，在土堤的底部，考古学家发现了一座非常巨大的建筑的遗迹，很可能这就是城堡的主殿。从巨大的基坑判断，这座大殿应该有两层，楼下一层用来储藏，楼上一层则是罗杰和家人一起用餐的地方。在大殿的后面，考古团队发现了存在飞桥的证据。这种飞桥和巴约挂毯中描绘的飞桥一模一样。而且，同样，这次令我们吃惊的是飞桥的规模。飞桥的地基（难得的是，基坑中还发现了一根保存完好的林木）表明，桥面至少有12英尺宽；这个宽度，足以在必要时骑马上去。最后，在土堤的顶部，发掘者发现了存在一座巨塔的证据——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存在着好几座巨塔。因为，似乎随着时间的推移，土堤上建造的木塔也不断有更替。同样，地基的规模显示，这些木塔中最大的一座至少有两层高。
图1-5 画家在考古发现的基础上对汉都门城堡的印象式再现，展现了城堡在12世纪时可能呈现的面貌。
那么，这些建筑是怎样建造的呢？你也许可以猜测，为了施工的开展，树木是用斧头砍伐后，利用畜力拉到施工场所的。然而，树干却不是用锯子加工成木板的，而是利用了更高效的切分手段。先从巨大的橡树入手，利用木槌或铁锤将木或铁楔子纵向楔入树干中去。慢慢地，树*剖面便会出现一道裂缝，再用铁撬棍稍微用力，树干便被分成了两半。用同样的方法重复这一过程，二生四，四生八，如此等等。事实上，如果橡树足够粗大，从一个树干中， 甚至可能得到超过1000平方英尺注19的板材。一旦用这种方式制作出了足够的木料，就可以立即着手利用它们进行建造施工了——如果领主不是太在意成品的粗糙质感的话。但是，假如他的确要求城堡的墙壁表面必须更加光滑，那么为了实现这种效果，便可以先用斧头打磨分割好的木板，然后再用较小的、更精巧的T型斧对木板进行修饰。
除了木料，在建造早期的城堡过程中，还会用到其他材料。建筑物的墙壁可以用粘土建造或加固，或者建有名的“抹灰篱笆墙”（wattle and daub）。至于铺盖屋顶的材料，有些城堡会用到石板瓦，但是在汉都门的发掘中，却没有发现任何石板瓦；也有可能使用了茅草屋顶，但是显然，这要冒着被火烧的更大风险。考虑到各种可能性后，考古学家推测，汉都门建筑的屋顶可能也是用木料建造的。它们或者是用板材，或者是用木瓦建造而成。使用这些材料，绝没有丢主人身份的意思——尤其是木材。蒙哥马利的罗杰权倾朝野，木材是他的上上之选。同样，几乎每一座由“征服者”威廉和他兄弟建造的城堡所用的材料都是泥土与木材。不过，令汉都门的发掘者略为失望的是，这里好像没有哪座建筑的装饰比较华丽。因为，他们在这里连一块雕木画栋也没有发现。似乎罗杰的城堡和巴约挂毯上描绘的那座城堡完全不是一回事。挂毯上那座城堡装饰华丽，门廊上饰有龙首木雕。然而，汉都门建筑的规模和数量却比较有启发意义。汉都门的考古学家们逐渐明白过来，他们发掘的可不是什么促狭、颓败的空架子，而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城堡。这里曾经密集地分布着各式建筑，它的规模与编年史家传奇的描述别无二致。
其实，唯一真正令汉都门的考古学家失望的，是他们发掘出的数量有限的“小物件”。这些小物件中，没有一件能够表明，这里的生活方式与真正的贵族生活方式有什么联系。这里没有胸针或珠宝，无法与特利维（Threave）的发现（见第五章）相提并论。这里最令人兴奋的发现就数半只木桶了。当然，我们也可以找出几条理由，说明这里没有奢侈品也是情有可原的。毕竟，这是城堡，而不是城镇或战场，人们不一定总会掉东西、丢东西。他们一定有处理垃圾的场所，人们可以将废弃或损毁的物品丢在那里。但是，即便如此，考古学家还是一无所获。尽管挖掘了四十年，考古学家也只发掘了堡场的一半。谁知道堡场另一半的地下埋藏着什么样的金银或丢弃的物品呢？汉都门的面纱，绝没有被揭开殆尽。
然而，借口虽然很多，我们还是不可避免地得出这样的结论：汉都门的生活基本不会与奢华沾边。这不是蒙哥马利的罗杰存放贵重物品的地方。这里不会有黄金、珠宝，甚至连钱币可能也没多少——在城堡遗址上，只发掘出过一枚硬币。至少在建成的初期，这是作为驻军城堡使用的，内部驻扎的全部是骑士和士兵。这些人的生活标准即便不算清苦，也是非常简朴了。从现存遗迹来看，整个堡场中只有两座建筑配备了生火取暖的设施。另外，从发现的动物骨头判断，城堡居住者的饮食也非常简单。他们主要吃牛肉、羊肉和猪肉，偶尔吃上一顿鹿肉就算是改善伙食了。但是，所有这些食材都产自本地，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城堡里还出现过其他花样的食物。
不过，这也没什么稀奇。在11世纪，骑士阶层离他们中世纪的精致生活和奢华排场（见第四章）还远着呢。在蒙哥马利的罗杰的时代，骑士还不属于少数人的精英阶层。那时候，骑士的数量以千计，而不是以百计。其中，较贫困的骑士日子比富裕的农民强不了多少。的确，罗杰派往汉都门保卫领地的那些骑士，除了诅咒寒冷的天气，还会埋怨厨子的手艺。但是，他们的条件与英格兰全境其他的诺曼骑士相比，也没有多少差异。
汉都门只是蒙哥马利的罗杰在他的新领地什罗普郡建造的城堡之一。虽然他也建造了其他好几座城堡，包括在什鲁斯伯里的那座，但他的封邑太大，一个人根本管理不过来。于是，正如“征服者”威廉信赖罗杰那样，罗杰也把土地与权力下放给了他的追随者。这些人进而又建造了他们自己的城堡，如克兰（Clun）、梅斯伯里（Maesbury）和金诺里（Kinnerley）的城堡等。伯爵最有势力的一位追随者是罗杰• 科比特（Roger Corbet），他在效仿他“老板”的方式上更为直接。他建造的科斯城堡（Caus Castle）就是为了纪念位于诺曼底的名为“马槽乡”（Pays de Caux）的地区。这又是典型的诺曼骑士的做法：这些背井离乡的骑士，在为自己建造的城堡命名时，往往选择这种方式来纪念自己的家乡。蒙哥马利的罗杰和他的佃农们大修大造，什罗普郡很快涌现出了一大批的新堡垒，密集地分布在整个地区。今天，在该郡范围内共留存有85座土垒，另外有36座保留在原蒙哥马利郡（Montgomeryshire）区域。这些城堡中，大多数是在诺曼征服后的最初几年，由罗杰和他的盟友所建。正是由于他们的共同努力，这一地区成了英格兰城堡最密集的区域。
说什罗普郡的特别之处只是在于城堡的总数量而已。边境地区建造城堡的模式很快被复制到了全国。诺曼领主建造城堡后，他们的追随者也立刻有样学样。但是，这一过程不仅毫无系统性可言，权力的层级之间也没有进行有效的监督。例如，“征服者”威廉虽然亲自坐镇，指挥重镇的城堡建造，但他对蒙哥马利的罗杰的伯爵领地什罗普郡，却几乎没有任何控制权。在决定推行全面征服的政策后，他把大部分的权力下放到了其他人手中。这自然意味着，这些人如何运用这些权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自己——国王没有办法监控、监管他们。作为诺曼人巩固对英格兰人统治的手段，威廉关于权力下放的决策卓有成效。1075年后，英格兰再无叛乱，最后一次叛乱发生在当年的东安格利亚，盎格鲁-撒克逊的编年史家将这次失败归咎为当地的城堡太过强大。但是，将权力大量下放的政策也是一把双刃剑。国王深知，放任对英格兰的征服和城堡的建造，而不加任何控制，也许有一天会酿成意想不到的恶果。毕竟，他大部分的青年时期都是在与诺曼底的政敌斗争中、在破坏他们城堡的运动中度过的。
于是，在登陆佩文西海滩的20年后，威廉作出了另一个重大的决定。国王决定盘点他所取得的战绩，为征服的进程划上一条界线，提醒包括诺曼人和撒克逊人在内的所有人，谁才是真正的掌权者。1085 年的圣诞节，国王发起了一项伟大的调查。这项针对他自己王国的调查，涉及范围之广、渗透力之深，让人们情不自禁地将其比作上帝的清算，并称之为“末日的审判”。
《末日审判书》注20是继诺曼征服之后，威廉又一著名的成就。作为英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文件之一，多年来，《末日审判书》一直是各种争议的焦点。它是一次性完成的原版，还是由盎格鲁-撒克逊人持续多年进行类似清算的成果呢？更重要的是，究竟为什么要编纂《末日审判书》？之前已有人多次表明，这是调查税收情况的依据。但是，这种说法似乎难以令人信服。在我看来最恰当的解释是，该清册的编纂，有两个目的。首先，这是威廉的大臣们的参考手册。为了有效地进行政府管理，他们需要一份土地财产归属权的精确记录。但是，制定清册的意图还不止于此。推行这一做法的另一目的就在于，如同宪章或产权契约，这是一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此前20年来，英格兰一直处于动荡的土地强征的进程之中。但是现在，这份调查清册终止了这一进程。从别人手中抢占土地，并宣称作为征服者享有这块土地的所有权，这样的行为至少在理论上已经不再具备可行性了。有了这份清册，一切便尘埃落定。就像上帝最后的审判一样，末日审判书的裁决也是最终的决断。
以上种种，意味着《末日审判书》对于历史学家来说非常有利用价值。它为历史学家的研究提供了大量切实可靠的文献证据，包括对早期城堡存在的研究。如果一座城堡在《末日审判书》中有所提及，我们就知道，它的存在一定先于1086年，即进行土地调查前。例如，假如我们翻到《末日审判书》中关于什罗普郡的记载，我们看到的第一位大地主就是蒙哥马利的罗杰（真是意外连连）。在他的词条的最后，我们发现这样一句话，原文是拉丁语“Ipse comes construxit castrum Muntgumeri vocatum”［（罗杰）伯爵自己建造了一座名为蒙哥马利的城堡］。换言之，汉都门的建造时间，便是介于1070年罗杰被赐封为伯爵和1086年《末日审判书》的抄写员写下这句话之间。
然而，涉及诺曼人所建城堡具体数量的考证，《末日审判书》就略让人失望了。尽管《末日审判书》中有很多地方提到了诸多城堡，但是它涵盖的城堡数量远远不够全面。国王的调查员更感兴趣的是记录庄园、农耕队和农民的数量，而不是清点全国的城堡都分布在何处。其他证据已经可以确定的、建造年限早于1086年的一些城堡（如多佛城堡），在《末日审判书》中却没有提及。威廉的土地大调查统共只能为我们证明有50座城堡的存在。
那么，我们怎么样才能得出一个确切的总数呢？其中一个选择，是搜寻11世纪留存的所有书面证据中提到的城堡。这样一来，我们得到的总数接近了100座。但是，从现存的土垒遗迹判断，这一数字与实际存在的数字差得还远。因此，对于研究城堡的学者来说，他们唯一的办法就是到各地走一走，实地去数一数现存城堡遗址的数量。可是，真正做起来，并非说起来那么简单。有些城堡的遗址比较隐蔽，有些则被后来的建筑物完全破坏了。尽管如此，最近几十年，通过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的共同努力，他们还是得出了一个大致的数目。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城堡遗址约有1000处，其中接近一半的城堡可能是在1100 年之前建造的，而它们中的大多数又是在紧随诺曼征服之后的岁月里建造的。这就是说，即便非常保守地估计，我们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英国大约有500座城堡是在“征服者”威廉统治期间由诺曼人建造的。
得出这样的惊人数字，我们难免不去思考，威廉的成就有多了不起，城堡在诺曼征服的过程中发挥了多么大的作用。到了1086年，事实已经证明，国王自己建造城堡，同时委托他的重要追随者也一起大力修建城堡，这一政策取得了多么大的成功。一支7000人的军队，利用500座城堡，征服并牵制了一个人口接近200万的国家。这样的丰功伟绩，自尤里乌斯•恺撒的时代以来，1000年间前无古人，今后在不列颠群岛的历史上，这一伟绩也将后无来者。
当然，威廉的成功不能完全归功于他和追随者建造的城堡上。我们还应看到国王优秀的统率能力。同时，我们应注意到的是，像蒙哥马利的罗杰这样的人，他们也都是狂热的、久经沙场的军事领导者。此外，我们也不应忘记，威廉和诺曼人也占了很大一部分的运气成分。毕竟，黑斯廷斯之战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战役——假如那天牺牲的不是哈罗德，而是威廉，历史也许就走向了完全不同的轨迹。最后，也许是最重要的，威廉入侵的英格兰王国，尽管在11世纪连遭厄运的冲击，却仍然是一个由阿尔弗雷德和他的继承人创立的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接管这样一个组织健全的政权，比征服一片政府权力涣散的国家容易多了。这正是几代人之后，诺曼人在入侵威尔士和爱尔兰时以血的代价换来的教训。
在考虑了种种的限制条件之后，我们有没有夸大城堡的重要性呢？近年来，有历史学家不仅这样认为，甚至矫枉过正，完全否定了城堡的作用。现在，他们告诉我们，诺曼人和英格兰人的技术差别实际上并不重要，在战场上对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征服才是最重要的。建造巨大的土堤自然没什么不对，但是说到底，他们只不过是领主权力的象征，而不是征服他人的武器。然而，我个人非常好奇，难道我们真的可以把城堡的作用抹煞得如此彻底，或者对它们进行这样的重新定义吗？自然，历史学家的优势在于后见之明，这一点是别人羡慕不来的。我们与历史上的事件有着相距几个世纪的保险距离，可利用的资源也应有尽有。因此，我们自以为对问题的认识比当时的编年史家更为全面。他们是伤痛的亲历者，看待问题时不仅很可能带有倾向性，他们的见解更是受到了历史的致命局限。前文提到伍斯特的修道士对1067年事件的叙述时，我便对其可靠性提出了质疑。
但是，并非所有编年史家都这样昏聩糊涂，在写作时怀着如此深的成见。关于诺曼征服，我们叙述的主要权威是一位叫作奥德里克• 维塔利斯（Orderic Vitalis）的修道士。他的编年史创作于诺曼入侵的50年后。因而，他坐在诺曼底圣伊甫罗尔（Stévroul）的修道院里写作时，既可以带着后见之明，也不用冒任何生命的危险。不过，奥德里克的身上却只流淌着一半的诺曼血统。他父亲本是蒙哥马利的罗杰的家仆，1066年后，他来到英格兰，娶了一位英格兰姑娘。所以，这位欧洲大陆的修道士实际上是一位什罗普郡人。正如他在自己的自传中告诉我们的，他刚到诺曼底时甚至不会说法语。因此，不同于其他同时代的人，奥德里克可以站在双方的立场上看问题。当然，和我们所有人一样，他也有他的倾向和顾虑。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说，他对诺曼征服的看法，在同时代中是最不偏不倚的了。在他看来，诺曼征服能够获得成功，原因毫无疑问：
在英格兰各郡，人们对诺曼人建造的被称作城堡的堡垒，几乎前所未闻。所以，尽管英格兰人骁勇好战，却毫无抵抗之力。
至少对于奥德里克而言，城堡才是诺曼人成功巩固统治的工具。
编纂《末日审判书》时，“征服者”威廉已经60多岁了。他不仅年事已高，身形也发福走样。但是，年龄与发福的腰围也不能拖慢他的人生节奏，更不能阻断他穷兵黩武的步伐。穷兵黩武，正是他赖以成名之手段。1087年，他还在与法国国王进行着战争。那时，他刚刚占领并烧毁了法国的芝特城。就在他骑马穿行在硝烟四起的废墟中时，他辉煌的一生戛然而止。他座下的马因为受惊而扬起前蹄，将鞍桥刺入了他肥胖的腹部。这是致命的一刺，威廉忍受着巨大的疼痛，回到了其公国的首府鲁昂（Rouen），住进了圣热尔维（Saint-Gervais）的小修道院里。就是在那里，9月9日破晓时，国王薨逝了。
国王去世这一震惊世人的消息，迅速传遍了诺曼底和英格兰各地。当消息传到坎特伯雷，也就是我们故事开始的地方时，《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的作者放下了手中对这一年大事的记载，写下了一篇事迹详实、慷慨激昂的讣告。
“我该写些什么吗？”他开篇写道，“如果有人想了解他的为人，或他的一生取得了什么样的荣耀……那么，我们这些了解他事迹的人，目睹过他风采的人，曾在他的宫廷中担任过职位的人，不应该如实著文将他说与众人吗？”
作者继续以客观的口吻描述着国王的事迹，将他的伟绩与恶行一一落于笔墨。他写道，威廉“大权在握，而且有大智慧。虽然对于违抗他意志的人，他的严酷无以复加，但是对于爱上帝的善良之人，他同样胸怀仁慈。我们决不能忘记，他把英格兰治理得太平安稳。这样，行走在全国各地的旅人，即便怀揣满满一袋黄金，也不会被人劫掠；人与人之间，即便有再大的深仇大恨，也不敢彼此拔刀相向”。
然而，在国王的所有恶行中，居于榜首的就是修建城堡。
“毫无疑问，在他的统治下，人们受尽了悲惨的压迫与多重的凌辱。”这位编年史家写道，“城堡是穷人身上最沉痛的负担，而他正是大肆修建城堡的始作俑者。”
威廉的故事就这样结束了。尽管国王不在了，但对于那些早在国王统治前便方兴未艾的土堤-堡场式的城堡而言，它们的故事还远未结束。有些土堤-堡场式城堡，尤其是位于威尔士边境沿线上的那些城堡，直到13世纪末还一直有人居住并不断地被修葺完善。例如，直到13世纪80年代，汉都门才被荒置。12世纪中期，当内战爆发时，在许多土堤-堡场式的新城堡拔地而起的同时，数百座旧城堡也迅速得以修葺和重新加固。同样，当后来诺曼人将战火烧到爱尔兰和苏格兰时，土堤-堡场式的城堡仍然是战争中攻防两端必争之物。
然而，在诺曼征服之后的英格兰，和平才是大势所趋。在1066年后的数年里，那些为了巩固领地而建造城堡的人很快发现，已经没有必要再维护所有的城堡，保持它们的良好状态，让人可以随时入住了。很多人和奥德里克• 维塔利斯的父亲一样，娶了英格兰姑娘，在当地安顿下来。随后几代的诺曼骑士发现，再花费时间、精力和金钱维护、翻新所有他们父辈、祖父辈建造的城堡，已经没有多大意义了。从12世纪初开始，无人居住的城堡数量越来越多。它们被荒置、遗弃。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城堡的堡场里爬满了荒草，木料、板材也一点点地腐朽。
既然城堡已不再是征服和压迫异族所需的工具，那些在淘汰过程中幸存下来的，往往是那些能够适应和平时期新角色的城堡。例如，许多王室的城堡能够幸存下来，是因为它们不可或缺：它们成了监狱、郡长的宅邸，或者国王存放金银的国库。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那些城堡能够幸存下来，仅仅是因为它们受到了城堡主人的青睐：它们坐落在庄园的腹地，生活便利；亦或是它们在位置上适于主人打猎、进行贸易或旅行，得天独厚。这些主人放任一些城堡消失在地平线上的同时，也开始加大对一两座最青睐的城堡的资源性投入。伴随着这一过程，这些诺曼人的后代还发现，他们可以投入资金，建造一些比土堤-堡场结构的城堡更宏伟的建筑。
这一次，引领潮流的还是“征服者”威廉。在加冕后的数周、数月里，他在伦敦的东南角建造了一座木质城堡。到了11世纪70年代中期，国王决定新首都也需要一座更永久、更雄伟的王室宅邸——即一座用石头建造的城堡。建造这座城堡，耗时近三十年，直到威廉临死时也没等到城堡建成的这一天。这座城堡对未来几代的城堡建造者而言，重要性无法比拟。随着这座巨大的石头建筑一点点地向天际崛起，人们干脆称它为伦敦塔。毫无疑问，伦敦塔预示了一种新事物的兴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