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宠物侦探，“遇到的最高悬赏是一部保时捷”
搜集信息、寻找毛发、提取证据，无人机、热成像仪器、笼子网子手套，几小时到几十天的搜寻蹲守，只为寻找一只失踪猫咪或狗狗的下落……
这就是“宠物侦探”孙锦荣和他的团队的日常——为求助人寻找丢失的爱宠，收取费用和赏金。
在2012年这个概念尚且陌生时，孙锦荣迈出了第一步，在上海做起了全职宠物侦探。他接全国各地的单，曾帮助数千只宠物回家，并有了自己的一套方法论和设备。
孙锦荣团队在寻宠期间会用到的工具器材。来源：城市画报
十年间，他们见过“上天”趴在空调外机、危楼楼顶，“下地”躲到地板底下和下水道的猫，也见过走失后去别人家蹭吃蹭喝的金毛，以及从浦西上高架狂奔几十公里到浦东的边牧。
找到宠物后，他们一般能得到几千元到几万元的赏金，有人甚至打出“一栋房”“一辆保时捷”的悬赏，不过多为噱头。得到赏金并不容易，除了专业的设备，还需要有缜密的判断和随机应变能力，是体力和脑力的双重消耗。
帮助寻找丢失的猫狗，是孙锦荣团队最经常接到的单子。
此外，他们也要面对宠物主人的情绪宣泄，以及对方的谎言、压价甚至耍赖。
目前，孙锦荣和团队还在做宠物义务救援的工作，类似宠物版的110。院子里堆满漆成绿色的木头小房子，他想做满1万个猫窝，送到愿意接收的小区里，用来给流浪猫喂食、居住。
“躲猫猫游戏”
晚上是抓猫的时机。
22点过半，来自广州的“90后”老吴背着一只半人高的黑色大包，爬上了上海普陀区一小区居民楼的四楼，想要抓住一只失联近一周的狸花猫。
他的背包里，一般会装有用于查看足迹的灯源、热成像搜索设备和无人机等，这些工具大部分是网购的，也有一部分是手工制作。
狸花猫躲在四楼一处悬空的平台上，很多天没有移动，应该也没有进食，老吴决定用食物引诱它钻进笼子。他从窗口处放下一只捕猫笼，里面放了猫条、打开的猫罐头，但猫不上钩。
老吴的同伴、1995年生的老高，在对面的居民楼用红外热成像仪观察猫咪的状况。“你看，这团红色的就是猫。”紧接着，那团红色开始沿着天台边缘动起来。
找到猫的位置，工作便完成了一半。老高说，在此之前，不确定性更多，除了要用无人机、热成像仪，还需要对猫的粪便进行取样采集，方便在相关区域发现疑似粪便时做对比，也会收集猫毛储存，方便与主人核对。
老吴来到老高所在的这栋楼，提醒说走动的那只其实是个混淆视线的流浪橘猫，这小小的天台上，居然有四只猫在活动，但偏偏家养的那只迟迟不露面，顶多露出耳朵。
在猫咪“上钩”之前，他们的对峙还将持续下去。
这是老吴和老高日常工作中的普通一单。虽然他们称呼同事时喜欢在姓前加上“老”字，但实际上团队中多为90后甚至00后。他们的“师傅”，则是自称最早开始做宠物侦探的80后孙锦荣。
工作中的孙锦荣
2012年因做救助猫狗的义工，孙锦荣渐渐入行。那时候几乎没人做专业寻宠，人们对猫狗的认知也是功能性的。“市场几乎不存在，客户群体也还没建立起来，大家对于宠物的定位不一样。”
头三年，他的工作没什么起色，直到2016年，契机出现了。短视频平台“二更”给孙锦荣拍了一个专题片，片名就叫做《宠物侦探》，一下子将他推到了大众眼前，更多人也得以了解这个新行业。
在有了一定名气后，他又赶上了迅速扩展的宠物市场。
据咨询公司发布的《2021年中国宠物消费趋势白皮书》，2020年我国城镇宠物市场规模接近三千亿元，2015-2020年6年间复合增速达到32.8%。
这一本不被看好的职业，逐渐变成了一份“正经工作”，孙锦荣陆续招募了多名队友。如今，他的工作室有20人左右，年龄都不大。
不同的宠物，不同的主人
“找到我们的失主，大部分是和自家宠物在躲猫猫‘游戏’中败下阵的。”
孙锦荣说，丢失宠物后，大部分人都会选择自己搜寻一番，但往往发现，他们并不如想象中那么了解自家小动物，于是转而向猫咪侦探寻求帮助。
比如主人一般认为猫狗是能认出自己并且是贪食的，但宠物出逃后多会表现得很陌生，也不会去往常去的地点。
猫尤其喜欢躲藏，它们可以穿过狭窄的缝隙，藏到人无法到达的高处、隐蔽的下水道、危楼和枯井里。很多猫在走丢后会不停移动。“它觉得自己还没完全藏好，就会换个地方继续，几番折腾，一定要藏在一个很变态的地方。”孙锦荣说，有些猫把头藏好了，但屁股还在外面，自己看不见，就觉得别人也“看不见我了”。
而狗比猫爱热闹，喜欢往人多的地方跑。“尤其是柴犬、哈士奇和边牧，丢失后它完全不觉得自己是丢了。”孙锦荣说，它们会一颠一颠走得很欢快，完全不会失落害怕，一件案子中，甚至有狗上高速“释放自我”狂奔十几公里的。
除了猫狗，孙锦荣的团队也找过兔子、蜥蜴、鸟等各种动物。在性格各异的动物背后，主人也各不相同。孙锦荣觉得，养狗的人一般外向点，偏好和人社交；养猫的人则更独立，更有自己的思想。当然，两类人会有重叠。
为何走丢的宠物变多了？孙锦荣说，这和宠物市场的迅猛发展分不开，养猫养狗的人变多了，但在养之前可能并没有做足功课，只是跟风，养完后才发现有各种问题；当然，也会有主人疏忽，没有封窗或者牵绳的因素。
另一方面，城市扩展但配套还不到位，能给狗子跑的空间太小，很多狗比如边牧，处在体力无法消耗的状态中，便会选择拆家甚至出走。
从业十年，在孙锦荣看来，每个订单都是独特的，因为每个人、每只宠物的情况都不一样。
他们曾飞到郑州搜寻一宠物博主价值十几万的孟加拉豹猫，义务解救过头上套水桶的狗狗，找到过掉入河中的藏獒，也曾为蹲守一只躲藏起来、龇牙咧嘴的小猫熬最深的夜。
而这背后，总有一些直击人心的故事。
寻宠，也是寻找遗失的情感和生活
除了对猫狗习性了如指掌，宠物侦探有时候还需要辨识人心。
孙锦荣提到一个“寻猫39天”的案例。
最长的一次，孙锦荣团队用了39天在野外找到被丢弃的小猫。
他回忆，去年冬天，他们接到了一位二十多岁女子丢猫的求助，一开始按正常的走失去查找，但后面发现了蹊跷，“我们里里外外地搜寻，却没有任何线索和猫的痕迹，因为猫根本不在这里。”
一天后，可能是看不下去女儿的煎熬，女子的父亲坦白，是他背着女儿，开车把猫带到上海和外地的交界处扔了。孙锦荣说，猫已经十几岁，可能陪伴着女孩走过了人生中重要的部分。
孙锦荣和同事去丢猫的地方寻找，那是一片高速公路旁的荒地，很多芦苇，搜索困难。他们连续找了多天，最后利用热成像无人机，在一片很密的草丛里，看到一只小猫咪窝着，正是走失的那只。
那是一只敏感的小猫，已经瘦骨嶙峋，脊背上凸显着骨头。它被丢弃时戴着有铃铛的项圈，行动时会暴露它的位置，限制了它的捕猎。孙锦荣说，能看出来猫咪曾尝试想挣脱项圈，但没有成功。项圈卡住了它的脖子和前爪到腋下的位置，找到时，勒紧的地方已经腐烂恶臭，项圈扒开时有白色小虫蠕动。
他们将这只小猫直接送医。“车开得很快，就怕猫见到主人之前就没了。”
孙锦荣说，找到猫后，女生接到通知时还以为是在做梦，不停道谢。至于为何猫被送走，他猜测，可能是因为女生*了，老一辈总觉得养宠物对孩子不好。
这39天的寻猫经历，对孙锦荣来说，就像他创业的一个缩影，“一眼望不到边。”“我当时想着，找不到也没办法，但如果能找到，我知道它在哪里，但我不能带它回家，这么轻易放弃的话，我到退休那一天也会觉得有遗憾的。”
在孙锦荣接到的单子中，有不少养宠物的老人，他们的子女在外求学或工作，宠物为老人提供了重要的陪伴，让他们的生活更为规律，老人也会将对子女的一部分情感转移到宠物身上。所以，当宠物突然失踪时，老人会更加焦虑、伤心。
同样，大城市里变得“原子化”的年轻人，也因为孤独和压力更加需要宠物陪伴——在小小的出租屋里，有一个柔软的毛茸茸的动物一起生活，是一种慰藉。
“所以才会有一个词，叫宠物依赖症。” 孙锦荣说。
因为寻宠，他们需要“闯入”陌生人的家中，从求助人和他们所居住的环境中获取蛛丝马迹。
很多时候，求助人会把情绪先一股脑地宣泄在宠物侦探身上。他们或哭泣，或懊悔，或倾诉自己和宠物的点点滴滴，以及失去宠物的痛心。
“我们更需要的是清晰、理性的表述，说清楚宠物的年龄、花色、丢失时间和地点。”孙锦荣说，就如心理咨询师一样，有时他们需要对客户进行情绪疏导，直到他们讲清楚寻宠需要的线索，同时还要保持医生一样的耐心，告诉失主，寻宠和手术的成功率一样，并不能100%保证找到，只能尽力尝试。
赏金之下
孙锦荣团队按时长和参与人数收费，如单人全设备寻找6小时是950元，双人则是1600元。还有赏金，“普通情况下，赏金是3000元起一只猫（狗）”，给第一眼发现猫（狗）的人，但如果最终没有找到宠物，赏金部分就没了。
无毛猫和布偶猫的赏金还会贵点。因为无毛猫没办法通过毛发痕迹追查，难度更大；而布偶因为市场价格高，被他人占为己有的概率更大。
一位宠物失主的求助信息
有时候，孙锦荣觉得“赏金”这个词不太合适，找到活着的宠物时可以称之为赏金，但有时候只能找到尸体。“可能赏金这个词就得换一换了，或许用‘结案金额’更适合，代表我们宠物侦探的工作就到此为止。”
“遇到的最高悬赏是一部保时捷，但这类往往宠物丢失时间已很长，基本找不到，失主心里可能也很清楚。”他说，如果刚刚丢失宠物，就一下子把悬赏拔得那么高，10年间他是没见过的。
虽然干这行很久，但对于“赏金”部分，孙锦荣和团队并不会和客户签合同，仅靠口头协定。这有时会带来一些不快和纠纷。
有些订单中，他们发现，失主在一筹莫展的时候需要他们介入，但当有了线索、十拿九稳之时，就会劝他们回去算了，甚至抢他们半个身位，挡在他们前面，这样能以是自己先发现为由，拒绝支付赏金。“我们遇到过一个失主，觉得我们找得太快、太容易了，以此讨价还价。”孙锦荣觉得：“难道不是越快越好吗？”
他觉得，有时候，大家会追求一种心理上的平衡感。“觉得你没有付出太多劳动力，就把我的钱拿走了。”这种怨气会让失主做出一些奇怪的行径，比如找到宠物后，找借口硬是把团队留在外地多一天，其实就是憋了一口气。
在疫情之前，孙锦荣的团队一个月多的能接到几十甚至上百单，时间被切割成一块块的，深夜可能还在找一只猫，白天睡一会儿，又惊醒了。“就像狗一样，狗也是一会睡，一会就醒了。”
除了作息乱，最忙的时候他早上起来都要想一想，我在哪？可能早上他在青岛，下午就赶到北京了，北京的事情结束了，又赶到另外一个地方，每天面对的空间都是不一样的，这带来了一种长期的压抑。
“我们忙起来就是没有喘息的时间，可能最最放松的就是一个订单结束了，我们返程，或者是我们去奔赴下一个订单的路上的间隙，会稍微觉得舒服一点。”他说，如果单子排得很密，那就连喘息的时间都没有，一直在路上。这种长时间的煎熬，以及最后的成功带来的喜悦的反弹，周而复始。
“我觉得，这10年把我掏空了。”他说，他把自己造得太狠了。他越来越想只感受工作中美好的部分。“我现在其实有点退下来的感觉了，因为我在做短视频，出外勤少了很多。”
一万个猫窝
澎湃新闻今年6月底见到孙锦荣时，他穿着迷彩服，留着平头，语气疲倦，但坐得挺直，看上去比实际年龄——40岁要小一点。
他在浦东郊区租了两栋民房，相隔十几分钟车程，一栋自己住，一栋作为工作室，他称之为“基地”。在自住的小楼里，孙锦荣收养了两只橘猫，两只英短，以及一只本想训练成传递情报的“无人机”，但最后只学会了自言自语的鹦鹉。
他还在家中几面墙上挂着宠物主们送的小锦旗，上面写着“救我*”“神速寻猫”等标语。
抱着自己猫的孙锦荣，和墙上的一面锦旗。
孙锦荣一开始并不受支持。
中学毕业后，因父亲遭遇交通意外，孙锦荣的母亲领着当时还未成年的他来上海打工，没有专业技能，他更多是在搬家公司、印刷厂和纺织厂做体力活，一个月赚两三百块钱。
和很多来大城市的年轻人一样，孙锦荣时常陷入迷茫中，但又想做能出人头地的事。
2012年，寻宠还属于新概念，没什么可以参考的案例，是一种望不到边的职业选择。父母给他的建议是，与其在这件事上耗费时间，不如直接去找个工作，哪怕进厂打螺丝也比现在稳定。“我当时也动摇过，要不要去做常规的工作。”
最后，他还是选择了自己的兴趣所在，拒绝了重复的、机械的工作。“流水线上的工作每一天都是重复，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的，8小时内都像是一个没有感情的机器。”他说，如果当时真的选择去打螺丝，或许“灵魂会被摧毁掉”。
“我觉得社会的进步就来源于子女不听父母话。如果每个子女都按照父母的规划去行进的话，社会不会有什么进步，每一代都应该接受更多的新鲜的事物。”孙锦荣说，他还是想鼓励年轻人多去体验这个世界，拥有自己的爱好，多尝试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不要太早给自己框住。
孙锦荣团队中的其他队友来自各行各业，有做厨师的，有开货车的，也有工人。
1995年生的老高是一个健谈的安徽亳州小伙，体校毕业，加入孙锦荣团队之前干过空调外机维修、开过滴滴，最终还是换了工作。他说，在大城市很难找到归属感，没有技术或学历也很难找到好的工作，疫情之下，不少以前的同事都回到家乡。现在的工作，让他有了一点家的感觉，一方面自己喜欢猫猫狗狗，觉得是做好事，另一方面觉得能学到东西。
最近，他们在“基地”的后院做起了猫窝，房间里堆满了漆成绿色尖顶的木头小房子，墙上还挂着设计图纸。孙锦荣说，这都是小伙伴们一个个手工打出来的，他们想做满一万个猫窝，免费送到各个小区，作为流浪猫的住所和喂食点。
“一万个猫窝”计划
他们还开辟了一小块土地作为“猫咪墓地”，埋葬着几十只找到时已经死亡的小猫。土地上树立着小墓碑，刮开灰尘，上面写着去世小猫的昵称和年龄。孙锦荣说，疫情前，每年都会有父母带孩子来扫墓。
孙锦荣工作室后院视野。他们把其中一小块地用来做“猫咪墓地”。
近两年因为疫情，像他们这样需要开车四处跑、进入别人小区和家中寻宠的生意更不好做，尤其近两三个月，几乎没有出勤，但还是得照发工资。孙锦荣说，自己原本计划50岁就退休，现在这个计划可能要推迟了，或许“要把养老钱亏进去了”。
当下有些难熬，但他不后悔当初选择了这条路。“之前因为太累，我经历过濒死感，所以也越发想清楚了，来这个世界是干嘛的。对于我可能就是体验这个世界的，在这几十年甚至百年，能带来一点美好的东西。”他说。
“我们很多人生活没盼头，尤其年轻人不知道盼点什么。”孙锦荣有时候也会陷入同样的疲惫中。
后来，他在基地小院的后面种了葡萄和桑葚，他开始觉得，从来没有这么期盼过一个春天的到来，像种地的农民一样，有了一些盼头。每当感到焦虑，他就会开车一二十分钟，从住处到“基地”待会，干些活儿做做猫窝，或只是走走、吹吹风，都会觉得平静不少。（记者 朱轩）
来源：澎湃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