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我方特邀作者侃大山
魏征是唐朝的一个标签，提到他自然会想到诤臣风骨，也会想到一代明君唐太宗。但就数据来讲，魏征并不是说实话最多的大臣，通过简单统计，唐代历史上谏疏最多的大臣名叫李绛。
一、望族的后代李绛，祖籍河北，出身于赵郡李氏东祖房。他所处的宗族在唐朝时属于士族门阀其中一支，祖上为赵国战神李牧。
那个时候赵郡李氏连同其他六个家族被统称为“五姓七宗”。
这七个家族从秦汉开始繁衍，在魏晋逐渐壮大，通过错综复杂的血脉联系成为朝廷不可忽视的政治势力。虽然隋唐实行科举本意为削弱门阀的影响，可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唐代政府官员多出身于“五姓七宗”。
出生就注定好做官的李绛一路仕途平顺，实在没有什么值得大书特书的。
不过他直来直去的性子配上明辨是非的态度成为一道风景，一生少数几次请辞调动都与看不惯有关。
李绛一生最看不惯的便是太监，尤其是只顾拍皇帝马屁的太监。
唐宪宗宠信太监吐突承璀，宠信到什么程度呢？
犹如明英宗任王振专权一般。毫无军事素养的吐突承璀可以率领军队出去征战，屡战屡败却不被怪罪，最后还获封为公爵。
我们庆幸唐宪宗没有御驾亲征过，否则极有可能被吐突承璀连累出一场唐版的“土木堡之变”。
李绛对吐突承璀这个庸碌之徒十分抵触。
比如有一次吐突承璀为了哄皇帝开心修缮了安国寺，同时趁着施工在寺院中新建了碑楼，楼里立了一块巨大的圣德碑。
这块圣德碑高大华美，体积规模直追唐玄宗所立的《华岳碑》。
圣德碑是历史对帝王的评价，不仅要夸赞皇帝还需含蓄委婉。
吐突承璀奏请皇帝让翰林学士撰文，同时为了让作者好好写，还准备了一万贯作为润笔费。
用现在的购买力来换算，那时候的一万贯至少相当于现在的几十万。写一篇文章能挣几十万，换做谁也要动一动小心思了。
皇帝自然也喜欢这种扬名的事情，他指定李绛执笔。李绛却反问道：“尧舜禹汤从来没有建立石碑夸赞自己圣德。只有秦始皇巡游的时候刻石高抬自己，不知陛下想学谁呢？”
唐宪宗感到十分羞愧，于是命人把安国寺内的圣德碑连同碑楼一起拽倒。
精心导演一切的吐突承璀非常不甘心，他反抗说：“碑楼太大拖不动。”皇帝厉声说道：“那就多用几头牛拉！”
最后唐宪宗动用了100头牛才把碑楼拽倒。
这次小交锋不可能撼动吐突承璀在皇帝心中的地位。
李绛经常上书陈述这个太监日常的骄横，言辞直白又尖锐。皇帝终于忍不住对李绛大喊道：“宦官是平日里侍候朕的人，你总是这样告状未免太过分了！”
李绛被皇帝指责的当场一愣，然后说下了很有名的一句话：“如果我为了身家地位而畏惧权贵不诤谏，是我辜负了您对我的信任；如果我不顾这些选择诤谏，您却因为不愿听而感到恼怒，就是您辜负了我！”
这对唐宪宗的触动非常大。他对李绛说：“爱卿敢言旁人不敢言之事，让朕听到了平时听不到的事情，你是个大忠臣，以后就要像今天这样不留情面。”
自此，李绛的形象如同魏征一般在皇帝心中留下一个自律的警钟。有一次战事失利后，心情郁闷的皇帝要在禁苑中打猎放松一下。
走到半路皇帝突然停下，他对左右说：“如果这事让李绛知道了一定会来劝阻的，还是算了吧。”于是大家打道回宫继续工作。
唐朝的宰相制度不同于往代只有一人那般，相反与明朝的内阁制很相似，由多位宰辅同时执政。
在李绛被提拔为宰相后，同朝为相的还有李吉甫。
李吉甫善于讨好皇帝，有段时间宫廷通过教坊使带了不少良家妇女入宫，京师为此事议论纷纷。李绛忍不住要上书，李吉甫则试图阻止，毕竟这种事情只可意会。
但李绛还是为此事质问皇帝，唐宪宗回答：“是因为皇室王爷们侍女数不足，特从民间选拔一批，没想到教坊使误解了我的意思，让民间议论纷纷。”
于是带进宫的女子都被放还了。
当然，类似的小冲突还有不少。比如李吉甫认为皇帝至高无上，不能老是强迫他做不愿意做的事。
李绛自然不高兴了，他回答道：“身为人臣就是要看到君王不当之处。即便龙颜大怒也要力指得失，你这样的做法叫忠诚吗？”
两人虽然经常为小细节发生争执，但在大政方针上基本没有冲突，实际工作上也是相得益彰。
李绛善于提出建议和纠错，李吉甫则强于实际解决问题。因为李绛经常指责别人，所以很多实际工作没人配合；往往李吉甫最后出头，后者做的实事反而比前者要多。
李绛主张从言语上纠正错误，却常常难于实践。李吉甫喜欢和稀泥却有利推动了国家事务。
四、对下属的保护李绛在长安的第一份职务便是监察御史，这个职位与其正直的性子恰好吻合。也因为这份工作，让他十分注重保护言官，保护言路的畅通。
比如我们非常熟悉的白居易就是被李绛赏识而被提拔的。白居易诗歌造诣自不必说，给皇帝提意见也是一把好手。当时皇帝一意孤行命吐突承璀率兵讨伐成德藩镇，结果失败。
好面子的皇帝感到非常的后悔，但又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他预料到御史们会批评自己，所以足足一个月以各种理由不和他们见面。
但这能难倒聪明的白居易？白大诗人趁着皇帝上朝还没说话的时机突然走出来，跑到皇帝面前说：“陛下，你错了！”
龙椅上的九五之尊马上变了脸色，当场拂袖而去。
事后，皇帝对李绛说：“白居易这个小芝麻官说话没有分寸，把他调离，别让我再看见他。”
李绛则袒护道：“白居易这个人就是性子直，说话不知道婉转。可是他忠于国家的心思大家都能看到，调走他恐怕难以堵住天下悠悠众口啊。”
陛下听后沉吟良久，还是让白居易在原单位任职。李绛算是救了大文豪一次。
对文豪如此，对其他人更是如此。
唐代的御史们虽没有明代的同僚硬气，但是说话也喜欢夸大其词，经常抓住别人一点毛病自由发展出二、三、四种内容。皇帝看着参人的奏折脑袋也大，最后实在忍不住了找到了李绛。
唐宪宗说：“谏官议论朝政，好多都是不符合事实的诬告，我想把其中几个闹得最欢的揪出来贬到边疆去，以儆效尤，你觉得如何。”
李绛略微思索了一下回答：“陛下不可以这么做。臣子的生死全寄托在陛下喜怒之间，在这种情况下敢于谏言的已经不多了。即使有，也是反复思量后果之后，内容几经删改，奏章才呈现在陛下面前。真实的想法本来只剩下十分之二三了，陛下连剩下的这点十分之二三都觉得过分吗？”
李绛又道：”明君喜欢听不同的言论，最害怕的事情是朝堂鸦雀无声，唯恐听不到谏言，怎么能在贬谪他们呢？若是打击谏官就等于封住了天下人之口，绝非社稷之福啊。”
于是皇帝放弃了贬谪谏官的想法。
唐文宗大和三年，蜀地遭到入侵，李绛奉旨入蜀救援。按照规定，同行的还有监军太监杨叔元。李绛本身就看不惯宦官，当初连皇帝的宠臣吐突承璀都不怕，何况现在区区一个小监军。
杨叔元被之前的将军们恭维惯了，遇到正直的李绛感到十分不适应，由此演化出怨恨。
军队走到半路敌军退走，按照规定征召的兵卒要退伍回家。可是遣散费少得可怜，让士卒十分不满。
杨叔元抓住机会，散播李绛贪污遣散费的谣言，致使闹起兵变，李绛与幕僚当场被害，终年六十七岁。
李绛屡屡上疏，勇于犯颜直谏。又碰到颇有心胸的唐宪宗，君臣共同谱写出一段大唐中兴的佳话。
更为可贵的是，李绛在主政地方的时候禁止捕猎鸟兽，以保护生态环境，这种超前意识在古代的官员中是非常少见的。
参考资料：《血腥的盛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