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以《风声》《烈日灼心》《嫌疑人X的献身》《扬名立万》《古董局中局》《门锁》《暴裂无声》《心迷宫》等为代表的悬疑电影不断获得口碑和票房的双丰收。
这些国产悬疑电影有一个共同的叙事策略,即以回溯过去的方式来印证猜想、预测事件走向,回溯本身便是罗生门式的回忆。
作为客观物质与精神想象的结合体,记忆的真相常常被遮蔽,因而个体回忆具有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
就此而言,影片的悬疑叙事便是通过众多回忆主体的彼此验证来破译谜题,找寻真相。由此,物化线索、空间隐喻、建筑象征则被视为有效的记忆参照,在解释真相的同时,也充当了回忆的稳定剂。
受文学叙事观念影响,早期多关注电影时间问题,直到20世纪后半叶,学术界才突破历史与线性时间的枷锁,开始重视电影的空间逻辑。
亨利·列斐伏尔曾声言,空间的沉默令人深感不安。受其著作《空间生产》的影响,爱德华·W·索亚的“第三空间”理论将空间分为三个类型,分别是物理空间、想象空间以及虚实结合的深度空间。
有鉴于此,我们可以将悬疑电影中的空间理解为物理与心理、现实与隐喻交织的深度空间。
一、从“闪回”到“回忆”:国产悬疑电影的空间建构逻辑作为一种商业类型,悬疑电影的成功多缘于悬念设置和非线性叙事所搭建的烧脑体验。
悬念触动人们对影片角色命运的关切,进而激发瞬间的高度焦虑感与紧张感;而非线性叙事则构成了迷雾重重的烧脑景观,引导观众发挥逻辑推理与想象力以破译谜题、挖掘真相。
因此,悬疑电影天然地与刑侦、犯罪、惊险等题材关联,被赋予类型化叙事特征。再者,悬疑电影一般基于特定的社会时代背景,通过现代观念中的合理虚构,经由多个人物的回忆视角,搭建一种具有强烈情感印记的多重空间。
学界对于电影空间的探讨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物理光学技术解释的胶片画面空间,这种空间是一种记录式或复写式的仿真性再现。
第二类是从电影结构层面阐释的由二维银幕空间和三维影像动作空间所创造的视觉空间。
第三类是在叙事学维度界定的外在视觉构图和内在虚构世界。
本文聚焦的回忆空间主要依据第三种空间概念,即悬疑电影中多层次空间往往是由影片中人物回忆行为和对环境、场景的凝视所建构的。在悬疑叙事中,这种记忆体现为一种从“闪回”到“回忆”的空间运作逻辑。
悬疑电影不仅通过人物回忆将观众代入其所营造的精神领地,还通过长镜头、特写镜头等技法将反常物质空间加以渲染,激活观众的经验性联想。这种回忆空间往往通过“闪回”和“回忆”共同构建。
闪回被视为一种重要的技术手段被广泛应用,最早可溯源至力学与物理学领域所描述的闪与闪退。电影出现后,闪回才成为专业术语被加以考量。
随着叙事电影成为影像主流,闪回的功能也从吸引力技法变成一种叙事手段。
此时,闪回的应用大概分流成两种基本方式:一种是伴随长时间的叠化效果,使观众容易理解时间维度的变化,“经典叙事允许影像在空间上随意切换,却不允许在时间上随意切换”。
因此,另一种闪回多通过人物的回想和想象呈现。随着电影创作的成熟,闪回的形态与功能也愈加丰富,扩展至影片的闪回结构。
依据电影闪回叙事技法演变逻辑,将闪回形态、结构在电影中的应用阐释为:多人物视角闪回式叙述的闪回电影、聚焦表现悲剧式闪回的黑色电影、勾连内心潜意识与闪回技法的先锋派电影、晦涩主观化闪回技法的艺术电影以及大众流行化闪回应用的好莱坞类型电影等。
总体而言,传统闪回用法具有两大特点:一种是在影片中采用叠化、淡入淡出等效果和时间提醒的标记性闪回。
另一种则是依靠人物的“动机性闪回”,如《盗情空间》在闪回中闪回,《欲海惊魂》中片段式、碎片化闪回的使用,以及《罗生门》通过闪回建构的叙事框架等。
不难发现,这些影片无论是标记性还是动机性,经典闪回的定义都没有脱离线性时间观念的枷锁。近年来,诸多国产悬疑电影作品已然突破了线性时间闪回的架构。
除了时间叠化和人物动机性闪回外,还体现为真实性的情感延续,以及残留物痕迹、建筑、地点等“奇观”物质空间所激发的回忆机制。
如果说悬疑电影中的闪回是种技术手段,那么回忆则是一种主体性思想行动。回忆多体现为影片中人物的记忆与回想,作为“一种想象性的重构工作”,将人物多视角的不确定性回忆作为闪回逻辑支点,推动悬疑推理情节发展。
当代国产悬疑电影通过诗意化的艺术空间重建、体验与回忆主体的双重视角、情感续接以及在地式的文化地标等方式,型塑了一种悬疑式的回忆空间。
比如,《心迷宫》《追凶者也》《暴裂无声》中的乡村景观既是出离中心的“异托邦”,也隐喻着扑朔迷离的残酷现实;《嫌疑人X的献身》《门锁》中逼仄、幽深的巷道象征着当代都市社会中女性命运的晦暗难明。
《风声》《误*》《悬崖之上》也有对历史片段和重要情节的时空记忆,如果说此类影片的叙事具有开放性特征,那么它们的记忆空间则体现出明显的封闭性特质。
其理由显而易见:封闭性的多层次空间想象,有利于观众在故事脉络中按图索骥,印证自己的猜想与预测,最终找到答案。
因此,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当代国产悬疑电影创作逻辑正在由时间观念主导的闪回技法,转变为一种时空交互的回忆叙事空间建构逻辑。
二、强烈情感:国产悬疑电影的回忆空间支撑回忆空间中的强烈情感始于阿莱达·阿斯曼的相关研究。她认为,强烈情感是记忆术历史阐释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她援引了古希腊《雄辩术》中的相关记载:“如果我们看到一些特别低俗的、可耻的、不寻常的、伟大的、难以置信的或者可笑的东西,这些东西就会长时间地印记在我们的记忆中。”
由此可见,强烈情感可被视为增强记忆的工具。这一观点已在美国当代心理学家的两组参照实验中得到证实。
该试验将两组一样的图像用幻灯片进行放映,其中一组额外附加了一个戏剧性甚至略带血腥的故事。实验证明,附加故事文本的被试者对图像的记忆准确率要远高于纯图像的一组。
《烈日灼心》讲述了三位结义兄弟共同抚养一个孤儿,在一次偶然中牵扯出一桩陈年命案的故事。
时隔七年,五口灭门惨案被重提时,三人摇身一变,拥有了新的身份,辛小丰成为一名协警,杨自道开上了出租车,陈比觉做起了鱼排工。
在复杂、纠缠的推理逻辑下,不断闪回的物理空间无疑成为观众锁定真相的必要线索。事实上,每个人的情感回忆都是断裂的、片段式的,而非自足的。
观众的认知心理也随着识别、理解和表征而不断改写、重新定位。在主人公错落的回忆碎片中,观众将辛小丰的强烈情感表现作为认知参照,以验证种种猜想。
值得注意的是,影片多采用主观偷窥视角洞察地理空间,并通过虚化前景的方式来印证空间的真实性;诸多空间镜像中使用了自然光叠化而非技术性叠化来展现人物的焦虑与困惑、挣扎与猜忌。
正如片名《烈日灼心》,强烈的人物情感羁绊内嵌于悬疑文本的回忆空间之中,在平衡叙事的同时,又带有强烈的隐喻色彩。
自传回忆是一种主观能动的、具有个人情感的回忆文本。在这种非客观的回忆领域中,有没有一种可信度的标准?卢梭在《忏悔录》中给出了答案。
众所周知,《忏悔录》是卢梭以主体性回忆为素材创作的作品,其呈现的主观真实,并不能精准地将过去的事件客观再现。依卢梭所言,强烈情感的真实性根植于“情感的链条”之中。
在《嫌疑人X的献身》中,平日一向侘寂风的数学老师石泓对残忍行凶的单身母亲陈婧的情节安排,以及石泓对陈婧的“偷窥”“监视”“跟踪”等变态般恋爱行为,一般情况下会显得极其出格、有失逻辑,但导演在“情感的链条”中置入了“绝望生命里的极致深情”。
邻居陈婧母女对待石泓的善良、温暖的态度,让整日与数学为伍、一向没有存在感的石泓仿佛感觉参与到了她们的生活中,并日久生情。
虽然陈婧是柔弱的女子,但眼见前夫对女儿的*扰,出于防卫而过失*人。
在绝望中,石泓凭借天才般的思维逻辑和专业知识,帮助和保护眼前束手无策的爱慕之人。
“绝望中的极致深情”的情感链条为现实中原本无法实现的荒诞举动赋予了合理性,让观众愿意相信悬疑情节的可能,虽然一眼就能识破悬疑的真凶,但仍然愿意陷入二人极致绝望的感情漩涡之中。
国产悬疑电影中的记忆空间是通过人物情感回忆得以维系的,影片所呈现的阶级的、身份的、民族的、时代的人物群像回忆,隐含着社会性情感认同。
霍布斯与斯宾诺莎的“激情”与“情动”都是对强烈情感的形式描述。情感作为一种认知能力能够激活影片人物的回忆,通过情感的精神凝聚,实现文本叙述者回忆的合理性,从而让观众产生共鸣,得到心灵的启迪。
作为一种感性的力量,影片中的强烈情感线不仅弥补了因线索模糊而导致的逻辑推理的断裂,而且通过人物的内聚焦视角,展现角色官能性的感受。
观众不会因为不切实际的悬念剧情而“出戏”,而是努力让自己感受残酷性的想象世界,依然相信真善美的存在,依然确信“正义会晚来但不会迟到”的真理。
与此同时,强烈情感赋予回忆或“现实的冷漠”或“伦理的谴责”或“道德的同情”或“怀旧的美好”等价值意图,但这些情感回忆只是作为“部分”元素随着影片情节的推进而流动。
物极必反,当强烈情感超过了悬疑叙事文本所能承受的范围时,回忆中的情感元素则变为一种溢出回忆空间的冗余信息,打破悬疑类型叙事的稳定性,产生类似“爱情片”“家庭伦理片”的情感绵延,从而影响悬疑体验,甚至落入俗套。
因此,在悬疑文本的封闭叙事空间内,强烈情感是以“块茎式”的方式存在的稳定剂,根据文本的内容、节奏、风格,或浓或淡地给予叙事空间以真实合理的支撑。
三、反常物体的凝视:国产悬疑电影的空间建构动力国产悬疑电影经由情感的书写实现对观众的心灵启蒙,然而个体情感具有偶然性、主观性和不可靠性,人们辨识真理的方向往往迷雾重重。
在回忆空间的建构中,反常物体的“客观性”能够经受时间的考验,可以帮助我们在多重空间中锁定记忆真相并诠释意义。
作为一种隐匿的语言暗号,摩斯密码也是一种典型的“反常物体”。《风声》讲述了1942年汪伪政府时期抗日特工暗*军政要员的系列事件。
在影片末尾,周迅饰演的顾晓梦将一段摩斯密码缝在旗袍中,由此揭开了影片最后的答案,体现了她挽救民族危亡的爱国情怀,令无数观众动容落泪。
在《古董局中局》中,许和平留给儿子许愿的线索是墙内暗藏的古董花瓶。这些花瓶真赝不一,并暗藏着摩斯密码,以真品为线,赝品为点。许愿在鉴定古董真赝的过程中,读取到答案信息,找到了下一个关键人物。
另外,悬疑电影会在“案发现场”明置或暗置当事人的遗留物或案件的残留物,如尸体、血液、生前贴身物、被使用过的厕纸、牙膏等,散落的残留物也被侦查者视为线索,为谜题揭秘提供有效物证。
与此同时,影片中人物对残留物的凝视也会引发大脑错综复杂的联系与回想,从而强化悬疑效果。
《烈日灼心》中女孩身上被疏漏的那枚带有指纹的吊坠,《全民目击》中的致命铁钉,《暴裂无声》中倒塌的“三石堆”、屠夫儿子头戴的奥特曼面具,以及随处可见的羊群、羊肉铺、涮羊肉、剁羊肉等有关羊的意象,都作为重要的“物证”推动情节发展。
国产悬疑电影常常设置大量的建筑物意象,将其作为一种视觉化的结构或支点参照,以抽象转译、现实介入、空间想象、记忆重构的方式推动叙事。
别克导演的《门锁》聚焦了当代社会女性的独居安全问题,讲述了芳卉独自在大城市打拼,独居时发现自己遭遇陌生人入侵的故事。
影片围绕着青年公寓这一建筑空间展开叙事。公寓的“门锁”在日常生活中象征着安全感以及公私空间的界限,指纹锁更表征着现代科技的昌明。
在影片中,门锁于“宠物医生”“公寓保安”“公司上司”“房屋中介”而言形如虚设,他们滥用职权,肆无忌惮地在公私空间自由穿梭。公寓空调内的隐形摄像头、被用过的个人物品等都暗示了剧情的走向。
虽然影片聚焦的是虚构人物的独居故事,但当年龄、性别、生活、工作以及社会关系问题都聚焦在芳卉身上时,便成为一个社会性标签,凝缩出现实社会中独居人的生活景况。
在《古董局中局》中,有一句令人印象深刻的台词:“法相在皮像之内,真身在假身之中”。这句话出自许愿之口,其内涵则隐藏于济公庙的典故之中。
在药不然抱走地下洞穴的佛头后,许愿等人从洞穴崩塌中死里逃生,而此时被月光照亮的济公庙触发了许愿的凝视与记忆,济公的原型宝志和尚在割开了自己的皮相后,才露出了真正的“观音”法相。
作为一种宗教建筑,济公庙是一种隐喻,也是揭开佛头真身谜底的提示。
因此,影片的最后出现了许愿用锤子砸佛头令众人震惊的场景。
另外,现代文明中的乡土空间始终被视为与都市空间对立的“异托邦”,代表着被工业化遗忘的蛮荒之地。
近些年,国产悬疑电影频繁表征乡土景观:《暴裂无声》中,从内蒙古包头偏僻山村的矿厂区一个孩子的失踪,《平原上的夏洛克》中,到河北衡水深州小村庄的一起事故逃逸、《心迷宫》中,河南偏远山村一具烧焦尸体的出现,《追凶者也》中,西部村寨的一桩凶*惨案。
这些故事以悬疑的风格打造了中国的乡村景观,展现了远离法治与文明的异度空间。
悬疑文本对乡村景观的书写,正是通过电影视觉化奇观引发观众凝视,从而激发观众对乡村所蕴含的历史记忆、集体回忆与价值观念的想象。
相较于风驰电掣的时代高铁,反常化乡土空间似乎更能体现人与人、人与社会间的身份冲突。
总结总之,近年来国产悬疑电影的创作理念突破了传统线性时间观念下的闪回式悬疑叙事逻辑,代之以一种空间观念为主导的非线性悬疑回忆空间,并通过“强烈情感”和“反常物体”两种回忆叙事的“稳定剂”,构建出具有整合性意味的回忆空间叙事模式。
该模式一方面灵活运用视听语言,兼顾了技术与人文的表意优势;另一方面,也完善了悬疑电影的逻辑链条,成为颇具中国特色的类型创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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