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全球职业环境的变化，有关各国失业研究的著作被大量引进国内。而具体到不同的职业人群，人们应对失业的心态与措施其实也非常不同。人类学家卡丽·莱恩就曾通过深入的田野调查调研了高新技术行业失业者们的生存状况。相较于别的职业，计算机、互联网等行业的从业者往往拥有较高的学历和收入。莱恩也发现，一种精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理念驱动着这些高科技行业从业者们在工作中不断创新，但也同时在失业潮来临时让他们倾向于责怪自己，而非将问题归咎于雇主或是制度。
所有的工作都成为临时的，个人只为自己的职业生涯负责，做自己的后勤与财务，把自己当作商品来推销——这种盛行于高科技行业失业者中的观念被莱恩形象地称为“一人公司”。从新自由主义批判的角度分析失业其实已经并不新鲜，不过，莱恩的调研指出了其中常为人忽视的一个面向：这种“一人公司”的观念对男性和女性施加的压力并不相同。随着社会文化观念的变化，男性其实已经越来越少地将“男子气概”维系于工作之上，即便他们面临失业，回归家庭、“打理一家子的家务”也能重新被建构为一个“有担当的男性”形象。相对地，在女权主义崛起的背景下，尤其对中产阶级女性来说，失业反而充满了文化焦虑，让她们开始自我怀疑。莱恩的这项研究，也很好地启发了我们在社会文化转型的大背景中理解失业对人们带来的具体影响。以下内容经出版社授权摘编自《一人公司》，有删改，小标题为摘编者所加。
《一人公司：失业潮中的高新技术工作者》，作者: [美]卡丽·莱恩，版本: 广东人民出版社·万有引力
2024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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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妻子养家的程序员
2004年的一个晴朗的秋日，我在达拉斯东部的一家仓储式二手书店跟艾德·唐纳利一起吃了顿早饭。采访时，艾德已经58岁了，他身材瘦小，蓝眼睛，是一个热情的男子，眼神犀利，敏锐机智，笑声爽朗。两年前，我在科技网的一次会议上遇到了艾德，那是我第一次和他交谈。当时他跟我说他本来在一家大型电信公司升扬（Exalt）做电脑程序员，结果被裁员了。
艾德虽没料到自己会被裁员，但他逐渐开始相信这是一种必然结果：“他们做了他们必须做的事。我要是当时能发觉出了什么事，那肯定会预料到裁员这一天的。但我就只是坐在桌前敲代码，世界就这样在我耳边崩塌了。”艾德认为他的前雇主“有一点点过于贪婪”，但他最终还是觉得他们只是互联网业崩盘的众多受害者之一，他们有很多客户公司因此*了。
艾德对升扬没什么怨言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这家公司从一开始就很清楚，他们没有指望员工忠诚。如艾德所言，他若是要把自己的失业归罪给谁，那就是他自己，因为他没有听从升扬的建议，没有欣然接受这种“当下唯一有意义的观点”。在回首过往时，他总觉得自己若是一名更好的职业生涯管理者—不那么满足于留守一处，多多了解行业状况，为工作的迅速更迭做足准备，跟进最新的技术，那么他就可以避免彻底失业。“我没有早点跳出去。严格来说我根本就没跳，是我站立的平台塌下去了。”这不是艾德第一次失业，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他还被辞退过三次，但这是迄今为止最糟糕的一次。在上次被裁之后，艾德失业了一个月左右。“这一次，”他灰心地说，“我连面试的机会都没有。七个月里，只有一个招聘人员面试了我一次。我参加过好几场招聘会，投了很多简历，但我还没跟哪家雇主谈过什么有意义的内容。这也太艰难了。”他把自己求职以及面试的困境都归因为他擅长的那种编程技术缺乏需求。
两年半后我们再次见面时，艾德依然在进行他所谓的“个人再造”，积攒编程领域的新证书。被裁员几个月后，艾德这个资深的园艺爱好者偶然在他光顾了多年的一家小园艺用品店找到了一份兼职。他很享受这份工作，在那儿干了两年，然后又转到了一家电子商城，那里的工作时间更长，薪酬和福利也更好。艾德说这份新工作让他保持住了体型，因为他整天都要在卖场里走来走去，还得经常搬运重型设备。来这儿的顾客常会问些古怪的问题，有时还很有挑战性，他说这能让他的大脑保持运转。话虽如此，艾德还是更愿意做计算机编程，而不是卖电脑，况且他在这儿的薪资比他刚做程序员时要少很多。可目前，他已经不再积极地去寻找编程方面的工作了。
艾德饱受抑郁症之苦，他得服药，还要去看心理医生。“要能找到一个体面的工作，我可能就不用再看病了，但在那之前，保持积极心态对我来说还真是很难。”他说。他最担心的并不是就业市场不会改善，反倒对此很有信心：“经济会好转的。很多行业都有起色了，但IT业还是有些滞后，达拉斯也是，所以达拉斯的IT业还是一片废墟。”艾德担心的不是经济永远不会复苏，而是这种复苏对他来说可能会来得太迟。“我正在被迅速淘汰，”他说，“如果我不做些什么来翻新自己，做足准备，在招聘方面前表现得与时俱进，那我就要错过这个好转的机会了。我已经58岁了，这个年龄对我很不利。”
美剧《硅谷》剧照。
艾德对未来怀有极深的恐惧，但他和同为程序员的妻子萨拉还能维持相对稳定的经济状况，这多少缓解了他的恐惧。他们在2002年还清了房贷，这大大减轻了家里的经济负担，靠着萨拉的全职收入和艾德在电子商城挣的钱，日子还能过下去。
威尔的朋友、科技网的组员彼得·杜蒙德也谈到了类似的情况。虽然彼得预计自己只会有四五个月的失业期，但到第七个月的时候，他也并不着急。他说自己还没达到“统计平均值”：当时被裁员的达拉斯科技工作者平均失业时长为14个月。彼得在此期间做过一些短期的约聘工作，以赚取生活所需，他说：“我很依赖我老婆。但这也是没办法。”彼得自称在经济上依赖妻子是“没办法”，这表明在他看来现状并不理想，而41岁的互联网营销专家克雷格·默里却对自己向“全职煮夫”的转型（虽然是暂时的）感到十分满意。
克雷格留着一头染黄了的短发，衣着时髦而休闲，戴着新潮的黑框眼镜，多少有点像是当时那种玩世不恭的高科技流派的代言人。他在2002年的头几周丢掉了工作，但他并不意外，因为公司已经进行了好几轮裁员。不过他惯常的高血压当即下降了15个单位，这倒着实让他吃了一惊。克雷格并不确定自己想找哪种工作，但他知道这份工作应该比以前的压力更小，也更有满足感。与此同时—或许从长远来看，他也在追寻职业生涯管理者的理想，虽然是他的妻子以更稳定的收入支付了他们的大部分账单，但他也在从事各种短期的自由职业，还不停地操持着家务。一项研究发现，无业的已婚男性“尽管有空闲时间，但平均只会做37%的家务”。不过克雷格觉得做家务非常舒服，甚至乐在其中，他在家里干着他所谓的“琼·克莉佛式的事”，道出了一种对家务劳动的性别特质的传统成见，尽管他在日常生活中颠覆了这些成见。显然，克雷格并没有一门心思地想充当男性养家人，甚至没想过要平摊家用，威尔和彼得一样，尽管他们对此并没有这么兴高采烈。
2
不再维系于工作的男子气概？
在这几个男人当中，只有艾德·唐纳利有一个上大学的儿子，其他人都没有子女，那么父母的身份是否会让求职者更难以放弃稳定收入者的身份呢？这一点值得深究。1997年的一项针对双职工家庭中的性别和养家问题所做的研究发现，无子女且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夫妇比其他夫妇更有可能抱有“共同养家”的理想，在这种家庭中，夫妻双方的工作都不是主要的收入来源，也没有哪方的事业更加重要。这一发现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何在我的调研中，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科技工作者似乎比其他工作者更乐于依赖配偶的收入。同时这也引出了一个问题，即父亲的身份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了男性求职者对于失业和依赖妻子收入的态度。导言中曾提到过一位把“做你必须做的事”当成口头禅的求职者—亚历克斯·布罗德斯基，他也谈到了自己和妻子汉娜以及女儿艾拉的关系，他称这就是自己应对长期失业带来的挑战和失落感的最大的力量源泉。
他说自己的职责包括料理家务，在艾拉没去托儿所的时候照顾好她，然后晚上去牛排馆上班。“理论上，我可以自由地去面试和找工作……或者跟其他求职者见面。但实际情况差不多就是，我得洗衣服，做各种必须做的杂活儿，付账单，把大大小小的家务事都料理好。因为我是唯一有空的人，这些也是我能*活儿。晚上那个粉色的“小旋风”会席卷整间屋子，过后我就得打扫。这就是我们的日常了。所以找工作的时间也少了，更多的是清理车库或者干其他的事儿。脏衣服可不能堆起来”。
美剧《硅谷》剧照。
尽管可用于求职的时间变少了，服务生的工作也让人泄气，但亚历克斯和汉娜还是一致决定，不接受他找到的第一份全职科技类工作，还是要等待一个符合他的技能和兴趣的职位。他们达成了共识，在此之前汉娜的教师工资依然会是这个家庭的主要支柱，亚历克斯将保留“第二轮班”经理的角色，干好家务，看好孩子。
和恩里克一样，亚历克斯也不赞成男人对家庭的主要贡献必须是每个月的工资。他认为自己照顾好了女儿，干好了家务，还做了兼职服务生，这也为家里尽了自己的一份力。所以在他持家育儿的同时，由妻子来充当家中的顶梁柱，这对他而言并无不妥，他觉得这种分工目前还是很有效的。如此一来，在这种被想象成平等伴侣关系的婚姻里，自立的理想就可以被重新定义为“夫妻的自立”了，在这种情况下，衡量一个人成功与否的标尺就变成了有没有承担自己那份家庭责任，而不是有没有成为一个顶梁柱式的个人。这种在婚姻中分配经济责任和其他职责的架构摒弃了供养者和依赖者这种模式。虽然汉娜挣的钱是家里的主要收入，但亚历克斯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依赖者，因为这种定性可能会全方位地削弱他的男子气概。相较于以往白领失业研究中记载的失业男性的态度，上述男性的经历和态度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变。
例如，米拉·科马罗夫斯基（Mirra Komarovsky）a于1940年出版的专著《失业男性及其家庭》中声称，失业男性“会体验到一种深深的挫败感，因为在他眼里，自己未能履行人生的核心职责，没能通过男子气概的试练—当好养家者的角色”。
即便到了2002年，社会学家尼古拉斯·汤森（Nicholas Townsend）也认为“男人的声名、对他人的价值及其自我价值的评价标准就是他们作为工作者的身份及其工作收入。没工作的男人常会被贴上各种标签，比如没用、品德不佳甚至不配做男人”。这些引述表明了一点，20世纪的失业研究一直将失业等同于一场男子气概的危机，认为这会让失业男性陷入抑郁、消沉、自责和自我怀疑的情绪中。汤森的研究也说明了一点，在当代美国，人们依然期望男性取得事业上的成功，并且养家糊口。然而前文中的艾德、克雷格和亚历克斯等求职者所说的话，却让失业具有破坏性并能削弱男子气概这一设定变得复杂了许多。当然，人们对做一个男人意味着什么的看法一直都是变动不居的。历史学家盖尔·比德曼（Gail Bederman）指出，所谓的男子气概往往只是不断发展的意识形态进程中固有的“持续的矛盾、变化和反复协商”的一部分，社会性别就是经由这一进程才得到了人们的体会和理解。凯瑟琳·纽曼也断定男子气概的理想在她展开研究时就已经处于变动之中了，就业态势日益不稳，职业女性的人数不断增加，女权运动也赋予了女性独立性，柔化了男人的身段，催生了平等的家庭关系，在这种情势下，男子气概已被严重削弱了。
需要明确的是，这种男子气概的模型或相应的女性气质模型绝不会彻底转换成另一种模型，“不应高估现代婚姻中社会性别转变的容易程度”。把男人的成功跟稳定的有偿工作和养家联系到一起，这种男子气概的理想仍然强烈地影响着美国男性对自己的看法，甚至其他人对他的看法。然而稳定的就业模式已变得越来越难以实现，男子气概由此也就被重新定义，纳入了另一些较少以就业为基础的成功标准，养家者理想的首要地位也随之弱化了。我的研究表明，失业的中产阶级男性现在有了另一套男子气概的标准和职业成功的模板，他们可以朝这个方向转型。我在本书开篇曾引述了亚历克斯的话，他当时还表示过被裁员并且成为临时工，这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他接受了一种更灵活的职业自我意象，进而又强化了他对自己所充当的无关工作的角色的认同感。
“我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工作了。和很多人一样，直到后来我才真正明白工作是怎么回事，但也和很多人一样，我的自我形象和谋生的职业是连在一起的。可就我目前的处境来说，我非常确定一点，如果有人在这儿给我拍张快照，我可以看着这张照片说“这不是我的生活”。因为我知道，我虽然是以端盘子为生，但我不是个服务生。我现在主要是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自己的，我有很多技能和特长，什么事儿都能干，如果要给自己贴个标签，那我更乐意当艾拉的爸爸，而不是信息架构师亚历克斯、项目经理亚历克斯，或者运营经理亚历克斯。这个处境逼着我挣脱了那种自我形象”。
美剧《硅谷》剧照。
亚历克斯的话表明了一点，不断变化的性别规范和家庭结构结合职业生涯管理的意识形态（自我是一种不依赖单一工作的灵活技能包），为一些男性开创了一片文化和心理空间，让他们可以将自身及其贡献与薪水或职衔区分开。就像职业生涯管理在一种不同的职业成功叙事之内重新定义了失业一样，求职者对婚姻和自立的概念化也重新定义了依赖配偶收入的体验。认为婚姻是一种伴侣关系，男性应该尊重和支持妻子的职业，这种看法连同一个孪生的假设，即在职的中产阶级女性理应乐于承担主要的养家之责—使得失业男性至少暂时地把依赖伴侣的收入重新定义成了自己男子气概的证明，而非挑战。这也让他们能够继续把自己视为独立的“一人公司”，尽管现实是他们大部分的日常花销都是靠别人的劳动收入支付的，他们得依赖别人，无论他们有没有用过“依赖”这个词。
因此，艾德·唐纳利并不觉得他对妻子的依赖是自己没有男子气概的表现，而是为自己“和很多男人不同”而感到自豪，他认为那些男人多半很无知，还缺乏安全感，他则对自己的男子气概有十足的把握，所以能心安理得地依赖妻子的收入。艾德将性别平等、婚姻和失业的不可避免性的观点结合到了一起，使得他在失业的同时依然能成为一个独立的男人（在他看来）。裁员和失业会危及中产阶级男性的男子气概，这一认识往往伴随着一种假设，即失业不会对任何阶层的职业女性造成类似的威胁，人们普遍认为职业女性的身份认同和自我价值感主要是建立在有偿工作范畴之外的情感联结之上。
所以人们可能会以为，随着男性不再彻底地把自己的身份认同建立在有偿工作之上，他们对失业的反应也会日益接近女性的体验。然而我的研究发现，虽然失业的中产阶级男性承受的污名和压力看起来正在减轻，但中产阶级女性的情况似乎正好相反。在公共图书馆的一场求职研讨会上，我第一次见到了娜塔莉·劳森，她当时刚过30岁，是一位热情又迷人的网站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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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失业格外令中产阶级女性困扰？
2001年初，在一片风言风语中，娜塔莉当时所属的公司，这个曾经的互联网媒体的宠儿第一次宣布了裁员计划。公司向员工们保证，这只是“勒紧裤腰带”的必要举措，并不是*的前奏，还保证终将聘回所有人。但对娜塔莉来说，一旦这个家一样的办公室走向终结，“你就知道它永远都不会变回过去的模样了”。娜塔莉在这家公司体会到的团结感可谓历久弥坚。即使在几年之后，她和很多前同事还保持着联系（他们都自称是该公司的“校友”，还拥有他们自己的社交网站）。其中之一就是她如今的丈夫丹尼尔·克莱因（他在娜塔莉被解雇时还是她的男友），两人是在硅谷总部的一次公司派对上认识的，此后很快就开始了一段异地恋。2001年，丹尼尔在公司的第一轮裁员中丢掉了工作，为了离娜塔莉更近些，他搬到了达拉斯。不久，他就在一家为医疗保健服务商提供软件的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第一轮裁员就被辞退，这让丹尼尔颇受打击，但他后来觉得这对自己也不无好处，因为他面对的就业市场比娜塔莉一年多以后步入的就业市场要景气得多。就在前雇主宣布第一轮裁员之前，娜塔莉买下了一套需要大修的新房。靠着遣散费和她在丹尼尔公司*一份约聘工作，她还付得起房贷。然而在2002年4月我们见面时，这份为期两个月的工作合约已经到期，她马上就要动用自己的积蓄了。
娜塔莉说丹尼尔对自己的求职给予了非常多的支持和鼓励，但她也担心自己的失业会影响他们的关系。现在她有了很多空闲时间，而且很依赖男友，她发现这种状况对两人来说都是前所未有的。
美剧《硅谷》剧照。
对一些男性求职者来说，更多地依赖配偶或伴侣标志着他们对婚姻和性别角色采取了一种前卫的态度。对娜塔莉来说，她在经济上虽然是独立的，但更多地依赖丹尼尔还是让她有一种令人难受的窘迫感。尽管娜塔莉在照顾丹尼尔的方面比她在职时要付出得更多，但她仍然觉得自己没有对丹尼尔“付出多少”，因为她并不是一个在职的专业人士，所以在自己眼里就算不上是一个成功的人。和娜塔莉一样，埃丽卡·罗思也很担心失业会影响自己的婚姻，这与男性求职者的描述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对比。
埃丽卡40岁出头，是一位身材健美、语调温柔的女性。2002年初，就在我采访她的两个月前，她被一家跨国科技公司解雇了。她之前曾被解雇过一次，不过那次在经济上更有挑战性—当时她丈夫还在读研，她一人挑起了全家的大梁，但这次裁员反而给埃丽卡带来了更大的压力。就像上述的男性求职者一样，埃丽卡也当即就表达了她多么庆幸自己有一个在职配偶，但她的看法也揭示出了一种糅合了感激和内疚的复杂心态。
当我问到她和丈夫如何应对这种压力时，埃丽卡哭了。她哭着说：“我尽量不对他的话有过激的反应，因为他完全有资格说那些话。我确实让他过得很艰难。”埃丽卡擦了擦眼泪，又一再表示：“情况可能会更糟。我还算幸运。我的处境已经比很多人都要好了。”然而埃丽卡还是觉得是她的失业造成了这种处境，导致她丈夫不敢再轻易抛下一份不满意还压力很大的工作。
丈夫读研时，埃丽卡也是家里唯一挣钱的人，但她并没有把家庭现状简单地归结为当时那种情况的反转，相反，她只觉得自己目前在经济上毫无贡献，给丈夫增添了不公平的负担。她因为“让他过得很艰难”而感到自责、内疚，尽管她根本无法掌控自己的失业状况和紧张的就业市场环境，以及丈夫最近工作满意度上的变化。对埃丽卡来说，为亚历克斯这样的男性求职者提供了情绪缓冲的自立是不存在的。她认为自己的经济义务与丈夫的就业状况无关。娜塔莉和埃丽卡的这种萎缩的自我价值感和强烈的不安全感，在很多方面映射了纽曼在1988年所研究的男性经理人的感受，而且她们受到的责备还远超这些男性。
近几十年来，中产阶级男性的男子气概虽已较少建立在稳定就业这一基础之上，但对娜塔莉和埃丽卡这样的女性来说，职业认同和自我价值似乎缠结得更加紧密了，至少她们在私人关系中的角色是这样。研究人员过去以为女性较少受到失业的困扰，因为她们更重视自己的私人关系。不过对埃丽卡和娜塔莉来说，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私人关系对她们太重要了，所以才会因为失业而感到如此烦心。对一个男人而言，能接受妻子的供养，说明他对性别角色的变化和女性职业成就抱有一种不带性别歧视的开放态度。克雷格·默里可以把自制的曲奇送给妻子的同事，并且引以为豪，艾德·唐纳利也可以宣称自己比那些拒绝靠妻子供养的男人更加开明。然而对娜塔莉来说，情况正好相反。在她新获得的那段充足的闲暇时光里，做园艺、照顾猫以及给男朋友做饭实际上削弱了她的自我价值感，让她觉得自己没有多少成就和进步，或许连吸引力也不如从前。
失业会让成年女性感到挫败，这并不奇怪，如今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女性理应从事有偿工作（至少在生孩子前是这样）。事实上对很多中产阶级女性来说，不干有偿工作已经变成了一个充满文化焦虑的决定，并且在有关女权主义和家庭的更广泛的文化争论中被当成了一种佐证。娜塔莉和埃丽卡这样的女性接受了独立供养者的意识形态和随之而来的压力，而周围的男性白领却正在抛弃这种意识形态，转向了另一种模式，借此弱化了他们供养一个依赖性伴侣的责任，同时仍可以设法将自己界定为自主性和男子气概的表率。
《职场妈妈不下班》，作者：[美]阿莉·拉塞尔·霍克希尔德，版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9月。
娜塔莉和埃丽卡似乎并不像21世纪头10年里的失业男性，内疚和自责的态度让她们看起来更像是纽曼在20世纪80年代采访过的那些被裁员的经理人，他们会根据一种精英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来评判自己，将失业等同于个人失败和一无是处。职业生涯管理的意识形态并不明确地专属于某个性别，其信徒也会激烈地反对这种看法，但它对男性工作者显然有着更大的吸引力或适用性。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职业生涯管理者对自己的定位恰好对立于那些向公司寻求稳定和保障的“依赖型组织人”。
“组织人”心态还有一个要素，即这些个体工作者虽要依赖一家公司，但在家庭情境中，他们往往也是供养妻儿的大丈夫。这种养家糊口的角色提供了一种带有男子气概的身份，代替了每天为别人干活和依靠薪资生存的屈辱感。职业生涯管理是建立在另一种成年男性的自主模式之上的。一旦接受了职业生涯管理提供的那种完全自立的幻觉，男性工作者就可以拒绝承认自己在依赖他人，即使要仰仗雇主支付的工资或配偶提供的食宿，他也能坚持这一立场。这一历史性的意识形态转变与中产阶级的男子气概和婚姻理想上同样重大的变化铆合到了一起，于是造就了一种局面，让失业男性可以将自己定义为独立的（意指他们是“一人公司”而非雇员）、在一定程度上不依靠任何人的人。中产阶级婚姻中的这种供养和依赖模式逐渐式微，弱化了男性为家庭提供经济来源或至少是唯一经济来源的义务（尽管这也让人们对他们所能提供的情绪价值有了更高的期待）。另一方面，由于白领女性保留了或刚刚采用了一种基于稳定就业和经济付出的职业认同模式，因此无法分享职业生涯管理的情绪提振效应，而这种效应似乎本身就更能支撑男性化的身份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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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公司”掩盖的不确定性
相较于已婚女性，职业、性别和婚姻叙事的转变显然对已婚男性的失业体验产生了更为积极的影响，但情况也没有简单到可以下此断言：在这些刚刚达成了共识的工作和家庭模式中，男性就是赢家，女性就是输家。无论是配偶供养模式，还是更灵活的男子气概模式，都没有完全解决失业给美国男性带来的困境和压力问题。能够依赖配偶的收入确实会让人更容易保持职业生涯管理所需的乐观和灵活性，而且即便长期失业也能维持生计，这会强化求职者的一种自我感觉，即自己是一个能屈能伸的创业者，成功地驾驭着一个充满挑战的局面。这种依赖使得求职者能够继续充当优秀的职业生涯管理者，但也恰恰是这种依赖破坏了职业生涯管理内核中的自主理想。
求职者可能会把自己定义为“一人公司”，但这些公司的运营资本常常是另一名工作者的劳动所得，后者所处的行业一般比高科技行业更加稳定（收入往往也较少），不过也并不总是如此。当企业和心态更为矛盾的个体工作者在称颂社会契约的废除所带来的灵活性时，他们往往没有意识到婚姻习俗的变化在多大程度上弱化了由此而生的不稳定的影响。在接受我的采访时，个别夫妻会公开感谢配偶的支持，但他们都自视为主动灵活的职业生涯管理者，依靠的是自己的次要收入，很少会探究那些与他们这种观念相关的更广泛的因素。正如“组织人”的职业生涯模式是以家庭主妇的服务为基础的，职业生涯管理者的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也要（即使常常是无形地）依赖在职的或至少是具备就业能力的配偶。没有在职配偶，迫在眉睫的经济问题就有可能削弱职业生涯管理者所需的灵活性和毅力。大多数求职者都缺乏大笔储蓄或高薪的临时工作，他们只有凭借配偶的收入才能成为出色的职业生涯管理者，从而接受新领域的再培训、获得额外的证书、攻读更高的学位、从事策略性的志愿者工作，以及定期参加交际和求职活动。
在求职者长期失业的情况下，配偶的收入不但维持着家庭生计，而且缓和了最初造成这些困境的劳动制度和市场经济可能引发的强烈反弹。不少失业者既没有失去房子、宣布*，也没有窘迫到缺衣少食的地步，但这掩盖了一个事实，即那些旨在保护失业者的公共和私人计划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达成其目标。若没有在职配偶，当前的失业救济制度、工作者权利立法、政府资助的职业培训和就业计划、平价托儿所、遣散费和退休金给付以及基于就业的医疗体系等方面的不足将更为明显，或许也更有可能引起全国的关注。然而无常且日益全球化的劳动力市场、疲软的经济以及公司福利的削减所造成的负担，已经悄悄转嫁到了双职工家庭的肩上。究其根源，求职者会接受这一负担有两个交叠的原因。
首先，在这个史无前例的不确定的时代，个体能动性这种说法的吸引力是不可低估的。当生活的各个方面好像都充满了不稳定性和风险时，“我是自身命运的主人”“我做得到”“我能单凭自己的头脑挺过去”这些信念可以提供无法估量的慰藉。其次，接受这种负担也符合更普遍的美式偏好，尤其是中产阶级，他们都倾向于依靠个人，而不是寻求集体或机构的解决方案。科技工作者并不反对上述结构性问题，他们往往认为这些问题不可避免，也难以解决，但相反，他们也相信这些问题都可以解决，而且仅仅通过市场运作就能解决。
职业生涯管理的个人主义亲市场哲学强化了这两种直觉，把抗议的缺失上升成前瞻性实用主义和男儿自强的证明。然而，求职者对“体制”—塑造了他们的工作体验和好脾气的企业、政府政策和劳动力市场缺乏愤怒，并不仅仅是他们忠于职业生涯管理的一个副作用。这既不是偶然的，也不是派生而来的。相反，这既是体制长期未能保护和帮扶个体工作者及其家庭的表征，也是针对这一失败有意采取的补救手段。
原作者/[美]卡丽·莱恩
摘编/刘亚光
编辑/刘亚光
校对/卢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