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最开始学《少年闰土》，对闰土的感觉好得无以复加。这是一个天真、活泼的少年形象，他在月地里手持钢叉朝猹刺去，那猹有着光溜溜的发亮的皮毛。冬天里，他用大竹匾来捕鸟，不知道有多少中小学生模仿闰土去捉过鸟，我试过，连麻雀都捉不到一只。还有什么只是跳的跳鱼儿，都有青蛙似的两个脚，我到今天都没见过这种跳鱼。
闰土给了我们多少美好的想象，及至学到《故乡》，这种形象就渐渐模糊。当年那个脖子上套着银项圈的少年，已经成了满面风霜、穷困潦倒的中年人，收成不好，孩子吃不饱，饱受官匪欺凌，被时代、被生活摧残过的贫民形象跃然纸上。
但是，悲剧并不只发生在闰土一人身上。我们在对闰土报以同情时，也应该再仔细看看豆腐西施杨二嫂——如果你只是感到她自私、尖刻，那也许还没有看懂她。
当我们读到：
前天伊在灰堆里，掏出十多个碗碟来，议论之后，便定说是闰土埋着的，他可以在运灰的时候，一齐搬回家里去。
我们总不敢相信——这怎么能是曾经的那个刺猹少年做的事？也许很多人像我一样，第一反应是豆腐西施杨二嫂放的，她在这个小说里太闹腾，实在像个反面形象。就是因为有了杨二嫂这样的大大咧咧又一门心思占便宜的人，鲁迅的返乡感受才那么无趣。
实际上，真正无趣的并不是杨二嫂。
绍兴鲁迅故居
《故乡》所写的是一出社会悲剧，闰土是这出社会悲剧的中心人物之一。少年闰土是一个勇敢、积极又有些羞涩的农村少年形象，在他身上反射出传统农民的品质，乐观、朴素和对土地的挚爱。他在海边农村种瓜看瓜的生活是无比美妙的，这种美妙也感染了每个读者。但是当“我”多年以后再回到故乡时，却发现这个少年英雄已经被生活摧残得不像样子。他以前称我为“迅哥儿”，现在喊我老爷，他浑身瑟索着，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让他觉得苦，成了个木偶人。
鲁迅说，悲剧就是将那些美好的东西毁灭了给人看。从闰土的生活情况，从他和我之间产生的隔膜，悲剧意味已经丝丝浮现出来。直到这十个碗碟出现，那个过去的闰土形象继续崩塌，悲剧意味变得更加浓厚。
这十个碗碟，除了闰土，还能是谁放的呢？杨二嫂没有必要放，因为她向来明索，自从我家收拾行李以来，她每日必到，揣走手套，拿走狗气*，都是当着我们的面做的。何况她也没有去诬陷闰土的动机，她到我家只是看看瞅瞅顺带摸走一些小件，又哪有机会把这么多碟子搬到灰堆呢?恰恰是闰土，他确乎家徒四壁，并且这灰堆本身就是要让他拉走的。
无论我们如何偏爱闰土，我们都必须接受这样一个事实：中年以后的闰土和少年闰土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无论是生活水平、身体健康、精神气质，甚至道德标准。少年时“渴了摘西瓜不算偷”的大方与宽厚，到了中年时，只能将不好意思张口索要的碗碟偷偷埋进灰堆，这更加让人感到悲凉。
（二）豆腐西施与闰土的对照初读《故乡》，会认为豆腐西施是一个非常“讨人嫌”的角色。她难道看不出鲁家不欢迎她么，她一次次地去鲁家“打秋风”，既然她满足于一幅手套，一个狗气*，那她必定也是一个斤斤计较的人。
但是我们不能不承认，豆腐西施的形象是鲜活的。豆腐西施和沉默的木偶人闰土形成了生动的对照：当年，豆腐西施终日坐在豆腐店里，安静地卖豆腐。多年以后，同样是受到生活所迫——我们不能想象闰土的生活每况愈下时，豆腐西施就能左右逢源，同样是社会底层，他们承受着相似的重量——豆腐西施和闰土选择了不同的走向。
绍兴的老街道
豆腐西施从安静走向泼辣，她成了个爱占小便宜的市民，为了蝇头小利，她无所谓面皮。她顺从了社会的趋势，她发现只有这样才能努力维持越来越不平静的生活。她的心理是强大的，一边声称鲁迅“放了道台”，却并没有一丁点战战兢兢，反而显出鄙夷的神色，嘲讽说“这真是贵人眼高……”“阿呀阿呀，真是愈有钱，便愈是一毫不肯放松，愈是一毫不肯放松，便愈有钱……”
闰土则从活泼走向安静。他按捺下心里的*，看清了人与人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他和鲁家的关系显然比豆腐西施和鲁家的关系更好，但他却唯唯诺诺，恭恭敬敬地喊了着“老爷”，使鲁迅感到“我们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了”。当面对各种生活苦难时，他的态度是“只是摇头；脸上虽然刻着许多皱纹，却全然不动，仿佛石像一般”，这和一双小脚跑得飞快的豆腐西施形成强烈的对比。
同为中年人物，女性的豆腐西施和男性的闰土形成了对比：豆腐西施是主动性甚至攻击性的，她主动向鲁家讨要需要的物事，如果不给就强拿，鲁家也不愿意为这些细微的东西和她计较，只能眼睁睁看她跑掉。而闰土则是腼腆的，他羞于启齿。却又偷偷地把碗碟埋进灰堆里，而这是豆腐西施所不屑做的。豆腐西施是亮出来的自私，闰土则是藏起来的无奈。豆腐西施是无所顾忌张扬行事，闰土则是无精打采小心翼翼。
说到这里，我们不由得想起一个问题：如果闰土能像豆腐西施一样心肥胆大，那是不是豆腐西施的形象就会被鲁迅设计成哀哀戚戚以求对照呢？换句话说，有这样的闰土，则有那样的豆腐西施。
狗气*
（三）闰土和豆腐西施：底层命运的合流1935年时，李长之高兴地评价豆腐西施，“这是真的农民!”实际上豆腐西施应当是乡镇中的小工商业者。李长之认为豆腐西施的行为不检点，当然不值得歌颂，但是老舍有句名言，“穷人的狡猾也是正义”。那么，豆腐西施的行为实际上可以理解。
鲁迅对豆腐西施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这个“细脚伶仃的圆规”无论如何都不能让人喜爱，不会是一个正面人物，但另一方面，鲁迅对豆腐西施也有同情。豆腐西施是小说中的亮点，在麻木、萧瑟的故乡，只有豆腐西施上来就是尖利的大叫“哈！这模样了！胡子这么长了！”“我还抱过你咧！”——这才是传统中返乡之人应该听到的话语。只有她精力充沛，只有她还有活力，倘若没有她，鲁迅这次返乡的气氛岂不是更加低沉？
绍兴鲁迅故里
闰土受生活所迫，从开朗活泼一转为沉默苦涩，这种转变的过程必然伴随着无数疼痛，但是像豆腐西施那样，从含蓄羞涩变为尖酸泼辣，这个转变同样也是受生活所迫，同样也饱尝辛酸。难道豆腐西施的转变就能用一句“本性释放”来概括吗？
在沉沦败坏的社会局势中，豆腐西施和闰土的形象实际上完成了合流：
对闰土这样的农民而言，面对官税兵匪，他只能沉默、忍受，只能在日渐窘困的生活中苦苦支撑，在这种危急的情况下，很难再要求他依旧宽厚，仍然积极。他或许未来会在沉默中爆发，或许会在沉默中灭亡，但是在这个中间时刻，作为一个力量弱小、地位低下的农民，除了沉默，他别无选择。
对豆腐西施这样的小市民，动荡的社会仍然对他们这个阶层的生存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他们不得不发生改变。为了保护自己，他们必须放弃曾经的矜持，抛弃朴素的乡村伦理去抢夺每一丝资源，狡猾地生存下去，这是另一种血淋淋的无奈，另一种别无选择。
无论是闰土的沉默还是豆腐西施的自私，都是一种迫不得已的低姿态。闰土饱经沧桑的面容和豆腐西施的高颧骨、薄嘴唇，都在诉说生活的艰难，他们共同勾勒出底层民众的痛苦处境。在鲁迅眼中，这就是当前乡村经济的概貌——原本从容、稳定的乡村，在20世纪的前20年间发生了突然的转折。故乡已非故乡，前路依然茫茫，看不出这个悲剧的结束，水生也许还会重复闰土的故事，形成一个绝望的轮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