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期间，我在上海任国营招商局副总经理兼业务处处长，一九四九年春，升任总经理。解放前夕，在地下党的启发下，我和有关人员一起，在保护国家财产方面，作了一些工作。现记述如下。
一、先从“疏散计划”谈起
招商局成立于一八七三年，至今已有一百余年的历史，是中国成立最早、规模最大的航运企业，局本部设于上海。一九四八年，由于军事上的失利，国民党政府开始策划疏散工作，准备将国家财产陆续运往台湾。七月间，招商局总经理徐学禹从南京回来，匆促召开处、部级以上人员会议，传达交通部部长俞大维的指示，要招商局拟订疏散计划。在会上，大家各抒己见，说了一通。会后，由秘书唐心一整理各人意见，拟订了一份“疏散计划”，其要点如下:
(1)、将原来在长江内行驶的大江轮，全部撤往台湾:其中适合于近海行驶的江轮，如江泰、江平、江亚、江宁、江静等改在台湾附近航行，其余不适宜海上航行的江轮，如江顺、江新、江汉、江华、江建、江安、江陵、江渝等轮，则停泊于台湾的港湾内，作为水上宿舍，以安顿从上海撤往台湾的船职工及其属。
(2)、可以出海的300吨以上的拖轮、铁驳，全部撤往台湾，以一部分作为各港口添设临时趸船码头之用，一部分也作为水上宿舍。
(3)、海轮全部照常航驶，以营业收入维持全局开支，但必要时则全部集中去台湾，接受台湾方面的调配运输任务。
(4)、招商局原有3000吨级的水上仓库船三只，以其中一只交由供应处使用，该处应将上海所有船用材料、器材、零件、配件等等全部储放在该仓库船内，以便随时拖往台湾。
(5)、浦东修船厂的全体职工和全部机器设备、工具、材料，连同修理船(又名水上船坞)一只，都撤往台湾，与台湾造船厂合併。
(6)、在江南造船厂建造中的5000吨级“伯先号”客货轮船，催促其赶快完成，完成后开往台湾。如届时尚未竣工，则由船务处协同江南造船厂用拖轮将其运往台湾，由台湾造船厂继续建造。
(7)、各处、部、室分存的卷宗,全部交由总务处文书科档案室整理归档，连同财务处的帐册，一併运往台湾。
(8)、招商局将来迁赴台湾后所需要的办公房屋和职工宿舍，由产业部副经理徐逸先去台湾，从事筹备。所有有价证券，如房地产的产权证等等，交由徐逸带往台湾招商分局保管(会后，徐逸即照此计划办理，去了台湾)。
(9)、调派供应处处长曹省之赴香港，负责船用油料和材物料的采购、储存、供应事宜。今后各海轮的加油添料工作都在香港办理。
(10)、动员各船员家属，尤其海轮船员家属，先往台湾，以解除海上船员的后顾之忧。这项动员工作，由船务处处长黄慕宗负责。
(11)、关于撤退各类船舶的调度工作，由副总经理胡时渊负责主持。
这个疏散计划拟订以后，有的条款执行了，但大部分条款，由于大家的抵制，没有实施。
二、我同地下党的接触
一九四八年十月中旬，为了同香港英商轮船公司结算帐务，我从上海到达香港，寓思豪酒店。这时，招商局客运部经理俞大纲也因公出差在香港。他是俞大维的同父异母兄弟，又是解放后天津市市长黄敬的叔父,与我平日相处较好。十一月二十二日，他到思豪酒店来看我。他说:“我想介绍中国共产党代表人、现任香港《文汇报》常务兼总经理张稚琴同你见面。你可否跟他谈谈招商局的情况?”当时,我正在进行反复的思想斗争，考虑是跟国民党去台湾,还是留在上海,或者筹集些资金在新加坡或香港经营商业。俞大纲介绍香港《文汇报>总经理来同我洽谈，我自然表示欢迎。我说:“张先生现在报社工作，让他以新闻记者名义来看我好么?张来时，用指头在我门上轻敲三下，作为暗号。”
十一月二十四日下午二点钟，我听见门上有轻敲三下的声音，就开了门，门口站着一个中等身材的中年人。我问:“你是张先生么?”他点头称是。我邀他坐下后，详细介绍了招商局的情况。总公司设在上海，沿长江各埠如镇江、南京、芜湖、安庆、九江、汉口、长沙、沙市、宜昌、重庆有分公司，沿海连云港、青岛、天津、葫芦岛、营口、烟台、汕头、广州、福州、温州、宁波、台湾、香港等埠也有分公司。国外在新加坡、仰光、加尔各答、日本则有办事处或代理人，拥有船员职工一万七千多人。轮船的总吨位近五十万吨，其中有海轮五十只，长江大轮十多只，拖轮、铁驳约一百五十只，各港埠内使用的小火轮约五十只。过去，每月营业的现金收入可以相抵而有盈余，但目前因为南京联勤总司令部运输署所欠的军运差船费为数过巨，所以有时现金周转上有困难。此外，我还谈了招商局疏散计划的内容。
张稚琴听了我的介绍后，便问:“胡先生准备来香港住家么?”我说:“还没有定。徐学禹已在香港拨给我一套公寓，叫我把家属先搬来这里。台湾招商分局也给我在台湾租好了房子。有人劝我到新加坡经商，我还在考虑中。”张说:“我诚恳劝你留在上海，做好招商局护产、反疏散的起义工作，这才是你的前途。”我表示愿意留在上海为共产党做些工作。他赞扬了我的积极态度，并叫谈谈如何做好这方面的准备工作。于是我谈了几点打算，着重谈了保护在长江内行驶的大小轮船、拖轮和铁驳的重要性。海轮随时可以在国外买到，而江轮却买不到，必须由自己制造，造船比买船困难得多。同时，长江轮船对于解放后恢复国内客货运输有极大的好处。我又说:“关键在于解决招商局经费困难问题，有了经费，什么事就都好办了。”他表示同意。
张稚琴:“今天我们的谈话，必须严守秘密，以后不必通讯联系。你回上海后，可以在清早和晚上收听解放区的电台广播，了解解放战争进展情况和中国共产党的各项政策。”谈话到此结束，共谈了两个小时。
三、反疏散斗争的开始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四日，我从香港乘飞机去台湾，原来准备旅游一个星期，但在台北市和基隆港游览了两天后，突然得到招商局江亚轮在吴淞口外沉没的消息，便于六日赶忙飞回上海，料理江亚轮沉没的善后事宜。
除夕前两天,国民党内政部部长洪兰友,由交通部航政司司长李景潞陪同，从南京来到上海，视察上海方面撤往台湾的准备工作。第二天晚上，李景潞从杨管北家中打电话给我，叫我马上到陕西北路杨家去看他们。我到达时，洪兰友、徐学禹已经先在那里。李景潞问我:“招商局撤往台湾的工作，按照原计划准备得怎样了?最迟要在明年3月中旬全部撤退完毕。”我佯装有把握地回答:“正在准备中，可以如期完成。”徐学禹也在旁附和说:“可以完成。”洪兰友听了，点头称是，并打了几句“不得有误”之类的官腔，就离开了。
为了做好反疏散斗争的准备工作，我于一九四九年一月中旬和三月下旬，先后两次用“运密”的密码，通电各地分公司的主管人员，要他们督同全体船员职工，严守工作岗位，做好船舶、码头、仓库等国家财产的保护工作，严防破坏事故，不得擅离职守。
在各地分公司中，以南京、汉口、天津、青岛四处较为重要，我就以这四个分公司作为护的重点。一九四八年十二月间，我以私人名义分别致函南京经理施复昌、汉口经理李荪芳、青岛经理方重、天津经理张庆枬，问他们是否愿意留守原职。随后得到了他们的复信:
(1)南京施复昌不愿留守原职，要求调往台湾工作，徐学禹同意了他的要求。所遗经理一职,由李景潞推荐，派原南京交通部科长窦毅继任，他系南京本地人。
(2)汉口李荪芳表示愿意留守汉口，从事汉口招商分局的护产工作。
(3)青岛方重请求辞职，改营商业。徐学禹批准了他的请求，派尹树功前往青岛继任经理，尹原为烟台招商分局经理。
(4)天津张庆枬愿意留守原职，但希望把他的家属迁居上海，我同意了他的要求，安顿他的家属于上海湖南路招商局宿舍内。
在疏散和反疏散斗争开始的时候，有一个插曲，那就是我由副总经理兼业务处处长升任总经理。
一九四八年秋，招商局从国营性质改为“招商局轮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为刘鸿生，而徐学禹仍为总经理。后来，淮海战役胜利进展，南京政府摇摇欲坠。徐学禹想丢掉总经理包袱，另觅他人接替,于是开始酝酿总经理继任人选。船务处处长黄慕宗、业务处副处长施迺徵和一些分公司经理、轮船船长支持我出任总经理，交通部部长俞大维对此表示同意。
一九四九年二月十八日，招商局召开董事会，出席的有董事长刘鸿生，董事徐学禹、李景潞、韦焕章、杜月笙、李士荣、王辅臣、张笃老、胡时渊等，会议由李景潞主持。在会上，刘鸿生辞去董事长职务，改任董事。推选徐学禹为董事长，胡时渊为总经理。三月十四日，办理了新旧总经理交接仪式。同时，黄慕宗升任副总经理,仍兼船务处处长，施道微由副职升任业务处处长。
这时，河南新乡中共人民电台午夜广播说:“中纺公司总经理顾毓琮、招商局总经理胡时渊:你们要坚守岗位，迎接解放。”我听了后，极为兴奋，进一步加强了我留在上海做好护产工作的决心。
四、汤恩伯军管招商局
在正式军事接管以前，招商局早已被国民党上海港口司令部所控制。一九四六年春,该部为控制船只运输士兵打内战,派副司令刘耀汉带同军运管理员四、五人，常驻在招商局五楼办公。他们在局内成立了军运小组，由该部专员林焕亭兼任小组长。徐学禹每月给刘耀汉车马费四百元，并拨吉普车一辆给他使用。所有军事运输业务，统由刘耀汉全权负责。
军运小组成立以后，招商局船舶的调度，不仅经常受到上海港口司令部的控制，而且遭到海军司令部的干涉。例如一九四八年冬，海军司令部强迫命令招商局将两只中字登陆艇驶到镇江附近的三江营，交给他们作为堵塞港口、阻止解放军渡江之用。我们没有同意，他们便派武装官兵强拉去了一只，被沉没在三江营的港口。
后来，解放战争逐渐逼近江南，国民党淞沪警备总司令汤恩伯为了进一步控制运输船舶，竟对招商局实行军管。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六日，董事长徐学禹拿来了两张警备总司令部军管布告，急匆匆地召集各部门主管人员，当众宣布说:“从今天起，对招商局实行军管，但大家不必惊慌，仍旧安心工作。”徐学禹还嘱咐我，今后各种船只的调度，一律听从上海港口司令部的指挥。第二天，上海港口司令杨政民，偕同秘书吴和办事人员五、六人，还有武装卫兵十多人，驻在招商局办公，实行军管，杨还带来了一张五万元金圆券的支票交给财务处，作为归还军差费欠帐的一部分。我向杨政民请示招商局今后的业务、管理、财务等等应该怎么办。他讲:“招商局的日常业务，仍由你们照常办理，但应将《每日船舶动态表>送一份给我们备查。如有重要事件，随时向我们报告请示。倘若我不在，你可以请示吴秘书。”
五月十日，上海解放在迩，杨政民命令我将十五只大湖型海轮在三天内集中到吴淞军用码头，听候调遣使用。船只集中后，杨政民、吴铎等一伙人都搬到吴淞军用码头办公去了。这十五只被控制的大湖型海轮，于五月二十五日清晨解放军进入上海市区时，载着国民党军队逃去了台湾。
在这里，我想谈一谈上海市警察局局长毛森逮捕我的事情。五月二十四日上午十时左右，有个中年人在我的办公室外探头探脑地向我张望,我认识他,他是招商局警务室的人，便大声问:“你们不是已经到台湾去了么?”他答了声:“我马上就要跑了。”便走开了。我对他鬼鬼祟祟的行动发生怀疑，就离开招商局，到南京路上去闲逛，并在马赛饭店吃了中饭。
中午十二时左右，警察局的“飞行堡垒”开到了招商局，因为我不在，没有被抓到。警察局特务在走廊内碰到黄慕宗，便把他捉了去。下午一时，我回到招商局，才知道这件事情。我在办公室内向总船长马家骏询问黄慕宗被捕详情的时候，军管司令杨政民从吴淞军用码头打来电话，询问他曾经下令所需要的银洋三万元，提到了没有。我说:“已经向中央银行提出来了，正在设法给你送去。但有一件事情向你报告，毛森局长把招商局黄慕宗抓去了，请你赶快打电话给毛森，予以释放。如果不放出来，那么在吴淞的十五只军差船上的船员可能会闹事，我们不负任何责任。”杨政民答应马上打电话给毛森。不多一会儿，他又来电话催问三万元银洋的事情。我向他催促释放黄慕宗的事情。下午四时，我们把银洋三万元搬上小汽车，派司机庄志万送去，但杨政民收款后，没有给收据。又隔了一小时，黄慕宗被释放出来了，他一个人步行回到了招商局。
五、国民党加紧作疏散布置
国民党因为军事上节节败退，便加紧了上海的疏散工作。一九四九年三月下旬，我接到汤恩伯的通知，叫我前往北四川路警备总司令部去参加会议,我和徐学禹两人都去了。出席会议的有二十人左右，其中我认识的有杨政民、沈熙瑞、顾毓瑔、陈大庆、陈福海(铁路局局长)、林崇镛(中央银行业务处处长)。会议由汤恩伯主持，他说:“我代表蒋总统向各位训话，要你们认真做好各人的本位工作，维持地方治安，稳定金融市场，保证交通运输的畅通。对于疏散的准备工作必须加紧进行。”还胡说 他对淞沪的安全和战事的胜利是有把握的。最后又说:“你们不要听信谣言。万一将来战事失利时，对今天在座各位的安全和撤离上海所需要的交通工具，我保证负完全责任。”
接着，中央银行代表起立发言，谈了印制钞票所需纸张的运输困难问题。第二个起立发言的是毛森。他说:“今天在座的各位，一定要做好本位工作，共同维持上海的社会治安。至于各位的安全和万一撤退时所需用的交通工具，本人保证负责供应。”他发言后，大家默然不语，会议就草草结束了。
散会后，我就回招商局去了,而徐学禹则被汤恩伯召到楼上开会。事后，我问徐在楼上谈了些什么。徐说:“汤恩伯下令中国纺织公司运一万吨棉纱布去台湾，作为收缩台湾通货膨胀之用。”
隔了几天，我又接到上海市政府的电话，说市长陈良在市政大楼召开紧急传达会议，叫我前往参加。出席会议的有五、六十人,都是各运输机构和物资机关的负责人。在会上,陈良宣读了南京行政院关于紧急疏散储存在上海的军工物资到台湾和广州的命令(在此三天后，招商局也接到了内容相同的行政院紧急命令，但我把它存在档案里，没有传达)。记得命令中有一条是这样的:“军工物资单位，如经费困难，无力支付轮船运费，可以编造预算，经招商局证明，向中央银行临时借贷。”宣读完毕后，陈良勉励大家去努力完成这个疏散任务。
不久，联勤总司令部运输署船运司司长俞润生前来找我商量，要招商局组织各公私轮船公司，共同运输十五万吨军工物资去台湾和广州。我推说困难，婉言谢绝。后来,俞润生去找上海市轮船商业同业公会秘书长沈琪，由同业公会组织各公司完成这个运输任务。招商局被分配装运二千吨，我看为数不多，也就同意了。
徐学禹自担任董事长以后，经常来往于上海、香港和台湾之间。一九四九年四月，他由香港飞来上海，对于招商局疏散工作，重新作了一番布置。
(1)改组招商局，把重点从上海移往台湾。原上海招商局总公司改为上海分公司，而原台湾分公司扩充为总公司。
(2)由于我的坚决要求，徐学禹同意我暂留上海办公。在我未到台湾以前，台湾招商局总经理职务，由副总经理韦焕章代理。至于上海分公司经理一职，由副总经理沈仲毅兼任。
(3)徐学禹命令各部门检查前所订的“疏散计划”的执行情况，把可以撤往台湾的财产尽早按原计划执行。
布置妥当后，徐学禹向财务处叶实夫支取美金五万元，于五月十二日飞往台湾，此后从未再来上海。徐学禹对于我的坚决留在上海，大概已经有所察觉。五月二十日，他从台湾招商局电台拍给汤恩伯一个电报，要求他把我从上海弄走去台湾。这个电报是由上海招商局电台收转的。主任秘书陈仲瑜把这个电报给我看，我看了以后，立即将电报收下，放进口袋，对他说:“不必转去了，也不要告诉别人。”所以我没有被劫往台湾。
六、江顺、江安、江泰三轮事件
在疏散和反疏散的斗争中，江顺、江安、江泰三只江轮事件是重要的回合之一。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我在香港与地下党取得联系的时候，早就同张稚琴谈过，我们应该先把行驶于长江的轮船设法保存下来，所以一回上海，就着手这项工作。一九四九年二月中旬，江顺轮船长黄友士从汉口随班轮来到上海，轻声问我:“听说本局的长江江轮和可以出海的拖轮、铁驳全部要撤往台湾，有这回事么?我是否可以不去?”我答:“有这回事。你去不去，由你自己决定。你回汉口后，同你夫人商量商量再说。”二月二十二日，黄友士又来找我，说:“我同老婆商量过了，决定留在上海。"我说:“很好，很好。我有个设想，你看好不好?现在江安、江泰两只江轮都停泊在上海十六铺，准备整修。你的江顺轮也可以抽下来修理。将这三只江轮都开到长江中游去，以修理为名，把它们掩护下来，等待解放。如果你同意的话，可以同江安轮李船长、江泰轮陈船长商量一下,然后报请船务处批准。”他点点头，表示同意。
我继续说下去:“你们船上事务人员全部下船，回家休息，其工资由上海和汉口招商局按月发给。你们三只船必须选择隐蔽地点抛泊江中，叫船上的船员不要去汉口，以免乱说生事。修理时，必须由你们船员亲自动手。”
黄友士听了我的设想后，微笑点头，表示他已领会我的意思了，决定照我这个设想去做。三月初，黄友士从抛泊地的船上发来密电，说三只江轮抛泊在离汉口四十浬的江中心，附近有一小镇，可以购买菜蔬。他们向汉口分公司要了一只小火轮，作为三只江轮间的交通船。我接电后，立即复电黄友士，叫他们不要天天到镇上去买菜，汉口更要少去。黄复电照办。
但是三月十五日，汉口分公司经理李荪芳把这件事情以长途电话报告了徐学禹，还说海员工会主席李雨田已为此事向他提过质问:“把三只大轮抛泊在长江中游，有什么企图?”李还在煽动原已回家休息的三只船上的职工聚众闹事，并向南京联勤总司令部作了告发。
徐学禹接到李荪芳电话以后，就向船务处询问情况，船务处回答说:“是三个船长要求整修的。由船员自己修理和油漆，比较安全而省钱，而且时间上，也比交给修船厂修理要快得多，一俟竣工，马上开往台湾。”徐学禹又问我知道不知道这件事,我说:“知道的。”
同天，徐学禹又接到南京交通部李景潞的电话，询问三只轮船停泊江中的事情，并说有人已向联勤总司令部检举，要交通部查复。徐学禹就把船务处所讲的情况告诉了他。于是，徐学禹叫船务处急电三位船长，将江轮尽速开回上海，再行整修。
在这种情况之下，江顺、江安、江泰三轮不得不驶回上海，但船上的存煤不够，只得将江安轮上的存煤全部拨给江顺、江泰两轮，让它们先开走。这两只江轮于三月十九日起锚出发，开到九江时，煤要烧完了。如果开到上海，每轮还需要在九江添煤一百吨，而九江分公司无煤供应，市面上也煤炭奇缺，无法大量收购。他们来电向供应处请示，我说:“现在这三只轮船没有运输任务，在九江、汉口多等几天，没有什么关系。煤炭叫南京分公司派小火轮运去。”决定以后，我打了一个长途电话给南京分公司经理窦毅，对他说:“供应处叫你们送三百吨烧煤去九江，煤是要送去的，但不必着急，快一些也可以。”我这样做的用意，在于拖延时间，等待长江方面战争形势的变化。
事情不出所料，三月二十日，芜湖和安庆间的华洋镇解放了。我听到这个消息，心中暗暗欢喜。长江下游的交通既已中断，江顺、江安、江泰三轮就为人民所有，回不了上海了。
徐学禹得知南京联勤总司令部要派员来沪彻查的事情后，就打电话询问该部郗参谋长。郗答:“确有此事,已派金某到上海，他住在上海市粮食局赵局长家里，你可以去谈谈。”因为财务处叶实夫和赵局长相识，我便与叶实夫一起到四川路德大饭店去唔赵局长。我说:“江顺、江安、江泰三只大轮，如在上海交修船厂整修，需要两个月的时间。倘由船员自己动手，则一个月就够了。为了争取时间,早日开往台湾，所以停泊在长江中游修理，而且在汉口附近修理，要比在上海安全得多。”赵局长听了我的话以后说:“既然这样,倒也没有什么。”这次彻查,我们总算应付过去了。
不料过了几天，南京联勤总司令部郗参谋长同徐学禹通电话时，又说:“这件案子由于告发人纠缠不清，现在又派运输署长赵桂荪乘来沪之便再作调查，你们可以向他解释清楚。”赵桂荪到上海后，我又去访问了他，作了一番解说，这件案子就这样了结了。
七、江新轮和其他各江船
除了上述三只江轮以外，我们还设法保存了其他六只大江轮，即江渝、江建、江华、江平、江新、江陵各轮，其中围绕着江新轮的斗争较为突出。
江新轮是一条好好的大江轮船，既不能托词修理，又不能无故停泊，怎样才能把它保存下来呢?只有从制造故障入手。我同几个相熟的船员一谈以后，他们都很赞成，就把轮船里的轴头拉开。地轴一失灵，船就不能行驶了，于是对外扬言:江新轮轮机损坏，须经大修后，才能开往台湾。
但是事出意料，五月二十二日下午，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突然派来了一个军官，随带五个士兵，冲进我的办公室，把他的手枪和名片往我的桌上一丢，凶狠地说:“我是陆科长，你马上派船员上船，将江新轮开往台湾。如若不开，我现在就捉你到警备总司令部去枪毙!”我和颜悦色地对他说:“不是不肯开，江新轮轮机损坏，现在开不动。”他说:“我已调查过了，并没有损坏，接上地轴就可以开的。”我说:“倘若你们不信，我叫船务处的人来证明。”他说:“我不相信，你叫船务处负责人来，陪我们一起上船去查验，如果能开，就开出吴淞口去;如果真的开不了，就在原地破坏。我们不能把好好的轮船白白送给共产党。”
没有办法，我只得把船务处黄慕宗、马家骏两人召来，陪陆科长等六人一同到船上去了。我办公室的窗口面临黄浦江。他们走后约两小时，我从窗口望出去，看见江新轮缓慢地从十六铺开来，驶到陆家咀地方，又掉头回到十六铺。这是怎么一回事?我疑惑不解。过了一小时，黄慕宗和马家骏都安全回来了。黄说:“我们上船后，恐怕被他们破坏沉没，就接上地轴，解缆开航。但将开航时，陆科长等人突然离开江新轮，踏上了预先准备好的一只小火轮(这是可以出海的装有通讯电台的招商局小火轮，不知是谁替他们准备的)，跟随在江新轮的后面航行。因为解放战争已逼近黄浦江畔，轮船开到陆家咀时，有枪弹从驾驶台上飞过。我感到很危险，就停车不开，而陆科长所坐的那只小火轮却飞快地越过江新轮，向吴淞口方向仓惶逃走了。于是我们又开回了十六铺。”一场虚惊就这样顺利地过去了。
他如江平轮，我把它调在芜湖和南京之间，作短程的区间航运，每天来回一次。有人表示反对，说这是太浪费了，但我坚持开班。南京解放时，这条轮船自然归人民所有了。江建、江华两轮则比较好办，因为它们外表破旧，不惹人注目，我把它们作为上海至南京间航行的班轮，因此也得以保全了。江陵轮曾经被上海港口司令部控制在吴淞军用码头，充当浦西至浦东间的军用交通船，没有被撤往台湾。至于江渝轮，原来就停在重庆，自然更没有什么问题。
此外，再叙述一下中国油轮公司油轮的事情。该公司是由招商局和资源委员会合资创办的，共有千吨级油轮十二艘,其中六艘早已由该公司总经理李允成带去台湾经营，还有六艘留在上海，由协理王炳南、船务处处长顾久宽管理经营。一九四九年五月十八日早晨，顾久宽从上海市警察局打电话给我，说警察局长毛森因为他没有将六艘油轮开往台湾，认为有资“敌”嫌疑，现被扣押在警察局内，经他一再说明情况，表示愿意将油轮开往台湾后，毛森已允许释放，但必须由招商局或者中国油轮公司提出书面保证，他叫我设法帮忙。我听了电话后，就去找王炳南，把保证书写好，连同港口副司令谢炎致毛森的便条，由王炳南送给了警察局。顾久宽被释放后，就与我商量如何处理这些油轮问题，认为与其开往台湾，不如在黄浦江内沉没。于是顾久宽前往太古码头，将六艘油轮船底上的“海底凡而”全部开放，江水涌进舱内，船很快就沉没了。解放后，招商局把它们打捞起来，参加了石油的运输工作。
八、修理船、仓库船和修船厂
招商局原有一只修理船和三只三千吨水上材料仓库船。四月间，徐学禹在上海时,修理船正在整修,他限于五月十六日以前修理完竣，并拖带水上仓库船一併驶往台湾。五月十二日，徐学禹飞赴台湾时，一再嘱咐我办好此事，我表面上唯唯称是。
五月十四日下午三时，修理船船长孙照熊到办公室对黄慕宗说:“修理船已修好，仓库船也已装载完毕，可以开往台湾了。”我赶紧插嘴，对孙照熊说:“你们提前完成任务，很好。你们辛苦了，让船员们回家休息，开船的事情，以后再通知你。”孙船长走后，我和黄慕宗商量如何处理此事，决定不把这些船只开往台湾。由他通知船务处，取消修理船的“开船命令”，并收回了“更改船籍港”的证件。修理船和水上仓库船就这样保存了下来。
徐学禹逃往台湾后，从五月十四日至十八日的四天内，一连发来了三份电报，催促修理船和水上仓库船早日开出，我回电敷衍，最后给他拍了一个假电报，说这两只船五月十九日可开出,大约需要十天的时间才能到达台湾基隆港。其实，这些船安稳地停泊在黄浦江内，一动也不动。
至于拖轮、铁驳,我们也设法保全下来了。我通知中华拖轮铁驳运输公司经理史济威，把该公司所有拖轮、铁驳,全部疏散在镇江以上的长江各港内，以免被迫撤往台湾。天津新港方面还有二十多只拖轮、铁驳，我也以新港业务已告停顿为由，叫史济威向新港主任吴炳芳联系，归划给中华拖轮铁驳运输公司管理经营，分别疏散在长江各埠，所以所有铁驳、拖轮都没有什么损失。
现在,再来谈谈对浦东修船厂的处理问题。招商局在浦东有个修船厂，职工约二百多人,它平日的任务是修理自己的船只。按照徐学禹的疏散计划，是要搬到台湾去的。怎样设法把它保全下来，使职工安心留在上海，是一个问题。于是我同领导该厂业务的船务处副处长辛一心和厂长陈绍焕商量办法，共同商定下列几点:
(1)修船厂职工的四月份工资提前发给，并一次再借给他们三个月工资。
(2)修船厂自四月份起宣布停工，将全部机器运往浦西招商局中栈码头仓库内储放。 (3)职工中愿意留在上海的，回家休息，不必上班。如果有人愿意去台湾，可向人事室办理调职手续，先去台湾，向台湾修船厂报到。
厂长陈绍焕把这三项办法公布以后，全体职工都表示满意。于是我就嘱咐船务处、财务处、人事室分别照此办理。接着，我和陈绍焕商量如何保护修船厂的具体问题,经决定:
(1)选定几个可靠的老工人搬到厂里去睡，关闭门户，不许他们随便离开，也不许别人随便进厂，叫他们好好看守财物。
(2)对于修船厂机器拆卸搬至浦西一事，有关人员必须严守秘密，以防泄漏，而对外则扬言修船厂的机器工具已撤运到台湾去了。
(3)叫全体职工在家好好休息，如果撤退有期，一定事前告诉他们。
陈绍焕照这三项规定去办了，而且办得很妥善，所以五月二十五日上海苏州河以南地区一解放，我们就通知职工回厂上班，搬回机件，迅速复了工。
九、截留救济总署的轮船
一九四九年三月，中国善后救济总署在外以高价雇用临时船员，准备将该署抛泊在黄浦江中的四十多艘船只(其中有海轮、大马力拖轮、登陆艇等)，全部撤往台湾。我得讯后，就去找该署张主任，对他说:“你们可否将上海港内的全部轮船交给招商局，由我们负责运往台湾?”他说:“这批船只到了台湾，早晚也要交给台湾交通部的，所以提前在上海交给招商局，在我是同意的。如果你们愿意在上海接收，必须做到两点:(一)现在船上的船员，你们要全部留用，并自四月份起，他们的工资按照原来的数额，由你们招商局发给。(二)这批船只必须在原停泊地点办理移交手续，而且不管好坏，要全部接受。以后各船所需修理费用和添置物料，完全由你们负责，我们不支任何补贴费用。如果你同意这些办法，那么我就向上面请示。”
我说:“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不过船费如何结算?”他说:“这个问题好办，将来让我们善后救济总署同你们交通部商量好了。”谈到这里，张主任就进去向上级请示。不久，他走了出来，对我说:“已请示过了，我们总署方面决定照我们刚才所谈的办法处理。”我看到这次交涉办得很顺利，心中非常高兴。
回到招商局后，我把经过情况告诉了黄慕宗，他听了，也很高兴。我就派他去同善后救济总署所指定的代表办理船舶交接手续，并嘱咐他:(一)这批船舶接管后，仍停留在原泊地点，不要移动，更不必开去台湾。(二)仍叫原来看管人员看管船只，不必多派招商局的船员上船。方一原有人员不够时，可酌派少数可靠的船员上船看管。(三)我们接管这批船只的事情，不要对外声张，以防发生意外。同时，我也没有以此向徐学禹汇报。这四十多艘船就这样平平稳稳地截留了下来。
直到上海解放后,善后救济总署送来了一份船价帐单,价格合计为美金五百多万元。我把经过情况告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总代表于眉，他对此表示嘉许。
十、托词拒运疏散物资
国民党兵工署原来储有五千吨铜元，那是日本军国主义从中国沦陷区搜括去的归还物资，而由中央信托局转交给该署作为制造军火用的。一九四九年三月，兵工署命令招商局施迺微调拨船只将其全部运往台湾。我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已经在装船了。
我赶紧跑到十六铺码头,NS型轮船已经装上了铜元一千吨，我立即下令停止装运。该轮载重量为二千吨，其短装的一千吨，改装其他一般商货去了台湾。我对仓库管理员说:“留下来的四千吨铜元，今后如何处理，我会告诉施迺徵的，你听候命令好了。”
关于运输铜元一事，自五月六日至十日的五天内，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曾经三次向我催询。第一次是汤恩伯叫我到总司令部去的,他亲口问我:“铜元四千吨到底什么时候可以运往台湾?”我答:“正在调度船只，很快就可运出。”第二天是司令陈大庆亲自向我催促的，我说:“三四天内即可装船启航。”五月十日夜,汤恩伯声色俱厉地斥责我:“四千吨铜元限你在五月十二日以前全部装船运出。船只启航后，你要打电话向我报告，我还要派人前来查看。如有违误,我立即枪毙你!”我唯唯诺诺,表示一定如期运出。
看来，铜元不能不装上船了，但装上后，可以停泊在吴淞口外，等解放后再运回来。主意既定，第二天我就把经过情况告诉了史济威。我问他:“你能否在今天上午十时以前，调集六、七只千吨级的出海大铁驳靠泊在十六铺金利源码头?”史称可以办到。于是我提了几点意见:
(1).通知码头仓库管理员必须在今天中午十二时以前，将铜元全部装上铁驳。
(2)调动大马力拖轮，将这些铁驳全部拖往吴淞口外的高桥海面上，分散抛锚停泊，但有被人发觉的可能，所以要价好随时拖去台湾的准备。
(3)每只铁驳要装上足够吃两个月的大米和成鱼、咸肉、咸菜等副食品，以供船员在船上吃用。每隔三四天，派几个可靠的船员用小火轮给他们送去淡水和必要用品。
(4) 绝对禁止船上的人员上岸，或来上海探亲游玩，以防泄漏消息。
经过协商，史济威同意了我的意见，就回去照此办理了。到了下午四时，我估计拖轮、铁驳已经驶出吴淞日了，便打电话给陈大庆，说:“请你转向汤总司令报告，四千吨铜元已全部装运出去了。”上海一解放，史济威就把这笔巨额铜元从吴淞口外的抛锚处运了回来。遵照于眉总代表的意见，把它在黄浦江码头磅交给了中国人民银行，计缺少半吨铜元，于眉吩咐免于赔偿了事。
此外，招商局还拒运一批棉纱布去台湾。五月中旬，中国纺织公司运输处副处长邱秉敏连续三次来找我商量，要把该公司的一万吨棉纱布装上被上海港口司令部所控制，停泊在吴淞军用码头的十五只大湖型海轮底舱，准备与国民党逃兵一起，运往台湾。我为了要保存这笔人民财产，托词谢绝。后来，邱秉敏又对我讲:“关于装运的事情，司令杨政民已经同意，请招商局填写《装船单》，以便装运。”我又婉转地对邱说:“杨司令既已答应，你就去装好了。但招商局不能为你们出具提货单，将来棉纱布如有损失缺少，由你们负责。”经我这样一说，邱秉敏不敢去装船，这一万吨棉纱布始终没有运去台湾。
十一、解放前夕各海轮的动态
以上所叙述的，都是招商局关于江轮、拖轮、修理船和水上仓库船的情况，现在再来记述上海解放前夕招商局海轮的动态。因为各海轮都行驶在海面上，不大容易为我们所控制，所以有些船只被台湾所掳去。但由于党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和各船员职工的共同努力，还是保全了一部分。当时各海轮的动态如下:
(1)招商局共有B型五百吨级海轮五只，其中一只在一九四八年冬沉没于营口港，三只于一九四七年和一九四八年先后调划给台湾招商分局，以维持台湾各岛间的海上交通。还有一只原来是上海至青岛的班轮，所以解放时留在上海。
(2)招商局共二千吨级的中字登陆艇五只，其中“中一〇二号”艇于一九四八年冬被国民党起义部队开往连云港，一只于一九四八年被海军司令部强迫拉去三江营堵塞港口，解放时有三只留在上海。
(3)招商局有三千吨级的大湖型轮十九只，其中三只早于一九四六年拨给台湾航业公司，作为投资的股本。一只“海辽”轮于一九四九年九月间在日本驶回上海的途中，由船长方沉流率领，开往大连起义。其余十五只被上海港口司令部控制在吴淞军用码头，上海解放时载运国民党逃兵去了台湾。
(4)招商局有万吨自由轮十只，都在远洋线行驶，其中一只“海黄轮”于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二日满载美国善后救济总署八千吨曼谷大米开到吴淞口外，因为上海解放战争正在激烈进行，无 法进口。我本来想叫该轮开往青岛暂避，等候命令。不料施迺微却答应船长的要求，让其去了台湾。
(5)招商局有三百吨级特快客轮二只，名曰“锡麟”、“秋瑾”轮，秋瑾轮早已租给香港，后来去了台湾。锡麟轮原被中央银行包租，因为战事尚未驶出，仍留在上海。
(6)招商局共有N3型轮十九只，除二只在黄浦江内卸货留下外，其余十七只都在海外行驶营业。
(7)招商局有五百吨级华字登陆艇十二只，其中六只被交通部于一九四七年拨给民生公司，其余船只于一九四八年秋冬之交全部租与私营强华公司，行驶于重庆至上海之间。解放后，强华公司都还给了招商局。
(8)招商局的二只六千吨级客货轮，一名“海厦”，一名“海非”，都是行驶于香港至新加坡间的班轮。
(9)还有一只“伯先”轮，正在江南造船厂建造，尚未竣工。解放前夕，曾被该厂装载油漆物件，拖到高桥洋面上抛泊。解放后，未能尽快拖回上海港口，以致被台湾国民党飞机投中炸弹。后经协力拖回上海，修理整型，定名为“工农兵5号”，行驶于青岛、烟台、大连间的航线。
五月二十四日夜间九点多钟，马路上枪声密集，中国人民解放军已开始从郊外进入市区，上海快要解放了，我内心的喜悦，无法用笔墨来形容。我坐守了一个晚上，静候上海解放的消息。经过几个月来的护产反疏散斗争，我身体极为疲劳，很想好好休息一下。第二天清晨，我打了一个电话给招商局电话间，询问总机值班人员，局里有没有什么事，答称平静无事。我对他说:“我今天在复兴西路二〇一弄七号家里休息一天，请你告诉船务处一声，有事可以打电话给我。” 五月二十六日上午八时，我到招商局去上班。我正在查看《在外海远洋航行船舶动态表>时，黄慕宗偕同船务处职员朱谷人(他原来是中共地下党员)来找我说:“朱谷人代表共产党来查封局里的银箱、档案橱和帐册等等，听候军事代表前来清点接管。”我就陪同他到各处各部各室加贴封条，封条上由朱谷人加盖私人图章，到上午十时多才告办完。
我回到办公室，继续查阅《在外海远洋航行船舶动态表》。这时，业务处处长施迺徵来找我，说:“今天早晨，我已经给在外海远洋行驶的海轮发了一个通电，要他们开到台湾基隆港集中，接受台湾招商局的调度指挥。”我听了，大为惊讶，责问他:“你为什么先不问问我，就擅自发这个电报呢?”他说:“这是董事长徐学禹在上海时嘱咐我办的，叫我在上海解放时打这个电报。”我声色俱厉地说:“你把这些见面礼都送光了，看你怎样同共产党的接管代表见面!”施不吭一声地退了出去。
随后，我另拟一张给各海轮的通电，内容是:“上海解放后，军纪严明，人心安定，市面稳定，你们的家人均告平安，盼望你们速驾船回上海，与家人团聚，并盼将到沪日期先行电告。总经理胡时渊、副总经理黄慕宗。”这个电报，我叫电台立即拍发。但电台叫了多次，各船都没有回音，叫不通了，电讯课课长王世堪终于把电稿交还了我。这批三十一艘海轮没有赶回上海，我极感痛心。
十二、协助策动香港各轮起义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上海市区全部解放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派于眉和邓寅冬为军事正副总代表，于六月五日前来接管招商局，我一一作了移交，招商局原有的外汇美金二十万元，也由财务处处长叶实夫如数交给了邓寅冬。党对我信任,叫我留任招商局(即今上海海运局)总经理。
三十一艘海轮去了台湾以后，大多仍航行于外海远洋之间，但都要到香港加油添料。怎样劝说他们起义归来，是一项刻不容缓的重要工作。我以此事就商于黄慕宗，认为我们应该派员到香港去策动起义。于是两人同去找于眉总代表，获得了他的准许，当即决定:
(1) 由于眉、胡时渊、黄慕宗三人联名分别写信给香港招商分局经理汤传篪、副经理陈天骏，劝说他们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率同全局职工和海轮船员在香港起义，回归祖国。
(2)指派船长陈邦达携带三个人的联名信前往香港，从事策反工作，但一切行动必须予以保密。
一九四九年八月，船长陈邦达携带联名信和路费港币四千元，由天津乘太古公司轮船秘密去香港。于眉总代表指定我在上海做指挥人，保持与陈邦达的联络。当时，我与陈约定，为了保密起见，今后在来往电报中，以汽车的类别作为船型的代号，如把“别克牌”轿车作自由轮的代号等等。
陈邦达到香港后，由于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工作进行得很顺利，不但香港招商分局汤、陈两经理同意我们的意见，而且有十三只海轮船员职工八百多人连同香港招商局全体职工，继十一月九日中央两航空公司飞机起义之后，于十一月十一日在香港举行集体起义。总理兼外交部长*随即在各报上发表声明，指出这些财产、船舶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不允许任何人破坏,或作其他主张。
一九五〇年二月，招商局军代表董华民偕同黄慕宗、张德甫、应芝芬、周崇然前往香港料理起义船只的接收事宜(其中张德甫因脚受伤，留在广州医治)。这些起义船只的船名是:海厦轮，船长为王俊山;登禹轮，船长为沈达才:林森轮，船长为朱颂才邓铿轮，船长为刘维英:教仁轮，船长为杨维成;鸿章轮，船长为蔡良:海康轮，船长为朱聚遐:蔡锷轮，船长为左文渊;成功轮，船长为张文豪;海汉轮，船长为罗秉球;中106L.S.T.登陆艇，船长为金鸿福;民312 拖轮，船长为谷源松:民302拖轮，船长为张事规，以上各轮的载重量共为四万吨。
准备参加起义，但不能久留香港，经于眉总代表同意开走的，有十艘海轮，共计三万多吨,其中最大的万吨级海轮海列号，船长张丕烈，由于该轮厨房头王荫堂告密，被蒋介石在台湾基隆港枪决，张氏家属现在上海，被批准为烈士家属。
此外，一九五〇年夏，招商局万吨级海轮“海玄号”满载日商的工业用盐，由红海驶往日本。船员们响应共产党的号召，在经过新加坡时，宣告起义。船长薛邦祥不肯与船员们合作，只身飞逃台湾。
因为我留在上海，并在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号召下，做了一些护产工作，台湾国民党当局对我有过两次通缉:第一次是在一九四九年六月间，同时通缉的还有吴兆洪、顾毓等，共十一人。第二次是在同年十一月底，由于协助策动香港招商分局起义，台湾当局在大公报》上刊登了对我和黄慕宗、陈邦达三人的通缉令。 我能力有限，在护产方面所以能够做些有益的工作，主要是由于当时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大好形势，其次，也由于招商局同仁的共同努力，单靠一两个人是无能为力的。今后，愿以有生之年，全力以赴，为四个现代化和祖国统一事业贡献自己微薄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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