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续前文（又名：）。
我写文章，比较喜欢引用数字，因为可以给读者较为直观的感受。比如说有本《琉璃宫史》，张嘴和明朝打仗，就说明朝一下派了200万大军前来征讨，还说自己有1.6亿士兵。看到这两个数字，你马上就明白这本书的可信度有多高了。
乌拉部与努尔哈赤都在争夺瓦尔喀人，瓦尔喀人到底有多少人呢？在古代，人口是一种重要的战略资源，人多的地方，能出来当兵的和种地的人就多，国家就依靠这样的地方富强。我们先看朝鲜方面统计的瓦尔喀人数。万历十六年（1588年），朝鲜大将李镒对境内女真户数做过统计：庆兴造山堡27户，庆源堡63户，柔远堡189户，庆兴镇61户，庆源镇1131户，永建镇104户，抚夷堡131户，训戎镇130户，钟城潼关镇360户，阿吾地堡22户，稳城黄拓坡堡11户，钟城镇2803户，庆源阿山堡50户，美钱镇160户，防垣镇90户，干元堡19户，稳城堡1140户，会宁高岭镇336户，会宁镇1024户，甫乙下镇664户，共计8515户，按每户5人计有43000人左右。明景泰六年（1455年）时朝鲜统计瓦尔喀人大约有29处居住点，在明朝境内有24处，在朝鲜境内只有5处，大约100多年后在女真各部统一之前这种格局变化也不会太大，这样推算下来可知瓦尔喀人至少有个二、三十万人。这在当时来讲，是很大的战略资源。
我们在上一章节里着重讲述了乌碣岩之战的前因后果，没有交待太多的历史背景，我们不单是讲故事，还应探寻历史发展的深层逻辑，故本章节仍需作必要的补充。
我们先要搞清楚朝鲜与瓦尔喀人之间的关系。瓦尔喀人，是对一类女真人的特有称呼，努尔哈赤、皇太极与朝鲜间关于瓦尔喀问题交涉了五十余年，可见这是清朝（后金）与朝鲜之间非常重要的问题。
《清太祖实录》明确记载安楚拉库、内河及斐优城三地均属瓦尔喀部，安楚拉库及内河路位于图们江上游左岸，今和龙市甑峰山一带，而斐优城依据考古发现位于今珲春西南20里的三家子乡附近。这三处瓦尔喀人的分布区在图们江沿岸当属确说。努尔哈赤给明朝上书称“邻朝鲜境而居瓦尔喀部众”，又据皇太极时期“但此前瓦尔喀等，居六镇者甚多”等语知图们江南岸朝鲜境内的女真人也是“瓦尔喀”。朝鲜端宗时咸吉道体察使李思哲对女真调查中，将女真细分为诸处兀狄哈、斡朵里、兀良哈、女真等不同族属。明末随着女真不断迁徙与融合，各部落间的差别难以区分，因此多将其统称为“藩胡”，《朝鲜王朝实录》将藩胡定义为“北道胡人，居江外接近边堡，缴货纳贡者为藩胡。”我们据此知道瓦尔喀人在朝鲜被称为“藩胡”。可见，瓦尔喀人，大多与朝鲜方面有一定的贸易往来和松散的进贡关系。相较于明朝，朝鲜生产力是落后的，但相较于女真部落，朝鲜的生产力又比比他们先进，所以就形成了女真人向明朝进贡，但私下里部分女真人也向朝鲜进贡求得贸易的情况，明朝多次申谕不允许朝鲜直接接受女真进贡，但朝鲜以“小中华”自居，乐得落后的胡人（女真）归附，满足其“外邦来朝”的虚荣心理，故而阳奉阴违。
朝鲜给自己在“华夷秩序”中的定位
图们江流域历史上一直都是女真人活动的重要区域，金、元曾于图们江南岸设置合懒路管辖该地区女真人，元末动乱之际，胡里改、斡朵里等万户相继南下至此，该地区成为明与朝鲜争夺的焦点。先是高丽时期对明朝设置铁岭卫的举动极力反对，迫使明将铁岭卫内迁，高丽趁机北拓，通过缴*、驱赶女真人民，于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设吉州万户府。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朝鲜派李之兰于图们江下游西岸的孔州筑城，五年后改此地为庆源，在永乐三年（1405年）永乐皇帝招抚女真万户时，曾有酋长以“庆源兵马使阻挡，则不得率行”为由不敢归顺明朝，可见庆源设立的目的是防止明朝对于女真人的招纳。朝鲜世宗时期，女真发生猛哥帖木儿被杨木答兀袭*事件，建州左卫的势力削弱，朝鲜世宗趁此机会将退至富家站的庆源恢复至图们江畔的苏多老附近，并沿图们江设立了会宁、钟城、庆兴、稳城及富宁六镇，至十五世纪中叶，六镇体系基本确立，中朝两国基本形成了以图们江为疆界的局面。一些女真人并没有因六镇设立而迁徙，《李朝实录·燕山君日记》载“世宗以豆满江（图们江）为限，其时金宗瑞献策设六镇，此盖夺野人所居之地，彼不忍远离旧土，故许令仍居城底以为藩篱。”朝鲜方面假惺惺地“不得已筑长城于江边，而凡江之内地在城外者，使居之。”这些女真人被称为“城底女真”。藩胡也好，城底女真也好，都是瓦尔喀人在朝鲜境内的的一部分。
朝鲜东北六镇，扩张的据点
明中后期女真部落之间的征战与兼并不断，明朝对女真部落控制力逐渐下降，究其根源来自于“土木堡之败”后明朝国力的急剧下降。正统末年至成化末年，蒙古开始对女真大量侵扰，明朝也对入境抢掠的女真讨伐，导致了自洪武至永乐年间建立的女真卫所制度破坏。原有的女真酋长在战乱中或被剿*，或丧失印信，新的女真势力则不断涌现和崛起。
明朝何乔远《名山藏》记“正统末年，也先入寇犯京师，脱脱不花犯辽东，边陲不靖者数年。海西女真之有名者，率死于也先之难，朝廷所给敕若印，皆失之。”明朝茅瑞征《东夷考略》记“而海西野人诸长死也先之乱，尽失赐敕，子孙不得袭。”如景泰元年塔山两卫在蒙古人侵犯下陆续南迁，其后约七十年时间不见于史，忽于正德年间速黑忒以塔山前卫都督佥事身份再次出现，其即不是塔剌赤的后代，又非弗剌出家族，应该是另一个氏族。嘉靖至隆庆年间，以建州卫都督职衔朝贡的人数竟达数十人之多，其中大部分均不是李满住或董山、凡察的后裔，此时建州内部同样陷入了部落争夺、敕书频易的局面。明朝已经无力重整女真内部秩序，嘉靖初年对女真官员任命条则的修改表明明对新兴女真酋长的默许，甚至不得不依赖于这些“大酋”来维持敕贡制。正在这一背景下，一些小的女真部落或依附于强酋，或被大部所兼并。向努尔哈赤与乌拉等之间的争夺根本不用太担心明朝的干涉，这才促成了女真的统一。
至于是努尔哈赤还是乌拉最有实力统一女真部落。客观地说，乌拉当时最有实力，努尔哈赤的起点从一开始就比乌拉低。《满洲实录》载：“乌拉部本名呼伦，姓纳喇，后因国居乌拉河岸，故国名乌拉。乌拉国始祖为纳齐布禄，纳齐布禄生商坚多尔和齐，商坚多尔和齐生嘉玛喀硕珠古，嘉玛喀硕珠古生绥屯，绥屯生都尔机，都尔机生克锡纳都督、古对珠延，克锡纳都督生切切木，切切木生万。古对珠延生太兰，太兰生布颜，布颜尽收乌拉部，于乌拉河岸洪泥处筑城称王，布颜生布干、博克多，布颜卒后，子布干承袭，布干贝勒卒后，子满泰袭位”。学者据《乌拉哈萨虎贝勒后辈档册》及《满文谱图》认为嘉玛喀硕珠古实为两人，而满洲实录误作一人；又绥屯及都尔机均为嘉玛喀之子，而并非父子关系。布颜于嘉靖四十年尽收乌拉部称王，其统治的中心区域以乌拉河即松花江中游为轴心，北由乌拉街以北至南辉发河口；西从双阳附近，东至乌拉河上游广大地域。都城位于今吉林市以北约40公里的乌拉街一带。布颜及其子布干时期，女真处于哈达王台约束之下，乌拉部不敢开疆拓土。王台死后，哈达、叶赫纷争不断，明朝的打击此二部，乌拉部由于远离明王朝边界没有介入其中，部主满泰及其后的布占泰趁这一时机大肆开疆拓土。乌拉部西邻蒙古、叶赫，南有辉发、建州，都势均力敌，此时建州势力尚未到达图们江及其以北地区，乌拉东部的图们江、乌苏里江及东北方向的镜泊湖、兴凯湖一带的广大区域自然成为乌拉扩张的首选方向。约在16世纪末期，其版图扩大至图们江地区，逐渐与朝鲜接壤，并开始将图们将沿岸的女真人占为己有。从朝鲜方面的记载看，乌拉大约于万历十九年（1591年）开始侵入李朝领地。
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此号线咸镜道兵马节度使在讨伐叛乱的易水部落时，向朝鲜国王上书：“永建堡鸺岩部落，移居叛酋伊罗大腹心巨酋易水，于其所居部落之北，石峰斗起，高可百丈，三面如削，一面仅得接足之地，高筑石城，为贼渊薮，虏中最强。如忽刺温（乌拉部）、都叱洞、尼舍隐等处亏知介等，虽以百倍之兵，攻围累日而不能陷入， 每见败退。”乌拉部此前也试图攻打易水的部落，但难于攻陷，转而选择与易水部落及伊罗大等女真酋长联合，趁机抢掠朝鲜潼关一带的农民，并且围攻永建、美钱等地，致使朝鲜“镇保守将，皆以众寡不敌，未能放意耕获。近江民田，太半陈荒，而既熟之谷，亦多有未收入者。其为流毒殃民，前后罔有纪极。而藩酋之反侧者，咸举此孽之名，恐喝边民。”
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朝鲜咸镜道“得永建堡境酋胡来言:‘忽剌温亏知介率骑兵一百名,先导曼陀军五千名,明将出来’云，而稳城境胡都非，亦率千余，缔结藩胡，丁宁作贼。”此次乌拉的出兵，也是一次联合图们江沿岸女真酋长共同作战举动。可以看出，16世纪90年代乌拉尽管占领了图们江地区，但其并没有对当地的女真人形成比较稳定的统治，其统治仍需借助于当地女真酋长的势力，在与其联合的前提下方能在图们江地区实施劫掠，此时尚有大量女真人臣服于朝鲜，受朝鲜羁縻。这反映出乌拉部对图们江女真的管理很粗疏，缺少完整的国家管理层次设计，没有达到努尔哈赤恩威并施、联姻、迁移安置等更高的融合管理层次，因而不能让瓦尔喀人真正归附，最终斗不过努尔哈赤是历史必然。
缺少征服瓦尔喀女真的统一女真地图，可见国内某些研究有意避开
万历二十年（1592年），丰臣秀吉发动侵朝战争，战争初期朝鲜尚有军队十七万余人，而到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朝鲜军队仅剩两万五千余人。在这种情形下，朝鲜对女真人的控制有心无力，面对女真人的挑衅，也多采取绥抚方式息事宁人。壬辰战争期间，努尔哈赤与朝鲜逐渐接触，先是在战争爆发之初，努尔哈赤派贡夷马三非向明朝提出出兵助朝鲜作战，然而朝鲜惧怕努尔哈赤趁机探明朝鲜虚实，以出兵为由进攻朝鲜，上书明朝“乞即明饬凶徒（即努尔哈赤），痛破奸计，杜外胡窥觇之渐。”拒绝努尔哈赤的请求。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努尔哈赤主动送还流入建州境内的14名朝鲜人，朝鲜认为其真实目的在于试探朝方以期进入朝鲜领地肆意采参。朝鲜备边司言“自古胡虏之中，有桀逆之人，出为酋长，领率其众，行其号令，则其终必为邻国中原之忧。老可赤有名于建鞑子之中，浸浸有强大之势，今已十余年矣。今者作为文书，辞说张皇，先为刷还我国之民，曲示礼意，而牌文所言，虽是番语，大概令两境之民，毋得侵犯相害云云，其情难测。待此胡，难可以北道藩胡视之也。边将若不察事情,酬应接待之间，缓急失宜，如往日金星报之所为，则结怨起衅，在于此举，不可不慎也。”同年十月，建州女真人私自进入朝鲜境内的渭源地区采参，被朝鲜边官*死，是为渭源事件。在此事件中，朝鲜依靠明朝斡旋暂时缓和了与努尔哈赤的关系。随着女真势力的继续扩展，朝鲜由于自身实力不足，最终丧失了对图们江女真人的实际管控权。
自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图们江瓦尔喀酋长老佟（老土）向努尔哈赤表示臣服起，至天启六年（1626年）努尔哈赤去世止的三十余年中，努尔哈赤未曾停止对瓦尔喀人的征服，最集中的时期在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至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间对安楚拉库、内河及斐优城等地瓦尔喀的收服。努尔哈赤最终成为在图们江女真人之争中的最大获利者，大量瓦尔喀人归附建州（后金），或从事农业，或被编入八旗，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建州（后金）发展过程中对人口的巨大需求。
其实在此期间，朝鲜对图们江一带的女真人也是采取缴抚并用的手段，只是效果不佳。由于和我们讲的主流线索关系不大，在众多事件中我只举一个例子，对于其它内容我意趣阙阙，不再赘述。朝鲜文献记载的尼汤介，是庆源附近瓦尔喀人的首领之一，势力较大，朝鲜称其为“水上巨魁”。万历十一年（1583年），尼汤介纠合会宁胡酋栗甫里合兵近两万余人围攻庆源，城陷后大肆*戮，庆源城内死尸遍野，牛马等物皆被掠夺一空。此后，尼汤介又围攻干时堡、安原堡、训戎镇等地。该年五月，尼汤介再围钟城，六镇藩胡除稳城外几乎同时叛乱，朝鲜设宴绥抚藩胡，结果“藩胡等全不来参”。最终，朝鲜依靠北兵使申砬“诱捕尼汤介斩之”，暂时平息北部叛乱。至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朝鲜得到水上西海坪童其应巨报告：“北胡尼汤介子厚时里、将沙伊子其他罗、爱孙子许处等，去年十二月，率妻子投入老酋城中”。与此同时，梨坡胡人告称“顷日往建州闻见，则北道藩胡，持朝鲜职牒，进纳老酋”。可见此时图们江沿岸瓦尔喀开始大量选择选择归附努尔哈赤。对此努尔哈赤非常欢迎。归附于建州的瓦尔喀人主要用来补充兵源及从事生产，朝鲜对于努尔哈赤以瓦尔喀人补充兵源的举动表现出极大忧虑，认为：“城底藩胡，队队成群，携妻挈子，显有撤家移入之状。老酋选勇行赏之说，尤为可虞。撤我藩胡，无所遮障，侦探之事，使不得通，后日之患，极为虞危”。
而在乌拉越境侵夺瓦尔喀人时，有时努尔哈赤是和“爱婿”一并出兵的。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八月，乌拉兵“不知其数，门岩、竹基洞三处出来越江”进犯朝鲜钟城，钟城守将依靠计谋引诱乌拉兵渡江，挫其先锋，使得乌拉兵未能入城。但城外藩胡遭到乌拉兵袭击，是役乌拉兵“得牛马几五百头，掳男女千余口”。五天过后，乌拉兵再围潼关。由于潼关守城兵士在先前战役中均被调入钟城，故潼关无人防御，导致钟城以上藩胡被乌拉洗劫一空的局面。据朝鲜咸镜北道兵使李用淳报告，此役中的“胡贼”更象是努尔哈赤的军队，其称“前与忽温相战已熟，今见此贼，则长甲、大剑，铁骑奔驰，旗麾进退之状，大非忽温。似与具滉见*之贼相类，疑是兀胡（即努尔哈赤）兵，相杂而来。”；“且其铁甲之色，或黑或赤，其长过踝，其为兀胡之兵，恐或无疑。”朝鲜得知乌拉与建州的联姻关系后，推测“则忽剌温酋长，名曰何叱耳（即布占泰），乃浮者他子也、而小罗赤（即舒尔哈齐）女婿也。何叱耳之于兀胡，有姻娅之亲，则其兵必有相连之理。”李用淳还认为此役与已经臣服于努尔哈赤的老土密切相关。朝鲜认为“大槪忽温与兀胡相连， 而老土之投属于兀胡则无疑。三贼相结于外，日以攻击藩胡为事，毕竟之谋，有所难测。”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乌拉再攻朝鲜潼关之役，努尔哈赤直接或间接参与了乌拉掳掠藩胡的行动。
在反攻乌拉的件退之役失败之后，朝鲜国王召见平安道观察使韩孝纯，韩孝纯认为北部边境的不稳定皆与努尔哈赤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其称：“北边生事，则与老酋相连，日后之事，有难尽言。”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明朝使臣赴朝鲜时，朝鲜多次希望使臣派其家丁宣谕努尔哈赤令其谨守封疆。《东夷考略》载“属努尔哈赤与海西忽剌温约婚，侵朝鲜，陷潼关堡，朝鲜来告急”。《明实录》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五月记录了“海西卫夷忽剌温与建州卫夷奴儿哈赤结为婚姻，屡谋侵犯。”甫乙下胡人李莫同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被努尔哈赤俘虏至老城，服役于努尔哈赤妹夫之家，于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逃回朝鲜。李莫同被朝鲜通事问及其胡地情况时称：“老酋与忽温通信，今春忽温卖我国人物于老城甚多”。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乌拉将满泰之女嫁予努尔哈赤，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年建州将舒尔哈齐之女嫁予布占泰，这段时间乌拉与乌拉与建州交好，努尔哈赤充分利用乌拉获取瓦尔喀人。
值得注意的是，在乌碣岩之战时，努尔哈赤仍然表示自己对明朝忠心耿耿。显然，努尔哈赤认为自己羽翼未丰，大战之前还是不能与宗主国明朝翻脸。努尔哈赤在与乌拉交战之前主动向朝鲜庆源致信称：“我是蒙古遗种专仰中国，兀良哈则向化于朝鲜。忽温则本以匈奴，无属处，作屯居生。而朝鲜归顺藩胡，*掠无忌，至于流散，未知其由。当初作嫌根因详知后，忽酋以数罪攻击事，县城酋长一二人率去。”其后又将类似文书送予训戎、稳城等地，表达其不侵犯朝鲜，仅助朝鲜打击乌拉并收取藩胡之意。这里蒙古遗种、匈奴的提法着实有点新奇，于史无据，可能就是一番说辞。乌碣岩之战胜利后，舒尔哈齐等人并没有乘胜追击乌拉，而是将主要力量集中于搜取朝鲜图们江边境及其以北、以东的滨海及乌苏里江地区的女真人，这反映出乌碣岩之战的根本目的并不是直接消灭乌拉，而是争夺瓦尔喀及窝集等部落的女真人。
自此，建州、乌拉与朝鲜三足鼎立的局面变为建州一家独大。努尔哈赤运用武力、外交等多种手段力图使瓦尔喀人全部归附于己。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三月，抚夷万户报称“汝吾里住胡男女三十余名，被贼掳去”。次月，努尔哈赤要求朝鲜主动将藩胡交出，朝鲜既不愿交出藩胡，又不敢直接得罪努尔哈赤，只得以“藩胡如阿逆大等，尔等攻掠县城诸藩之时，畏其见害，自相逃避，散走山谷，非我所知也”为由暂时搪塞。为不使藩胡全部被努尔哈赤掳去，致使边境空虚、情报不达，朝鲜也曾希望保护藩胡，甚至提出“皆欲以向化胡人，分置诸道绝岛之中”的建议，一部分官员则希望让藩胡暂时入城，而出于“多聚杂种于域中，渐至滋蔓，必有后悔”的忧虑，这一提议也没有完全获得允许。至该年九月，以钟城为界的图们江上游藩胡已经被努尔哈赤搜刮一空。十月，在努尔哈赤“甚至搜掠海岛，掘取埋谷，威制迫胁之状，不一而足”的攻势下，朝鲜图们江下游边境的藩胡同样被全部撤空。至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努尔哈赤将“江边胡人移至白头山底，使形势联络……又将山外藩胡移至建州卫城中”。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努尔哈赤向明朝表示“邻朝鲜境瓦尔喀部众皆我所属，有入朝鲜者，可传谕查与”。明朝宣谕朝鲜国王查出近千户瓦尔喀人送予努尔哈赤。此后几乎每隔几年，朝鲜都会收到努尔哈赤在边境搜掠胡人的报告。如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六月，努尔哈赤派兵捉拿钟城城外住胡未；八月“搜掠藩胡于庆源牙山堡境”；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钟城报称：“老酋军兵多数水下去于讷介部落，俘获不知其数”等。天启五年（1625年），朝鲜内乱中叛逃后金的韩润为努尔哈赤带去情报称“京城之南二十里处，有由北迁来之瓦尔喀百余人，他处亦甚多”。努尔哈赤很快派兵两千，征“近东海而居之瓦尔喀”。《满洲老档》记载此次发兵于奎河俘获人丁，却未有明确说明此次征服的瓦尔喀人究竟在何处。总之，努尔哈赤征服瓦尔喀女真人的行动自其统一建州女真起，通过征服老土部落、联合乌拉、出兵斐优城、利用明朝等多种手段，终其一生未曾停止。
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汗宫大衙门登基称汗
天启六年（1626 年）八月，努尔哈赤于沈阳城外四十里的叆鸡堡逝世，在诸贝勒的共同议定下，皇太极继承了后金汗位。从此，努尔哈赤时代结束了，皇太极时代开启了，与朝鲜争夺瓦尔喀人的恩怨又开始了。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