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源于公众号：质化研究
我们常说“要致富，先修路”，似乎“路”和“富”天然地有某种因果关系，不过在本文的作者看来，这种观点把“道路”当作了工具/手段，而消解了其主体性。在“现象学-存在论”的视野中，“道路”和人的境况息息相关。例如，连续的、线性的、平直的高速公路使得从中央和位阶较高的一点向四周、向下延伸其命令与控制成为可能；非线性的、不连续的小径、航道使之前被集中的权力瓦解为众多平等地横向联结的全球性村落。总之，“道路”作为中介“指引”了人们的行为，形成了既连接又隔离的社会关系。
作者：张华
来源《兰州大学学报》2024年第1期
摘要：既有研究框架强调道路的功能和影响，将道路对象化和客体化而消解了其主体性。以媒介本体论切入道路研究，道路的媒介性就在于它作为中介“指引”了人们的行为，形成既连接又隔离的社会关系。依此研究路径，道路就是一种视野，也是一种研究取向和一种方法论的实施。这一研究转向中，道路从处于从属地位的联系主客体的工具，转化为能够决定人的存在方式、展现人的存在状态的独立于人的主体。如此，与人的存在相关的历史、实践、时空和隐喻，都是呈现道路的具体面向，也是言说道路的方式。道路媒介的核心价值在于其可沟通性。道路的可沟通研究是一种范式创新，这一研究范式将可沟通性作为考察道路媒介的基本点，它的理论建构立足于人类的道路实践。同时，道路的可沟通研究也以中介、“指引”、沟通等为预设和目标，借此观照道路建设。以智慧道路建设为契机，道路的“可沟通性”建设应以构建“交通网”“社会网”“信息网”“意义网”四重网络体系为目标。
关键词：道路；连接；隔离；媒介性；可沟通性
一、被遮蔽的媒介：道路研究的多重面向与本体遗失
（一）主导框架之下道路被对象化和客体化
根据人类学家周永明的概括，道路研究中有两种框架占据主导地位：传统的功能主义框架和现代性时空分析框架。功能主义框架“注重分析道路的目的、功能、使用、后果和意义”，关注道路的交通运输功能对经济资源开发、政治权力整合、人口和货物流动、公共服务提供、地方文化传统乃至政治治理结构变迁的影响。时空分析框架体现了人类学家从时空角度分析并强调道路在社会现实中呈现的复杂性，如道路“既能增进联通性，也可能增加隔离性；既可以增强移动性，也可能带来固定性”。这两种框架，前者“适合对道路涉及的社会因素、具体过程和前因后果作直观实证的讨论”，后者“揭示道路在生产现代性空间的同时又为后者所生产和消费”，两者在分析道路对国家与社会变迁的宏观影响方面优势明显。
但这两种框架也有缺陷。功能主义首先强调的不是事物的起因或来源，而是其意义或后果，即从目的论出发解释社会现象，于是，道路就被当作维系或破坏复杂社会生活系统的一大作用力，及其作为维系或恢复平衡机制所表现出来的方式。现代性时空框架下，“要致富先修路”的现代化建设逻辑成为理解道路的唯一逻辑，道路研究被现代性所“挟持”。这些缺陷，首先导致道路研究议题“过于宏观，很少落到人生经验；即便谈到‘相互作用’，其主体也是地区、城市或国家”。其次，道路本身沦为分析的对象，主客二元的色彩浓厚。
周永明综合上述框架的优劣，从“人们对时间、空间的新的感知方式”这一现代性的根本构成要素出发，将道路视为一个不断被生产、使用和消费的社会空间，考察其中不断演变、互动的社会关系。在此视角下，道路是“一种特殊的消费品”，以决策者、修筑者、使用者、消费者等不同角色追求新颖体验的个人便是道路消费的主体。这一视角回应了道路对人们时空感知方式的影响，试图在总体上和变迁意义上把握人的道路实践，但在人类学固有的“变迁”及“冲击—回应”的论述策略之下，道路只是引发社会和文化变迁的因素，不经意间，道路就被对象化和客体化而消解了其主体性。
（二）“重新发现传播”范式“打捞”道路被遮蔽的意涵
直到19世纪中叶，电报在欧美问世之前，交通运输和信息传递一直被视为本质相同的可以用“传播”来描述的过程，二者都具有建立并拓展上帝领地的精神含义。这一观念也贯彻在世俗国家建设中，例如，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就将发展道路、运河等传播基础设施和国民教育事业并列，确立为保证国家统一的信息和知识传播通道。
道路和交通始终被传播学者所关注。哈罗德·英尼斯（Harold A. Innis）将贸易路线视作两个地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结构不可忽略的组成部分，而非原产地和目的地之间中性的输送管道。贸易路线或运输速度的变化，会对两地原本稳定的社会结构和地域关系产生冲击。英尼斯这一洞见为道路研究打开了新的视野。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注意到，在电力时代以前，“交通/传播”（communication）一词广泛与道路、桥梁、海路、运河等结合起来使用。道路交通不仅使得物资的运输和信息的传播成为现实，还促进了物种、人种在一定范围内的交流和扩散。阿芒·马特拉（Armand Mattelart）认为，道路是传播的基础设施，交通道路和远距离传输网络、象征性交换手段一起，构成“涵盖了财产、人员和信息的诸多交换和流动回路”这一传播的定义。戴维·莫利（David Morley）进一步明确了传播研究的议程即应在物的流动、交通运输和地理这三个方面予以扩展。物的流动，“重点在‘物’，更在‘流动性’，即除了物，也包括人、资本、信息、病毒的流动等”。
上述学者不是从“人”而是从“物”出发，强调媒介物而非使用者、媒介的技术形式而非符号内容才是传播的重点，也就是重视“物”在传播过程中的参与的研究取向，莫利称之为“重新发现传播”。这一取向突破了“媒体中心主义”的研究范式，打破了之前将基础设施和媒介当作是物理或者经济背景的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物的本体性和能动性，进而将身体的物理运动、信息的传播和物的流动以及其他内容的流动结合起来，寻找完整意义上的传播意涵。例如，当下的智慧道路是集物质性与虚拟物、硬件与软件、物质与信息、人造物和自然物于一体的相统一的“物”，于媒介研究而言是一个很好的对象。如能借鉴上述取向，克服主客二元对人和道路关系的禁锢，突出道路本身的物的意义，便可帮助我们寻找道路研究新的逻辑起点，在本体意义上“打捞”道路被遮蔽的意涵，进而在方法论和认识论意义上拓展当前的道路和媒介研究。
二、重新发现道路：连接和隔离人的物化媒介
（一）词与物：道路的本义与转义
景观研究先驱约翰·布林克霍夫·杰克逊（John Brinckerhoff Jackson）倡导建立一门研究道路（road）的学科，即“道路学”（otology）。“otology”一词源于希腊语词汇“hodos”，意指“道路或旅途”——在古希腊，它引领人们到达圣坛或神庙，也通达集市或城镇。赫尔墨斯被奉为道路与旅行之神，因为他是“生者的世界与死者的世界、乡村的世界与城市的世界、公共的世界与私密的世界”之间的联系者。在英语中，“way”（道）远比“road”古老，既指涉“路径”（path）这一道路的本义，还引申出方向、意向（intent）及方式（manner）等意义。“宗教信仰及宗教行为中频繁使用‘道’（a way）一词”，表示“通过特定方式达到某种目标的途径”。杰克逊借词源学考察，说明道路连接并区分了神圣与世俗、城市与乡村、生存和死亡、公共和私密——这些范畴是“道路学”研究的应有之义。
杰克逊认为，道路在政治景观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路学”就是“推测政治景观中道路的本质”的学问。他从尺度、方向和意图出发区分了历史上的两种道路系统：跨区域的、离心的干道系统，和当地的、向心的乡土道路。离心的干道系统总是从首都出发，向外延伸并控制边陲及重要的战略点，仿佛悬空在乡村环境中，与乡村毫无关系；乡土道路则灵活多变，未经规划且相对独立，是向心的即通向乡村的。乡土道路指引作为栖居动物的人通向牧场、田野和日常工作的地方；干道、城市的街道则指引作为政治动物的人进入城镇中的市场、集会广场和宗教场所等公共空间。因此，道路的意义在于指引人们产生不同的行为和存在状态，连接或隔离社会关系。这种指引关系并非人使用道路形成的人与道路的对象性关系，而是道路让人们获得了发现和通达目标的方式。
汉语中的“道路”强调人的行为实践。《说文解字》中，“道”首先作名词解：“所行道也，一达谓之道”，即“道”是人们行走的道路，完全通达无歧叫做道。“道”也用作动词，“道，蹈也”，“言人所践蹈”；道也有导引之义，即“导”。“路”则和名词“道”同义：“路，道也……从足”。可见，“道”和“路”均和人的“行走”相关。这种关系相当于德文的weg（名词：道路）和bewegen（动词：运动、走动）的关系，也就是人的行为实践。而后，“道路”和“行走”又派生、引申出“道说”或“说道”等词汇。
由于道路对相邻地理区域的连接和分割，在中国古代，“道”和“路”也被用作行政区划单位的名称。战国时期，秦国在征服少数民族政权后设道予以治理；秦汉的道是县一级的行政单位。道的划分、设置及命名以地理和交通路线为依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唐贞观元年（627），按山川形便、关隘要塞和交通路线分全国为十道，形成在地貌组合方面相当完整的地理区域。宋代将转运使这一唐朝的临时差事变成固定官职，以经度和转输地方财赋。转输离不开交通路线，因此“以天下土地形势，俾之分路而治”，“路”就成为州以上的新的行政区划。
行政区划与自然地理相适应，目的是寻求同一政区内自然地理特征的相似性和均一性，以利农业生产、勾连交通，也便于区分权力、转输财赋。这一兼具自然地理和政治地理意义的行政区划原则，一直延续到20世纪。以“道”“路”命名的行政区划是既分隔独立又相互连接的区域，这种内部一体、外部分治的格局，形成了复杂的既连接又隔离的关系形态，创造出新的行动和互动形式以及交往范式，改变了社会生活和时空组织。如唐宋时期，在“中央—路—州—县”的垂直体制中，路和州连接了中央与地方，但有时也会成为两者关系的阻碍，造成政治动荡。
词语是社会实践的产物，“词语的梳理，从来都不是无病*之举”。“道路”的词源考察表明，从和人相关的具象的物，到人的行为实践、生存状态以及主观体验的隐喻，道路不断被转译意义。追溯和梳理“道路”词义的变迁，就是从道路的本义即具象的物出发，通过阐释它与人的关系进而展现人的生存状态。
（二）以媒介本体论视角理解道路媒介
道路研究的功能主义和人类学框架终究是从预先确定的两端出发考察道路，将道路对象化、客体化，人与道路因而“主客二分”。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从物出发阐释世界及其视技术为“人类的本体论条件”的观点，近年来被借用过来并促进了媒介和传播研究。将道路视作具象的物及物化媒介，在本体意义上考察道路进而通过人与道路的关系展现人的存在，是道路研究的新视角。
海德格尔关于“什么是物”的回答，首先是把物和对象区别开来——“物并不就其自身而言是对象；它之所以成为对象，是因为它被放在了主体的对面，与主体对立”，“出现在对面的是为主体而存在的客体”。海德格尔把世界看作是事物“何所为”的指引网络，“昭显出了一个物的何所为，借此它凸显出了关乎‘为了-作’的指引”，“在世界的际会结构中，那有着首要作用的东西，不是物，而是指引”。这一洞见引出一个重要结论，即重要的东西不是内容，而是媒介。再者，事物之所以存在，之所以成为其所是，就在于它们首先是用具、手段，是相对于某种目的的手段。用具的存在论状态或其存在类型首先就是“上手性”，“上手性意味着有种在事物之中但却多于事物的东西，这意味着某物只有被用于某种特殊目的时才会成为其自身，并恰如其分地获得其‘物性’”。
海德格尔关于物的阐释，显示出对事物的媒介性的关切。他强调物的中心性或者本体论意义上的存在性、丰富性和能动性。“指引”“上手性”等概念及其阐释启发我们，人们总是要“通过什么”才能触及对象，而不能“直接”和对象产生关系。总之，海德格尔反对将物当作被中介化的对象，而“传播媒介的问题就在于把事物对象化，在取消距离的同时又不可避免地错失了事物，让事物处在不可触及的状态”。
麦克卢汉发展了海德格尔的“上手性”概念的内在含义，以更广泛的方式（用海德格尔的话说，就是“本体论”的方式）对其进行了界定，并视之为人类能力和卷入关联的延伸。他认为，莎草纸和拼音字母带来的传播加速度和刺激压力，迫使人类通过道路交通截除人体“脚”的功能来穿越时空。交通运输和信息传播的速度加快，瓦解了自然形态的城邦国家，新的商业和政治文明形态产生。道路帮助人们通达新的现实或新的场景，甚至还会构成“世界”或“自然”本身。道路发展出的作用力改变了我们的思维、感知、经验和记忆，创造了行动和互动的新形式以及多样的交往范式，转变了社会生活的时空组织形式，塑造了新的人。麦克卢汉强调媒介是一种隐喻，是一种关于生态环境的隐喻，新媒介会重构原有的社会环境，并使旧有的媒介及其文化发生深刻的改变。
弗里德里希·基特勒（Friedrich Kittler）更进一步，着重强调媒介的发展是独立于身体的，“人类的身体不再是‘决定’技术的起因，而只是与媒介技术的独立发展过程相适应的结果”。在基特勒眼里，媒介先于人而存在，由于媒介在生产了人之后又变得不再“可见”，从而导致“人”的观念而不是媒介成为西方哲学的起点。但在媒介与人的相互关系上，媒介为各个时代的人们想象自己的“灵魂”提供了物质基础。因此，媒介技术的物质性基础正是人之为人的前提，媒介是人的展现方式。基特勒正是从这个角度提出了“媒介本体论”，将物和技术作为平等、独立的媒介因素纳入社会关系的建立之中。在基特勒看来，“媒介不是被动接受内容的容器，而是具有本体论意义的撼动者（shift-ers）”。媒介使这个世界成为可能，是世界的基础设施。
在由海德格尔关于物及技术的观点而开启的“现象学—存在论”方法论视角下，媒介被视为“人类本体论条件”，即媒介是塑造人类物种和文明的基础性力量，而非外在于人的工具或对象。“这个理论视角在一个非常广阔的时空范围内揭示了技术与人的关系”，“突破了现代性人文主义路径中的技术—文化两元对立论及技术工具论”，更能激发我们深入思考数字时代人与技术的关系。媒介本体论不再从“端点”即预先认定某种固定不移的主体或客体出发，在其中千方百计建立“沟通”，而是“沟通”本身恰恰是在先的，“沟通”带出了主体和客体。从媒介本体论出发理解道路，道路就是具有本体意义的物化媒介，各种不同的道路、新道路的出现，本身就创造了一个新环境。今天的智慧道路，是集信息传播技术和物质实体于一体的基础设施，是与人的身体不可能完全分离的实体。智慧道路是一个物质环境，也是一个软件环境，它成为一种界面，为人们提供了聚集和形成社会交往的平台。如此一来，对道路是“展开世界的方式”的阐释，恰是现象学关于媒介、技术的解释，或者说是一种“现象学—存在论”的方法。由此出发重新审视道路及其媒介性，对我们而言不无裨益。
三、连接与隔离：言说道路媒介性
（一）媒介本体论下道路的媒介性
道路研究应转向本体意义上讨论其如何组织了人们的行动和生存空间。在这一转向中，道路就从处于从属地位的联系主客体的工具，转化为能够决定人的存在方式（栖居动物和政治动物）、展现人的存在状态（连接和隔离）的独立于人的主体。在这样的媒介研究路径下，道路就是一种视野，一种研究取向，一种方法论的实施。道路研究的目标，一是在本体论上侧重道路作为物的本质以及它对社会生活的“指引”、中介和组织，二是在认识论上寻求理论阐释的可能性，三是从方法论上注重把各种道路纳入媒介分析的范畴。这三个目标的实现，就是对当前道路研究的“解蔽”。
。道路如何决定并展示人的存在方式或境况，在本体论的意义上，道路就不是主体对客体处理的对象，而是道路的媒介性本身，即“通过道路而到达……”道路这一概念所蕴含的，是“通过……而……”的指引结构。人们总是通过道路而到达，就是人基于道路而存在的基本状况。正如《说文解字》的索解，“道”也有“导引”之义，道路就是导引人“以……为达成……的媒介”。因为，任何一种“被通过”的东西，都可称为媒介。通过“道路”，我们才发现自己与他人、地方与地方如何连接或隔离；通过“桥梁”，我们才在其尽头处发现了“两岸”。如此，道路、桥梁作为媒介对人们完成了“指引”。道路的媒介性，就体现在它“指引”人而形成的连接、隔离和移动、换位以及“中心—边缘”关系的建立之中。
道路是一个封闭流动性的系统，表现为一种既连接又隔离此地和彼地的跨地域的状态，它不属于任何地方。同样，道路上的行人、货物、信息都处于流动的状态，于他（它）们而言，道路就是其以流动的状态赖以存在的流动的空间。人们总是寄望于道路打破隔离、建立连接，但在修筑道路实现地点、人员连接的同时，也隔离了其他的地点和人员。无论是驿道、近代公路还是如今的高速公路、铁路，当行旅目的地成为最终的目标，两点或多点之间的过程就被大幅压缩和忽略。当横亘于村落之上的封闭的高速公路取代了普通公路和曾经川流不息的驿道，不但自然景观被“切割”，道路两侧人们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惯以及社会网络也被硬性地调整，造成原有社会生态在一定程度上被割裂。公路尤其是高速道路的封闭性和限制性，造成了原本相邻地域之间人们的隔离，损坏了原本根据生产生活自然形成的交往关系和沟通方式，甚至使得他们老死不相往来。在20世纪50-70年代，北京德胜门外大街不宽且中间没有隔离，因此道路两侧居民相互往来密切，而在2002年建成一条全长2 100余米、70米宽的全封闭城市快速路之后，拓宽的德外大街成为中央隔离的交通廊道，便利了汽车快速行驶，却改变了作为有机体的城市生活空间。相当数量的居民，一部分永久外迁，一部分被搬迁到新建的住宅小区中，其生活基本空间单元的完整性被打破。“高速公路的诞生使道路成为人和乡村之间的围墙……空运使过去的城市—乡村复合体进一步瓦解”，现代公路在国家的主导下，从首都、省会等中心城市向农村、边疆地区辐射，形成“中心—边缘”的格局。
（二）四重维度言说道路
道路的理解，就是以言说主体的方式去言说道路，用呈现人的方式来呈现道路。如此，与人的存在相关的历史、实践、时空和隐喻，都是呈现道路的具体面向。
就是将道路置入具体的历史情境之中，并结合相关理论，讨论不同物质形态、技术乃至各个时代社会条件对道路的影响，进而呈现不同条件下的人。例如，通过对特定道路的历史变化的分析，可以折射国家与民族关系、地方文化变迁等诸多复杂样貌。李思逸把铁路作为方法言说具体历史语境中的现代性——铁路不只是现代性的条件与产物，同时也是思考现代性的理论与方法。
四、走向可沟通性：构建四重交往网络
道路的历史就是人们不断追求沟通的历史，一部交通史就是一部人类交往史。今天的智慧道路集合了人类迄今最先进的交通和通信技术手段，人们期望以数字化、信息化实现全天候、无限制的连接，但无碍连接并不意味着充分沟通。针对当前道路建设中普遍存在的重内容传递效果而轻意义建构，重连接轻隔离，有连接无沟通的问题，本文借鉴“可沟通城市”研究取向及成果予以讨论。
（一）道路可沟通性研究是理论和实践的范式创新
（二）构建四重交往网络实现道路的可沟通
交通网是实现可沟通的物质基础。交通网也是地理网，交通问题就是地理问题，地理问题也是交通问题。交通网兼具自然地理和政治地理的意味，因此它不仅是人与物、人与自然可沟通的网络，也是沟通历史与现实的网络。例如，各地历史街区的建设便是将人们对道路和街区遗迹的体验与现实的道路实践相结合，实现历史和现实、人与自然的充分融通。
信息网与物质运输网无法分道扬镳。物质运输和信息传递本就密不可分，基于道路的运输更是与信息传递浑然一体。今天，智慧道路应在构筑好人与城市、人与物、人与人的新型关系方面着力，避免重连接而轻沟通的倾向。
路网是公众参与的社会网。道路、路网是人们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基础性设施，其价值在于给不同生活方式以存在空间。应打破要道、干道对道路向心性的垄断，建设连接而非分割、向心和离心并举的道路网络，促成异质人群之间最大限度的对话、交流、理解、共处。只有基于公众参与的社会网络才能促使路网在连接与隔离、离心与向心、虚拟与现实的建设模式之间找到平衡。
路网是实现文化共享和认同的意义网。意义网体现了道路和路网的象征性。集物联网、信息网、社会网于一体的路网，应具备形成经由象征符号沟通而实现的文化共享与认同，维护社会的价值多元性和文化包容性的动态的、涌现性网络。
而是将道路作为人类行为和人类社会演变的基点，呈现其既连接又隔离的人与人关系。从道路的媒介性出发，即道路作为“指引”、中介、组织人的行为和关系的媒介，人的道路实践就是一种中介化实践。这是在本体意义上对道路的重新理解，也是道路研究范式的转向。在这一转向中，道路和人的关系就变成了“没有道路就没有人这一主体”，道路构成了人的存在方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道路不仅被纳入媒介研究的视野，其本身也成为媒介研究的方法与路径。道路作为媒介，其核心价值是可沟通性，可沟通是人类道路实践的终极目标。随着5G技术渗透和智慧道路的建设，各种物质、技术被纳入道路范畴使得道路衍生出新的物质形态。重视道路本身所具有的物质性和不同物质形态，不断探索不同媒介过程和媒介（道路）实践中的沟通，是道路研究和建设的使命。
囿于篇幅，故省略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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