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 谷曙光
《余叔岩年谱》，张斯琦著，中华书局2020年1月出版，512页，98.00元
由《余叔岩年谱》思及一桩公案
近日，笔者读到一本新书——《余叔岩年谱》，其书从晚清民国大量的旧报刊和老戏单中，爬梳剔抉，参互考寻，细致勾勒出一代名伶余叔岩的演剧生涯、艺术人生。平心而论，这种工作，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很难完成的，因为彼时，晚清以来的大量报刊文献尚未电子化，而纯人工的检索，精力和效率都毕竟有限。朱经畬老先生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撰有《余叔岩艺事年谱》（后刊于《余叔岩研究》），虽简略且有错讹，但在当时亦属难得。现在，《余叔岩年谱》的作者顺应潮流，充分利用了近代以来的各种电子文献；然而，光有“利器”而不谙熟皮黄，也是“空对宝山”，故更重要的是，作者沉潜其中，勤勉从事，遂后来居上，著成信而可征的年谱。
《戏剧旬刊》以上色之“余叔岩赏荷”为封面
《余叔岩年谱》的体例设计很用心，多数年份的正文之前都加按语，将余氏一年之重要经历撮述，同时旁及剧坛大事。对部分事件的考异辨析，亦以按语形式出之，下笔审慎。年谱中颇多旧文征引，看似篇幅较长，实则引文多稀见或独具史料价值之文献，故引用非但不嫌其长，反而对谱主及梨园生态有烘云托月之效。年谱的另一个特别的优长，是照片的选择精当，影印清晰，令整本书收图文并茂之效。可惜的是，年谱没有影印老戏单，令人颇觉遗憾。就目前已出版的数种名伶年谱论，这本无疑是品质较高的，亦可算作电子化时代的学术馈赠，值得向学术界、戏曲界和爱好者推荐。
余叔岩是与梅兰芳、杨小楼并称的京剧“三大贤”，他的影响力如此之大，而舞台生涯却在三人中最短促。在余的一生中，有几件事，一直流传众口，屡被提及，如拜谭鑫培为师、“十八张半”老唱片、收孟小冬和李少春为徒等；而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恐怕是1931年6月拒绝赴沪参加杜月笙家祠落成之盛大堂会。关于此事，众说纷纭，由来已久，俨然成为一大公案。观《余叔岩年谱》，只引了两家说法，且未加裁断。笔者思及此事重要，关涉谱主“出处大节”，不妨排比诸说，细加寻绎，以廓清迷雾，探查真相。
“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杜祠堂会
司马迁《史记·项羽本纪》有名句“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有谁知道？又有何快乐可言？大约杜月笙就是信奉此“名言”者，于是在发迹后，心心念念在浦东高桥家乡修建水木清华的宏伟祠堂。章君榖著、陆京士校订的《杜月笙传》谈到：“杜氏家祠竣工，举行栗主奉安之礼，时在民国二十年六月十日，是为杜月笙一生之中，巅峰状态时期的空前豪举。”所言不虚，杜祠落成，确为杜氏一生之高潮。
祠堂肇建，如果只举行庄严典礼，显然不够吸引人，按照惯例，是一定要热热闹闹唱几天戏的，何况杜月笙本人就是超级大戏迷。于是，名伶堂会就成为整个庆典的重中之重。九十年过去了，当日奉安典礼早已风流云散，而盛大堂会却依旧脍炙人口、历久如新。据钱华《杜祠堂会写真》（《申报》1931年6月16日）报道：
杜月笙先生浦东高桥宗祠落成典礼，于六月九日、十日、十一日举行盛大堂会三日。会集南北名伶，梅、尚、程、荀四大名旦，及杨小楼、龚云甫、王又宸、马连良、谭小培父子、王少楼、高庆奎、言菊朋等莫不参与，可谓沪上空前未有之会串。宾客日以数万计，高桥道上，冠盖如云。
三天堂会南北名伶荟萃，祠堂内外高搭两个彩台同时上演，万人空巷来观，真可谓“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为整个庆祝活动的最大看点。关于剧目，诸多书刊都有记载，不必再费篇幅。据《荀慧生日记》，杜祠堂会固然宏盛，但也实在混乱。因地点偏僻，交通极为不便，人潮汹涌而至，接待方面就显得捉襟见肘，各种突发状况不断。连参加堂会的两大头号名伶都无专人迎迓，“国剧宗师”杨小楼竟从浦东码头步行至杜祠；梅兰芳更离谱，“觅汽车不得，竟坐老汉所推之独轮小车，俗称老汉推车是也”，一时传为笑谈。而实际演出与原订节目，亦有较多变化，这是仅看预告所不能知者。最后一天的压轴戏《五花洞》，由“四大名旦”外加雪艳琴、高庆奎、金少山演出，竟然迟至第二天凌晨四点四十分才登场，五点二十分演毕。最后还有一出南方名伶周信芳等的送客戏《庆赏黄马褂》，才算功德圆满。如果从11日中午十二点开戏算起，直演到12日旭日东升，整整十六个小时（傍晚有休息），堪称空前绝后之国剧盛宴！
杜祠堂会举办后之大合影
杜祠堂会固然万头攒动、举市若狂，但还是留有遗憾。明眼人可以看出，重量级的名伶几乎都到场，唯独缺了当时的“须生王座”余叔岩。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最高规格的京剧堂会，梅、杨、余“三大贤”到齐，才算是“顶级标配”。正如翁思再《余叔岩传》所言：“如今是三贤缺一，就像青铜大鼎只备两只脚，何能支撑而鼎立？真是一件煞风景的事。”譬喻甚妙。
如何看待今古纷纭、聚讼盈庭
关于杜祠堂会，过去喋喋不休地谈其盛况空前的一面，对其政治宣示和实力隐喻的另一面，多少有些忽略。名伶堂会固然显示了杜月笙的风雅品味和“与民同乐”的态度，但更是在向社会大众彰显其无与伦比的影响力和呼风唤雨的权势。因此，说堂会是娱乐消遣，当然不错；但深层次，更是一种娱乐政治，巩固和强化了杜的上海滩头等大亨形象、地位。余叔岩的缺席，为何社会影响那么大，也就可以思过半矣。
关于余的缺席，当时报刊就有报道，上海《梨园公报》第三百三十号（1931年6月12日）刊登简短启事：“杜祠会串原有近代须生泰斗余叔岩，因余有病，未克来沪，对杜公极表抱歉。并云将来如有机会，必特别效劳，意气勤勤恳恳。往平代表返沪后向杜公言之如此。”
启事虽短，却说明坊间一定议论纷纷，甚至已流言满天飞，于是才有必要在上海伶界联合会的机关报上澄清一下，反倒有点“欲盖弥彰”的意味了。当时的民间舆论究竟是怎样的看法？能否找到这方面的材料？名记者、名报人徐铸成的《杜月笙正传》，谈到了彼时的“舆情”：
我当时在汉口听到的“舆论”，一致赞许余叔岩，认为他能“顶”住再三的邀请，坚决不南下，真是了不起的硬骨头。
这或可代表社会舆论的一般看法，即民众口碑。
日久迁延，余大贤未到沪捧场的消息，一是口耳相传，二是不断被写入书刊，一提再提，遂酿成一大公案。棘手的是，这些说法，颇有差异，甚至彼此抵牾，令人无所适从。想要解决问题，拨开云雾，首先必须梳理史料，最好能竭泽而渔，并特别关注那些重要而具代表性的说法，然后按迹循踪，钩沉因果，论断是非，最后下结论。
余叔岩《镇潭州》剧照
笔者认为，关于此事，最值得重视的，自然是余、杜两人自己的叙述，可惜目前找不到相关史料。在存世的多种记载里，与余熟识的友人和合作者的说法，可采信程度较高。因为他们接近余，很可能亲自听余本人谈过此事。其次是参加了杜祠堂会的当事人的记述，再次是同时代人转述当事人的话。等而下之者，是年代较晚的材料和传闻，辗转抄袭改篡，有时还添油加醋，越发没有价值了。
张伯驹的诗文及反驳
余叔岩友人的说法，兹以影响最大的张伯驹为例。张氏《红毹纪梦诗注》有诗云：“笑他势力岂能移？直节干霄竹是师。纵使沪滨难再到，不来出演杜家祠。”诗下注云：“上海帮首杜月笙建筑家祠，告成，款待贺客，遍约京沪名演员演剧。京梅、杨以及各演员皆到，独叔岩一再约不去。杜使人传语曰：‘如不去，此生休想再到上海滩。’叔岩曰：‘宁此生不到上海，也不去杜家演戏。’此足见叔岩之气节。”
余叔岩与张伯驹合摄之《四郎探母》
张氏诗文，流传甚广，既不乏赞同者，亦有言为“肉麻”者。然则，张的说法，是否有溢美拔高的成分？反驳者何许人也？颇有意味的是，笔者找到了“杜家人”的辩驳。在杜月笙长子杜维藩写的《我的父亲杜月笙》里，专门谈及此事。杜云：“另有件事，是我必须为先父澄清的。……（张伯驹的说法）这绝对是误传。……余叔岩辞谢邀约，事后即有此传言，苦于无从辩解，也无法请余叔岩出面辟谣。多年以来，我对这件事，不无耿耿。”足见杜家人念兹在兹。杜维藩还进一步披露了从黄金荣的孙子那里听来的“秘闻”。即：余之所以“不敢”去上海，缘于最后一次赴沪演出的失败。那次是黄金荣的邀约，在共舞台，但曲高和寡，卖座惨淡，余栽了跟头，不等合同期满，就铩羽北归了。但黄老板仍“大度”地支付了全部包银，惟要求余承诺，如再到上海，务必“补足”这次所欠的日子。余一直忌惮对黄的宿诺。……
这番话，听起来头头是道，又有黄家披露的秘辛，其实却距史实甚远，根本不值一驳。按，余叔岩一生三次到沪演剧。最后一次，是1923年10月下旬，应上海陶宅堂会，演了三场。之后，共舞台的老板黄金荣“打秋风”，邀余登台。这可省却往返川资等许多花销，差不多是无本买卖，也只有帮会大亨敢这样“敲竹杠”吧？黄还“顺道”邀了在沪的程艳秋与余合作。如此坚强阵容，何愁不上座？黄恨不得让余、程多演些日子。但余仅唱了八天即北返，盖不愿被大亨榨取太多“剩余价值”也。请看，连基本事实都南辕北辙，杜家人的辩驳就很“苍白”了，难以取信于人。
有趣的是，“杜家人”出来说话，而“余家人”后来也有表态。余叔岩之女慧清《忆父亲余叔岩》亦谈到其父不赴沪：“这是由于他不拜客，以前来上海演出时已受够恶势力的苦头，所以不想与他们有任何联系。”因写杜子之说，姑且先将余女之言附笔于此，后文再与他人之说合议。
除了杜家人，上海前辈剧评家张古愚也曾公开反驳张伯驹。古愚翁写了《余叔岩未赴杜祠堂会原因另一说》，竟认为杜月笙压根就没邀请余，而余“宁可日后不去上海演出也不愿为大流氓效劳”云云，纯属张伯驹的臆说。古愚文的关键情节是：杜祠的这三天大堂会的总提调是金廷荪，协助办事的有洪雁宾、孙兰亭。洪是杜家人，孙是金的干儿子。不邀余叔岩，是余叔岩的好友、上海名票罗亮生（陈彦衡弟子）提出的。罗亮生认为，杜祠内外的两个戏台都是临时搭起的，台上没有拢音设备，场子大、四面空风（周围皆为农田），余叔岩嗓音细小，在戏园里十排后就听不清了，这种戏台是根本没法让余叔岩登台唱戏的。金廷荪接受了罗亮生的建议，所以未邀余叔岩。
这“新说”石破天惊，乍看起来，也颇足令人相信。文章牵涉的关键人物，是早年沪上名票罗亮生，似乎张是听罗亲口说的。至此，可谓迷雾重重矣。关键还是当事人的叙述。好在笔者费了一番功夫，查到了罗亮生本人的说法，罗《五十年前京戏老生之回忆》云：
浦东高桥杜祠落成堂会（杜月笙，上海头等白相人），所有在北京（包括上海）的名演员……都被邀来参加演出，独有余叔岩不买杜月笙的帐，不管如何威迫利诱就是坚决不来，这一点是值得佩服的。
白纸黑字，张古愚的“没邀余”的离奇说法已不攻自破。罗是上海滩很有权威的前辈名票，余叔岩有一次在上海碰到票房的麻烦，就是托罗帮忙解围的。罗文值得重视，等于是“加持”了张伯驹的观点。
余叔岩《洗浮山》剧照
试问，张伯驹的说法从何而来？张氏其人早已盖棺论定，他虽有“张大怪”的外号，但身行方正、耿介直言，人品为人称道，故其所谈当不是空穴来风。合理推测，余叔岩于小范围的朋友圈，在二三知己聚会聊天中，很可能会拿拒绝杜月笙做“谈资”，而言下恐怕不无傲岸意。张伯驹的叙述，应得之于余府座中闲谈。
杭、孙、何：另几家需要介绍的说法
余叔岩合作者的说法，以“鼓佬”杭子和为例。1931年，余已辍演很久，杭为生计，早另“傍”他人了。关于杜祠堂会，杭晚年在《司鼓生涯》里大谈特谈：
可是不管怎么劝，余叔岩就愣没去。按那时候凡是大堂会，如果没有梅兰芳、余叔岩和杨小楼三人参加，或是缺其中之一，就算不上讲究，这堂会就不够派头，不算阔气。而余叔岩就不去上海，杜月笙也奈何他不得。但是一个艺人脾气耿直，敢于顶撞黄金荣、杜月笙，可是从此他不再去上海，虽说是赌气，说实在的也是提防他们下毒手。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啊！做艺人吃戏饭真是提心吊胆！
其说法跟张伯驹、罗亮生差不多。按说，杭的年辈老，又是当事人，所谈应有价值，但实际却大打折扣。再引一段杭谈老旦泰斗龚云甫的：
那时候龚云甫已经六十多岁了，正患重病，本不打算去上海，但是抗不过杜月笙派来邀角儿人的威胁逼迫，不为挣钱也为保性命，也只可抱病动身了。那时候我除了给余叔岩打鼓以外，还给陈德霖、王凤卿、龚云甫打鼓，这三位都是被邀去上海参加堂会演出，我当然也随同他们一起去上海了。那是六月间，天气闷热，加上路上劳累，龚云甫到了上海病更加重，已经沉沉卧床不起，但是杜月笙毫无人性，仍逼迫龚云甫唱《太君辞朝》……
后来的情节是龚在台上摔倒，病上加病，送回北京没几天就“呜呼哀哉”了。可惜杭的口述存在颇多问题。杜祠堂会，王凤卿没去，陈德霖已死，而杭说跟他们一同去沪，岂非痴人说梦！至于龚云甫，是参加堂会后的第二年去世的，差不多相隔一整年，远非回北京没几天就故去。
杭子和的口述那么多事实错误，恐怕不是偶然。张古愚甚至认为，杭是“故意造谣”。古愚的《余叔岩未赴杜祠堂会原因另一说》也爆了“猛料”：
余叔岩的鼓师杭子和听说这次去上海参加杜祠堂会，酬劳相当可观，为马连良司鼓的乔玉林、为程砚秋司鼓的白登云，都满载而归。不邀余叔岩，杭子和也捞不到油水，因此对杜月笙怀恨，制造“龚云甫之死”的谣言。
由此言之，杭有没有去上海参加堂会，都成问题！“亲历者”的回忆，却存在那么多错讹；可见历史真相扑朔迷离，而欲探查，何其难哉！然而，说杭“故意造谣”，恐怕亦非事实。杭口述《司鼓生涯》是在1962、1963年，那时已七十五岁高龄，听力又差。彼时老艺人回忆录的“主旋律”，大率为揭露旧社会的黑暗，重笔写艺人受压迫的悲惨遭遇……或许有关方面有“引导”，而杭为了迎合，就信口开河了。
孙养农、孙曜东兄弟，出身名门，乃银行家，都是余宅座上客，可以登堂入室。他们的说法，也值得重视。孙养农五十年代在香港写了《谈余叔岩》一书，其中谈到：
那次余氏之不参加，实在是为了从前屡次发生不愉快的事情，另有苦衷。如若去了，再有人约唱营业戏，唱也不好，不唱也不好，所以再三考虑之下，就毅然决然地不参加，况且身体也实在是太坏，所以就向杜氏婉言推辞了。
孙的一番话，倒合情合理，不过也话里有话。余叔岩在上海，确实屡次碰到不愉快的事，亦与帮会有关。这恰好可与余女慧清的说法相印证。孙曜东晚年口述的《浮世万象》则说：“余硬顶着不去唱，显示了他不畏强暴的骨气。同时还有一个内部原因，就是那时嗓子已经坏了，……万一演砸了，这个名声就不好收拾，所以硬着头皮顶。”故强项硬顶是一面，而爱惜羽毛是另一面。关于因病不能参加，赞同者亦多，媒体人徐铸成认为：
余叔岩高风亮节，自然极可钦敬，但他也有一个与梅、杨等不同的具体情况，他那时已得了肝腰重病，基本已不能公演了，“上海这个码头我不要了”，因此就更可以理直气壮，无所恐惧。
既肯定了余的风骨，也指出他无欲者无畏，而无畏者则刚。
孙养农之《谈余叔岩》书影
小生名票何时希撰《余叔岩与杜月笙的决裂》，标题用“决裂”，颇为惹眼。何文有“独得之秘”，系当年与八十八岁的南方名丑刘斌昆交谈，而知悉了一些重要信息。比如，杜派到北平的邀角人有名净金少山，而金与余还是把兄弟，故金以为约妥余十拿九稳。谁知金策略不对，惹恼秉性刚强的余，双方话不投机，终于不欢而散。何文的结论是：“归根结底是他（指余）有财、有病，可以不倚唱戏为生计，加以金少山又刺激了他，这是最洞彻的事实。”何为表示确凿可信，还特别说明系当事人所谈，且有多个信息源相互印证。
“杜先生的面子”
众所周知，上海滩早年流行一句话——“杜先生的面子”，似乎没有杜先生办不到的事！从杜月笙一贯行事的风格来看，不干则已，若*话，就一定要拔得头筹。其实黄金荣、张啸林等大亨何尝未办过堂会？然而，就是没有杜月笙的声势浩大。
从杜祠堂会规模看，杜月笙真是打算将北平名伶一网打尽的。笔者以为，杜就是要“处心积虑”地办一场民国史上空前绝后的堂会。单缺某一名伶，不算什么；但余是须生首座，地位举足轻重，影响了杜的面子，就成为美中不足。
杜祠堂会的大运作，杜不必亲自出马，当是成立“公关小组”，派专人到北平，接洽联络。负责邀角者，必定神通广大。笔者很好奇，都有哪些人呢？据杜祠庆典《积善余庆》小册子，总理庆典者为虞洽卿、王晓籁、黄金荣三人。另设有专门的剧务处，主任张啸林、副主任朱联馥，成员有周信芳、罗曲缘、赵如泉、孙兰亭、常云恒、王元龙、孙克友、林树勋、浦贤元、苗胜春、高庆奎、黄全生、裘剑飞。这其中，既有南方名伶，也有戏院老板，而北方仅一名老生高庆奎。大亨张啸林应是演剧方面的最高负责人。那时，名净金少山正依附于张，于邀角上必定大卖力气。笔者疑心，在北平出力较多者，应是高庆奎和金少山。
行文至此，笔者浮想联翩，是否可以“还原”一下邀角人与余交涉的场面？这当然不可能，但又不妨做一些揆情度理的推想。话说杜月笙的门徒，在金少山的带领下，见到余叔岩。杜为示郑重，极有可能事先起草了亲笔书信（起码是签名信）。而上海来人必定先好言相劝，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余则以病婉拒。这是第一回合。
余、梅、金——一张“合成”的假照片
接着，上海来人喋喋不休，继续纠缠，余无奈拿出医院的“诊断书”（当时小报玩笑，余为谢绝演戏邀请，经常巧施“血盆计”，故意留病血示人），外加他近两年未有任何公开演剧的客观事实，来人必定无可奈何。这是第二回合。
一个关键而有趣的问题是，公关过程中是否有威逼利诱？笔者认为是肯定的，历程必定曲折，且软硬兼施。在这个过程中，劝诱者有唱红脸的，有唱白脸的；当反复规劝不成，以帮会中人的一贯行事风格，甩几句狠话，威胁一下，是题中应有之义。但余两年未演的事实就摆在那里，一口咬定病莫能兴，终究是没有办法的。如果余近几月恰好演过，那就真无法推脱了。若上海来人“放硬话”，以余的强项个性，是要“回敬”的。杭子和就说：“余叔岩这人生来脾气耿直，他有个外号叫‘两条命’。”况且北平毕竟不是杜月笙的势力范围，邀角人再狠，也只能以“休想再到上海滩”为恫吓。故前文引张伯驹之言合乎情理。两方终于“谈崩”，不欢而散。这是第三回合。
后续，杜月笙方面不排除还有伎俩花招，各方说客纷至沓来；但余抱定宗旨，就是不上“贼船”，其奈我何？笔者的老师吴小如先生曾分析：“稍事犹疑，即入彀中。”虽说不是千钧一发，但余叔岩确要顶住各方压力。
其实，杜祠堂会邀角，犹如“田忌赛马”，北平的角儿是分成上中下三等的，梅、杨、余三人，就属上等，在必约之列，目标是“务必拿下”。还有的，或者如虎添翼，或属锦上添花，或是可有可无，不可一概而论。再者，因酬劳丰厚，人又风光，很多名伶想方设法也要“挤”进去；但杜、张等大亨还不见得能看上呢！邀约的未必愿去，而想去的未必被邀，这就是“围城”。需要说明的是，威胁余叔岩，未必是杜月笙的意思。但是接受邀角任务者，为完成使命，会不择手段的。说几句难听话，又算什么？根本用不着杜月笙授意。邀余失败后，派往北平的“戏公关”，向杜、张报告，大亨肯定不快；但天下事，难得十全十美。余的缺席，固然遗憾；假设邀一百人，如九十九位都给了面子，那也是天大的面子了。杜先生的公关和运作，总体已是叹为观止矣。
马连良的难堪
上面的“情景演绎”真实否？或许有人认为，邀角从头到尾和和气气，只怕没有什么威逼利诱吧。笔者要说，社会很残酷，不要太天真。何况是“水极深”的帮会和梨园打交道！“戏饭难吃”，自来如此。帮会人物与梨园关系密切，那些大亨对名伶表面上礼貌有加，但如果触及他们的利益或忌讳，有时就是头等大角儿，也丝毫不假颜色。
笔者姑且举一个名伶马连良的例子，也跟杜月笙有关。1947年9月，杜月笙六旬大寿举办堂会兼义演，前后十天，在牛庄路的中国大戏院，亦是名伶云集。虽不如1931年杜祠那次宏盛，但在时局不靖之情况下，亦极难得了。据《周信芳日记》，9月7日，大家一起商量后续数日之戏码，9日的压轴戏安排了《群英会·借东风·华容道》（大轴是梅兰芳、小翠花《樊江关》），“派戏时，金廷荪不满马连良只演《借东风》，不带《群英会》诸葛亮，面辱之”。当着梅兰芳、周信芳等名伶的面，杜月笙的心腹金廷荪居然直接给马难看，这有多么尴尬！金发脾气后，“马连良不自安，烦兰亭、其俊，同到金家，愿一人演诸葛亮”。事后马竟拉上孙兰亭、汪其俊去金家赔礼，到底还是妥协了。按，《群英会》连演《借东风》，马在自己的“扶风社”的通常演法是前鲁肃、后孔明。《群英会》的主角是鲁肃，孔明是二路活儿；《借东风》的主角才是孔明。这次名伶荟萃，《群·借·华》由马连良、周信芳、林树森、叶盛兰、裘盛戎、李少春等合演，自然不能再让马前鲁肃、后孔明，而是希望马演孔明一人到底，由周信芳、谭富英双演鲁肃（后又改为周一人演），这么派，也是为了“拴”更多角儿，令戏更好看。客观讲，让马演《群英会》的孔明，是有点屈就的意思。但那是杜先生的大好日子，又有义演的由头，马摆谱计较，明智乎？
1947年9月中国大戏院杜寿义演剪报
这件事非常耐人寻味。那时余叔岩已亡故数年，马连良差不多是须生第一了。此次堂会，跟梅兰芳在大轴合演生旦对儿戏的，就是马；名伶大合作的《四郎探母》，四个四郎，马也是最后出场，可知地位重要。即便如此，帮会大佬对马这样的头等大角，还是当众给了难堪，足见厉害！由此反推一下，余叔岩私下里被威胁几句“虎狼之言”，还有什么奇怪的呢？
“老病号”余叔岩
1931年6月的余叔岩，是否真的病体沉重，演不了戏呢？早在1930年4月，余接受《全民报》采访时就表示：“现因病辍演，未登台者年余，刻虽稍愈，但医嘱静养，故未演唱也”。据《余叔岩年谱》，余1929年只参加了几次义务戏的演出，最末次乃7月1、2日将军唐生智之堂会。1930年则整年未出演。1931年年初到6月，也未有任何登台消息。余叔岩的病是客观存在的，他已整整两年谢绝舞台了。到1932年，余又接受记者采访，仍自言苦于“便血症”，俨然养疴已久之老病号矣。
余叔岩临池
余叔岩确有久病苦衷，而且更有现实的困难。6月正是上海暑热难耐之时，演剧又是在浦东高桥现搭的露天台子，人山人海，这种阵仗，余必定视为畏途。后来的情况确实如此。据《申报》1931年6月16日报道：
剧场广可容数千人，但观者近万，几无插足地。加以天热场低，四围密不通风，观众挥扇观剧，莫不汗流浃背。全场空气，异常混浊。“人气白热化”五字，形容最为恰当。台上由张啸林、王晓籁两君维持秩序，卒亦无法驱散台上观客。入晚客复陆续而来，跋涉十余里，畏难而退者日必数千人。贵宾席中占有位置者，虽极视听之乐，但兀坐通宵，呼吸急促，头痛欲裂，一身不能转侧，大有欲罢不得之势，诚有说不出之痛苦也。
这种“白热化”的场面，确实是不适宜一个大病之后、身体孱弱的人的。不妨做一假设，退一步，余如果只去上海拜寿，但不唱，成不成？答曰：不成。一但到了上海，进了杜月笙的地盘，届时人情包围，形势逼人，唱不唱就由不得余叔岩了。上面谈到的黄金荣“劫道邀演”，就是前车之鉴！
再者，余叔岩对上海有一种“心理阴影”。余之前的三次上海之行，都不甚愉快，个性刚强的他，不愿低眉顺眼，而四处拜客、敷衍大亨，都令余不快。其实，1923年之后，余实际已放弃上海这个大码头。这么说，有根据么？试看梅兰芳，跟上海多亲近！
但是，余跟梅不一样，梅的大红，是靠了上海。第一次赴沪演剧的成功，标志着梅成为驰名全国的优伶。再回到北京，梅的身价就扶摇直上了。上海是梅兰芳的福地，也是发迹之地。梅靠上海赚钱出名；而余则不是，余还是主要以故都为根据地的。余的艺术，古雅精致；但体力不佳，音量也不甚大。客观讲，余的演剧，比较适合千人以下的中小戏园子。再准确说，小范围的堂会，厅堂艺术，余叔岩固优为之；但像上海那种动辄两三千人的新式大剧场，余演起来是相对吃力的。在北京，余一星期演一两天即可，游刃有余；而京伶去一趟上海，都是连演四十天左右，要累脱层皮的。
余叔岩与梅兰芳合奏
“意难平”：余叔岩的复出与意外
杜祠堂会是6月间的事，而到了9月的11日至13日，北平第一舞台有三天盛大赈灾义务戏，由头为“十六省水灾急赈”，最大看点是辍演了两年多的余叔岩重登氍毹。11日和13日的大轴，都是梅兰芳、余叔岩合作，分别是《游龙戏凤》和《打渔*家》。12日大轴为梅兰芳、杨小楼之《霸王别姬》。梅、杨、余“三大贤”又一次齐集，极为轰动，头级八座包厢的售价达到空前的一百二十元，前排散座竟也要十元。即便如此，加座后都一票难求，向隅者甚多。
余叔岩的复出消息传到上海，想必杜月笙不高兴。6月坚辞杜祠堂会，而9月就在北平出演，终归有些“意难平”吧！说句诛心之论，不排除余有隐隐示威较劲之意。然而，笔者要披露一个特殊意外。根据当日《正气报》的报道，余只演了11日的戏，而13日，余都到了后台，调嗓却突然一字不出，前后台震惊，然无计可施，只得临时“回戏”（按，当日报道说法不一，仍待详考）。这个意外肯定也会传到上海，杜月笙闻听，当“意稍平”矣。看来余叔岩确是带病挣扎登台，而非闹意气。6月不来上海，情有可原乎？
1931年9月11日第一舞台盛大义务戏戏单
钩玄决疑：纷歧之中有相通
笔者前引多种说法，其中张伯驹、孙养农、孙曜东、杭子和、罗亮生、张古愚、何时希、余慧清、杜维藩、徐铸成的，较值得重视。十人中，张伯驹、孙养农、孙曜东是友人；杭子和是鼓佬；罗亮生既是朋友，也是当事人；张古愚是交游广泛的剧评家；何时希则听了当事人刘斌昆等的叙述；杜维藩、余慧清分别是杜、余两家的子女，代表家人的态度；徐铸成则是媒体人，记录了民间传闻。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闲谭脞说，就不再征引了。
综合研判，杭子和的口述，错谬丛出，已不值得采信；张古愚的新奇说法，恰可被罗亮生之说否定；“杜家人”杜维藩的解释，基本史实都错误，有点“泼墨画煤——越描越黑”的味道；余叔岩之女所谈简略，毕竟是揄扬自己的父亲，需要与他人之说相印证。故真正有价值的，是张伯驹、孙养农、孙曜东、罗亮生、何时希五人的记述。诸家解说纷歧，但钩玄提要，纷纭之中又有相通、相包之处。虽然各自强调某一方面，不过内在指向是趋同的，且不互相排斥。总体看，诸家所言都以风骨气节为主，至少是赞同的。
余叔岩萧宅堂会剧照
行文至此，笔者还要谈一个人的说法，也是余叔岩的好友——薛观澜，他是薛福成之孙、袁世凯之婿，与余极熟稔。叔岩故后，薛撰长文《忆叔岩》，情辞恳切。薛虽未在文中正面谈余不赴杜祠，但却直言余对北洋军阀的无奈和忿懑。当日北洋军阀张宗昌、褚玉璞二帅，对余“宠任逾恒”，屡召堂会，或令清唱，赏赐极优渥，然而“颐指气使，殆视名伶如傅婢”，余叔岩时常“攒眉不快”“局促不安”，连杨小楼“亦深苦之”。薛本人即北洋中人，亲眼目睹，所谈最可信。薛文此处突然横插一笔：“后之杜门辍演，起因实系于此。”这句话去皮见骨，实通人之论。余叔岩一辈子为古英雄传神写照，程婴、伍子胥、诸葛亮、秦琼、杨继业、花云……而他本人却不得不长期与军阀、大亨相周旋，甚至违背心意，歌舞承欢。这种无奈，大约在重病后体会更深刻吧。
笔者忽忆及陈寅恪之诗“权门奔走喘吴牛”，权且改末一句作“最是艺人不自由”！久病的余叔岩，实在是厌倦了为达官显贵唱堂会的歌场生涯，于人格不受尊重更是难以释怀。余最拿手的《琼林宴》里有句唱词：“恨贼子把我的牙咬断”，不知现实中的他，是否感同身受？总之，大病之后，余更多参悟人生，难免会产生“爷不伺候了”的复杂心态。他后来堂会的要价，甚至超过梅兰芳、杨小楼，一是物以稀为贵，二亦有藉口天价作挡箭牌的良苦用意。要之，薛文所言可谓别有隐情，亦可作“气节说”的旁证。
“我不可以！”
杜月笙确实有面子，而且是面子大如天；而余叔岩未给面子，就显得那么鹤立鸡群，遂被人当作话柄，呶呶拂耳。余叔岩固然久病、多金，但不可否认，他有“坚强个性”（剧评权威徐凌霄语）。严词拒绝或反唇相讥，换成其他名伶，恐怕就很难说出口。1917年，余叔岩的师傅、“伶界大王”谭鑫培已是七十衰翁，为了欢迎桂系军阀首领陆荣廷，拖病体也要挣扎着唱堂会。然而，在1931年，当如日中天的杜月笙发来邀请，几乎北平全部名伶都异口同声地表示“我可以”时，秉性倔强的余叔岩总算是说了一句与众不同的“我不可以”！他虽然生了大病，久未出演；但明确的拒绝，拂“杜先生的面子”，甚至与“来使”针锋相对、争执不下，无疑是需要一点骨气的。
吴小如先生由衷地赞叹：“于焉知叔岩砥柱中流之难能可贵也。此犹吴敬梓之不应博学鸿词科，不得以其患病不入京便疑其不以操守为重也。”旨哉斯言！拙文弥纶群言，铨解公案，以“理贵圆通”四字为要旨。最后可下断语：杜祠堂会实为娱乐政治，而余叔岩确有骨气，没陪大亨玩这场热闹游戏！
余叔岩与弟子孟小冬、李少春
余叔岩此后人生的十余年，果真没有再去上海。他晚年收了一个得意女弟子——孟小冬，而孟后来又嫁给了杜月笙。人生，就是有许多的因缘巧合。
责任编辑：彭珊珊
校对：刘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