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仕成 画
继80后、90后走向天南海北成家立业之后，和春运抢票、春节红包等热门词汇一起挤进年关的，还有一个自带流量的终极辩论题——过年，夫妻俩回谁家？
有网友说，这是道“送命题”，答题不慎会断送夫妻关系；还有网友说，这是婚姻把爱情逼到死亡的第一步。国内某民意调查机构曾发布数据，在调查的6个城市中，因“除夕去谁家过年”发生过争吵的夫妻达28.4%。。在调查的6个城市中，天津夫妻因过年回家吵架的比例最高，为33.3%，最低是广州（22.2%），北京、上海、武汉、成都夫妻吵架的比例均在27%-~29%之间。
为破解这个世纪难题，不断有主流论坛邀请各路大咖声援己方观点，搜索引擎里装满一本正经的汇总“经验”，甚至有经济学者引入“公平参数”算公式以论述到底该回谁家。
无论曾为这道“送命题”爆发过多少家庭口水之战，抑或社会舆论争辩，所幸时代变革催化观念革新，针尖对麦芒的交锋已有越来越多鸣金收兵的踪迹可寻。
A、川妹子机智解题智解回家难题
只在婚后第一年回过婆家
“都说山东男人是大男子主义，我觉得那要看他娶没娶川妹子。”在过年回谁家的“大战”中，四川自贡女子高琳苏自认为占据决胜位置。
2014年春节，是高琳苏与山东老公刘立领取结婚证后的第一个春节，那年她去了老公家，也是至今为止的唯一一次。“结婚前，我从来没去过他家，所以第一年春节到婆家过年我是自愿的。”高琳苏说，她并没有把各种婚后第一年要回婆家的坊间说法放在心上，之所以愿意跟老公回家有一举两得的目的，“不光是因为春节，也补办一场婚礼。”
至此之后，高琳苏从不考虑大年三十回婆家的事情。“我爸妈只生了我一个，他家还有姐妹。”这是高琳苏自我坚持的首要原因，但却从不用来说服老公，“这个理由不充分，他肯定会反驳我，他的姐姐和妹妹也是要去婆家的。”
高琳苏不愿意去婆家过年，还有更多个人情感。“大年三十晚上，在陌生的地方，听着陌生的方言，想念着自己家乡的美食，还有孤独的爸爸妈妈，心里觉得特别凄凉。”这是2014年春节在山东时，高琳苏记忆犹新的孤寂感，“我的性格慢热，哪怕有老公在，也没有觉得那是我自己的家。”
过于感性的情绪，高琳苏并不指望刘立感同身受，她选择用理性的办法，再加运气争抢到主动权。2015年春节时，正逢高琳苏*3个月，“为了养胎自然不回山东了，免得舟车劳顿。”高琳苏和刘立小两口安家在成都，这一年女方父母从自贡到成都与女儿女婿团年。
2016年春节到来前，回谁家的问题一度难倒高琳苏。“女儿出生后的第一个春节，怎么着也该回爷爷奶奶家去过个春节吧。”刘立提出的理由，高琳苏难以拒绝。“恰好那个时候有个机会，我抢到了三个春节出国游的名额。”她把这看做“天助我也”的运气。
刘立有些踌躇，也偷偷开心，“当时抢到的那个出国游，价格比平时便宜很多。不过我一年都没有回过山东了，家里父母盼得很。”这时候高琳苏再推波助澜一把，提出建议让刘立独自回山东，她带着自己的妈妈和女儿出国。刘立果真欣然接受了，夫妻俩算是又一次和平化解了春节回谁家的风波。
到2017年时，高琳苏从年中便开始盘算如何避过春节回山东。“假期只有7天，兼顾着两家都去对我们来说不现实，把双方父母接到成都也不行，他的父母不愿意。”冥思苦想后，她向刘立提出建议，“元旦节时回山东团年，到大年三十就不回去了。”刘立最终认可了高琳苏的提议，“元旦节回去确实有好处，往返机票钱更便宜，也避开了春运拥堵，女儿不遭罪。”
诸如这些利弊，都是高琳苏劝说刘立时分析得头头是道的。“要讲道理，这是技巧。”高琳苏很有把握，“他有念及父母的情感，也有理性考量。变个方式满足各方需求，这是可以协调的。”
今年，高琳苏故技重施，已经在一个多月前找机会与刘立带着女儿回过山东，“今年春节也不回去了，不过明年应该要去山东过春节。”这是高琳苏对刘立情感需求的妥协，也是她的理性认识，“每隔几年回去一次，他和父母都能得到安慰。不可能永远不回山东过年，我不至于那么自私。”
彼此给予恰到好处的牺牲与包容，是高琳苏总结出的经验，其在这当中她看到了沟通的重要性，“都是年轻人，同龄人，又是夫妻，肯定是能沟通的。回谁家的问题，不至于搞得水火不容。”
B、南北婚姻有共识
各回各家各见各妈新方式
对“远嫁”黑龙江省大庆市的蒋俊峰来说，春节回谁家的问题不至于成为家庭矛盾，他已自行放弃争抢。
生于1980年的蒋俊峰是四川眉山人，在北方念完大学后留在大庆市工作，成家，生子。“回四川老家，往返路途需要五六天，几乎整个假期都花在路上了。”出于现实考虑，蒋俊峰没跟妻子尹琴争吵过春节回四川的事。
在这个家庭，春节回家是有默契和规律的，“他每隔四年有一次探亲假，加上春节假期接近一个月，我们就在这一年回四川。”尹琴说，每当有探亲假的这一年，她和蒋俊峰会带着孩子早早回到四川，待上十几二十天左右。
结婚已经第8年的祝优和老公陈楚涛也在相互理解中，找到解决春节回谁家的共识，并和睦应对双方父母。四川乐山人祝优和哈尔滨人陈楚涛也是南北婚姻，儿子已经5岁。“我从来不在婆家过年，老公也没跟我回娘家过年。”用祝优的话说，她和老公是典型的各回各家，各见各妈。
“我们住在成都，这些年都是老公的妈妈帮忙带孩子，春节时候，孩子跟我回乐山，老公带着他妈妈回哈尔滨。”祝优说，这当是给婆婆放假，她乐意接受。“一年365天，我们三口人在一起的时候很多，过年分开几天不算什么，等孩子长大了，他可以选择想跟谁回哪个家就跟谁回。”陈楚涛觉得，“年轻人没那么多讲究，满足各自父母的家团团圆圆是团圆的，他们高兴就好。”
C、合谋“出逃”的小夫妻
连续3年在外地旅游过春节
事实上，绑着两个家庭的婚姻，总有由不得夫妻俩决定的时候。1989年出生的梁爽和1988年出生的骆磊同是一个县城的人，双方父母的家只隔了两条马路。
看起来毫无难度的事情，做起来却很费神，“大年三十午饭在娘家，晚饭在婆家，但是晚饭过后，我想带着老公去我爸妈家聚一下，看会儿电视之类的，婆婆妈不怎么乐意，或者不停催我们回去。”梁爽忍不住抱怨，“到了初一、初二什么的，婆婆妈又会以‘这边有剩菜剩饭，你们就在这里吃嘛，懒得跑来跑去’之类的，各种阻拦，总想把我们留在她这边。”
种种这般，让梁爽颇有微词，“总在计算些小事，在婆家吃了几顿，在娘家吃了几顿，在哪家住等等。”而且梁爽觉得，夫妻俩被有意无意“绑架”在婆家的时间很长，“说起来我自己父母的家就在旁边，却常常一两天没去过，反而更失落。”
“我妈依赖性强，又特别在乎过年过节之类的，加之我是独子，她对我更黏。”骆磊露出苦笑，“很多时候，连我也觉得有些烦，她太在乎形式。其实平日里我们见面吃饭的时候很多，难道这些不算是陪伴吗？”
终于，在家度过两个春节后，梁爽和骆磊计划一起“出逃”。2015年春节，骆磊以“大年三十和初一加班”为由，逃避了回家团年，“对我妈来说，最有仪式感的就在这两天，如果这两天过去了，我后面几天在或者不在，她也没那么大意见。”再再然后，他顺势向父母提出要自驾游，在成都“藏了”两天后，真和梁爽跑到川西去了。
2016年春节和2017年春节，小两口故技重施，双双“逃离”父母。“大年三十在娘家吃午饭，婆家吃晚饭，然后晚上就开车回成都，第二天飞到外地去旅游。”对此，梁爽给骆磊大大点的赞，“都是他冲在前面，挡住他父母的压力，因为他的他的父母会强烈要求我们必须在家过年，而我的父母这方面看得比较开，虽然我也是独生子女，但他们并不要求过年就必须一家团圆，平时常在一起他们觉得也挺好。”
“春节回家是孝义表达，但孝敬父母岂在这一时一事？”骆磊抛出的问题，他已从周围同事里找到回答，“我的很多同事，都会在春节外出旅游，有人把陪父母的时间放在周末，也有大部分人是因为平日父母帮忙照顾孩子，到了每个长假便给父母‘放假’”。
D、专家解读“过年回谁家”
小家庭需用智慧化解矛盾
厦门大学教授、家庭社会学专家朱冬亮曾提出，夫妻俩商量过年回谁家的问题要考虑双方父母，“首先要学会换位思考，要把对方父母当作自己父母一样平等对待，不要觉得对方的家就不是自家了。”
同时，“时代构建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人们同时也在不断构建时代，这是人的主观能动性表现。”四川省社科院青年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雪梅认为，产生“过年回谁家”的问题，源于三方面的社会背景，一是计划生育政策下的大量独生子女组建成为社会“核心家庭”，“这类家庭不再像过去的大家庭，多是小两口或者三口之家。”二是社会大流动背景下，“父母在不远游”的意识渐渐淡化。此外，社会进步带来的女性权益意识增强，“嫁鸡随鸡”被年轻一代女性嗤之以鼻。
“显然，夫妻俩过年该回谁家的问题不仅是个体家庭的问题，而是社会结构发生变化产生的问题。”张雪梅说，当时代构建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如产生大量“小家庭”、人口流动性强、城镇化发展等时，身处当中的人们也不得不构建最适应的关系，“人的能动性，决定了人们要从自身角度出发，解决自身面临的问题，诸如一个小家庭的夫妻俩该回谁家过年的问题。”因而，如何智慧地化解矛盾和争吵是“小家庭”构建生活方式必然要走的路。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李媛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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