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下大雪的一天，我和辉子约在京郊的一间咖啡馆见面。那天，最低气温降到了零下十多度，窗外，坝河两侧的树林都覆上厚厚的白雪。辉子推门进来时，身上冒着一股冷气，好久才散去。他才结束伦敦的拍摄，正在倒时差。困倦让他反应有些迟滞，他时不时望向窗外的树和河。水流是他拍摄时重要的意象。
你也许刷到过辉子的视频。他的账号名称是“在下辉子”。今年7月，辉子开始在抖音发布“同学盲盒”系列短片。每则视频有一个固定的开头：他把自己的高中毕业照挂在墙上，用玩具枪朝照片随意射击，如果吸盘粘住了谁，他就去和那位同学见面。
拍摄同学们毕业后的经历，是辉子两年前就有的想法。2023年，恰好是辉子所在的本溪高中2013届文科奥赛班毕业十周年。即使是在“做题家”的总样本中，这届文奥班也显得特别。这个班级，走出了辽宁省文科状元刘丁宁、脱口秀演员李雪琴、奇葩说辩手赵英男等等。视频里，辉子提出了一个抓人眼球的议题——“高考考得最好的那些人，现在都去了哪儿？”
视频评论区高频出现的词语是，“快乐”、“松弛”、“幸福”等等。成功学叙事在此刻失效了，奋力跃过高考的一代人，决定用新的标准——快乐，来定义他人。
我和辉子同届。和他不同的是，我是被奥赛班淘汰出局的人。对于奥赛班，我拥有的都是羞耻、压抑的记忆。高一最后一次大考，我甚至没有写完卷子就落了笔。从此以后，“尖子”的标签被摘去，换上的是“普通”和“平庸”。和辉子见面采访，我是有私心的。我想知道，曾经短暂相处过的聪明朋友们，后来会流向何处？天赋和努力，是不是会在他们后来的人生中持续奏效？为什么在这一代的年轻人心中，快乐更加重要？
01在辉子的记忆里，本溪就是一个大“土坡”。整片市区围绕着海拔高600多米的平顶山。它又被叫做“山城”，无论在市区任何地方，人们抬头，都可以远远望见平顶山的尖顶。本溪高中其中一个校区就坐落在半山腰上。雪一旦下得很大，车子便上不了山。学生们只能下车徒步。平顶山白茫茫一片，星星点点的黑色人影缓缓向上挪动。许多本高的学生只认识从家到学校的这条路。
矿区长大的辉子，8岁那年到了本溪市区，上小学一年级。奶奶指着家附近的本溪高中对辉子说，好好读书，你将来就考这个高中。对本溪的小孩来说，升学的路径很清晰。本溪的高中，分层固定，这座城市最优质的生源都向本高流去。作为辽宁省重点高中之一，本溪高中一本上线率高达96.1%，“哪年没有出现省状元，就算发挥失常了。”
维持本高王牌的，是仿效“衡水模式”的管理制度。
眼镜的镜架只能是黑框，不能有其它颜色。女生必须剪五号头，刘海不超过眉毛，发根与脖颈平齐。老师把手掌横平地插进男同学们的头发，测量发丝的长度。一旦超过指缝，他们便抓着学生把头发剪短。走廊是鸦雀无声的，不让奔跑、不让打闹说话。笔落在地下，捡笔的时间长了，老师嗔他们，捡个笔都这么久。
空中，地上，目光所及都是标语。“南学衡水，北学哈三中”、“纵有千难与万险，本高铁流永向前”，这些标语流向他们的作业本、毕业照，还有学生们的嘴巴。誓师时，如果不把口号大声喊出来，老师就会不满地盯着看。每天中午午睡之后，为了打起精神，每个人必须在睡眼惺忪的时刻站起来，大声朗诵古诗。
辉子说，自己做过最叛逆的事，就是买了一副可以拆卸镜腿的眼镜。老师不注意的时候，就把黑色的镜腿拆了，换上橙色、蓝色。他用这种趣味对抗严苛的制度。
奥赛班一共五个，分别是一个文科奥赛班和四个理科奥赛班，剩下的普通班级，统称A班。每次期末大考，就是文奥班的一次大洗牌。如果跌出某个名次，就要收拾书包离开。高二升高三那次考试，最后一轮淘汰，全班同学静静坐在教室里，听老师念名单。辉子的头一直低着，身体很紧绷。他听到斜后方有响动。老师拍了拍某位同学的肩膀，接着，同学一声不响地收拾好了自己的东西，走出文奥班的门。那个同学后来向他描述，老师的手落在肩上的感觉，就像是审判，好像学习彻底没希望了，和好大学说再见吧。
那张毕业照是辉子刚上高三的时候拍的。经历过高二最后一轮淘汰，文奥班的人员固定下来，准备冲刺高三。那天，班主任订了一桶红色玫瑰花，分给每人一支，让他们拿着红花拍照。是为了凸显文奥班的独特性吗？辉子至今不懂玫瑰花的用途。那天光线很刺眼，很多同学的眉眼被晒得皱了起来。
同学们常有怪异的举动。辉子的同学万万记得，期中考试，老师组织班上同学对答案。对着对着，后桌的女同学放声痛哭，开始用剪刀剪自己的头发。受不了邻座摁笔的声音，一个同学在脑袋上缠了一圈胶带，贴上了一排纸，削减掉眼镜余光的范围，企图让自己变得专注。
文奥班的每个人几乎都记得自己在班上的学号。它和排名挂钩，时刻提醒这个号码的主人，他处在班级的哪个位置，他可以借由成绩获得什么样的特权，“人变成了一个数字，一个编号，自然而然地用你的排名去衡量你这个人。”
车轮战，联盟战，小组对抗。战争，挑战，PK。贯穿他们高中生活的，都是这些庞大、令人亢奋的词语。
其中让万万至今都感到毛骨悚然的，是“下战书”。每次年级大考以后以后，所有同学要挑班上的某个人进行挑战。在打印好的战书上签字，用力拍到被挑战者的面前，“下次考试我要超过你。”PK挑战的结果，会被展示在家长会的屏幕上，显示“某某在挑战中战胜了某某”。
如果在大考里，前50名混入了A班的同学，就意味着文奥班的防守失败了。老师会指着排名表“羞辱”他们，“你们看看，普通班的！”万万无法沉浸在这些剑拔弩张的战斗之中，他只觉得这是一场噩梦。
一次突发过敏，万万被送去抢救。在重症监护室醒来，他条件反射似的，从裤兜里掏出来一个小本，开始古诗背诵。
高二下学期返校上课的第一天，阿荆就被通知，在某间教室集合。所有人落座以后，一个老师笑脸盈盈地走上台，开始讲述自己的人生，讲他从哪儿掉到了哪儿，又从哪儿爬了起来。他劝他们，看开一点。起初，阿荆只是抱着好奇的心思来听，到后面，她心里的那个预想被印证——她要被文奥班踢出局了。
大部分学生都无法接受这个结果，但阿荆很快释然。在奥赛班，每次放榜，她都因为排名垫底“感到丢人”，常受老师忽视。那种轻视是致命的。从小到大，成绩优异的他们早已习惯享受老师的关注，目光一旦被抽走，就会加倍失落。
后期成绩下滑，辉子一度跌到年级100多名。他进入文奥班被遗忘的地带，没有人给他下战书，这意味着，在学习上，他们藐视他。
只有上语文老师的课，辉子不是痛苦的。
语文老师30多岁，喜欢穿着旗袍，梳一条长长的粗辫子。和其他老师不同，她不用排名来评判学生。每周轮到语文老师值班晚辅导，辉子都会搬个凳子，到讲台上和她唠闲嗑儿。想他们聊王安忆的写作手法，分享一盒爆米花。她肯定辉子有创作的潜质，让他朗读自己的作文。“你心里还有一个底线，知道还有人是欣赏你的，不至于被人完全否定，这让你在那个环境下不会彻底地轻视自己。”辉子说。
阿荆对文奥班最幸福的记忆，也是上语文课。老师会放下教材，让同学们讨论《红楼梦》里的人物，剖析她们的命运，“你可以想象，十几个董宇辉在教室里书生意气、挥斥方遒。”只有在语文课上，阿荆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学习机器。
如果可以，阿荆绝不想卷入这个机械化的系统。但在她十几岁时，她就意识到，她似乎只有学习这条路可走。
阿荆的父亲曾在自来水厂变电所工作，一次操作中，身体触到了高压电，四肢不得不部分截肢。母亲的工作是照顾他。两人现在已经双双退休。对父母，对生活的种种，18岁的阿荆统统不喜欢，她只想通过学习逃离本溪。父母对她说，最远你只能去北京，阿荆所有的志愿填的都是北京的学校。高中老师问阿荆，北京有什么好。阿荆说，北京不好，但是北京最远。
她如愿在北京工作，先后从事银行和资产评估工作。在交谈中，我问阿荆，有没有过自己真正想做的事。她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曾想做一名科学家。不是小时候随口说的懵懂梦想，她真的想过，可以去做物理化学相关的研究学者。但是，文理分班时，她仍然选择了文科。父亲在40岁时才有了她，家庭不足以支撑她的研究之路。她得追赶父亲的时间，尽快把教育知识变现。
三年前，阿荆把父母接到北京一起生活，成为父母的照顾者。只有在父母身边，她才有家的感觉。命运没有多么眷顾她，她几乎是靠着自己的一股蛮劲，获得了此刻的幸福。她记得文奥班的一堂政治课上，老师向她们讲述人活着的意义，“你赋予它什么意义，它就有什么样的意义。”
面对辉子的镜头，她无法彻头彻尾地否定应试教育体制。她既是受害者，也是受益者。“在这样一个环境，这样一个城市，那样一群人里面，你不通过这样的教育，没有别的途径能走到现在。”
和阿荆不同，辉子在高中并未获得明确的指引。在语文老师身上，他在创作上的才华得到鼓励，但是，然后呢？
高考结束的那个下午，辉子回到家，坐在书桌前。临近傍晚，夕阳挂在房间的窗边。身上的力气被统统抽去，他就这么呆坐着，看着天色变暗，“我突然不知道自己该干啥了。”
只有极少数人能在闭塞、压抑的高中找到兴趣所向。万万就是其中之一。
高三那年，他得到一部手机。父母希望通过它联系他。每周五晚上下了晚自习，会躲进屋子，用手机看节目《我是歌手》的回放，痴痴看到后半夜。有的集数，甚至反复看两三遍，看得“抓心挠肝”。万万感受到做节目的魔力，“你把一群人放在一起，没有预设情节地去记录每个人的反应。这种碰撞太有意思了。”万万下定决心，他要去中国传媒大学学习电视制作。
那时，学校推荐自主招生的名额是有限的，老师只分配给零星的尖子生，万万得不到机会。他只好以个人身份报名中传的自主招生。考试那天，他发挥不错。回来时，一位老师把他叫了出去，问他，“中国传媒大学的自主招生过了么？”
“过了。”
老师接着问他，“你家里塞了多少钱？”
万万感到天旋地转：这是在干什么？听到万万“没给钱”的答案后，老师啧啧，“真的吗？那你回去吧。”
高考放榜，万万的分数够上南开大学。所有人认为他应该选择南开，但是他放弃了，坚持报考中传。这是他对那场“羞辱”的报复。
对于本高2013届文奥班的学生来说，大学更像是一个清洗自我的过程。
开学那天，万万拖着行李，顺着北门进入中传校园，恰好碰上一群学长学姐。他们身上，有一种自由无束的感觉。后来的四年，中传的多元和包容，托起了万万。有时候，他想，高中这几年，自己在干什么呢？为什么要那么苛待自己？
来自小城市的孩子，不能把应试教育的体制完全否定。但是，要抵达一种好的生活，少年时代经历的压抑和伤痛一定是必须的吗？
在大学，他接触过一位接受素质教育试点的山东同学，他们有素质拓展训练，有课外活动，能说一口流利英语。但高中给予的万万是死背教材的能力。讨论某段历史时，闭上眼睛，他能迅速想起教材某一册某一页的排版和构图。
2023年以前，辽宁高考英语试卷听力部分不计分，老师从不带他们练听力。无法带来分数的练习是浪费时间的。万万可以迅速做完一篇英语阅读题，但是真正交流时，他不会说，也不会听，只能沉默。
他更愿意相信，“一个人很晚才有自我意识的话，到人生很后面的阶段，会非常后悔曾经做过的事或者做过的选择。那种后悔是世界上最严重的内耗。如果这个自我意识能够早点觉醒，早点知道自己大概想要的方向是什么，会过得更容易、更顺遂一些。”
经历了那三年之后，万万深切地知道，他不想要的东西是什么。
至今，参与过多档综艺节目的他，仍然排斥选秀节目的制作。看到17、18岁的选手，他会想到在本高的自己。选秀节目把人培养得程式化和扁平，“如果长期生存在这样的环境下，人难道不会废掉吗？”
他把对自由的向往，解释为高中这三年过度压抑之后，爆发出来的精神。
万万在一家大厂工作时，公司曾组织了一场大型运动会，部门挑选员工走方阵，选中了万万。走方阵的时候，看到整齐划一的人群，本高的回忆再度涌上他的脑袋。那年高一运动会，他也在走方阵。班主任在每个人的脸颊两侧贴上两个圆形的红色贴纸，一边是“必”，一边是“胜”。他不理解，为什么已经工作了，还要去做这样压抑的事情？
方阵结束后，大家四散开。几位健身教练上场，挥舞手臂领操。操场上近1000个人，跟随教练的动作摆动，只有万万直直站着，拒绝一起做操。长达十多分钟的体操，他不停地前后晃动手臂。万万说，那是他对抗心理阴影的方式。没有人再可以强迫他。
因为不同意领导把他调到另一个组，他们发生了争吵。万万理解领导是出于好意，希望他能在新组实现更多想法，但他态度坚决，如果领导让他去那个组，他可以辞职。领导反问他，“你家里有矿是吗？你和公司签了合同，就要听从公司的安排，公司明天让你去扫厕所，你也得去扫。”
“公司凭什么让我去扫厕所？即使这样，我可以选择不扫，我可以走。我家里没矿。我即使每天过很苦很苦的日子，每天喝粥，我也不会死，但是你绝对不能逼我干让我很不舒服的事。”万万回他。今年，万万从大厂裸辞，选择自由职业。
辉子找到他拍视频那天，他们来到一处社区游乐园。从彩色的滑梯呲溜滑下来以后，万万好开心。在那个当下，他萌生一种冲动，他要蹦蹦跳跳地离开拍摄现场。他真的这么做了。视频的结尾，穿着浅粉色T恤的他在歌曲《Three Little Bird》中展开手臂，以一种夸张的姿势跑向了远处。
他在初高中不时收到对他言行的评价，那时的他会难受，会规避做轻柔的动作。现在他毫不在乎，这些评价已经不能再影响他，“关他们屁事，我现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视频播出后，更多的人被他重新肯定自己的话语打动。他们喜欢万万身上的多彩和活泼自由，发来善意的祝福，其中一条评论是，“万万是彩虹色。”
04辉子发表的视频中，有关阿舒的内容是迄今播放量最高的，高达2.6亿次播放，点赞量403万。视频里，她扎着清爽的马尾，戴一副圆圆的眼镜，笑得眼睛眯眯的。我通过微信联系到阿舒，接受采访时，她在电话那头同样 “咯咯”笑个不停。阿舒给我的感受很不同，她坦率、松弛，一点也不拧巴。
本高放学的时候，阿舒总是第一个冲出教室的学生。姥姥在本溪陪读，阿舒每天最快乐的事情就是回家吃饭，第二快乐的事，是边看电视边抄错题本，“因为不用动脑子”。
她最害怕的，是班主任那双眼。课间休息是不允许在教室内说话的，班主任不定时在教室外巡逻，他的眼睛出现在前门、后门或是玻璃窗上。现在看到室内窗户的闪过人脸或眼睛，阿舒都感到很害怕。
每周一次的体活课，阿舒会和好朋友坐在操场边上聊天，想上大学之后的事。她已经想好，她要考人大，然后从政，“我当时想成为一个对国家有利的人。”她认定了自己毕业以后要去北京，抵达这个国家的政治中心。
高考放榜那天，阿舒哭了，她的分数不足以进入人大。她想过复读，但是考虑到不能再让姥姥这么费心照顾她。听从父母的建议，她填报了位于辽宁大连的东北财经大学。
后来的十年，阿舒仿佛消失了。她和文奥班的同学都断了联系，从未参加同学聚会，即使彼此有微信，也从没有说过话。比起和人碰面，她更喜欢一个人待着。她知道，大多数同学都考去了北京，这让她有点自卑，“我觉得我考得没有那么好”。
遗憾像一根刺，仍然藏在很深的地方。阿舒有过不甘心。进入东财的第一年，她身上延续着学习的惯性。每周，甚至每天，她都会去自习室上自习。不去就觉得不太得劲。和她一起的，是一群同样高考失利的同学。他们奋力想把遗憾抹平。
星海广场的海滩是阿舒的秘密基地。学不进去的时候，她就来这里，边听歌边顺着海岸线来回踱步，或是在沙滩上坐一两个小时。她告诉我，她并不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反而更喜欢在晴天去海边。耳机里放的都是欢快的歌，孙燕姿《第一天》，或是Taylor Swift的《Love Story》。“其实我不喜欢大海，可是我闹心的时候又总来海边，”阿舒笑了，“可能我没有地方去了。”
那个远大的志向一直维持到大学第二年，后来逐渐在读研之后消减，阿舒遇上了自己的研究生导师。导师给她最珍贵的东西，是过好自己的生活，人会因为不知足而偶感痛苦。阿舒遇上什么事，就找导师聊天。她会给阿舒推荐一本书，等阿舒读完之后，再问她，找没找到答案。不像以前翻练习册，一口气翻到书的结尾，就能看到完整解答。老师希望她慢慢来。
现在，阿舒每天朝九晚五地在单位上班，到了周末就去徒步和旅行，“我渐渐发现，我的性格决定了我是那种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就好的人。我有理想，但它和我的能力不匹配。我好像没有能力去为国家、为时代做出什么样的事儿。”她开始认定，自己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她佩服那些努力并且得到的同学的同时，不再和自己较着劲儿。
对于本高和文奥，阿舒没有多少指责和不满，“但是如果有一天，我有孩子，我不会让他上这种奥赛班。我真的不喜欢排名和比较。”
和辉子的见面地点，定在她常去的星海滩。夜晚的海面乌黑，对面是发出淡紫色光晕的蹦极塔。辉子问她，以后还参加同学聚会吗？她下意识的反应还是，“不要”。
她指着海，对辉子说，“现在没到开海的日子，到开海的时候，你就可以吃大螃蟹了。”
辉子的最后一期视频，是拍摄自己。
他想过很多拍摄的方式。其中有富有创意的，例如把时间顺序打乱，从后向前介绍自己。也有“返璞归真”的，把他生活过的地方走一遍。还有一个方案，他干脆不出镜了，就找拍摄过的同学，让他们分别描述辉子是一个怎样的人。
最后，他还是决定平铺直叙。把镜头对着自己，像其他所有同学一样，平实地讲述离开本高后的生活——
他记得，在北师大上希腊史的课时，老师用古希腊语写了一段话，班上一位同学举手示意，“老师，你这个词写错了。”结果证明，那个同学是对的。他不仅认识古希腊语，甚至会读。辉子很受震撼，他看见了自己和一线城市孩子身上流动的时间差。
从小他被灌输，成绩好就会享受到优待和重视。但是上了大学之后，这项规则失效了，考试分数仅仅是游戏规则其中条款之一。
北师大历史学院有条非官方的院训，是北宋学者张载的“横渠四句”，大一上学期刚结束，辉子就知道，自己缺乏坐冷板凳的耐心和毅力，成为不了“为往圣继绝学”的人。这项任务，交给会古希腊语的同学吧。
一位教考古学的老师，名字已经记不清了，他给辉子留下的印象是“古怪”。他教课认真，但是课上得一点意思也没有。上课以外的时间，他扎在学术研究里头，好像没有自己的家，总是睡在办公楼，甚至在办公室刷牙洗脸。
用东北话说，这个老师很“葛”。那么执拗、坚持自我，未必能争得多好的仕途。辉子在上高中时，习惯了打仗，习惯了努力之后就有快速即时的反馈。北师大朴素的老师们提供了一种可能性，那就是人也可以选择在漫长的时间里，做一件很久以后才能得到结果的事。在北师大的四年，跟着这些老师的步子，他走得慢却坚实。
大学毕业后，辉子前往英国继续读研。他还是没能找到自己真正想做的事，在此之前，他想去看一看不太一样的地方。回国以后，他很快赶上三年疫情。他尝试过脱口秀，做过科普知识类的自媒体账号、记录短片，他还试做过综艺，但是市场红利很快散去，这些尝试都没有令人满意的成果。他从公司裸辞后，疫情结束。
这几年倏忽过去了。辉子觉得，自己仍是一事无成的样子。对稳定的惯性依赖，让他勾起去大厂上班的念头。妈妈问辉子，要不回本溪高中当老师吧。他都咬牙拒绝了这些路径，“人生一眼望到头，没啥意思。”他还想再试试，于是，两年前拍摄同学的念头又冒了出来。
事实上，当那场被刻意制造的战役刚结束时，没有人会怀念彼此。
那个夏天，文奥班的所有同学都急于奔向新生活，包括辉子。那时候的他，丝毫没有想过，以后还能不能见到他们。在应试教育管控下生发的情绪，被他们压在心底。直到后来的时间里，这些烙印才一点点在生活里展现模样。他们不得不消化和面对它。“只有跨过一段很长的时间，你才会对以前的人感兴趣。”辉子说。
好学生的痛苦，是很难述说的。尺度把握得不好，听起来便是对自我经历的炫耀。“可能只有我们彼此能懂对方为什么痛苦，你跟任何一个没有经历过这种制度的人去讲，他完全不能感同身受。你用胶带粘头发也好，你剪头发也好，我们都知道你为啥会这样做，不会觉得你是个神经病。”
辉子知道，人不会永远困在自己的少年时代。29岁是一个恰好的年纪，跃过刚毕业或者找工作的茫然状态，现在他们都达到了暂时的自洽和稳定，大家都明白了自己想要啥，不要啥，“他们不是富二代那种家境特好的，也不是那些家境很困难的人。我的最大的想法就是拍一拍普通人的终极答案，一个普通人，他努力学习到最好、最优秀，未来能成啥样，最远能去哪里。”
同学们都说，可能也只有辉子能做这件事了。成绩的分层，阵营的划分，让文奥班的同学关系割裂得厉害。辉子恰好是活跃在两边的人，他和谁都关系不错。
倒数第二期视频的主角，是同学刘丁宁。她在2013年、2014年，连续两年成为辽宁高考文科状元。以全额奖学金在香港大学就读一个学期后，刘丁宁退学复读，第二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8岁的她一度成为当地乃至全省的高考传奇。视频里，刘丁宁的讲述补足了故事的另一面。
初三那年，刘丁宁读《陈涉世家》，产生了逆反的冲动。她想反抗这样的生活，反抗别人定死的路。从港大退学是她鼓起勇气的反抗，但她在后续遇到的坎坷中明白，自己在被如此培养的过程中，早已缺失应对负面事件的能力。“应试教育去强调结果，强调考试成绩，并且拿这个东西排大榜去比较，立刻接受职业教育，立刻去找工作，在这个过程中非常缺乏‘成人教育’，教你怎样去思考和理解这个世界。对于一些人来说是很好、很能适应，但是对我来说，我确实会觉得它有很大的缺憾。”
辉子再见到她，她已经从北大中文系硕士毕业，选择成为一名语文老师。文科状元选择当一名普通教师，听起来是一则略显可惜的故事。刘丁宁向辉子解释自己的选择，“她觉得，自己过去受到的教育一直都是有问题的教育，这让她对教育有了很多反思，想从事自己理想中的教育。”
迄今，辉子共发布了28个文奥班同学的视频，抖音平台关注人数达到了457.8万。有人仍在读博，有人做了全职妈妈，有人全款买下了一辆玛莎拉蒂。并不是所有人的故事都能得到反响，“其实很多人的人生是平缓地一步一步走，去看看那条路是不是可行的。这种故事无法刺激他们的神经。”
大学本科有一门课，叫做“史料学”。研究者可以根据报纸、期刊、日记，甚至是一个人留下的生活痕迹，来研究某一段历史。辉子一直偏爱微观史学，从一个人物、一种组织或制度做叙述性的历史研究。他拍下的短视频，在当下作为记录，在未来也许能成为史料，为这个时代提供一则侧写。
意外的是，在记录之外，他还收到了许多有力的回音。一些高中生或即将毕业的大学生，会给辉子发来私信。他们说，辉子的视频是精神动力和食粮，给他们带去了启发和激励。短视频突破地域的限制，穿入不同的县市，触达新一代的学子。当丰富的人生样本展示在眼前，他们不再像过去的辉子那样，只能反复被喂食唯成绩论。
班级的同学人数有限，这份记录总有结束的时候。辉子告诉我，看到视频的关注度在猛涨的第一天，他就已经在为告别做准备，“就像浪潮一样，它一定会有落下来的一天。”但不论是和同学的重逢，还是年轻的关注者看过视频后发来的感谢，都让辉子在29岁这年有了新的方向。新的一年，他会再把过去最想做的记录短片捡起，继续未尽的事业。
他总想到在视频里放入“水”的意象，江水、河水、海水，他想表达，他们来源于同一条小溪，而后才各自汇入大海。
06那么，高考考得最好的那群人，现在过得好吗？和辉子见过两次以后，我意识到这是一个十分抽象的问题。这个问题的预设前提，是用成绩把人归为一个类别。但每个人的生命底色本就不同，即使经历残酷的考试机制，它仍继续作用，在每个人后来的人生中显露出走向。
高中时最乐呵、知足的阿舒，现在依旧抓紧微小的幸福，她对生活的愿望是“我就想和我对象能好好的”。从小向往自由的万万，依然不愿向系统妥协。曾被文奥“淘汰”的阿荆，没有因此自我怀疑，她从不因为他人的否定或评价而停下。
答案已经很明显——人的精神比机制顽强。
在辉子看来，“好”不一定意味着要获得多么宏大的结果，“小时候受看过的书、看过的电影影响，我们会想实现一种伟大的人生，我们的未来就是北大，科学家就得做两弹一星。现在你会发现，自己的各个方面距离伟大都非常遥远。大家都回到了日常生活具体的事，那些宏大的口号不能再感染你，真正能感动你的，可能就是衣食住行、你身边的每一段情感、每一段关系，我觉得，这些才是人能获取幸福的根源。那种具体也是有价值的。”
阿舒的视频聚集了15万条评论，其中一条是，“当下的人们更与这种平淡和真实共情。”网友们祝福阿舒，未来要继续这么开心。
秋天时，辉子回了一趟本溪。这座城市像一块不动的琥珀，除了多了一家万达广场，再没有别的变化。和东北其他城市一样，这里的人越来越少。辉子想起，以前老师和他们说，你们这些学习好的尖子生，长大之后都要走的，没有一个会回来建设本溪。他们从小就被赋予了离开本溪的宿命感。
在苏格兰格拉斯哥读书时，他常常想起本溪。格拉斯哥也是一座衰败的工业城市，多雨多雾，气质冷硬。一个世纪以前，这座城市的人口有100万，2016年缩减至60万左右。工业城市的宿命，是被时代忘记。但是那里的人总是很热情，充满活力地和他打招呼。他不知道这是不是人类生存的某些规律，越贫瘠的地方，人越有向上的劲。
拍摄同学们以前，辉子曾经拍摄过一家本溪当地的书店。书店老板是他在本高时的学长。书店里售卖的不是主流的教辅，而是人文社科类书籍，学长业余时还做作本溪的文创冰箱贴。冰箱贴的图案是本溪关门山有名的红叶。一到秋天，本溪就变得一片朱红。辉子在北京、在日本也看过红叶，但他发现，它们远没有本溪的红叶透亮热烈。
他买过一些冰箱贴和明信片，送给英国的同学。有人说他，“小家子气，就这么抠？”辉子不同意，他觉得这个东西很特别，要知道，过去从没有人会为本溪这样一座被遗忘的城市去做文创。
望着窗外的雪景，辉子和我描述了一段他关于本高的金色记忆。每年12月，为了纪念“12·9”学生运动，本高都例行接力长跑。那时候，雪已经落满本高的操场，需要费力铲出一条雪道。辉子印象很深，走出教室，同学们全都等在雪地里，给跑道上的同学加油。结束以后，一群人闹闹哄哄地去食堂，分喝煮好的姜丝可乐。这是他记忆里为数不多的快乐的、团结的、美好的瞬间。
之所以称之为瞬间，是因为它太短暂了。喝完热可乐，他们回到教室，继续卷入无尽的比较和竞争。他很难描述文奥班的同学之间微妙的关系，很多微小的、关于本溪的共同记忆，其中的痛苦和愉悦，只能在同代人身上得到回应。
五六分钟的短视频概括不了一个人的一生，他想在有限的篇幅里把故事尽量讲得完整。
去拜访英国同学的那集，用的都是英国乐队的歌，例如出发的时候，要用冲撞乐队的《London Calling》，结尾是Oasis的《Don't Look Back in Anger》，“告诉大家不要带着愤怒回头”。去拍同学阿婧，他用了两个人高中时共同喜欢的日本动漫《排球少年》的主题曲。阿婧喜欢音乐剧，他加了音乐剧的配乐。他记得远在南美的同学从小就喜欢听王力宏，他知道，自己一定会放一首王力宏的歌，视频再用雷鬼风格的歌曲《No woman no cry》作为结束。那首歌的寓意是安慰亲人，不要担心，一切都会好起来。
如果说故事主线是给公众看的，配乐则是辉子给班上同学的情书。
辉子曾经梦见过高中。梦里，他穿着本高的校服，坐在教室中央，不停地背书、考试。那个梦很累、很漫长。他把高中三年重新读了一遍，却在高考的时候落榜。将要崩溃的时候，他想起自己已经有了一个大学文凭。没事了，没事了，他安慰自己，这才从这场梦中安全降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