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
2020年，我们失去了众多的文化名人，伦敦政经学院的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是其中之一。除了从事学术研究外，格雷伯还是一名积极的社会活动家，如果他的名字对你来说还比较陌生，不要紧，你一定听说过他参与发起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或许还听说过这场运动中诞生的“我们是99%”的口号。格雷伯离世时仅仅59岁，正当人文学者的黄金年龄，他的英年早逝令人错愕惋惜。怀念他的最好方式，自然是阅读他已经出版的著作。《扯淡工作：一个理论》或许是其中最令人感兴趣、引发最多思考与回应的一本。
在这本书中，格雷伯考察了我们时代的一个巨大谜题：为什么越来越先进的技术、越来越精密的工具、越来越有效率的生产，没有让人们从繁重的工作中解脱出来，获得更多的闲暇投身让我们真正感到幸福的活动，反而让我们陷入了工作越发忙碌却又越发没有意义的怪圈？格雷伯把问题的答案归结为“扯淡工作”的大量滋生。所谓“扯淡工作”，指的是那些看不到意义，甚至还有危害、让从业者本人都说不出其价值的工作，但由于雇佣关系的缘故，从业者又要假装这些问题不存在，继而在自己的岗位上假装工作。扯淡工作的存在，遍布各行各业，从政府部门到非政府组织，从私人企业到医疗教育部门，资本主义精明逐利、不养闲人的刻板印象，显然失真，因为在作者看来，金融部门就是工作“扯淡化”的重灾区。
格雷伯通过来自世界各地、从事不同行业的人的证言，总结出扯淡工作的以上特点，并将扯淡工作和其他单纯损人利己的工作（比如，那些存在于法律禁区的工作）区分开来。大量的工作（格雷伯给出的估算数字是40%）没有意义，却让人假装在忙，这样的观察或许让人难以置信，毕竟，效率是最让现代社会引以为傲的特点之一；依靠个体主观感受的方法似乎也并不可靠，人们对自己工作不满的原因多种多样，怎么能推断这是工作扯淡造成的？不过，如果读者阅读过足够多的格雷伯采访的案例，很快会发现，这并非夸大其词，甚至也会恍然大悟到自己工作中扯淡的部分。无穷无尽的表格、名目纷繁的会议、操作复杂的办公软件、层层叠叠的管理层级……这些所谓科学管理的产物，往往只为解决一个简单的问题——例如将一间办公室的电脑搬去另外一间办公室，结果却需要创造一系列的给薪职务，或消磨工作者大量的时间心力才能解决。
或许在一些人眼中，扯淡工作的滋生并不构成严重的问题，行政任务的激增、科层结构的膨胀，不过是当代社会分工越发复杂细致的体现，付出一点行政成本的代价又何妨呢？况且，若我们不先给这些工作戴上“扯淡”的贬义帽子，这样的岗位还看起来作用重大：机器与人工智能正在逐步替代人工，难道不是这些岗位在保障就业，让更多的人有一份还算体面的白领薪资来养活自己和家人，间接维系着我们社会的稳定运转？更何况，若扯淡工作不过是让人努力找事做，从而在上级和下级面前显得很忙碌，在一般人眼中，这应该是近乎白拿薪水，又不用担什么责任的工作，要算美差才对。但格雷伯的论述颠覆了这一类想法下隐蔽的若干“常识性”假设。
首先，扯淡工作对从事工作的人构成精神暴力。与理性经济人的假设不同，人并不会单纯服从“付出最少而收益最大”的经济原则，希望自己的行动为世界带来可感知的变化，是人更为重要的动机，若人只能感到自己在无谓地劳心劳力，而他的周围丝毫没有因自己而产生改变，一系列的心理问题就会出现。从格雷伯搜集的证言中，读者会发现，很多扯淡工作的从业者最终选择了离开，哪怕新工作的薪酬更少。这样的选择也许匪夷所思，但却真实存在。
其次，保障就业是当下跨越左右派的共识，但这一共识建立在我们对工作的特定理解之上。这种理解，简单来说就是工作是一种让人成为人的必要苦修，但格雷伯认为，这种工作观念并非自古以来的跨文化共识。在苦修式工作观下，似乎人们得到薪水是因为他们在工作中吃了苦。同时，一个人想要配得上一份让他维持生存的供给、成为品格完善的社会人，辛苦工作也是必须的，至于工作到底给社会带来了什么改变，倒是次要的了。因此，我们的文化鄙夷那些拿福利的人，也恐惧福利社会只会培养更多的好吃懒作之徒，从而设立一系列的机制和职位，去阻碍需要社会福利支援的人拿到福利，而这些职位本身就是扯淡工作。
最后，在我们的价值观念中，工作主要被视为“生产”而非“照护”。制造、组装、雕琢等劳动，看起来比倾听他人的需求、反馈、维护、清洁、安慰等需要同理心和情感的劳动更具有价值，一个典型的劳动者就是一个身穿工作服在生产线上操劳的形象，并且大概率是一位男性。但作者指出，大部分工作者都在工厂劳动的时代，从来不曾出现过。绝大多数的劳动者——教师、医生、修理工、厨师、花匠、商贩……都从事照护性的工作。对这些“照护性”工作的忽视，让管理者轻易将普通劳动者与机器对等看待，并将他们的价值等同于替代他们进行生产的机器所要花费的成本，并抱怨人工成本太高。作者以伦敦地铁售票员为例，解释了管理层出于成本考量决定用自动售票机完全代替人工时造成的照护性工作缺位：售票员为旅客提供出行信息与路线规划、帮助走失的孩子、帮助旅途中出现不适的旅客、应对突发意外……这些细致而重要的工作的价值，不仅被低估，甚至为此付给工作人员的薪水都被视为与机器相比不够划算的证据。这种对工作性质的误解，最终导致的结果体现在了财富分配上，真正在照顾他人需求的劳动者不仅薪资微薄，还被抱怨要求太多。
那么，面对扯淡工作的大量滋生，我们有什么办法吗？坦白说，这并不是作者探讨扯淡工作现象的主要目的。格雷伯用非常简短的篇幅提及，全民基本收入或许是一个可能的出路。考虑到作者本无心于提供一套解决方案，我怀疑读者也不会轻易被说服支持全民基本收入制度。事实上，我相信大部分读者尽管也会被自己工作中各类扯淡事项困扰，感到无意义又繁琐的行政工作是一种巨大的时间精力的浪费，但仍会为格雷伯对扯淡工作的各种判断感到难以置信。《扯淡工作》一书的妙处在于，读者总会在那些数不清的证言中发现自己：时而感到自己承受的工作压力与心力消耗得到理解，时而被作者不留情面的辛辣批判刺痛——原来自己就是那个冗余的扯淡工作者！格雷伯对这类“常识”的挑战，也让阅读过程充满惊喜和趣味。譬如，我们真的“拥有”时间吗？我们真的可以“节省”或者“浪费”时间吗？将时间视为一种所有物的观念何时才出现，它又是怎样导致了雇主对雇员生活的全面剥夺？当然，《扯淡工作》既不是一本行动指南，也不是一本心灵疏导秘籍，但跟随格雷伯反思我们对工作的理解、对工作价值的判断，或许可以让困于忙碌、焦虑、无意义感的读者找到一点理解困境的门路。
孙金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