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醉仙楼正在南湖之旁，湖面轻烟薄雾，几艘小舟荡漾其间，半湖水面都浮着碧油油的菱叶，他放眼观赏，登觉心旷神怡。”
《射雕英雄传》第二回，金庸以虚实结合的手法描绘了“江南七怪”的出场地：虚的是醉仙楼，实的是南湖，是嘉兴。
而嘉兴（包括下辖的海宁），正是金庸出生和成长的所在，是他念兹在兹的故乡。
当时的金庸因《书剑恩仇录》《碧血剑》的连载而声名鹊起，收获大批武侠读者之际，进入长城电影公司担任编剧。短暂的电影生涯只不过是金庸人生中的一个小插曲，但与大明星夏梦的邂逅，几乎成为公开的秘密。因此同时期开始连载的《射雕》女主角黄蓉，让人难免捕捉到夏梦的丝丝痕迹。
然而在提笔撰写这部日后脍炙人口的作品时，金庸心中更为萦绕难去的是他对江南、对故乡嘉兴的情感。他不仅将故事的重要人物安排为嘉兴人士，同时也将众多“名场面”安排在了故乡的烟雨楼、南湖、铁枪庙、小蓬莱等地。笔者粗略统计，“三联版”《射雕》中，仅“嘉兴”一词就出现了64次。
在金庸武侠世界中，如果说华山是众人仰止的高峰，那么嘉兴就是金庸“江湖”的肇端，是承载许多读者心中“武侠梦”的始初之地。
在金庸人生历程和创作道理上，如果说香港代表着金庸人生的繁盛，那么嘉兴大抵就是查良镛一生的底色。
今年是金庸百年诞辰，但凡与金庸有所联系的地方都在以各种形式纪念金庸，但恐怕没有哪里能比嘉兴更吸引各界人士、大众读者前往共襄盛会、凭吊怀念了。
在这里，书中人物和景象，与金庸的人生故事次第展开，如梅花间竹般层叠交融，然后逐渐清晰：查良镛“成为”金庸的蝴蝶翅膀如何扇动起来，金庸武侠缘何独树一帜，何以如此迷人的秘密小径，原来一切都有本可源。
金庸
记忆中的潮涌
“和生和生半爿驼，叫他三声要发怒，再叫三声翻跟斗，翻转来像只瘫淘箩。” “不许唱！不许你们欺负和生！” ……在嘉兴海宁袁花镇金庸故居举行的金庸百年诞辰主题晚会上，少年查良镛挡在长工和生身前，奋力阻止几个同学的戏闹。
这段表演的故事来源于《连城诀》的后记，金庸叙及此事，主要是表明《连城诀》是在和生冤狱的基础上发展而来。书写于1963年，此时距离他离开故土已经十五年，距离最近一次1953年到上海、杭州，也已经整整十年。对故乡思念日盛，流诸笔端，对金庸来说，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
1955年，梁羽生的《草莽龙蛇传》连载完结，编辑向同为《新晚报》同事的查良镛紧急拉稿。经不起劝说，查良镛只好答应，匆匆报了题目《书剑恩仇录》，将名字中的“镛”字拆为“金庸”，作为笔名。这是金庸的第一部武侠小说，也是作为武侠小说家的“金庸”第一次亮相。
“这一年他已年过而立。虽然早就离开了故乡，但故乡在他的梦里夜夜萦回，母亲、父亲、兄弟姐妹，故乡的风物人情、民间传说深埋在一个漂泊异乡的游子心中。遥望江南，那是他永远的爱和痛。‘如果你到过江南，会想到那些燕子，那些杨柳与杏花，那些微雨中的小船。’这正是他落笔写《书剑恩仇录》时的心境。当他写下第一部武侠小说时，他想到的是遥远而亲切的故乡，那里有海宁潮、母亲和从小熟悉的传说。”（傅国涌《金庸传》）
金庸此前连小说也没写过，构思《书剑恩仇录》首先想到的就是自己“印象最深刻的故事”：乾隆皇帝的传说，从小就在故乡听到了的。小时候做童子军，曾在海宁乾隆皇帝所造的石塘边露营，半夜里瞧着滚滚怒潮汹涌而来。
除了化用乾隆为海宁陈氏后人的传说外，书中处处故乡风物和金庸的个人印记，如陈家洛的人物性格隐约可以看到海宁人物同时也是金庸亲戚的蒋百里、徐志摩的影子，瑞芳、陈家洛重逢的场景与金庸和继母顾秀英的重逢如出一辙，而陈家洛母亲的名字在连载时金庸更是直接化用了自己母亲徐禄的名字……
在金庸创作的十五部武侠小说中，《书剑恩仇录》《连城诀》直接取材于家乡旧事，《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中嘉兴牵连起三世恩怨，《鹿鼎记》开篇不厌其烦插入海宁查氏事迹，即便是诸如《雪山飞狐》《白马啸西风》等主要场景在西北塞外的作品，金庸仍然安排了胡夫人、李文秀为江南人氏。
故乡，在金庸心中的分量可见一斑。因她不仅仅是一个游子的情感原乡，更是以其独特的人文奠定了一个文化人的精神架构。
“我的故乡是浙江海宁，那里是我的出生地，童年和青少年生活的地方，也是我接受启蒙教育和完成中学学业的地方。”
超越物理层面的精神原乡
《射雕英雄传》第一回的结尾，金庸借“久慕南朝繁华”的完颜洪烈之口，赞“城中居民人物温雅，虽然贩夫走卒，亦多俊秀不俗之人……”
实情也确实如此，嘉兴自古人才辈出，仅举大端就有唐代名臣陆贽、南宋宰相赵汝愚、“元四家”的吴镇、清初思想家吕留良，近人沈曾植、李叔同、王国维、丰子恺、茅盾、陈省身、陈世骧、徐志摩，等等，灿若星河。
金庸就是出生在这样一个斯文鼎盛之地。他的家族海宁查氏自唐宋以来就是大族，到金庸出生时，查家已经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了五百多年。明清两代，查家迎来爆发期，出了20位进士，76位举人，康熙时更有“一门七进士，叔侄五翰林”之说。如今在改造重开的海宁袁花镇赫山房金庸故居，依然悬挂着康熙御笔亲书的“澹远堂”“敬业堂”匾额，和“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的对联。
到金庸的父亲查枢卿时，查家仍保有田地3600多亩，佃户百余，雇有不少仆佣，并经营钱庄、米行和酱园店等。但在金庸眼里，父亲殊乏经营之才，依然是文人习气，不大会做生意。母亲徐禄出自海宁硖石镇徐家，是徐志摩的堂姑母。徐禄毕业于杭州的女子学校，写得一手好字。
金庸没有上过私塾，没接受过系统的旧学训练，其一开始所上小学就为新式学堂，大学所读专业也非文史，而是外交与国际法。虽然家学深厚，但长辈也并没有在旧学上有特别要求。母亲爱读《红楼梦》，大概在12岁时，他懵懵懂懂跟着一起读，还常常与堂嫂、堂姐们接龙背诵里面的诗词，但也仅此而已。
当然，金庸文史知识之丰富，对传统文化体认之深刻，也是公认的。史学大家余英时曾言其“对金庸深厚的文史造诣更为欣赏”，并不是敷衍恭维。
“深厚的文史造诣”大半来自于自学，但家乡的文化风气和家学的影响仍然不可小觑——金庸从小就崇敬祖父，以家族为傲，对嘉兴、海宁的底蕴，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充满温情和敬意。这一切浸润着小小少年对中国传统的体认，使得中华文化的主体性根植于他的血脉，同时也为其后来有意愿、有能力自学埋下种子。
文化，不只是记诵知识之学，更在于能“化”，化为今用，化为己用。很多人徒有知识而无文化，道理就在于此。金庸则不然，他于“文”能“化”，有小说可证，于“史”能“化”，有社论为凭。
中国武侠文学学会副会长、苏州大学教授汤哲声认为，金庸本人及其武侠小说，深受浙东的文化思想影响：黄宗羲的史学观、王阳明的心学，与金庸武侠小说中的重要精神——“侠之大者，民为本”密切相关；王阳明的“致良知”贯穿杨过、令狐冲的精神世界，塑造他们不以身份、门户为正邪善恶的标准，而是以具体的行为为准绳；浙江人兼容并包的精神，让金庸能够不拘一格，吸收各种资源化为己用，等等。
“写人性、写文化的武侠小说历来有之，为什么独独金庸成为经典？还是在于他植根于自己的家学，植根于从小在这里受过的教育，以浙东的文化思想，打造了别人所没有的境界。”汤哲声说道。
《鹿鼎记》第一回在《明报》连载时称为“楔子”，金庸借顾炎武、黄宗羲、吕留良之口，详述了明史案的过程。不少读者评论，如此大费笔墨全无必要，但金庸几次修改，不仅没有删去，反而又加入了关于其祖上查嗣庭“文字狱”的注释，以及査慎行诗数首。
《书剑恩仇录》“当时写作的目的只是为做一件工作”，故乡风土人情对金庸还只是物理层面的意义，到“射雕三部曲”问世，故乡在精神层面开始发挥作用，而到《鹿鼎记》这部金庸“封笔之作”，武侠小说对他来说，已经不仅仅是“娱乐消遣”的读物，他终于以武侠小说完成了他的抱负和追求，所以那看似“全无必要”的第一回恰恰就是他心中的宏旨。
对现代精神的求索
金庸之所以拥有“化”的能力，也可以在其少年时代得到追寻。
他初读于村口巷里十七学堂，高小转入袁花镇的龙山小学堂。在金庸的回忆里，小学堂的学习生活是温暖明亮的：江南的小镇，天色灰沉沉的，似乎要下雪，北风吹着轻轻的哨子。
年过古稀之时，金庸依然清晰地记得放学铃响起，学生们奔到大堂派对，“四位男老师、一位女老师走上讲台，也排成了一列”，记得20来岁的女老师“微笑着伸手拢了拢头发，坐到讲台右边一架风琴前面的凳上，揭开了琴盖”，也记得自己和同学一起唱了起来：“一天容易，夕阳又西下／铃声报放学，欢天喜地各回家／先生们，再会吧……”然后，学生们一齐向台上鞠躬，台上的五位老师也都笑眯眯地鞠躬还礼，“小朋友，再会吧……”
在这样一所师生恭笃有爱的小学堂里，金庸遇到了班主任兼国文老师陈未冬。陈老师不仅对金庸的每一篇作文都细加圈点、认真批改，作为范文在课上评析，还让他一起编五年级的级刊《喔喔啼》，也经常把自己的杂感文章拿给他看，俨然引为小友。
少年孩童，能得到自己喜爱的老师的赏识和鼓励，其影响是难以估量的，很多文坛大家走上文学之路都是缘于此，比如魏巍。金庸也是如此。他一辈子都忘不了陈未冬老师当年为他改正的作文错字，六十年后师生在杭州重逢，仍在提起这些往事。
龙山小学堂的图书馆拥有相当丰富的藏书，老师们很鼓励学生读课外书。金庸在低年级时看《儿童画报》《小朋友》《小学生》，后来看内容丰富的《小朋友文库》，再似懂非懂地阅读各种各样的章回小说。
父亲和哥哥经常买来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以及《萍踪寄语》《萍踪忆语》等世界各地旅行记，这些成人书刊却成了金庸小学时代得益最多、记忆最深的读物。
家里人还都喜欢读小说，有传统的，也有新出版的，诸如茅盾、鲁迅、巴金、老舍、张恨水等人的作品，还有各种武侠小说，等等。金庸耳濡目染，在小学期间，读过的小说就已不少。8岁时，金庸读到了顾明道的《荒江女侠》，震惊于世上还有这样好看的书，从此着迷武侠，把儿童时代的大部分零用钱都花在了这上面。
十二三岁时，金庸接触到了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他曾对日本教育家及作家池田大作说过：“在所有中外作家中，我最喜欢的的确是大仲马，从十二三岁时开始喜欢，直到如今，从不变心。”还说，在大仲马的所有作品中，“《三个火枪手》一书对我一生影响极大，我之所以写武侠小说，可说是受了此书的启发，《三个火枪手》教了我怎样活用历史故事。”
1936年，金庸考入浙江省立嘉兴初级中学（今嘉兴一中），不久就随老师同学一边千里流亡，一边乱世求学。虽然正规学习一再因战乱而中断，但在张印通、王哲安、何植三、章克标等一众名师的呵护下，金庸依然不断精进，成绩很好。
期间，他写了一篇《虬髯客传的考证和欣赏》，得到国文老师、元曲研究名家钱南扬的赞赏，后收录在《侠客行》附录当中，又与同学合编了参考书《献给投考初中者》，正式出版发行，异常畅销。
然而，一篇讽刺训育主任沈乃昌的《阿丽丝漫游记》却险些让金庸遭遇人生当中的重大挫折。训育制是国民党一党专制下的特殊产物，推行党化教育的一个重要手段。同学们平日里都敢怒不敢言，金庸却在文章中明晃晃地讥刺沈乃昌为“吐毒舌、喷毒汁”，口出狂言威吓学生的眼镜蛇，一时间传遍全校。沈乃昌誓要开除金庸，校长张印通极力斡旋，勉力将“开除”改为了“退学”，并助他转到衢州中学。
没过多久，他又在《东南日报》副刊发表《一事能狂边少年》，继续向训导制开炮，并言“我们要求许许多多的，像法国大革命时代一般追求自由的狂，马志尼、加富尔的复兴民族的狂，以及无数科学家、艺术家、探险家等对于真理、对于艺术、对于事业的热狂。”这两件事的行事风格和犀利的文辞，颇见“五四”遗风，也为他日后投身报业，针砭时弊，埋下了伏笔。
在中国武侠文学学会副会长陈墨看来，金庸的武侠小说之所以得以超越一般武侠小说，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他的作品和本人思维当中深深的现代精神，而这些现代精神正是从他学生时代开始，一点一滴慢慢学习而来。
“金庸的作品中有传统价值，比如重侠义、重然诺、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但他同时具有现代精神：人道精神、个性精神、自由精神、启蒙精神、理性精神。高中时代的金庸，对现代精神理解的深度和广度，就已经超过了今天很多的文化名人。”陈墨说道。
斯人已逝，江湖已远，但南湖静静停泊的那艘画舫，仿佛为国为民的侠义精神和追寻现代文明，在另一个维度的接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