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了好一会儿，我才找到他。
河边钓鱼的人太多，天已麻麻黑了，只能凑近，才能辨出人脸。我沿着白河找，先是找到水上的萤火浮标，再寻坐在岸边握着鱼杆的人，走近一捉摸，不是。又望着下一个漂浮的萤光走。
有几次，我甚至想，今天他可能没来，或者并不是如他所说的每天都来。
我是在上午碰到老袁的。沿着老家碾子边的竹林闲逛，就走到了他家院子门前。透过半开的龙门子的红色铁门，看到他一个人坐在院子里喝茶，翘着二郎腿，阳光下，他头上的白发更白了。
他也看见了我。“进来坐。”他站了起来。
“不用了，就在外面转一转。”
他走了出来，和我并排站着，望着田野里拔节的麦苗和金黄的油菜花。
“回来看看？”
“嗯。出来转一圈。”
“就是，要多走动才好。”
我们摆龙门阵。说着说着，不知怎么的，我们就说到了钓鱼的事。
“我每天都钓。”他一下子来劲了，脸上堆满了笑容。
“喔，在哪儿钓？鱼塘？”
“哪个在鱼塘钓喔。河里，金马河，杨柳河，最多的是白河。”
“白河？我就住在白河边。”
“现在白河太漂亮了。鱼也多，钓鱼的人也多。这段时间我天天都在那儿钓鱼。”
“我每天在河边散步，也没看到你。”
“晚上钓，黑黢黢的。”
“怪不说。”我想起那些漂浮在夜色中的荧光的浮标，白河上确实有很多夜钓的人。
“好钓不？”
“看手艺。”他笑着对我说。
他老婆提着几个圆根萝卜回来了，“进去坐，站在门口像啥话。”
“就这儿冲几句，今天太阳好。”我说。
转眼，他老婆提了两根鲫鱼出来，“拿回去吃。活的，昨晚上才钓的。”
“不用。”我说。
“有啥嘛，我们都是看着你长大的。”她扬着手中的鱼说，“不怕你笑话。他爱死的钓鱼，又不吃鱼。你知道的，家里就我们两个，咋吃的了嘛。”她虽有些闲话，但看得出，两老口关系还不错。
“哎呀，话多哦。”他把手抱在胸前，扬起头，一副悠闲的样子，笑嘻嘻的。
“就当帮我们吃。”她把鱼递到我手里。半斤多一尾，鱼鳞泛着明亮的青光，正宗的河鱼。
“晚上来看我钓鱼。就在板桥子那一截。”
“要的。”走出几步后，我回过头答应了他，“我来找你。”
我找到老袁时，他正蹬着八字脚，扬起鱼竿将鱼饵合着坠子甩出去。荧光的浮标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像几只飞舞的萤火虫，追向河心，跳跃几下，就静静地歇在平静的水面上。他摇动线圈的手柄，收紧鱼线，将鱼竿撑到支架上。
他递给我一根折叠小凳，说了声“坐”。自己就蹲下去，望着河里，不吭声了。
我就看他钓鱼。
下方不远的芦苇丛后，也有一位钓者。用的是两根鱼竿，远远的飘着两串荧光浮标。对岸浮标更多，隔几十米就有一串绿光飘在黑夜里。
公园的灯光倒映在水中，混合着远处的路灯和高楼透出的亮光，白河的水面摇曳起来。再远处，几点亮光在空中闪烁，晃眼看去，以为是明亮的星星。仔细一看才发现是几只夜风筝，悬在空中，闪着一圈一圈的彩灯。而真正的星星却隐入天幕的背后，我费了好大劲才找到几点模糊的星光。他们早被淹没在城市的灯火后。
天完全黑下来。公园里散步的人渐渐少了。一只小狗跑到河边，东瞧瞧，西嗅嗅，像个好奇的孩子，很快又被散步的主人叫走了。
一弯新月，靠在树梢后张望着我们。
三月的夜晚静谧而清冷，偶尔几声蟋蟀的轻呤，也仿佛怕冷似的，叫得断断续续，抖抖索索。
说起来，老袁可是我们李家碾的能人，大名鼎鼎的“袁采购”，最早的那一批“万元户”。我们两家是邻居。听老人们摆起，当初，老袁娶了个“远方人”。娘家那地方产媒，而大队的砖瓦窑刚好需要烧煤，这不，他穿针引线，自然而然就干起了采购的活。
后来大队里先后办起了翻砂厂，肠衣长，他就一直作采购。在乡村，算得上是个见多识广的人。
记得四十年前的一个暑假，我十来岁，跟着他上了一次成都，一起去的还有他的儿子，比我小两岁，我儿时的玩伴，很机灵的。
从来没有到过大城市，一切对我都是新鲜的。
他带着我们两个小孩，住进招待所后，就出去办事了。也有说普通话的人来找他，说的都是买什么，卖什么。我们也不懂，就呆在房间里看电视，不敢乱走，也不知道是啥地方。现在回想，好像是二仙桥，那里有成都肉联厂，我们大队需要从厂里买猪小肠。
晚上，我们和一个客人去进馆子。大街上灯光闪亮，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吃馆子，可惜，太久了，记不清吃了些什么。
第二天下午，我们就坐公交车回到了李家碾，说是进城玩了两天，其实哪儿也没去。但在记忆里却是印象深刻。直到后来在华阳读师范学校，才有机会第二次去成都，那已经是八年后的事了。那时乡下的孩子，视野真的太窄。
他把鱼钩收回来，“空了。”然后开始往鱼钩上挂饵。不知啥时候，他已找了个大鹅卵石垫在屁股下。
“用啥鱼饵？”
“沙虫子。”
“沙虫子？”
“啊。好用，又不用花钱。”他埋着头仔细往鱼钩上挂虫子。“现在年轻人钓鱼，动不动就买一大堆鱼饵，还到处乱下窝子。花钱不说，效果还不一定好。再说，还污染水，现在不是说要环保吗？”
“以前家家都喂猪，现在沙虫子怕不好找吧？”
“还好。”他站起身，拉开架势，把鱼饵扔到了河心，“多多少少都有，有天花水的茅坑，虫子最多最肥。”
“天花水？”
“你忘了嗉？”他笑了，“就是瓦坏了，漏雨水。”
“喔。”
“那么脏，清理起来够麻烦的。”想起小时候，我们一群小屁孩到河边钓鱼，鱼竿砍的是小竹竿，线是棉线，坠子用的是牙膏皮，鱼饵就挖蚯蚓。
只有大人们才去打沙虫子。当时我们李家碾有个白大爷，是个钓鱼的高手，尤其会钓“鲶巴儿”（野生鲶鱼），人称“白巴儿”。白天赶牛耖田，晚上钓鱼。他就专门用沙虫子。那时我就经常看到白大爷，拎个罗纹布做成的网兜，在人家的屋檐后转来转去，专捞猪粪坑里蚊子的幼虫孑孓——乡下叫它们“沙虫子”。捞的差不多了，就到闸门前的河里清洗干净，再放到小簸箕里，混上碾细的煤灰，就见那些沙虫子，一个个从灰里爬出来，活蹦乱跳的，据说几天都不会死，有的干脆就在灰里化出一个个花蚊子。
“沙虫子”是钓鱼的顶级饵料，特别是钓鲶鱼，黄辣丁，秤杆儿。没想到，老袁还在用。
“钓鱼就讲个耐心。”老袁说，“用沙虫子有窍门，挂钩的时候不能把虫挂死了，要活的。下水后，难免有几只会从钩上跑掉，顺水往下，其实这正好向下游的鱼投出诱饵。那些鱼儿，一路吃，一路寻，吃着吃着，就寻到鱼钩上了，嘿嘿。所以，用沙虫子钓鱼不用打窝子，也耐得住钓。”
“哦，是这样。”
“钓鱼的讲究多，”他很高兴，“冷钓沱，热钓滩，不冷不热钓中间；早钓东晚钓西；早晨钓得太阳红，下午钓得鸡歇笼。”
他滔滔不绝地讲起了他的钓鱼经。
“你是哪年开始钓鱼的？”听他讲了半天，我问了一句。
“八几年。”他兴奋的语气，突然变得有些忧伤。他望着远处的浮标，手指轻轻搭在鱼线上。“跟‘白巴儿’学的。”
去他家院坝里看电视的事，应该就是在八零年左右。老袁已经从老屋搬出去了，在自留地里修了一向新瓦房，买了林盘里第一部电视。一部黑白的十二英寸的电视，一下轰动了全村。天还没有黑，他就把电视摆到堂屋门口的小桌子上。阶沿上，院子里坐满了人，像看电影。袁家能坐的东西都搬了出来，来迟的人就只能自带屁股——凳子。后来还发生过几次为了争位子吵架的事，老袁一喊：
“再吵，我把电视关球了。”
吵架的人，架不住大家的劝，嘟哝一句，“老子明天吃了晌午就来，坐第一排中间。”也就闭了口。
那时我们每天放了学，胡皮潦草做完家庭作业，刨几口饭，就去他家占位子，等着看电视。我们总是用看坝坝电影的方法看电视，总把精彩的电影和电视剧叫“正片子”，而其他的统统叫“加映的”。 “正片子”总是迟迟不放，“加映的”东西总是没完没了。
最火的电视剧叫《加里森敢死队》。弄得我们每个小屁孩，手里都拽着一把小刀，对着竹子，大树，甚至教室的门，练习飞刀的绝技。自家房门上，总是洞洞眼眼的，为这事，没少挨大人的骂。
后来，老袁开了一个毛衣厂，织好的腈纶衫打包给荷花池的老板批发。我在读师范学校时，还穿过他厂里织的一件“光夫衫”——那年日本电视剧《血凝》在全国热播，男主角光夫穿的毛衣红遍大街小巷。老袁的样式也很赶潮流的。记忆里，毛衣厂的生意总是红红火火的。
“有了。”老袁轻轻喊了一声，打断了我。他开始慢慢搅动手柄，试着收线。“要慢，要有耐心。”过了几秒，他加快收线的速度，“是根小鱼。”他有些失望。
鱼提了上来。果然是尾小鲫鱼，握住身子，就看不见尾巴。“太小了，还是母的。”他把大着肚子的鱼扔回河里。“今天手气不好。”
我想起了什么，就说：“是不是我和你老是说话，把鱼闹走了。”
他抬起头，“不会吧，”他犹犹豫豫地说，“再说，钓鱼就图个开心，磨时间。也不是非要钓多少。”
他又开始一条一条地往鱼钩上挂沙虫子，这次他没有埋头，眼睛望着河心，全凭手上的感觉，熟练地挂着。
夜深了。
河边公园里早已没了散步的人。远处小区楼上的灯光，熄了大半。夜钓的荧光，却没有变少。
天上的夜风筝都收了，城市变暗，更多的星星亮了出来。天河露出他本来的面目。一颗流星划向南方。一架飞机从流星消失的地方飞过来，灯光像明亮的星辰，越来越亮，直到现出几道明亮的光柱。轰轰的引擎声音在头顶响过，四周又归于寂静。
“只是，”他停了几秒，“只是今晚上，你等了这么久，本来是想钓几条送给你，恐怕要落空了。”
“今天中午才吃了，改天也不迟。”我说，“我还从来没有这么迟坐在这儿，静静欣赏白河的夜景，”我顿了顿，加重了语气，“真的有不一样的感觉。”
“明天开始，”他说，“有三个月的禁渔期，不能到这钓鱼了。”
“喔。”
“书上不是说过吗，”他一字一句地念：
劝君莫食三月鱼
万千鱼籽在腹中
劝君莫打三春鸟
子在巢中待母归”
我想起了，老袁是念过私塾的。老袁望着河心，好久，他悠悠地说了一句，“我一看见你，就会想到我家的勇娃儿。唉……”他长长地叹了口气。
我沉默了。
袁勇出事那年，我在外地教书。后来回家，才听说他去学电工，施工时出事了，当时只有十八岁。老袁只有这么一个儿子。后来，他就把厂子关了，再后来，就开始钓鱼了。
“你们一般钓到几点？”我想转移话题。
“不一定。有些人十一二点，有些人一两点。”老袁习惯性地摸了摸地上的鱼竿，“我没有事，一般钓到三四点钟，有时干脆钓到天亮。”他停了几秒，“反正睡不着。”我听出了他话中的无奈和忧伤。
他有些烦躁。
我不好说什么了。又坐了一会儿，还是没有钓到鱼，我就离开了。
三个月后，禁渔期一过，人们压抑了近百天的激情爆发出来，一夜之间，白河边挤满了垂钓的人。白天多，晚上也多。
我又看到了老袁。还是在同一个地方，还是一个人钓到深夜。我常想，他钓到的，到底是鱼多一点，寂寞多一点，还是快乐多一点呢？
我没有再去打扰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