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4年3月，一名年轻的炮兵军官来到米哈伊尔·戈尔恰科夫将军的总部，他的名字是列夫·托尔斯泰（Leo Tolstoy）。他在1852年加入军队，那一年他在俄罗斯最重要的文学月刊《当代人》（Contemporary）上发表了回忆录《童年》（Childhood），引起了文学界的关注。托尔斯泰对自己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游手好闲的贵族生活感到厌倦，正好大哥尼古拉（Nikolai）休假结束即将返回位于高加索的军营，于是决定与其一同前往。
托尔斯泰被派往驻扎在高加索北部哥萨克村庄斯塔罗格拉德斯卡雅（Starogladskaya）的一个炮兵旅，参加了对沙米勒的穆斯林武装的进攻，好几次都差点被叛军抓获。在对土耳其的战争爆发后，他申请转派到多瑙河前线。在1853年11月写给二哥谢尔盖（Sergei）的信中，他解释说他想参加一场真正的战争：“将近一年来，我想的都是怎么放弃武力，然而我却做不到。既然我不得不在这里或那里参加战斗，那么还是在土耳其更好些。
1854年的列夫·托尔斯泰
在1月份，托尔斯泰通过了沙皇军队中最初级的少尉军官的考试，被派往瓦拉几亚加入第十二炮兵旅。他花了十六天时间，乘坐雪橇穿越俄罗斯南方的雪地，于2月2日来到自己的庄园亚斯纳亚波利亚纳（Yasnaya Polyana）。3月3日，他再次乘坐雪橇离开庄园。当雪地变得泥泞，雪橇无法通行时，又改坐马车穿越乌克兰到基什尼奥夫，于3月12日抵达布加勒斯特。两天之后戈尔恰科夫亲王亲自接见了他，把这位年轻的伯爵当作自家人一样。“他拥抱了我，让我答应以后每天都要和他一起用晚餐，还想让我成为他的幕僚。”托尔斯泰在3月17日写给图瓦内特（Toinette）姨妈的信中写道。
在俄罗斯军队中，贵族之间的关系网非常有用。托尔斯泰很快就加入了布加勒斯特的社交活动，在亲王的官邸与主客共进晚餐、在客厅玩牌参加音乐聚会、晚上去看意大利歌剧和法国戏剧—与不过几英里外的多瑙河前线的景象有着天壤之别。“当您想象我面临战争带来的各种危险时，我其实连土耳其军队的气味都没有闻到，在布加勒斯特过着平静的生活，散散步、写写曲子、享受冰淇淋。”他在5月初给姨妈的信中写道。
托尔斯泰刚好赶上了俄军在多瑙河发动的春季攻势。沙皇决心尽快派兵南下，抢在西方列强军队登陆之前抵达瓦尔纳和黑海海岸。这一计划的关键是占领锡利斯特拉的土耳其要塞，这样就能让俄军在多瑙河地区建立一个据点，将多瑙河变成由黑海通往巴尔干内陆的补给线，还能为招募保加利亚志愿者提供一个基地。这正是帕斯克维奇说服沙皇采取的战略，目的是避免让奥地利人因疑心而反目。在多瑙河地区西部，塞尔维亚人不仅人数众多，而且比较支持俄罗斯。帕斯克维奇担心如果俄军西进，塞尔维亚人为迎接俄军到来而起义的消息可能会传到奥地利境内，威胁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
“英法军队至少在两个星期内还到不了这里，”沙皇在3月26日给戈尔恰科夫的信中写道，“我相信他们会在瓦尔纳登陆，向锡利斯特拉进发……我们必须在他们到来之前占领要塞……一旦控制了锡利斯特拉，我们就有足够多的时间从保加利亚人中招募更多志愿者。但是我们不能鼓动塞尔维亚人，以免让奥地利人警觉。”
《克里米亚战争：被遗忘的帝国博弈》，作者：[英]奥兰多·费吉斯，译者：吕品 朱珠，南京大学出版社·理想国，2018年10月
沙皇希望能从保加利亚人和其他斯拉夫人中招募到士兵。虽然不愿意鼓动塞尔维亚人反抗奥地利，但是他希望俄军的攻势能引发基督徒起义，最终摧毁奥斯曼帝国，大获全胜的俄罗斯就能够由此确定巴尔干地区的宗教格局。“所有属于土耳其的基督教地区，”他在1854年春天写道，“都必须独立，恢复成过去的样子：公国、基督教国家，并由此重新加入欧洲基督教国家的大家庭。”
他对这一宗教事业如此投入，如果奥地利反对俄罗斯对东方问题的解决方案的话，他甚至愿意为此而挑起针对奥地利的革命。“我们的胜利很有可能导致斯拉夫人在匈牙利举行暴动，”他在给俄罗斯驻维也纳大使的信中写道，“我们将可以利用这一机会威胁奥地利帝国的心脏，迫使它的政府接受我们的条件。”
至此，沙皇已经打算为了他的圣战成功而抛弃几乎所有过去他一直坚持的正统原则。他对欧洲列强的反俄立场感到震怒，开始谈论各种可能性，包括在西班牙挑动革命以打乱法军在东线的部署，甚至想到与马志尼在伦巴第（Lombardy）和威尼斯的解放运动联手，削弱奥地利的力量。不过沙皇的手下劝服了他，让他放弃支持民主派的革命运动。
俄军春季攻势的开始，被斯拉夫派称为世界历史上一个新的宗教时代的破晓，是迈向近东基督教帝国复兴的第一步。他们还给这个帝国未来的首都君士坦丁堡起了一个新名字：沙皇格勒。在他的《致俄罗斯》（“To Russia”，1854年发表）中，诗人霍米亚科夫（Khomiakov）以“呼唤圣战”欢庆春季攻势的开始：
我的祖国，起来！
为了我们的弟兄！上帝呼唤你
越过多瑙河汹涌的波涛……
在1839年发表的同名诗作中，霍米亚科夫曾经提到俄罗斯肩负将东正教传播到世界各地的使命，但是警告俄罗斯不可过于傲慢。而到了1854年，他的新诗就开始呼吁俄罗斯参加“血战”、“挥出利剑—上帝之剑”了。
然而俄军的推进十分缓慢，在多瑙河以北沿途多次遭遇土耳其军队的顽强抵抗，最后不得不停下来。在伊布莱尔（Ibrail），两万名俄军掷弹兵在内河炮舰和蒸汽机船的支援下投入战斗，却无法攻克防备完善的土耳其要塞。在默钦（Mǎcin），六万俄军驻扎在要塞之外，却难以攻入。进攻受阻，俄军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用松树枝搭建木筏和浮桥，3月底在加拉茨（Galaţi）渡过了多瑙河，途中没有遭遇任何抵抗。
渡河之后，俄军继续向锡利斯特拉进发，却陷在了多瑙河三角洲的沼泽地里。1828—1829年俄土战争期间，俄军就是在这里因为霍乱损失惨重。这一地区人口稀少，粮食供应不足，无法支持人数众多的俄军，许多士兵因饥饿与疾病倒下。到了4月，入侵多瑙河公国的二十一万俄军中，有九万人病倒了。
1854年夏天俄军撤离久尔久（Giurgevo）要塞，一位看到丢弃在城内的谷糠的法国军官记载，俄军士兵吃的干面包军粮几乎没有任何营养，连老鼠和野狗都不会吃。一位俄军中的德国军医认为，“俄军士兵长期食用劣质食物”是他们一旦受伤或得病后“像苍蝇般纷纷倒下”的主要原因之一。“俄军士兵的神经系统是如此之弱，失血几盎司就会倒地不起。受同样的伤，体质稍好的人一定会挺过去，而这些士兵却常常因此而丧生。”
俄军士兵在家信中描述了他们恶劣的生活条件，许多人请求家人寄钱过来。有些信件被警察截获，送到了戈尔恰科夫那里，他认为信中内容在政治上有危险，于是这些信件被封存起来，保留至今，成为展示普通俄军士兵生活的一个独特窗口。格里戈里·祖比亚恩卡（Grigory Zubianka）是第八骑兵中队（8th Hussar Squadron）的一名普通士兵，他3月24日在给妻子玛丽亚（Maria）的信中写道：
我们在瓦拉几亚的多瑙河岸边，对面就是我们的敌人……每天河两岸都有交火，每一小时、每一分钟我们都可能被子弹打中，但是我们向上帝祈祷。每一天过去，如果我们还健康地活着，我们就感谢天主降福。但是每天每夜我们都在饥寒交迫中度过，因为他们什么吃的都不给我们，我们得自己想办法保护自己，愿上帝保佑我们。
尼基福尔·布拉克（Nikifor Burak）是托博尔斯克步兵团（Tobol’sk Infantry Regiment）二营的一名士兵，他在给住在基辅省锡多罗夫卡村（Sidorovka）的父母、妻子和孩子的信中写道：
我们现在已离开俄罗斯很远了，这里的土地和俄罗斯完全不同，我们几乎已在土耳其了，每一个钟头我们都可能阵亡。说实话我们团几乎全被土耳其人消灭了，但是感谢上帝我还好好地活着……我希望能回到家乡，回到你们身边，亲耳听到你们说话，但是目前我们在最险恶的境地中，我害怕死。
随着俄军损失不断加剧，帕斯克维奇越发不愿意继续保持攻势。虽然他曾经主张向锡利斯特拉进攻，但是此时他开始担心奥地利军队在塞尔维亚边境的集结。当时英法联军随时可能在东部海岸登陆，南方土耳其继续坚守防线，而西边奥地利军队正在集结，多瑙河公国的俄军被敌军包围的危险很大。帕斯克维奇请求沙皇下令撤退，他甚至违反了沙皇加快进攻的指令，推迟了对锡利斯特拉的攻势，担心奥地利会趁俄军后方空虚发起进攻。
帕斯克维奇对奥地利威胁的忧虑是有道理的。奥地利因为担心俄罗斯会占领塞尔维亚，已经动员军队在塞尔维亚边境集结，准备镇压塞尔维亚人可能展开的暴动，同时阻挡俄军从东部入侵奥地利的塞尔维亚人聚居区。
1854年春，奥地利一直在要求俄罗斯从多瑙河公国撤军，并威胁说如果沙皇不下令撤军的话，奥地利将加入西欧列强的阵营。俄罗斯对塞尔维亚的影响力也同样让英国人感到担心，根据英国驻贝尔格莱德领事的说法，塞尔维亚人“被告知一旦俄军占领锡利斯特拉，就会立刻前往塞尔维亚”，并要他们准备好“加入俄军，一起向奥地利南部的斯拉夫人地区进军”。在帕默斯顿的授意下，这位领事向塞尔维亚人发出警告，声称如果他们拿起武器支持俄军，英法两国将采取武力应对。
在陆地战呈停滞状态的同时，1854年4月22日，东正教的复活节星期六，英法舰队向黑海港口敖德萨开炮，开始了对俄罗斯本土的攻击。英国从抓获的商船水手那里得到情报，称俄罗斯在敖德萨集结了六万名士兵和大量军火，准备送往多瑙河前线。事实上，敖德萨港口没有什么军事价值，能抵御西方舰队的只有几座炮台。他们向敖德萨总督奥斯滕—萨克恩将军（General Osten-Sacken）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他投降并交出所有舰船。在未收到任何回复之后，联军的九艘蒸汽机船、六艘火箭船和一艘驱逐舰向港口发起炮击。
炮轰持续了十一个小时，严重破坏了港口，摧毁了几条船，炸死了几十个平民。炮弹还击中了克里米亚总督沃龙佐夫建在港口悬崖顶上的新古典主义风格宫殿，其中一颗加农炮弹打中了敖德萨第一任总督黎塞留公爵的雕塑。让人啼笑皆非的是，整个敖德萨受炮击破坏最严重的是普里莫尔斯基大道（Primorsky Boulevard）上的伦敦旅馆（London Hotel）。
联军舰队在5月12日发动了第二轮炮击，英国蒸汽机船“虎号”（Tiger）在浓雾中搁浅，遭到俄军海岸上火炮的猛烈打击。船员们曾试图烧毁搁浅的船只，后来被谢格洛夫（Shchegolov）少尉指挥的一小队哥萨克士兵俘虏，整个过程中敖德萨的妇女们都打着阳伞在岸边观看。英国船员（包括二十四名军官和二百零一名士兵）被哥萨克士兵从岸边押送到镇里关押起来，一路遭到俄罗斯水手和平民的辱骂。俄罗斯人对英国人选择于复活节炮击敖德萨格外愤慨，东正教士也在一边鼓动情绪。
不过当地守军仍然为在炮击中受伤而于6月1日因坏疽身亡的“虎号”船长亨利·韦尔斯·吉法德（Henry Wells Giffard）举行了一个完整的军事葬礼。根据老派的骑士传统，吉法德船长的一束头发还被送到了他在英格兰的遗孀手中。“虎号”的一些碎片后来被冲上海岸，其中还包括成箱的英国朗姆酒，船上的加农炮被当作战利品陈列在敖德萨。
教士们宣布这场胜利是神的旨意，他们说英法舰队在复活节星期六发动炮击，等于发动了一场宗教战争，因此“虎号”被俘是上天对他们的惩罚。冲上海岸的酒很快被码头上的水手和工人喝了，酒醉之后发生了斗殴，死了好几个人。另外还有一些船只部件残片被当作纪念品卖掉。俘获了“虎号”船员的谢格洛夫少尉一夜之间成为英雄，几乎被当作圣人，刻着他头像的手镯和徽章甚至能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买到，还有一种香烟以他命名，烟盒上印着他的画像。
敖德萨遭遇炮击向俄军指挥部敲响了警钟，说明西方舰队已逼近多瑙河前线，现在的问题是，英法联军还需要多久到达，增援锡利斯特拉的土耳其军队。帕斯克维奇担心如果继续在多瑙河流域公国保持攻势，俄军所面临的局面将变得非常糟糕。他在4月23日写给刚被任命为克里米亚俄军总司令的缅什科夫的信中表达了希望撤退的想法：
不幸的是，我们现在面对的敌人，不仅有海上力量，而且还有奥地利，普鲁士看来也在背后支持。英国会不惜一切代价让奥地利和她站在一起，因为如果没有德国人的支持，他们不能对我们怎么样……如果欧洲各国都在针对我们，我们就不能把多瑙河作为战场。
整个1854年春天，帕斯克维奇都在拖延执行沙皇围攻锡利斯特拉的命令。到4月中旬，五万名俄军占据了锡利斯特拉对面多瑙河上的岛屿，但是帕斯克维奇仍然迟迟不下令进攻。尼古拉对手下将领缺乏斗志感到十分恼怒，虽然他自己也承认奥地利有可能加入敌对阵营，但是尼古拉依然愤怒地传令帕斯克维奇，勒令他开始攻击。“如果奥地利人背信弃义地攻击我们，”他在4月29日写道，“四个兵团和龙骑兵就足以阻挡他们！我不会再跟你废话，该说的都已经说了！”
一直到5月16日，经过三个星期的*扰战控制了锡利斯特拉西南部的高地之后，俄军才开始对要塞发起炮击。即使如此，帕斯克维奇选择的攻击目标主要还是城外由石堡和土木堡垒组成的一道弧形防线，离锡利斯特拉还有几公里远。帕斯克维奇希望能借此消磨土耳其人的抵抗意志，以在俄军正式发起攻击时减少损失，但是执行围攻任务的军官们知道这是空想。
在高门对俄罗斯宣战之后，土耳其人有几个月的时间巩固自己的防线，要塞和堡垒都被大大加固，指挥这项工程的是普鲁士人格拉赫上校（Colonel Grach），一位战壕战和地雷战专家。俄军的炮击对土耳其防线的破坏相对较轻，不过锡利斯特拉城外主要棱堡“阿拉伯的塔比亚”（Arab Tabia）在围攻中遭受严重炮击，土耳其守军不得不多次重建。保卫锡利斯特拉的有一万八千名土耳其军人，其中大部分来自埃及和阿尔巴尼亚，他们顽强的斗志大出俄罗斯人意料。
指挥“阿拉伯的塔比亚”守军的是两名英国炮兵军官：锡兰来复枪团（Ceylon Rifles）的詹姆斯·巴特勒上尉（Captain James Butler）和孟买炮兵团（Bombay Artillery）的查尔斯·内史密斯中尉（Lieutenant Charles Nasmyth）。“不得不对土耳其人临危不惧的精神感到钦佩。”巴特勒如此记下自己的看法：
在修筑一堵防护墙时，为了能得到一点点掩护，只有两人可以同时工作。然而在五分钟之内，就有三名土耳其人中弹身亡。每当有人倒下，在一边待命的土耳其人立刻从他手中拿过铁锹继续工作，神态镇定，仿佛他所做的，不过就是平时在路边挖一条壕沟一般。
帕斯克维奇意识到必须逼近外围堡垒进行轰击才可能对它们真正造成破坏，于是他命令希尔德将军（General Shil’der）展开周密的土工作业，开挖堑壕把俄军大炮送到靠近堡垒的地方。俄军对锡利斯特拉的围困很快成为日复一日的单调动作：从日出到日落不停地炮击，河面上俄军舰队的大炮也加入增援。土耳其士兵这样旷日持久地处于危险之中，在世界战争史上还是第一次。尽管如此，俄军还是没有取得任何突破性的进展。
巴特勒在围困期间所写的日记被保存了下来。在日记中，他认为俄军重炮的威力“被大大夸张了”，土耳其的轻型火炮完全可以与之抗衡，尽管土耳其人做什么事情都“大大咧咧的”。他还认为宗教对土耳其人的顽强抵抗起了很大作用，每天清早要塞司令穆萨帕夏（Musa Pasha）都在斯坦波尔城门（Stamboul Gate）举行晨祷，号召士兵们誓死保卫锡利斯特拉，“成为先知的传人”。土耳其士兵则以“呼喊‘感赞安拉！’作为回应” 。
要塞中没有一栋房子是安全的，城中居民白天都藏在自己挖的地洞里躲避炮击，整个要塞“仿佛被废弃了一般，只能看到野狗和士兵的身影”。傍晚时分，当俄军炮击接近尾声时，巴特勒“看到几个不过九岁、十岁样子的顽童竟然跟着炮弹跑，加农炮弹的弹丸落在城里，还在撞来蹦去的时候，他们就在后面追着，就像是追着板球玩似的，看谁能第一个抓到。上交一个加农炮弹弹丸就可以从帕夏那里得到二十佩拉（peras）的奖赏”。入夜之后，他能听到俄军士兵在战壕里唱歌，“当他们高兴起来时，甚至还有一支乐队演奏波尔卡和华尔兹”。
来自沙皇的压力越来越大，帕斯克维奇不得不在5月20日和6月5日之间下令步兵发动了超过二十次进攻，然而依然未能取得突破。“土耳其人英勇抵抗，像是中了邪似的。”巴特勒在5月30日写道。有时候小股俄军爬上了堡垒顶部，但是在与土耳其人的徒手搏*中却不敌而退。6月9日，要塞主墙外发生了一场大战，土耳其军队在打退了俄军大规模冲锋之后，向俄军阵地实施了反击。战斗结束后，两千名左右俄军士兵的尸体躺在战场上。
巴特勒写道，在第二天，许多居民走到城外，将战死的俄军士兵的头颅砍下，希望领取奖赏，但是在城门口被挡住，那些野蛮人不允许他们把这些东西带进城里。于是死人的头颅在城门外堆成了一大堆，好长时间没有被埋葬。当我们和穆萨帕夏围坐在一起时，一个混混忽然出现在我们面前，向他脚下丢了两只从俄军士兵身上割下的耳朵。另一个混混还炫耀说，一个俄罗斯军官祈求看在先知的份上饶他一命，但是他毫不留情地拔出刀子割断了这个军官的喉咙。
俄军士兵的尸体好几天都没有被埋葬，他们身上几乎所有东西都被当地居民抢光了，阿尔巴尼亚非正规军士兵也参与了碎尸和偷抢。几天之后，巴特勒看到这些情形，形容那景象“令人恶心”。“空中的气味已经非常难闻。那些躺在沟壕里的尸体都已被扒光衣服、姿态怪异，有些尸首分离，另一些喉咙半露，手臂向上伸出保持着他们倒下时的姿势。”
托尔斯泰在这场大战后的第二天抵达锡利斯特拉，他是以军械员的身份随谢日普托夫斯基将军（General Serzhputovsky）的参谋部前来的。参谋部把总部设在位于山顶的穆萨帕夏官邸花园，托尔斯泰得以从这个安全的制高点欣赏战场的景象。在给姨妈的信中他描述看到的战争景象：
不用说多瑙河、河中的岛屿和河岸（分别由我们和土耳其人占领）了，就连锡利斯特拉城、要塞和城外堡垒都近在眼前，仿佛伸手可触。这里夜以继日都能听到加农炮的炮声和步枪射击的声音，用*望远镜看还能隐约分辨出土耳其士兵的身影。看着人们相互残*确实能给人带来异样的快感，这是真的。
每天清晨和夜晚我会站在推车上，花好几个钟头观看战事，而且也不是我一个人这么干。战场景象真的非常美丽，尤其是在晚上……我们的战士通常在晚上修建战壕工事，土耳其人会向他们发起进攻，阻止他们工作，然后你就能看到弹药的闪光，听到步枪的枪声。头一天晚上……我自娱自乐地对着手表记录我听到的加农炮炮声，在一分钟之内我就数到一百下。然而虽然这些就发生在附近，却一点不像我想象的那么令人害怕。在夜晚，因为什么都看不到，炮击就成了比赛谁能消耗更多火药，双方发射了几千发炮弹，最多也就能造成三十人阵亡。
帕斯克维奇声称自己在6月10日的战斗中被炮弹弹片击中，其实他没有受伤，但是借此把指挥权交给了戈尔恰科夫将军。他本来就反对发动这场进攻，现在不再承此重担，立刻坐上马车，渡过多瑙河去了雅西。
编辑：
寇淮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