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沙盘游戏疗法的内涵
近年来，沙盘游戏在国内日渐流行，越来越多的学校、心理咨询与治疗机构、社会工作组织甚至企事业单位都开始配备沙盘游戏室，其使用方法也因人而异：或者将其作为一种评估方法，如使用初始沙盘进行评估；或者倾向于从中捕捉对家庭内在关系的理解；或者使用心理咨询与治疗中的认知行为技巧对沙盘进行意识层面的工作。基于此，我们有必要重温一下朵拉·卡尔夫（Dora Kalff）创立的以分析心理学为理论基础的沙盘游戏疗法的内涵。
一、沙盘游戏疗法界定
所谓沙盘游戏疗法，即是来访者在一个自由且受保护（free and protected）的空间中，在治疗师的陪伴下，通过摆放一些微缩模具（miniatures）和塑造沙盘中的沙子，根据自身的内部状态创造出一个相应的外部世界。通过这种自由且富有创造性的游戏，无意识过程就以三维的形式显现在一个外在的图示世界中。沙盘游戏是一种通达无意识内容的积极技术，沙盘游戏中个体创造的一系列意象有助于个体的自性化进程（process of individuation）（Kalff，1991）。
国际沙盘游戏治疗学会（ISST）对沙盘游戏的描述为：
沙盘游戏治疗是一种以荣格心理学原理为基础，由朵拉·卡尔夫发展创立的心理治疗方法。沙盘游戏是运用意象（积极想象）进行治疗的创造形式，“一种对身心生命能量的集中提炼”；其特点是在治疗关系和沙盘的“自由且受保护的空间”中，把沙子、水和沙具运用于意象的创建。沙盘中所表现的系列沙盘意象，营造出沙盘游戏者心灵深处意识和无意识之间的持续性对话，以及由此而激发的治愈过程和人格（灵性与自性化的）发展。
（一）沙盘游戏的起源
朵拉·卡尔夫首先使用了“沙盘游戏”这个概念。她在赫伯特·乔治·威尔斯（H.G.Wells）的“地板游戏”（floor games）和玛格丽特·洛温菲尔德（Margaret Lowenfeld）的“世界技术”（world technique）的基础上，吸取东方传统哲学的智慧，并结合自己荣格分析心理学的素养，提出了“沙盘游戏”（sandplay）这一术语（Kalff，1966/1980），并进行了开创性的工作。她通过一系列的沙盘，展示了“荣格所描述的被无意识的整体所引导的自性化的过程”。她写道：“当我1956年去伦敦跟随洛温菲尔德学习‘世界技术’的时候，我的主要兴趣在于这个技术可以被当作接近孩子无意识的理想媒介。然而，我很快发现，当病人——无论是孩子还是成年人——每隔一段时间创造一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被潜藏的无意识的整体性所引导的个体的发展……分析过程也通过游戏的过程朝着对立面进行整合。因此我把这种方法叫作‘沙盘游戏’。”
1985年，卡尔夫和来自五个国家的荣格分析师共同创建了国际沙盘游戏治疗学会（ISST）；1988年，美国沙盘游戏治疗学会（STA）成立；1991年，《沙盘游戏治疗杂志》（Journal of Sandplay Therapy）正式创刊。目前，沙盘游戏治疗作为一种独立的心理治疗体系在欧美和日本广泛应用，是当前被广泛使用的心理分析技术（蔡成后，申荷永，2005）。
（二）“沙盘游戏”与“使用沙盘的游戏”的区别
人们往往会误解，使用沙盘和沙具进行工作就是“沙盘游戏”。实际上，荣格学派的“沙盘游戏”与“使用沙盘的游戏”，是有着很大不同的。凯·布莱德温（Kay Bradway）对沙盘游戏进行了界定，以与其他的操作方式做区分。她认为“沙盘是工具，沙盘游戏指的是活动，沙子的世界指的是产物”（Bradway，2006）。凯·布莱德温论述了“使用沙盘”来进行工作，并不意味着在使用沙盘游戏疗法。沙盘游戏疗法注重沙盘游戏参与者的一系列的沙盘游戏历程，而且遵循无意识的引领和节奏，强调延迟解释。亦有其他同行对此做出了明确而具体的区分：
理论层面：荣格学派的沙盘游戏建立在荣格分析心理学的理论基础上，强调位于核心的自性原型以及...
临床技术：基于对心灵的内在疗愈本性的信任，沙盘游戏是非指导性的，受到东方思想的影响，接纳和存在是高于指导和行动的；使用沙盘的游戏则可能要承担不同程度的指导和建议的任务。
诠释解读：沙盘游戏会尽量避免对来访者的沙盘作品进行直接诠释和解读，为的是能保持自发的、不受影响的表达，注重心理体验，而非认知层面的理解；而使用沙盘的游戏则可能会更快地进行解释，并强调意识层面的理解与诠释。
过程：一系列的沙盘作品被视作来访者不断展开的无意识进程的写照，代表着逐渐获得疗愈的原型阶段；使用沙盘的游戏则更倾向于把一系列的沙盘作品视为现实世界的代表。
沙盘：沙盘游戏所使用的沙盘是有严格标准的——长72厘米、宽57厘米、深7厘米的木制沙盘，这样可以使视野集中，沙盘被视作一个神圣之地（temenos）的象征；而在使用沙盘的游戏中，沙盘可能有各种形状、尺寸和比例。
沙子和水：沙盘游戏会配有干沙和湿沙，沙子和水作为初始元素的象征意义在沙盘游戏中是受到重视的；而对于后者而言，并非所有含有沙具（微缩模具）的游戏中，一定会用到沙子或水，即便使用，也更强调其现实和感官层面的体验。
沙具（微缩模具）：在沙盘游戏中，沙具是作为原型象征，虽然沙具的大体种类是有代表性的，但是具体到每个沙具的选择则是很个性化的，往往会反映出治疗师的人格特质；后者的沙具则很可能是标准化的配备，具体的沙具被认为是实际而非象征性的。
适用人群：荣格学派的沙盘游戏作为象征化历程，适用于各种年龄层的来访者，包括儿童、青少年和成人；而大多数使用沙盘（沙具）的游戏则更多地适用于儿童工作。
二、“自由且受保护的空间”
朵拉·卡尔夫所说的“自由且受保护的空间”是她的个人沙盘游戏治疗中最重要的特色，她说当儿童的自性聚集于治疗中时，她试着透过移情来保护它（Kalff，1966/1980）。与古典精神分析所说的移情不同，这里的移情指的是治疗师与来访者当下的关系，以及每个人对这种关系的体验，并非单纯地将过去的情感带到现在的情境中，虽然所有的关系都必须包含先前关系的元素。凯·布莱德温将此称作“共移情”（co-transference，指来访者对治疗师的移情及治疗师对来访者的反移情）。她说道：
我从几年前就发现我开始避开“反移情”这个字眼，我比较喜欢“共移情”这个词，因为它道出了感受上的同在性（feeling with）而非对立性（feeling against）。目前我以“共移情”这一名词来说明治疗性的情感关系，这些内在感受的发生比起移情或反移情所指涉的更为同步，我相信这些感觉均受到早期与当下事件的影响，既可能是正向的也可能是负向的，既是意识也是无意识……（Bradway，1991）
而卡尔夫的同为沙盘游戏治疗师及荣格分析师的同事埃丝特尔·温瑞卜（Estelle Weinrib）则将此描述得更为具象：沙盘游戏治疗的目的是提供一个母性的空间或心灵的子宫，如同一种脐带相连、母子一体（uroboric mother-child unit）的情绪性暗喻。在此安全的“空间”内，内在心理创伤的疗愈启动，自性将重新群集（constellated），内在小孩带着所有创造及再生的潜能重现（Weinrib，1983）。
事实上，自由和受保护很多时候很难同时兼具。假如你有过照料婴幼儿的经验，你便会对此深有体会。通常，我们因为太紧张孩子的安全而设立各种限制；而放手让孩子自己成长，则需要承担一定的风险。需要有足够的爱和丰富的经验才能在这二者间找到平衡——既能提供给孩子足够的自由，以便其得到自我探索和发展的机会，又不至于让他/她在面对浩瀚的未知世界时感到惊慌、迷失甚至受伤。那么，在治疗关系中，治疗师又该如何提供自由？来访者在治疗室中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无论是通过语言、非语言的对话，还是通过沙具的选择、对沙子与水的使用，都是一种得以完整及真实地表达、呈现自我的自由。而在这个过程中，治疗师会提供足够的关注，看到来访者所呈现出来的样貌（无论是否透过沙盘作品），对其当下的状态提供理解和支持，不去评判或急于诠释，这样的尊重与共情，提供的便是一种保护。此外，在沙盘游戏中，保护功能还体现于提供限度，这种限度指的是充当身体和心灵的容器，以便帮助来访者逐渐建立起边界和现实感，增强其自我功能。卡尔夫曾经描述过，沙盘游戏“为一种自我表达的集中形式提供渠道。这一‘渠道’通过沙盘的有限的尺寸得以表征……如果活动没有受到限制，很有可能会发生毁灭性的能量主宰一切或来访者注意力分散等情况……这一限制起到了保护或提供避难所的作用”（Kalff，1982）。
而这种“自由且受保护的空间”，其核心是由治疗师对来访者深度的共情所带来的信任关系。实际上，如今诸多不同流派的心理治疗都在强调治疗关系本身对于治疗的意义，甚至有学者认为关系是影响治疗效果的决定要素。
凯·布莱德温对自己与来访者建立关系的描述也许可以帮我们对此建立起一个直观的认识：“当来访者感觉到我与他们同感受时，他们就会对我产生信任，相信我会尊敬他们内在的心理素材，相信他们可以以任何他们需要的方式与我在一起，而我会接受他们。他们觉得很安全，可以做自己。”（布莱德温，麦克寇德，2010）随着治疗的进展，也许有更多相互依存的共情和信任会产生，治疗师培养了来访者的信任，而来访者也启发了治疗师的共情。正如凯·布莱德温富有诗意的表达（布莱德温，麦克寇德，2010）：
了解你的惧怕（Know your fears）
悲恸你的哀痛（Grieve your sorrow）
珍爱你的希望（Cherish your hopes）
尊重你的需要（Respect your wants）
施予中分享（Share in giving）
发挥你的勇气（Use your courage）
保持你的敬畏（Preserve your awe）
温和对待挫败（Be gentle toward failings）
承认你的憎恨（Own your hate）
探究你的嫉妒（Explore your envy）
说出你的愤怒（Speak your anger）
哭出你的伤痛（Cry your hurts）
活出你的爱（Live your love）
欢欣喜乐（Be your joy）
珍爱你的生命（Treasure your life）
敬畏死亡（Revere death）
此即朵拉·卡尔夫在其沙盘游戏治疗中所提供的“自由且受保护的空间”。她对来访者几乎能立即产生共情，而来访者对她也能几乎立即产生信任（布莱德温，麦克寇德，2010）。
三、象征与转化
我们抚触沙子，拨开沙子露出蓝色底面，或者加入水，或者使用沙具创造一幅内心世界的图景，我们一旦开启沙盘游戏历程，就利用这些媒介将我们的内在世界呈现于外。这些媒介或者动作代表我们的某个部分：我们将内在意义投射在它们身上，使它们成为独特的象征意象。看似简单的沙子、水以及沙具，这些组合承载了无限的可能，沉浸于其中，某种意象或象征或许能自然而然地涌现出来，当某个沙具、意象成为象征时，就意味着它成为我们无意识的语言。在沙盘游戏治疗中，治疗师专心在一旁守护，提供自由且受保护的空间，这是治疗的原点。由此，一系列的象征及转化的过程便不断展开。
从沙盘游戏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了解到，沙盘游戏的基础之一是英国儿童心理治疗师玛格丽特·洛温菲尔德提出的世界技术。洛温菲尔德本人是克莱因派的精神分析师，而梅兰妮·克莱因和安娜·弗洛伊德则是游戏疗法的先行者，由此可知沙盘游戏与游戏疗法的渊源之深。沙盘游戏的另一坚实基石则是荣格分析心理学。无论是游戏疗法还是荣格分析心理学，都离不开对象征的关注，可以说不懂象征，不懂神话、传说、童话故事、集体无意识，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沙盘游戏治疗。
实际上，沙盘游戏治疗的设备（沙盘、沙子以及各种物件）本身就是极具象征意义的。首先，沙盘本身就是一种界限，提供了一个被保护的自由空间；与此同时，它还可以避免无意识过度激烈呈现或超越界限。沙盘，盘上为舟，疗愈之“愈”亦为心上之舟，申荷永博士认为有舟便可“御水（无意识）”，此“御”非防御之御，而乃驾御（驭）之御；由此“御”便能“舟济天下，利涉大川”，获得超越与转化。作为沙盘游戏治疗师，我们要为来访者或与来访者一起寻获心上之舟。其次，沙子本身也是万物根源——大地的元素，加上少量的水时，可以像黏土一样具有可塑性，很容易引发我们对幼儿时期玩沙的记忆，有助于来访者的适度退行。再次，沙盘游戏治疗过程中要会使用各种物件（沙具）创造“沙盘世界”，沙具联结着来访者和治疗师，并能将来访者的无意识形象地呈现出来，也是治愈的因素之一。
荣格在《三位一体观念的心理学考察》一文中写道：
那些指向整体性的象征符号需要被治疗师正确地理解，因为这些象征符号正是能够解除神经症分裂症状的最佳药物。它们把无意识中的心灵和姿态引向意识层面，从而带来释放和治愈的效果。它们也是集体无意识的再现，从古至今，它们使意识与无意识的必要联结成为可能。这种融合是无法通过理智、理性的层面达成的，因为本能本身会反抗，理智和道德也会阻拦。这种导致神经症性分裂的对立面，只能通过象征符号来进行整合。（Jung，1948/1970a）。
在沙盘游戏治疗中也是如此，治疗师要能够从象征的层面理解来访者的沙盘游戏，包括所摆放的沙具、所进行的操作、所讲述的故事等，也即理解沙盘游戏的主题。这样一种对象征性的理解让治疗师能够在个体无意识乃至原型层面与来访者建立更深的联结，形成一种更深的信任关系，这种类似于“母子一体”的关系本身就具有疗愈的作用。而通过语言和意识层面对沙盘做出解释却显得不那么重要了，治疗师只需要很少的、恰到好处的解释来维持来访者心灵发展的过程。因为，心灵的转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一次沙盘游戏只是其中的某个阶段而已，理性的解释很可能会打断随着沙盘创作而流露的感觉，打扰甚至阻碍来访者心灵转化的进程。茹思·安曼（2012）在《沙盘游戏中的治愈与转化：创造过程的呈现》这本书里曾给出以下精彩的注解：“装有接受分析者心灵过程的容器正在烹煮，分析师要小心翼翼地看管着火候。不能让火熄灭，但是也不能让火烧得太旺，以免容器里的东西溢出来或者被其他方式所破坏。”
凯·布莱德温认为：
沙盘游戏治疗中的语言是从宇宙或原型通过文化到个人的一条连续线。例如太阳的图像有许多普遍的意义。对全世界各地的人来说，我们拥有的相同经验是：有太阳时天空是亮的，看不见太阳时天空是暗的；有太阳时天气温暖，没有太阳时天气寒冷。太阳也具有力量、指导、高位者或父母的意象。我们所流传的神话、传说及童话故事中的太阳形象提供给我们对太阳原型意涵的认识。也许来访者并不知道我们所知道的神话，但那并不重要。有许多神话皆反映或表达相同的普遍性意义。每一个神话都只是潜在原型的一种表征。（布莱德温，麦克寇德，2010）
四、游戏与疗愈
沙盘游戏最初源于地板游戏，是成年人通过观察孩童的游戏而创造出来的，并最终被应用于儿童及成年人的心理治疗。众所周知，游戏是儿童期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还是一个独特的媒介，可以促进儿童的情绪发展、认知发展，提高儿童的表达性语言交流技能、社会技能、决策能力等。各种不同流派的心理学大师都强调游戏的重要意义：弗洛伊德认为游戏对于儿童人格的正常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可以帮助儿童释放因内驱力受社会制约而产生的紧张与压力，帮助儿童处理适应不良的经验，因而具有“治疗”的作用；埃里克森认为通过角色扮演游戏可以降低焦虑，补偿性地满足儿童的愿望，促成理想人格的形成；皮亚杰将游戏看成是智力活动的一个方面，认为儿童游戏的主要功能体现在对不完善的心理机能的练习与巩固，以及帮助儿童解决情感冲突，是“认识的兴趣和情感的兴趣之间的一个缓冲地带”。社会文化历史学派的学者们则认为儿童的游戏具有社会历史的起源，强调其社会性质而非生物性质。维果斯基高度评价了游戏在儿童发展尤其是高级心理机能发展中的作用，认为创造学前儿童的“最近发展区”，是发展的基本源泉，有利于促进儿童表征思维能力的发展，促进以意志行动为特征的随意机能的发展（引自罗艳红 等，2008）。游戏具有自发性、自主性、虚幻性、体验性、非功利性的特点，由自发性和自主性综合表现出来的自主控制是游戏最内在的本质。因此，游戏作为了解个体内心世界的心理治疗手段被广泛采用，既可以应用于以游戏为生活中的主导活动的儿童，也可以应用于内心世界始终存在一个儿童自我的成年人，去发掘个人内心世界的活动特别是早期经验、无意识层面的内容。游戏类似于语言，遵循一定的规则，使用象征性的词汇，是内心意象的表现和投射，游戏意味着通过想象和象征来表达和塑造自己的世界。洛温菲尔德曾说：“游戏表达的是儿童与整个生活的关系。”（Lowenfeld，1935）游戏是儿童内在心理生活的外化，直接与儿童的内部和外部经验相关；游戏也是儿童认识现实和体验情绪的桥梁，是谈话、内省、沉思、娱乐的原始模式。游戏可以让人重新思考过去的经验并对其进行整合。埃里克森认为，游戏是一种健康的发泄情绪和表达思维的方式。在游戏中，儿童可以“复活”他们的快乐经验，也能修复自己的精神创伤。游戏介于想象与现实之间，儿童和成年人使用想象进行游戏，而想象是“生活力量浓缩的提取物，同时是物质和精神的”（安曼，2012），想象是物质内部的精神，想象的冲动也源自身体。因此，游戏疗法也意味着使用来访者的想象力，激活来访者身体中的记忆和能量，以象征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并进行重新整合，再次塑造。而且游戏疗法避开了意识层面的阻抗，直接深入无意识层面，深入无法直面、无法表达的情绪与情感、阴影与情结。治疗师要能理解游戏的语言、无意识的语言，最终帮助来访者进行无意识与意识的整合，整合来访者无意识中的情绪、阴影与情结。因此，从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疗愈的过程是伴随着整个游戏过程进行的。这也是为何我们一再强调，沙盘游戏疗法本身就是一种治疗方法，而不仅仅是诊断方法。
第二节 沙盘游戏疗法的理论基础
一、沙盘游戏疗法与分析心理学
沙盘游戏疗法区别于其他游戏疗法的最重要特点在于它是建立在荣格分析心理学的理论背景之上的，而荣格分析心理学最突出的贡献则是集体无意识与原型理论。集体无意识（collective unconscious）这一概念既是对弗洛伊德的个人无意识（personal unconscious）的发展，也是荣格的一种创造。荣格用它来表示人类心灵中所包含的共同的精神遗传。或者说，集体无意识中包含着人类进化过程中整个精神性的遗传，它隐藏在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深处。荣格在给集体无意识做定义的时候，曾经这样说：
集体无意识是精神的一部分，它与个人无意识截然不同，因为它的存在不像后者那样可以归结为个人的经验，因此不能为个人所获得。构成个人无意识的主要是一些我们曾经意识到，但以后由于遗忘或压抑而从意识中消失的内容；集体无意识的内容从来就没有出现在意识之中，因此也就从未为个人所获得过，它们的存在完全得自遗传。个人无意识主要是由各种情结构成的，集体无意识的内容则主要是原型。（Jung，1961/1965）
原型作为集体无意识的构成要素，“是人类原始经验的集结，它们像命运一样伴随着我们每一个人，其影响可以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中被感觉到”（Jung，1961/1965）。荣格认为，集体无意识通过某种形式的继承或进化而来，由原型这种先存的形式所构成。原型赋予某些心理内容以其独特的形式。在这种原型心理学的意义上，荣格认为，历史中所有重要的观念，不管是宗教的还是科学的，哲学的还是伦理的，都必然能够回溯到一种或几种原型。这些观念的现代形式，只是其原型观念的不同表现，是人们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把原型观念应用到生活现实的结果（Jung，1961/1965）。
原型本身是一种形式，而非内容，因而是无法被意识的。荣格用原型意象来描述原型将自身呈现给意识的形式，但是荣格也一直努力区分原型与原型意象的不同。原型本身是无意识的，我们的意识无从认识它；但是可以通过原型意象来理解原型的存在及其意义。于是，我们可以把原型意象看作原型的象征性表现。埃利希·诺伊曼（1998）总结说，无意识内容一旦被觉察，它便以意象的象征形式呈现给意识，只有具有意象性并因此而可描述，一种心理实在才可能成为意识内容，即能够被描述，所以原型意象就是原型将自身呈现给意识的形式。而原型意象作为人类祖先重复了无数次同一类型经验的产物，也起到一个中介作用——它是从感性到理性的中间环节和具体表现，向上它联系着抽象的、纯粹形式的原型，向下它联结着人的具体情感体验和心理活动。每次原型被激活的过程，实际都是伴随着使抽象的集体无意识变得具体、有实在内容的过程。
诺伊曼（1998）对原型以及原型意象有着出色的阐述与解析。在诺伊曼看来，源自无意识的象征性意象，是人类精神在其全部表现中的创造性源泉。不仅意识及其对世界进行哲学理解的概念起源于象征，而且宗教、仪式和崇拜、艺术和习俗等，也都起源于象征。由于无意识的象征形成过程是人类精神的源泉，所以语言的历史几乎与人类意识的发生发展同步，也永远开始于某种象征性。在荣格分析心理学的观点看来，一种原型内容，首先和最重要的是在意象中表现其自身。
就这种原型意象的临床意义来说，诺伊曼的思想仍然具有启发性。象征的物质成分使意识处于激活状态，意识受到象征的激发而把兴趣指向象征，并力求去理解它。这就是说，象征，除了作为“能量转换者”而具有动力学作用之外，也是“意识塑造者”，它迫使心理去同化（吸收）象征中所包含的一种或多种无意识内容。同时，原型以及原型意象总是具有其集体无意识的渊源，因而，一旦将这些理论运用于临床心理分析过程中，实际上就是在利用集体无意识、原型以及原型意象本身所包含的治愈的功能与作用。在这种意义上，意象、象征与想象，也就成为荣格心理分析中最重要的方法与特色（申荷永，2004）。
无意识内容一旦被觉察，便以意象的象征形式呈现给意识。荣格认为象征是指“一种东西，如果我们不能或不能完全按常规对它做出合乎理智的解释，同时又仍然确信或直觉地领悟到它具有某种重要的甚至是神秘的（未知的）意义，它就被视为一种象征”（引自冯川，2003）。荣格强调一种代表着已知事物的表现形式只是符号，而绝不是象征。象征的作用是“借助于与某种东西的相似，力图阐明和揭示某种完全属于未知领域的东西，或者某种尚在形成过程中的东西”（尤娜，杨广学，2006）。
荣格认为象征具有超越功能和整合作用，能使彼此对立、相互冲突的心理内容处于有机统一的状态。可以说象征是以一个可见的事物来表现一个不可见的现实，因此必须考虑到象征的两个维度：一是它具有某种具体的、可感知的、物质的、外在的形象；二是它能够显现某种普遍的、超越具体感知的、不可见的、内在的精神上的意义。因此“象”和“意”是象征的相辅相成的两个侧面。我们解释象征，就是要寻求在可见的东西之中所隐含的不可见的现实，寻求两者之间的整体联系。荣格学派也发展了自己独特的解读象征的方法，称为扩充法（amplification），即围绕着梦或象征性意象本身，从可能获得的一切材料去综合考察与之有关的方方面面，综合比较之后，才可将之归于某一种原型，而且也要从意识与无意识的互补关系的背景中去发现象征的意义（李英，2009）。
创造性意象的涌现也是以一种象征的形式展现来访者的内心世界。通过象征的解读，我们尝试去理解感受来访者所面临的问题和困扰。也正是通过象征的方式，来访者通过创造性意象的呈现，逐步凝聚感受，面对情结，实现心灵成长。
体现在沙盘游戏疗法中，则是大幅度使用“象征性”的想法，及对于“扩充法”的见解，还有“用心灵意象来捕捉整体治疗的形态”，来探究在治疗过程中所呈现的心理意义（山中康裕，2004）。
诺伊曼（Neumann，1963/1973）在其《儿童：初生人格的结构与动力》一书中详细阐述说明了儿童自性和自我意识的发展过程：最初，胎儿与母亲是一体的，他无法区分自己与他人，也不具有内部和外部之分，孩子的自性是母亲自性在其身上的体现。出生后的第一年，孩子依然处于“社会子宫期”（social uterine period），即诺伊曼所说的后子宫阶段（post-uterine stage），其自我和整体人格的发展建立在母子的原初关系的基础上。作为整体人格及其指挥中心，自性（代表着无意识）是先于意识存在的。随着自我意识的出现和发展，意识作为自性的派生物，逐渐成为人格的中心。
随着出生，婴儿的身体与母亲分离，但是在某种意义上，婴儿仍处于其第二胚芽期，因为他依然受制于其与母亲的原初关系，还未能成为他自己。在儿童早期的前自我期（pre-ego stage），母子共同作为一个原始单元而存在。对于这个时期的孩子而言，母亲既非外部也非内部，母亲的乳房并非外在之物，正如他自己的身体也非自身之物一样。在这个时期，孩子的自我仍被包裹在母子二人所构成的这个双重混沌整体之中，正如神话中的衔尾蛇意象。只有在出生后的第二年，经历过原初的关系阶段，孩子才完全成为他自己。
尽管我们不能简单、刻板地为沙盘中的沙具或来访者的沙盘创作主题赋予某些具体固定的意义，但是有经验的沙盘治疗师通常会发现，当心灵发展到母子一体性的水平时，沙盘中通常会开始呈现出纯净、安宁的氛围，充分地容纳支撑着新涌现出来的心理元素。母子一体性在沙盘中会以喂养或滋养等象征性主题的特征出现。这样的主题可能意味着来访者原始的心灵正被滋养着。这样的场景在沙盘游戏治疗过程中呈现出来，与来访者当下的实际年龄无关，其心灵可能如新生婴儿般退回发展之初，他在沙盘中进入一个完全滋养与支持性的时空。
诺伊曼认为，在母子二元一体的阶段，自我和自性之间也不存在内在张力。诺伊曼强调，在原始的母子关系中，母亲指涉的并非某个具体的现实人物，而是具有抱持、滋养世界象征的无意识原型，亦即“伟大母亲”（Great Mother）或“大母神”（Mother Goddess）。之后，随着母亲原型的“抱持、滋养、温暖和保护”的功能与现实中的养育者（通常是母亲）结合，原型功能日渐转变成对于特定人类个体的真实体验，这便是儿童原初关系的第二阶段，一般发生在儿童出生后的第二年至第三年初。此时，儿童能够体验到与母亲之间更为独立的个人关系。这个阶段体现在沙盘中，大多会呈现出新事物的出现及新事物与其他事物之间的关系等相关的主题。新的心理产物在沙盘游戏治疗师的见证下开始涌现，其内容与存在得到了确认。与此同时，新生与成长的对立面，如死亡与丧失的主题也有可能在这个阶段的沙盘中呈现出来。通过对其阴影面的承认与接纳，这个过程同样会促进来访者的个人成长。
随后，自我沿着发展的阶段循序渐进。随着母亲、自性和儿童作为自我之间的关系促成自我和自性之间的沟通和对立，儿童的身体自性和以母亲为载体的关系自性日渐整合，并最终形成一个稳定统一体，即完整意义上的“自性”。“自我-自性”轴于是逐渐形成，自我成为轴线的一极。诺伊曼认为趋中性不仅为自性的中心化提供了可能，同时也为作为意识中心的自我将来的发展提供了可能。一旦来访者在沙盘游戏过程中发展到了与母亲分离且自性得以巩固的阶段，其作品中就有可能呈现出以圆形或方形中心为代表的完整性的象征画面。当这些自性的象征意象呈现出来时，来访者和治疗师都会体验到神圣、敬畏的感觉。卡尔夫对此情景有过描述：当自性在沙盘中得到象征性的表达时，它可以作为最深层的个人的、神秘的时刻来体验，通常是神奇的，如谜一般。这一时刻与“高峰”体验很相似（Maslow，1968）。
二、沙盘游戏疗法与积极想象
积极想象是荣格心理分析最重要的方法，也是其分析心理学思想的最重要的特色之所在。在荣格看来，词语联想以及梦的分析，都是间接沟通无意识的方法，而积极想象则是直接获取无意识的技术。在达里尔·夏普（Daryl Sharp）的《荣格心理学词典》（C.G.Jung Lexicon：A Primer of Terms and Concepts）中，积极想象被定义为通过自我表达的形式来吸收无意识的方法（引自申荷永，2004）。
（一）积极想象的源起
积极想象技术作为心理分析的重要方法，应该严肃认真对待，然而这种技术又与轻松有趣的创造性游戏有着不解的渊源。同时，来自东方的中国文化为荣格提供了心灵的滋养，陪他走出困境，也成为积极想象技术的理论基础。
荣格在1913年到1916年期间发现了积极想象技术。在1912年与弗洛伊德决裂以后，荣格一时找不到自己的方向，内心非常混乱彷徨，他的内在情感有将他淹没的危险。他不得不寻找到一种方法去面对自己的内在情感。于是，他玩起了小时候玩的搭建游戏（荣格，1997）。在游戏中，他的想象连绵不绝地涌现。一段时间以后，他发现，当他设法把情感转化成意象的时候，他的内心就会感到平静和安宁，于是他就去寻找那隐藏于情感之中的意象。从他自己的搭建游戏中，荣格也体验到了象征性游戏的创造性和治愈的力量。这个过程可以将大量能量释放，其间获得的洞见也让他找到了新的方向。这种想象经历最终重塑了荣格的生活。当他从自己的内在世界走出来时，他已做好准备去引领自己所开创的心理学新流派（Chodorow Ed.，1997）。
荣格在对其与卫礼贤合著的《金花的秘密》的评论中首次系统阐述了关于“积极想象”的思想。而正是在这次合作中，卫礼贤为荣格开启了中国文化的大门。通过对道家内丹功法的阐释，荣格表达了这样的思想：道家的无为，是获得自身解放的关键。荣格说：“让事物自发地表现的艺术，道家为无为的教诲……成为我打开无意识大门的钥匙。我们必须要让它们在心灵深处出现。对于我们来说，这是很少有人知道的一种艺术。”而这种很少有人知道的艺术，也就演化为荣格的积极想象。道家的为无为，为道日损，无为而感应，则是积极想象的核心与关键（申荷永，2005）。
（二）积极想象的流变
在使用“积极想象”之前，荣格曾使用过不同的名称来描述此项技术。最初他使用“超越功能”（transcendent function），后来他把它称为“图像方法”（picture method），其他的名称还有“积极幻想”（active fantasy）和“积极奇想”（active phantasying）（Chodorow Ed.，1997）。
荣格在1916年写了第一篇论述积极想象的文章，命名为《超越功能》（Jung，1958/1970b）。文中描述了他的这种新的心理治疗方法和他所获得的关于心灵本性的深刻理解。荣格不仅描述了积极想象的阶段和它的诸多表现形式，而且还把积极想象同梦的工作和移情关系的处理联系在一起。在1929年与卫礼贤合著的《金花的秘密》一书中，荣格第一次系统表达了积极想象的思想。1933年，荣格在《自性化历程研究》这篇论文中初次对积极想象技术做了勾画（Jung，1950/1969a）。而在1935年塔维斯托克的讲演中（Jung，1977a），荣格首次使用了“积极想象”这一术语来表示自己心理分析的独特方法。
随着时间的推移，荣格对积极想象地位的描述也有所变化。在早期，荣格只是把积极想象作为一种附属的心理治疗技术。后来他认为梦的解析基于积极想象（Jung，1954/1970c），并把积极想象作为分析心理学的方法之一。荣格在其最后一部著作《神秘合体》中将积极想象视为达成自性化的道途（Jung，1956/1970d）。在此意义上，积极想象就不单单是一种心理分析的方法与技术，而是一种具有意象本质的象征性态度。由此可见，积极想象在分析心理学体系中的地位与日俱增。分析心理学中许多重要的思想都与荣格的积极想象的体验有关，如阴影、阿尼玛、阿尼姆斯、人格面具、自我、自性等，这些概念同时也是心灵不同结构和功能的人格化表现。
（三）积极想象的内涵与实施
1.意识与无意识的对话
意识和无意识能否建立良好的关系，决定了我们人格整合的程度。如果来自无意识的内容能够得到意识的有效关注，我们可能会更为平衡，更为健康，更富创造性。积极想象这种方法的优势在于能将大量的无意识内容带入意识层面。“通过积极想象，无意识内容显现、成形并整合于意识领域，意识领域因此而丰富扩大。由此，我们可以获得内心的自由，勇于做本真的自己”（Jung，1958/1970b），最终带来态度的转变与人格的整合。荣格曾如此描述积极想象：
以任一意象作为起点，全神贯注于此意象，密切观察这个意象如何展开，如何变化。不要试图去改变它，以“无为”的态度观其自发变化即可。依照此种方式贯注任何心理意象最终都会发生一些变化。你一定要耐心行事，不要忽然从一个主题跳至另一个主题。紧紧抓住你所选取的一个意象并等到它自发变化为止。记下所有的这些变化，让自己融入意象的发展变化之中，如果这个意象可以说话，那么就对它诉说你的心声，并倾听它的回应。（Jung，1947/1992）
从荣格的这一描述中，可以看出积极想象技术的一个核心要素就是意识的充分参与。虽然“梦是通往无意识的康庄大道”，但梦需要以睡眠为条件，并且意识的活动完全终止或者极为微弱。但是，积极想象是在意识关注下展开的，是在清醒的状态下“做梦”。在积极想象的过程中，被动的观察或者聆听是不够的，只有让意识积极贯注于意象本身，才会有所发现，有所转化（Hannah，1981）。
意识自我的积极参与成就了积极想象，也使之与被动幻想划定了界限。荣格（Jung，1935/1977a）认为积极想象是积极而且目的明确的创造性活动，要求意识自我的全神投入，要求个体保持警觉和贯注。幻想则像幽灵一样飘忽不定，稍纵即逝，意识自我没有积极参与并且认真反思。幻想基本是个体自己的创造物，通常停留在个体经历和意识预期的表浅层面。而积极想象则不同，在此过程中，诸多意象有它们自己的生命，各种象征性事件按照自己的逻辑进程发展。因此，在积极想象的过程中需时刻保持意识关注，以免使积极想象变为被动幻想（passive fantasy）（Hannah，1981）。
2.积极想象的启动与表现形式
把情结人格化就是积极想象，即是说我们有意识地引导心灵能量积极地把无意识情结具体化（Stephenson，2009）。那么，某种情结就是积极想象的起点。个体沉浸于某种情感状态之中，开始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个意象上，这可能是一个可视意象、一个内在声音，也可以选择一张照片、图片或其他物体，集中精力关注它直到它变得鲜活起来。有时这些意象首先呈现在我们的头脑中，但很常见的情况是，通过一些表达性的媒介，这些意象会完全自发地呈现。沙盘游戏、绘画、黏土塑形、舞蹈或者写作是通常使用的表达性的媒介。意识自我运用这些媒介使无意识赋形的过程，会激发意识和无意识之间的张力，而承受意识和无意识张力的能力是积极想象的核心要素。
荣格认为不同感觉类型的人可能会偏爱不同的方式。例如“视觉型”的人可能会“看到”内在的想象画面，而“听觉-语言型”的人倾向于听到内在的声音（Jung，1958/1970b）。那些具有运动想象的人可能会以优美的舞姿来展现他们的内在意象（Jung，1928-1930/1984）。
3.积极想象的实施步骤
积极想象分为两个阶段：首先，让无意识呈现；其次，体验、理解无意识。在第一阶段，我们要尽力为无意识的呈现营造一个宽松的氛围，尽力避免意识和理智的苛刻评价。在第一阶段，无意识起着一个引领的作用，意识自我充当一个积极的见证者和记录者。在第二阶段，意识负责引领。当无意识中的情感和意象已然呈现于意识领域，此刻意识自我便要对之进行积极运作。不仅需要发挥意识的洞察力，而且还需要进行大量的评价和整合工作。第二阶段包含着寻求无意识呈现的意义以及如何将其运用于现实生活之中。
荣格将积极想象分为两个阶段，在此基础上，许多荣格学者提出了一些更为细致的阶段划分方法。如玛丽-路易丝·冯·法兰兹（Marie-Louise von Franz，1983）提出五个阶段：（1）清空自我意识；（2）让无意识意象呈现；（3）赋予无意识形式；（4）直面无意识；（5）将其运用于日常生活。珍妮特·达莱特（Janet Dallett，1982）把积极想象分为四个阶段：（1）对无意识敞开心扉；（2）给无意识赋形；（3）意识自我反应；（4）与无意识共生。罗伯特·约翰逊（Robert Johnson，1986）也提出四个阶段：（1）邀请（邀请无意识）；（2）对话（与无意识对话）；（3）含义（汲取无意识力量）；（4）仪式（通过仪式与无意识达成协定）。综观以上对积极想象步骤的研究，“可能有多种方式进行积极想象，或许我们每个人都要去找寻适合自己的步骤和方式”（Chodorow Ed.，1997）。
（四）积极想象的潜在危险及注意事项
芭芭拉·汉娜（Barbara Hannah，1981）认为积极想象绝不是一项轻松的休闲活动。如果要进行积极想象，以下两点需要参考：首先，如果没有一个能够理解你、同情你的人陪伴你一同探索，请不要轻易尝试积极想象，因为积极想象有时会把人引至未知而冰冷的深层无意识领域，如果没有温情的陪伴，当事人可能会迷失方向。其次，不要把在世的人物形象带入积极想象中，因为积极想象是用来探索未知领域、寻求自身整合的方法。
荣格（Jung，1958/1970b）也曾论述积极想象的危险。从危险程度来看，较小程度的危险是积极想象并未产生任何积极效果，想象者陷入自己的情结之中不能自拔。程度较大一些的危险是想象者着迷于各种意象的美学层面，而无法发现其意涵并加以整合。积极想象的最大危险是被无意识中涌现的强烈的情感、冲动或者意象所淹没。所以这种方法只适宜于自我（ego）发展良好的个体采用，只有这种个体才能承受面对无意识的强大压力。
三、沙盘游戏疗法与表达性疗法
“情绪和情感被掩藏得越深，就越远离我们的意识记忆和人格主体，我们也越难找到语言去表达它们。”（安曼，2012）尽管语言的表达受到了限制，但是我们可以通过“音乐”“舞蹈”“绘画”“沙盘游戏”来予以表达。正如《毛诗序》所描述的：“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表达性疗法是将艺术与辅导、咨询、治疗相结合的一种心理治疗或心理教育方法，包括绘画、音乐、舞蹈、造型、写作（诗歌、小说）、游戏疗法等言语与非言语的治疗方法。表达性治疗是指当事人在表达性疗法治疗师的协助下，通过音乐、绘画、舞蹈、雕塑、诗歌、心理剧等形式，通过创造艺术作品的方式，或使用肢体语言释放被言语所压抑的情感经验，处理情绪上的困扰，重新接纳和整合外在刺激，从而达到心理治疗的目的。表达性疗法可帮助来访者深入自己的无意识，重新认识以往困扰心灵的问题，激发无意识的创造性，让积极的创造心理治愈自身的心理疾患（凯斯，达利，2006）。这是一个从抽象概念转化到生活具象的过程。
（一）表达性疗法的起源与发展
表达性疗法的起源可追溯至人类的史前时代。考古发现表明，远古时期岩洞壁画中的一些象征图画，正是史前人类尝试表达各种想法和情感的例证。原始初民对许多自然现象感到畏惧与恐慌，但又不明白其中的道理，所以在岩洞中留下许多壁画，以表达敬畏或试图在想象中寻找生命的意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艺术视觉形态的使用，一开始便具有功能性目的而绝非仅为美学目的。
表达性疗法以往被称为艺术治疗，由英国艺术家阿德里安·希尔（Adrian Hill）于1942年提出。20世纪60年代，艺术治疗摆脱非言语疗法的附属地位而成为独立的治疗方法，主要包括两种基本取向：（1）玛格丽特·南姆伯格（Margaret Naumburg）根据心理分析发展而来的分析取向。该取向认为艺术作品是无意识的象征，艺术的视觉效果是个体内部和外部经验交流的桥梁，治疗师不仅要鼓励来访者通过艺术创作宣泄情感，更要了解来访者在创作中的感受，以分析其创作动机、被压抑的冲突及情感，巧妙地洞察来访者的无意识世界。（2）伊迪丝·克雷默（Edith Kramer）阐述的治愈取向。该取向认为创作艺术品实际上是再现过去生活体验的对等物，从中可改变这种体验，即把艺术品作为再次体验过去生活并重构体验的工具，治疗时侧重鼓励来访者注重艺术创作的过程本身（林崇德 等 主编，2003）。
表达性疗法在当代的蓬勃发展与它具有的独特的优势密不可分。表达性疗法的魅力在于它是一种以意象形式进行的象征性表达，这种历程常常能激发更多的想象和灵感，促进创造力及洞察力的产生。更重要的是，这种方式可以减少来访者的防御，使之在不知不觉、无预期的情境中，把内心的真实状况表达出来，从而更清楚地认识自己，获得成长。同时，这种表达能够将一个人内心的情绪或意念具体地表现在作品上，这是一种对内心世界的直观描绘。表达性治疗的作品具有一定的持久性，并且可以保持原状，经过一段时间以后，通过对作品的回顾可以产生新的发现，触动更深一层的感觉。
表达性疗法的治疗过程是一个身体与心灵相互协调的过程，而且形式生动活泼，操作便利，治疗效果显著。
表达性疗法与纯粹艺术最大的分界点，在于它重视创作者在创作过程中的内心历程的表达，而作品的艺术性较次要。人们往往认为“表达性治疗”一定要做出优美的作品才可以，其实美与不美不是关键，表达性疗法的关键是自由表达（freely expressed）。我们所压抑的往往都是对自己最重要的情感，若能按照适合自己的方式表达出来，那么心中的郁结就会慢慢疏解。所以，表达性治疗的过程同结果一样重要。荣格（Jung，1933）曾经论述到那不是一个艺术问题——或者说它就不该是一个艺术问题——它不应该仅仅是艺术，它应该包含得更多；也就是说，它应该是产生在来访者身上的强烈效果。虽然从社会角度看，个体生活的意义可以忽略不计，但是在这里，它却被赋予了最高的价值。因此，无论形式有多原始、粗糙和幼稚，来访者都努力把一种形式赋予“难以言表的”事物。
表达性疗法的基本信念是相信每个个体均有与生俱来的能力，可以自我引导。在一个支持的环境中，通过外在的创作形式来表达内在的情感，借以发现自身深层的情绪，提供给自己更多的力量。认为“人”是高度自主、能进行自我调节和自我适应的个体，相信治愈的力量来自来访者的内心深处。通过想象和各种形式的创造性表达激发出人的治愈潜能。表达性治疗吸收了人本主义心理学和积极心理学的思想。表达性疗法认为表达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能力，透过创作可以展现最原始且直接的情感与意念。人们每时每刻都在表达，表达是每个生命的渴望，而每个人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表达方式，充分地表达自己，从而使心理疾患得以修复和愈合。
沙盘游戏疗法是基于分析心理学的一种独立的疗法，如若表达性疗法是以深度心理学理论为基础的，那么，沙盘游戏疗法亦可参考表达性疗法的精髓，以更好地探索、拓展应用领域及促进理论的发展。
（二）表达性疗法的基本步骤
表达性疗法的实施主要有以下几个步骤：（1）确定一种表达媒介，如绘画、雕塑、沙盘游戏、音乐、舞蹈等；（2）准备物质条件，并营造自由且受保护的氛围；（3）运用媒介表达，通过此过程与内心世界沟通；（4）理解感受完成的作品，引导个体进行深层次的体验，帮助来访者逐步实现人格成长。
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治疗步骤可能会因人而异，关键在于个体需要找出适合自己的独特方法，以便使这一过程能够达到心理整合的目的。
在表达性疗法进行的过程之中，有三个需要注意的环节：第一，建立有效的工作同盟。有效的工作同盟是工作效果的基础，要建立一种“安全与现实感”和“自由且受保护”的关系与氛围，在此基础上开展工作。第二，象征性的寓意表达。治疗师要全神贯注地陪同，积极倾听；对象征性表达的不确定性保持一种开放的心态。第三，心灵整合与意义发现。把无形的心理事实以某种适当的象征性的方式呈现出来，从而获得治疗与治愈、创造与发展，发现病症的意义和生活的意义。
（三）意象在表达性疗法中的核心作用
《周易·系辞上》中提出：“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其实是有解决办法的：“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由此可见语言的局限性和意象的丰富表达性。在表达性疗法中，意象发挥着桥梁的作用。意象不仅是内在世界和外在世界之间的桥梁，也是想象和现实之间的桥梁（凯斯，达利，2006）。表达性疗法是以意象为载体进行治疗的创造性形式。通过意象呈现，在来访者、治疗师、意象三者间的互动中，系列意象展现出来访者心灵深处意识与无意识之间的持续性对话，以及由此而激发出的治愈过程和人格发展。
在随后进行的探索过程中，意象展现了来访者的思想以及伴随而来的感受。是什么样的特质使意象具有如此作用呢？把大脑看成是两种过程或者两种工作方式的理论将会帮助我们解答这个问题。所谓两种工作过程就是弗洛伊德所说的原初过程和继发过程。继发过程的象征是通过言语进行的有意识的理性思考。这种思考通过线性的、独立的、具有先后顺序的词语被符号化。我们在描述意象生成的方式时使用的就是上述符号化过程。但是，意象本身并不是按照先后顺序而是在同一时间里展现它的各个构成部分；它是想象而不是归纳。因此，原初过程的象征是非言语的，它通过视觉意象而不是词语进行表达。它的复杂性不受大脑在整个统觉（apperceptive）过程中保留下来的东西的限制。如果把意象放在整个治疗过程当中加以处理，那么这些在表达性治疗中涌现出来的意象就会不断地揭示出新的意义或传达出不同的感受。治疗结束时，这些意象是一种具体实在的产物，以后还可以再拿来被当作参考对象。或者，可以把它们放到一起，重新加以审视（凯斯，达利，2006）。
安东·埃伦茨韦格（Anton Ehrenzweig，1967）在《被隐藏的艺术秩序》中，首先对原初过程和继发过程的两种思考模式产生了兴趣，试图探索这两种模式在创造性工作中如何互动。他认为，在创造性中存在有意识控制和无意识控制之间的冲突。有意识思维进行高度聚焦和分化的分析，而无意识具有混合性，能够全面把握单一的结构但不会对细节进行分析。无意识朝着各个方向发展，所以最后这个单一结构就变得混乱而缺乏秩序。他认为创造性需要一个与标准逻辑思维习惯相矛盾的分散的注意力。他看到“艺术巨大的亚结构中带有欺骗性的混乱”，因为“在混乱中隐藏着秩序”，也就是隐藏在无意识中的秩序。埃伦茨韦格吸取了弗雷泽在《金枝》中的研究成果，后者认为临死的神是神自我创造过程的神话。临死的神的“自我毁灭”意象可以被看成无意识机能对理性的表层感受力发起的自我毁灭性攻击。因此，创新意味着抛弃旧的思考模式和存在模式（凯斯，达利，2006）。
查尔斯·里克罗夫特（Charles Rycroft，1962）看到了原初过程的功能，即非言语象征的功能是表达、解释说明和交流附着在体验之上的情感。继发过程的功能是把外部现实拆解成各个独立的成分，范畴化这些成分以及阐明它们之间的关系。二者都具有现实性功能，而且都是适应性的。如果继发过程被分裂，它就变成一种理性的防御；如果原初过程被分裂，它就变成前逻辑的泛灵性思考（pre-logical animistic thinking）。里克罗夫特在重新审视关于这两个过程的理论时，认定“精神分析治疗的目标首先不在于把无意识的变成有意识的，不在于拓宽或者加强自我，而在于重建被分裂的心理功能之间的关联，这样来访者就不再会觉得在他的想象能力和适应能力之间存在着固有的对立”。
苏珊·朗格（Susanne K.Langer，1963）讨论了言语的象征形式和意象的象征形式。继发过程的象征是言语的，直线的、独立的和有前后顺序的词语象征着有意识的理想思考；原初过程的象征是非言语的，使用的是视觉意象而不是词语。原初过程同时而不是按先后顺序呈现它的构成成分，因此它可以想象但无法归纳概括。因此，其复杂程度不会受到大脑从知觉开始到结束时所能记住的事物的限制。
由于躯体会把脑中的意象当作现实场景来经历，因而意象会激发特定的感觉反应。而且，由于激发的感觉不仅仅是视觉，还包括嗅觉、听觉、触觉、痛觉等，意象能激发来访者的深层参与，有利于来访者对事件或问题做出反应，重构感觉，促进情绪和行为的变化（Malchiodi Ed.，2003）。意象之所以具有情感上的意义是因为，对于治疗中的来访者来说，意象可以接纳浮现在他意识中的幻想、焦虑和其他无意识过程。在表达性治疗中生成的意象体现了人的情感。意象在无意识和意识之间进行调解，把持并象征着来访者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矛盾心理和冲突可以在一幅画中得到陈述并且受到控制。在表达性疗法中，来访者试图通过意象生成将形式赋予那些看起来难以言表的思想情感。“在艺术中，创作者和观众分享他们对言外之意的理解。”（凯斯，达利，2006）
表达性疗法虽然叫作非言语治疗，但是意象，充当了无意识的语言。“表达性治疗过程的根基在于人们已经认识到，人类最基本的思想情感虽然来源于无意识，但是，它们是通过意象而不是通过语言被表达出来的。”在治疗中使用意象的优点之一就在于具体的意象对视觉诠释保持开放；意象比任何一种文字都更一目了然（凯斯，达利，2006）。
相对于概念和思维的抽象性而言，意象则是具体的、可把握的。它们将外部世界和内心世界进行连接。某些心绪和情感会肆无忌惮地折磨我们，如若将其凝聚为可视和可触的意象，则可将之平息，因为如此，我们就能够面对它们，与之对话（Edinger，1985）。
（四）治疗师在表达性治疗过程中的态度
在治疗中，来访者可能要花好几个月的时间才觉得自己做好了揭示情感的准备。在这个漫长的等待过程中，意象可能会向来访者体现、反映、呈现出他们自己所采取的戒备的立场。治疗师的工作并不是促使情感外溢，而是帮助来访者感受到，无论其情感有多么难于表达，都会有人倾听和理解他的情感。只要来访者感到自己可以信任治疗师和治疗场所，而且自己心里已经做好了准备，他就可以在治疗中只按照他自己的步骤前进（凯斯，达利，2006）。
在治疗的过程中，治疗师可能在意象中“看见”许多不同的事物，或者对意象和来访者有所认识。重要的是来访者能够自我发现，而不是治疗师对自己聪明的诠释扬扬得意。言语评说的目的是澄清而不是强加，应当减轻压力而不是使来访者产生退缩的感觉。对于来访者来说，一部分审美反应的力量在于在意象中看到自己的某个方面，看见一个意象已经被赋予生命，看见而且知道其他人（治疗师）也已经看出一般会被隐藏起来的事物。最后这个方面其实就是在重新体验最早的人生反应之一，也就是当我们看着母亲的眼睛的时候，看见了被反射的母亲对我们的注视。母亲感知到“一种特别的光明”，而我们通过她的注视感觉到了自己，感觉到了同一性和价值（凯斯，达利，2006）。
在处理表达性疗法中的意象时，治疗师要能够进入来访者的“世界”。其中一种方式是通过共情与来访者分享对意象的体验。为了和来访者一起进入这一过程，治疗师必须能够感受同样程度的混乱、不确定性和脆弱，也要能够感受到治疗的作用已经发挥出来并且取得了成功。治疗师不仅需要对自己的工作有个人的体验，而且需要从理论上理解创造性过程（Gordon，1989；Hershkowitz，1989）。
治疗师要对意象及其所有潜在的意义保持开放的态度。治疗过程的核心是，治疗师要等待，忍受不确定性，忍受不知道意象所传达出的意义的状态。急切的解释可能会不利于甚至取代真正的理解（凯斯，达利，2006）。
在常规的心理治疗和心理教育中，表达性疗法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对于处理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来访者，该疗法因为安全性、象征利用等特点，也可以起到快速和良好的作用（蔡成后，申荷永，2010）。
第三节 沙盘游戏疗法的基本应用领域
一、心理咨询与治疗
目前沙盘游戏最广泛的应用便是在心理咨询与治疗的实践中。如前所述，沙盘游戏提供了一个非言语的治疗场域。芭芭拉·拉博维茨·博伊科（Barbara Labovitz Boik）指出：在沙盘游戏治疗中，治疗师提供沙盘、水、许多沙具和材料，来访者在沙盘所限定的区域里，运用这些道具发挥自主想象创造一些场景（scenes）。沙盘游戏可以有效地用在对儿童、成人、夫妻、家庭以及团体的治疗上。正如茹思·安曼所述，沙盘就像是“一座心灵花园”，像一个展示来访者心灵生活的容器。沙盘是一个介于个体内心世界和外在生活的“中间地带”（in-between-space），来访者的内心世界和外在生活在这里得以逐步呈现和自我揭示。沙盘是一片自由的空白区域，来访者在此运用自己鲜活的创造力创造自我的“世界”、改造现存的“世界”。治疗师提供一个安全和接纳的环境，来访者可以敞开心扉，说出自己的心声。茹思·安曼比喻说，这个“中间地带”也存在于来访者和治疗师之间。在“中间地带”，意识层面和无意识层面的内容得以展开且一起出现，并得以具体化。
这种无意识内容被具体形象地呈现，可以把来访者被压抑的或未知的东西带入意识（博伊科，古德温，2006）。
人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发展了人格面具（persona）来面对外部世界。人们常常压抑自己的感觉和想法，与“自性”渐行渐远。个体日常生活中持续的活动和需求，对创伤和痛苦经历的隔离，人们所受到的不要感性行事而要理性思考的教导，凡此种种，都使得我们无法与自性相连。人们受到的阻碍越多，人格面具就越背离自性。安吉拉·康诺利（Angela Connolly）在一次访谈中提及：“我们也要看到中国文化的负面影响。在中国文化中，非常重视人格面具。对人格面具的过分强调使人们与心灵的深层失去了联系。他们与阴影、阿尼玛或阿尼姆斯少有接触，更不用说与自性的接触了。”当人们通过创造沙世界看到了自己的未知领域并且对无意识内容有了更多的了解时，他们就能够获得原先被他们否认的能量和领悟。沙盘游戏历程提供了这种意识和无意识交流整合的框架。
二、心理辅导与心理教育
申荷永教授（2001）认为对于学校而言更应强调心理教育而非心理治疗，游戏式的专业心理辅导手段的引入对心理教育有着积极的意义。在问题呈现之前，通过心理教育增强教育对象自我的力量，以积极的态度应对生活中的问题。沙盘游戏不仅仅是一种心理治疗的方法，能够广泛地针对诸多心理问题进行工作，而且也是心理教育的一种技术，在培养自信与人格、发展想象力和创造力等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同时，“以整合意识与无意识为目标的沙盘游戏，可以帮助我们自性的成长和心性的发展，以获得真实的自性化体验”（高岚，申荷永，2012）。在这一层面上，沙盘游戏不仅是作为心理问题的治疗方法和解决手段，也作为普通人进行自我心灵探索的工具，为人格、想象力、创造力等方面的发展及完善提供支持。
三、团体心理辅导
团体沙盘游戏疗法是团体治疗和沙盘游戏治疗的结合，是在心理治疗师的陪伴下，多位来访者一起挑选沙具，在沙盘内完成沙盘作品。许多研究者发现，团体沙盘能促进团体成员的心理发展和成长，发挥由成员强大的自我治愈力组合而成的团体动力场，释放内心被压抑、郁结、隐藏的心理能量，释放内心的不快或消极体验，表现那些由情境引起的恐惧、不安、担忧、焦虑等负面情绪，分享成员的心理资源、观点，从而促进成员自我的整合和自性化的实现，以及团体的整合与和谐发展。
团体沙盘游戏的主要设想是在团体中使用沙盘，在一个团体内借助沙盘游戏促进自我的探索和问题的解决。在这样的设置下，可以同时让多个来访者进行沙盘游戏，发挥团体治疗与沙盘游戏的长处。此外，在学校层面，团体沙盘本身可以作为心理教育的手段，广泛地促进孩子之间的交流与合作，灵活地服务于教育辅导。
（一）沙盘游戏与团体治疗的结合
除了卡尔夫的沙盘游戏方法外，沙盘游戏技术自洛温菲尔德以后还有很多不同方向的发展，有的把它作为一种测量和诊断的工具，有的把它作为一种治疗技术。即使是在治疗领域，沙盘游戏技术的使用也不受任何理论偏见的束缚，可以被各种理论取向的治疗师所采用（Mitchell ＆ Friedman，1994）。目前沙盘游戏技术被广泛地使用于各个领域，如医院、学校、公司等，使用的对象有个人、夫妻、家庭或者其他团体，整合了格式塔、催眠、角色扮演等方法，还有一些治疗师在阿德勒自我心理学、家庭系统治疗理论背景下使用沙盘，沙盘游戏越来越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格思拉·德·多梅尼科（Gisela De Domenico）把团体沙盘世界技术当作沙盘游戏治疗的一个新的方向。她认为，在团体沙盘游戏的过程中，成员可以触碰到个人的还有集体的心灵，促进深层的情绪表达，包括创伤、灵异事件等，这些都会在超个人的团体的背景里呈现出来（De Domenico，1999）。个人的意识得到扩展，个体对自身的身体感觉、情绪情感、童年记忆、家族记忆、原型记忆都会有更多的觉察，对社会的及个人的思维模式、种种预感有更多体会。她强调了这种团体治疗模式的力量，而且证明了沙盘游戏技术结合其他表达性疗法在问题取向的小组工作还有家庭沟通中的优势。
团体治疗自从20世纪40年代问世以来，得到了心理治疗界的广泛认同。随着接受心理治疗人群的变化，团体治疗以其经济省时、促进人际沟通的特点受到人们的欢迎。在将沙盘游戏与团体治疗结合时，有几个基本的考虑。
在团体动力学方面有突出贡献的库尔特·勒温曾经和他的学生一起使用“敏感性训练”方法增进人与人之间的理解与信任，促进人际沟通与和谐。该方法主要是通过小组交流讨论的形式，让参与者学会如何有效地与他人沟通和交流；如何有效地倾听和了解他人的感情与感受；了解别人如何看待自己，自己的行为又如何影响别人，以及自己又如何受别人影响；等等。大量的敏感性训练实践证明了这种方法有助于提高参与者的信心，增进对自己与他人的了解，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而后，敏感性训练一直是团体治疗中的一种重要形式。
在荣格的心理分析训练中也包括一些团体过程的内容，现代的梦的分析技术常常就是在团体中进行的（Daniels ＆ McGuire，1998）。团体的容器、团体的内聚力、团体的气氛都是治愈的重要因素。荣格的一些基本思想，如集体无意识与原型等也可以作为理解团体过程的重要因素。比昂（Wilfred R.Bion）的“团体体验”（experiences in groups）、尼西尔的“团体作为一个整体”（group-as-a-whole）以及团体无意识过程（group unconscious process）等分析心理学的理论都可以作为团体沙盘游戏理论的基础（陈静，2005）。
（二）团体沙盘游戏的发展
团体沙盘游戏最早的形式可以追溯到原始人类在地上画的图腾、在沙子上的游戏。对他们而言，这些具有象征意义的集体仪式有治疗和保护的作用。而且，沙盘游戏技术在发展早期并不只用于个人。威尔斯的地板游戏就是他和两个儿子一起参与的家庭游戏，这可以营造一种宽松自由的家庭氛围，激发彼此的创造力，同时促进孩子心理健康成长。在洛温菲尔德的治疗室里，孩子们有时也会玩到一块，沙子中的世界往往是他们自发创造的，这在我们的实践中也可以观察得到。团体的活动顺从了孩子的天性，在团体中学习，可以促进他们的自我认同感的发展，满足社会化的需要。
在国外，团体沙盘游戏常常采用一人做沙盘，团体里的成员做观察的形式，这主要用于沙盘治疗师的督导小组、住院病人的支持性团体、家庭或者夫妻朋友等原生团体。在一些团体沙盘游戏或心理治疗的督导小组中，有的督导师会使用沙盘，帮初学者通过沙盘觉察和表达自己在治疗过程中的感受。沙盘游戏可以在个人层面包括象征层面呈现来访者与治疗师的关系。小组内接受督导的成员讲述个案后，会根据个人的治疗感受做沙盘，其他成员进行观察。完成后，小组成员和督导师会就沙盘的情况向接受督导者提问。在团体的气氛中，利用团体的智慧，帮助接受督导的成员深入地洞察治疗过程中的移情和反移情，发现潜在的治愈线索。在督导小组中，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小组中的宽松包容的气氛，可以为初学者提供一个更具支持性的容器，进而使来访者更好地被容纳。有时，初学者很难接触自身儿童的那一部分，不知如何去陪伴年幼的来访者玩耍，在小组中，初学者也可以学习如何玩耍，从而更好地开展儿童来访者的工作。
在梦的分析小组中，有时也会使用沙盘。报梦者报告一个梦，治疗师会建议报梦者用沙盘把这个梦摆出来。这常常用于跨文化的团体中，也特别适合那些讷于言语的报梦者——借助沙子可以更加形象直观地呈现自己的梦，从而避免了言语的掩饰；小组其他成员也能够更直接地与梦接触，不需要使用想象重新唤起报梦者的梦。一般的程序是：报梦者用沙盘把自己的梦摆出来，再用语言做一些描述。小组成员也会问一些问题使这个梦丰富起来，如：“这里让你感觉如何？”“这个沙具能帮你表达梦中的感受吗？”有时也会问一些与现实相关的问题，如：“在现实生活里，你曾到过这里吗？”这些问题能让报梦者更加明确自己的感受。在共情式的体验梦的沙盘之后，报梦者可能会对沙盘中很多地方有新的想法，在小组成员的帮助下，报梦者会对他的沙盘进行修改。小组成员会尽可能用非侵入性的语言去询问：“如果这里可以改变的话，你希望它是什么样子呢？”有时候，报梦者会使用两个沙盘，一个用于创作梦的场景，另一个用于创作现实生活的场景。小组成员会发现梦与现实之间的差异，对这些差异的探索可以帮助报梦者发现很多隐藏的信息。
无论是初学者的督导小组还是梦的工作小组，在使用沙盘时都有一个基本的前提，那就是团体之间的同质性。此外，团体必须形成一种包容和安全的氛围。有的沙盘游戏学者（如Ryce-Menuhin，1992a）反对这样的形式，认为在这么多人面前做沙盘，也许会导致有些人在此过程中有表演性的意图，而这种意识性的表现会抑制无意识的表达，最终沙盘游戏者并没有真正地投入团体中。
团体沙盘游戏还可用于精神病院或者重症心理疾病患者的治疗团体中，团体成员往往共用一个大沙盘，一般是圆形的沙盘，每个人一个区域，在治疗师的带领下进行自发的游戏。这种方式强调仪式化的过程，强调神秘虔诚的气氛，认为团体的支持、共情以及在无意识层面的呼应都会给治疗带来积极的效果。马丽昂·韦伯（Marion Weber）认为，在这样的团体沙盘中可以形成一种类似圣坛一样神圣的气氛，促使转化的发生；而且也能够使成员对生命中的各种存在保持敏感，体验生活中象征性的意义。很多精神疾病或者重症心理疾病都是源于分裂——由于被忽视和被漠视导致的自我的分裂或者与他人的分裂。团体沙盘游戏恰好能够弥合这种分裂的状态。通过与大地母亲的接触，与自己以及他人的联结，重新感受彼此的联系，产生认同与归属，重新审视自身的痛苦，意义感也因此涌现出来；特别是当团体中出现一种整体感的时候，多元的结构最终产生了一种整合的感受，治愈就会发生。如果沙盘中出现了整合，那么团体成员的生活中也会出现这种整合；另外，团体的支持也给予团体成员一种面对生活中的不确定性的勇气，这对于那些具有身体缺陷及面临重大变故的人是很有帮助的。而且，通过团体沙盘中的意象，可以看到关系中存在的动力；对语言以及一些细微行为的分析可以达到一个有形的可以观察的水平，团体成员之间的移情与反移情的动力因素会变得清晰可见，从而改善他们之间的关系。但是至今还没有指南或标准来理解出现在这些新背景中的沙盘场景。然而，有的分析师对这种方法持质疑态度，认为许多心灵在沙子中的汇聚会产生一个更加复杂的原动力，其中占中心地位的是病人的相互作用，这可能会导致展示在沙盘中的象征内容变得不清晰甚至混乱。
也有的分析师发现沙盘可以促进沟通，因此他们尝试将沙盘运用到夫妻和家庭之中。芭芭拉·拉博维茨·博伊科描述了对夫妻和家庭采用沟通沙盘或者个体化沙盘的方式进行指导性和自发性的沙盘操作（博伊科，古德温，2006）。沟通沙盘是一起创作一个沙盘，关注团体的动力和彼此的关系，这可以增进团体成员的沟通；而个体化沙盘是每个成员一个沙盘，互不干涉，到最后分享的时候再邀请其他成员一起参与，具体包括创造世界、经验和重置世界、与同伴沟通、探索世界、治疗性的介入，这可以避免团体纠缠不清或者某些成员在团体中无法表达自己。而家庭小组工作则特别强调每个家庭成员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家庭系统中的动力——夫妻的互动、与孩子的互动、权力的分配、家庭成员是独立的还是试着要彼此引导或跟从、彼此之间是接纳还是排斥、气氛是紧张还是自在。团体工作中的规则特别重要，特别是对一些纠缠不清的家庭，规则可以帮助家庭成员打破一些旧有的模式，如替别人发言、干扰、做负面的评论等。在团体治疗中，治疗师要保持中立的态度，避免卷入家庭的权利斗争中；在交流阶段，给每个人平等的机会去谈论自己的操作，并要求家庭成员提出正向的意见。当治疗时间有限并经来访者同意时，治疗师可以采用指导性的技术，通过沙盘进行次人格整合、原生家庭工作、扩大过程等，加快来访者对阴影部分的整合。但这些必须建立在治疗师对来访者充分了解的基础之上。
团体沙盘游戏是一个新的尝试，团体领导者最好同时熟悉团体治疗与沙盘游戏疗法，慎重为之，扬长避短，这样才能促进团体沙盘游戏更好地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