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记者 何沛芸
3月底，得知上海浦东、浦西将先后进入管控的消息后，47岁的公寓老板艾兵一边通知公寓里的五十多位住户储备物资，一边赶去超市，买了20箱方便面和5袋大米。
到4月26日，上海浦西已经进入了静止的第26天。
艾兵经营的公寓位于松江区，装修简单，每个房间里配有一张床、桌椅、衣柜。这些房间成为快递小哥、外卖员、饭店服务员等外来务工者歇脚的地方。
作为公寓的管理者，艾兵试图为公寓在应急情况的生存做好准备，他提前储备了物资，联系上附近的餐厅供应更多食品，和住户商量推迟缴纳房租的日期。一定程度上，艾兵的准备缓解了住户们的焦虑，但在某些时候，他也感到无奈。
艾兵希望，公寓能在应急时刻做得更好，也希望人们能去关心更多外来打工的普通人。
以下是艾兵的讲述：
一个公寓的储备
我的公寓位于松江和闵行的交界处，在一个商业广场上，规模不大，房间分布在一栋楼的二层和三层，一共有80间，其中51间有住户，住户都是快递小哥、餐厅服务员、小商店的营业员、滴滴司机，都是来上海打工的外地人。
3月12日，公寓第一次被封控，那时候还是“2 2”，一次封48小时，后来两周陆陆续续又经历了3次“2 2”。3月底，浦东先进入封控之后，我也和住户们说多准备一点物资，解封时间也许会延期几天到4月7日或者8日。
那几天，我去超市买了20箱方便面，一箱有30包，还有5袋10公斤装的大米。我想住户如果储备不足，这些东西也可以派上用场，最糟糕的情况大家也不会饿肚子。
刚开始封控时情况还比较平稳，到4月4日，公寓里开始出现了一些问题。周边的小区大约在3日就开始派发物资，公寓的住户心理就有些不公平感，说要打12345反映情况。
其实我们周边有四个公寓，居委给公寓的管理者们拉了个微信群，一直都在沟通。4日，我问了居委物资发放的事情，居委的回复是物资有限，而有了物资以后，要从紧急的、已经出现物资短缺的地方开始派发，并且居委管周围那么多小区，他们要先从大的小区开始送。
为了缓解大家的情绪，我就去商业广场一家饭店买了两个西瓜，拿回来“咔”切成小块，每人分一两块吃。然后又把之前买的方便面打开，如果住户没饭吃了，可以来我这儿买面吃，三块钱一包。这是我提前储备物资的时候就想好的，公寓应该为住户做这样的储备方案，就像准备好消防灭火器一样。
艾兵给住户们准备的西瓜 本文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封控没有按时结束，我第一次问有没有人买方便面时，还没有人买，第二天来了五六个人，一个人一买就是一箱，还有个小伙子一个人想买两箱。我问他，一箱方便面有30包，两箱你准备吃到什么时候？我劝他，你不要这么怕。我后来不同意他们一人买两箱，一次最多一箱。
住户们储蓄的钱有限，购买力有限，公寓房间没有冰箱，空间小，储物不方便，导致团购也一直没办法在公寓推行。四月初那会，居委给了我几个团购链接，我发到群里，没有一个人团。我就自己团购了两份蔬菜包，居委帮我催着商家把这两份帮忙送过来了。我就把蔬菜包都摊开在桌子上，大家各取所需，要一个土豆也好，半个白菜也好，看着给钱，不给也无所谓。
大约到4月7日，居委发了第一次物资，是一个蔬菜包，里面有卷心菜、黄瓜、挂面等。公寓里两个住户一份，后面又发了五六次物资。我一直说居委没有忘记我们，只是他们工作确实有优先级，这个能够理解。
我没有电炒锅，只有一个电水壶。一开始，我烧水泡方便面、火腿肠。政府发了物资以后，我就在想怎么把这些东西弄了吃掉。我发现住户有的有电饭煲，他们自己会把食材一起煮火锅吃。我就跟他们要了点酱油、盐，再把茶叶一块放进电水壶里，卤肉、鸡蛋、土豆，也分给住户一块吃。
艾兵用电水壶卤的茶叶蛋
方便食品吃腻了，大家都在想怎么想办法弄点好吃的。商业广场上有很多餐厅，餐厅都有冰柜或者冰库，储存着蔬菜、肉之类的。有一家湖南湘菜馆，他们有个工作人员住在我们公寓，我就问他们老板，要是缺食物，能不能去他们冰柜里取。老板同意了。后来我自己去他们冰柜取了肉丸子、蛋饺、腐竹，餐厅打折卖给我们。有了这些菜，我们就把方便面的调料扔掉，加上自己买到的菜。到现在，我去五家餐厅的冰柜里买过菜。
我还在想，未来做新的公寓的时候，要建这么一套系统。一个整栋楼的公寓应该有餐厅、诊所，平时的时候对外营业，到临时应急的时候，这其实是整个公寓的储备。
关于未来的情绪
这家公寓是去年四五月份正式开始营业的。疫情之前，住户基本回到公寓就在房间里睡觉，住户们共同在公寓里的时间也不多。有的住户是在专门做宵夜的饭店工作，凌晨四点才回来，有的滴滴司机两个人租一间房，分白班和夜班跑车，一个人跑车，另一个人就在房间睡觉。
这一次封控中，大家的时间同步了，以前从来没有同时待在公寓里这么长时间。这次大家一起发菜、丢垃圾、做核酸，从根本不认识，到现在楼道里碰到会互相打打招呼。
每天，我的任务大多是事务性的，比如分发、统计抗原检测，通知做核酸。我七点多起床，收集、整理当天抗原的信息交给居委会，到中午做饭。下午，医护人员来了，我就敲门通知住户们下楼做核酸。在公共区域我会每天消毒，用84消毒液1:20兑水喷喷。
一开始居委很担心我们公寓，想着商业广场之前人员流动蛮大，觉得很可能会出现阳性病例。但从封控到现在，我们都没有阳性病例。上海划分“三区”之后，我们也一直属于防范区。
在商业广场入口，有保安24小时值守，也拉了警戒线，但其实一跨就能跨出去。不过我们的住户都很谨慎，基本不怎么下楼。有时候我跟他们说外面天气好，去晒晒太阳吧，他们也不去。大家最关心的是广场上有一家超市什么时候开，每天都有人发微信问我。
封控期间，街上空荡荡的
到了4月中旬，公寓里又有新的压力出现了。
住户们工作大多是快递小哥、滴滴司机，不出门就没有工作。有一个小伙子是小公司的会计，四月初还忙着线上工作，后来也就不忙了，为什么呢？公司都没什么进账、报销了。每天，大家在公寓里除了睡觉，就是看手机，没有什么别的事干。没有工作，也就没有收入。
那时候，有好多住户问我能不能免除隔离期间的租金？我3月30日就在和房东谈这个事情，房东说免租的事情没有相关规定，他免了我的，却没人免他的银行贷款，并且当时预计只封四五天，他觉得影响也不太大。到4月中旬我再问他时，他说等解封了再说。
房东那边没有明确的说法，我和住户商量，表示愿意和他们一起想办法。日常情况下，公寓的租金在1000元到1500元之间，押一付一。这次我给他们说，如果确实没钱了，这个月的租金就下个月交，如果还有困难，分成三个月，以后每一个月多交三分之一补上也可以。那时候我们都充满希望的，以为再过几天应该就解封了，招工的人肯定也会很多。
可是到了二十多号，解封的时间还是不确定。
前几天，有个浙江的住户和我说他的老丈人去世了，要回老家去。我问他，你怎么回去？怎么跨区到火车站去？怎么买票？还有一个安徽来的滴滴司机，他说他没钱了，要回家。我劝他，房租可以缓。他说他没钱吃饭了，就是要回家。我说你打12345，如果同意你走，你就走。打完后，他也没再提要走的事情了。
老住户走了，新住户没来
我以前读大专是学设计的，后来做了建材生意，有次偶然的机会，从2016年开始开公寓，第一家公寓在嘉定和普陀交界的地方。那时候，我感觉上海出租房源一直都很紧张，就想做集中式公寓的模式。以前我在深圳见到过这种公寓形式，深圳是人口密集的地方，我想在上海也可以做。
我就在网上找到上海高校的老师，告诉他我想做什么，问他上海这边的情况是怎么样的，老师刚好做过这方面研究，他就和我介绍，带我去看各种住房社区，看过合规的，也看过没有证照的，还看过政府做的公租房。
我希望公寓这种模式能做得更好一些，包括这次疫情出现有公寓住户有饿肚子的情况，其实是不应该发生的。我们也许从来没有关心过，小区、住宅里面的清洁阿姨住哪里，快递小哥住哪里，保安住哪里，我们平时去的餐厅的服务员住哪里。也许他们不是城市的精英人才，但是否也应该给他们足够的保障？
做公寓也有我自身原因。我老家在贵州，今年47岁，是1998年来上海的。刚开始那会我不习惯，一直打算在这边挣到钱后就回老家。后来我和太太结婚，她也是贵州人，我们想的也是要回去，开个小卖店卖烟酒糖。直到2006年，我们有孩子了。孩子出生在贵州，我们觉得上海教育好，是老家根本无法比拟的，就想让孩子在上海上学。于是在2008年买了房子，把孩子接过来。他基本从有记忆开始，就一直在上海生活。到今天为止，我们一家人的户籍都还是贵州的，所以我很能理解外地人在上海生活的不容易。
疫情对每个人的影响都是很大的。2020年疫情的时候上海没封特别久，公寓的生意没有特别大的影响。但这一次好像比那会严重。
公寓的经营每年有个浪潮似的。过年了，人回老家了，房间就空出来，过完年以后，人又继续过来上海，（公寓）又装满。但今年过年之后，上海就有疫情反复，有的住户犹豫着就没回来了，前几天我问以前的住户在哪里，他们说我们在杭州、在广州。毕业季也是一波浪潮，往年学生在四五月份找工作定下来，现在毕业季也没了。
一月份的时候，我在做今年的经营计划，计划在3月1日左右，最迟3月底，80个房间就能够住满。但从今年2月20日之后，我就没有新住户住进来了，总体入住率只有65%左右。老住户要走，新住户进不来，房租、物业等成本却并没有减少。
现在我最担心的是解封的时间不确定，而且解封肯定不像开门“砰”得一声打开，一定是缓慢地恢复，比如分区放开，分行业放开。
公寓刚封了三天那会，我下楼去做核酸，感觉有点害怕阳光。因为有人说，外面很可怕，都是病毒，你们不要出去。我后来在想，到底什么是病毒？我们到底在害怕什么？那时候中午12点，阳光很好，外面却一个人都没有，我觉得那个才更可怕。
责任编辑：崔烜
校对：丁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