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奖经济学家笔下的改革开放：“造原子弹不如卖茶叶蛋”

中国的改革开放之初，领风气之先的是农农自发的包产到户、是农村的乡镇私营小企业和城市的个体经营者。

改革伊始,中国政府将主要精力首先放在了工业和国营企业身上。每一次作战,将军必然会派最精锐、装备最精良的部队冲锋陷阵。同样,一个国家也会很自然地选择资源最丰富的部门来实施经济改革。正因如此,国家对国营企业的投资最多,相应地,对它们的期望也最高。然而,在任何一个社会中,实力最强大的要素一般都不是变革的最佳推动力。这并非单纯因为它们受益于现状而不愿意改变。实际上,这些拥有绝对实力的部门在认知上往往为现有制度所困,几乎无法跳出既定框架进行思考。它们的所作所为更像微调,是要维持现有的制度而不是去改变它。而那些处在边缘的力量则能够为变革提供不同的激励机制、新技术以及全新的视角和关键要素。在中国,扮演这个角色的群体是农民、城市待业居民及其他在计划经济下被边缘化的力量,他们才是推动中国市场转型的先锋。

80年代初,中国的经济改革其实是一个二元经济的故事：发展停滞的国营经济和飞速增长的私营经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活力四射的私营经济在社会主义经济的外围诞生了。对于充满雄心的创业者来说,寻找未曾开发的经济机会简直易如反掌。

由于社会主义经济几十年来对重工业的过度倾斜,中国最基本的消费和服务都十分匮乏。但这种局面很快就会被改变。80年代初,创业者们开始填补这些长期未被满足的需求,而事实证明,这种商业活动利润非常丰厚。例如,自营的理发店每天获得的收入比医院里的外科医生还高,路边卖茶叶蛋的比造原子弹的挣钱还多。小卖部和小餐馆的店主和一些小商贩,在此之前很多都是所谓的“待业青年”,却在80年代成为收入最高的人群之一。

毫不意外,家庭作坊和个体户的数量从1978年的14万增长到1979年的31万,到1980年的80.6万,到1981年,已经增长到了惊人的260万。

农业生产也有了显著的增长。1979年到1984年间,农业产出年均增加了6.7%。到1984年,粮食产量从1978年的3.05亿吨增加到了4.07亿吨。此外,随着1980年政府对包产到户限制的放开，到1982年末，家庭联产承包制已经在全国80％的农村地区普及。一年之后，这个比例达到了95％。

与此同时，乡镇企业成为整个80年代中国经济发展最快的部分，农村劳动力在乡镇企业的受雇人数比例，从1978年的9%上升到了1984年的14%。80年代中期，乡镇企业的产值不但占据了全国农村经济总量的半壁江山，甚至达到了全国工业总产出的1/4。

（科斯《变革中国》读书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