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人生》 段兼善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52年，段文杰在洞窟中临摹壁画。
莫高窟第156窟晚唐宋国夫人出行图（局部）段文杰1950—1951年整理临摹
【读书者说】
日前，一本叙写敦煌文物研究所第二任所长、敦煌研究院第一任院长段文杰先生献身敦煌文物保护和研究事业的人物传记——《敦煌人生：我的父亲段文杰》，与读者见面了。作者段文杰之子、画家段兼善，与父亲情真意浓，心灵相通，用朴实的文字写出的亲身经历，无须夸饰，便已真实感人。全书正文九章，每章叙写段文杰先生“敦煌人生”中某一个阶段的奋斗经历，均以他自己的一段话为主旨铺叙诠释，清晰地展现了他不平凡的心路历程。在敦煌学界，我受教段文杰先生数十年。在他生前身后，也曾写过几篇纪念文章表达对他的崇敬，称他为守护莫高窟这座“艺术圣殿”的“圣徒”，是开拓敦煌石窟保护与敦煌学研究事业的领军人物和时代功臣。
“敦煌情结”系心间
我们在缅怀和赞颂老一辈“敦煌人”的业绩和品质时，听得最多的是“敦煌情结”这个内涵极其丰富的词语。书中写出段先生的这一“情结”，萌发于他在国立艺专学习时期，得益于潘天寿等老一辈艺术家的教诲与鼓励，感受到灿烂的莫高窟艺术对心灵的震撼，也郁结了时代风云的磨炼与洗礼。从心驰神往、寻梦千里，到面壁临摹、精研细读，从引领群学、开拓进取，到殚精竭虑、魂牵梦萦，不断夯实了“莫高精神”的磐石，也造就了段先生这样杰出的保护研究敦煌文化遗产的领军人物。
阅读全书，我们看到了和段文杰先生在鸣沙山麓、宕泉河边共同守护、研究敦煌的许许多多仁人志士，看到了一个同呼吸共命运的坚强群体；还看到了国内外许多关注、支持敦煌文物保护与研究的热心人，其中有研究院同仁，有院外同道，当然也不乏有真知灼见、战略眼光，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即便是在遭受委屈、磨难，最艰苦的岁月里，段先生也绝非单枪匹马孤独的奋斗者，而是一位在大风大浪中被众人理解和拥戴，与大家同甘共苦的引领者。这正是这本传记的一个重要特色。放眼历史长河，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莫高窟，其创造者是“人”，其“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道德规范等”的核心都离不开“人”。近百年来，敦煌文化艺术宝库的保护管理与传承创新所依靠的主体，体现“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文化胸怀和文化自信”的主体，当然也都是“人”。而像段先生这样众人（我称之“敦煌守护众神”）的领军人物，则是集群众理想、智慧、勇气、干劲于一身的时代先锋。这也应该是一位领军人物成长最重要的人文环境。
“敦煌是我生命的全部”
我们称誉常书鸿先生为“敦煌保护神”，是说明他高尚的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如神护佑，似圣有灵；诚然，常先生也是凡人，是敦煌艺术保护研究的先行者和带头人，但他并非孤军奋战的独行者。60多年来，在敦煌艺术的圣殿里，有一大批舍身忘我的苦行者、苦行僧，他们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担当起护佑敦煌这座圣殿的大任，成为名副其实的“敦煌圣徒”。段文杰先生正是“敦煌圣徒”的典型代表。他历经数十载雨雪风霜，乃至遭受炼狱之苦，历尽磨难而痴心不改，上下求索而目标如一。
“圣徒”，常被解释为先知、圣人的门徒或者先知、圣人思想的追随者。剔除其宗教的含义，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在崇高理想和精神的指引下，对“神圣之物”全身心敬仰、护卫的践行者。敦煌莫高窟是我国各族人民千百年间创造、营建的艺术宝库，是最有象征意义的多民族文化交流互鉴凝聚而成的文化圣殿。这座圣殿，需要“圣徒”守护，也是培育众多“圣徒”的殿堂。常书鸿说：“我只有一个小小的心愿，就是为保护和研究举世罕见的敦煌石窟这个民族艺术宝库，一辈子在那里干下去。”樊锦诗说：“此生命定，我就是个莫高窟的守护人。”段文杰说：“敦煌是我生命的全部。”在《敦煌人生》扉页之前的插页上，印着段先生于1998年亲笔书写的一句话：“莫高窟是我家，我的毕生精力都是为了保护研究宏扬它。”这些，就是“敦煌圣徒”言简意赅的心愿，亦可称之为“圣心”。
读着《敦煌人生》，我对“圣心”有了如下一些感悟。“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孟子·告子上》）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心”，即包含着思想、理想、探索、修养和境界。首先，它的“初心”既是初始之心、赤子之心、意愿之心，也应该是长久之心。段先生从对敦煌艺术心驰神往，到在莫高窟立定脚跟，气定神闲，面壁摹绘，这在该书第一、二章中即有具体的叙写。其次，段先生的爱祖国、爱艺术、护宝库的爱心赏心痴心与良心（善良之心），是培育“圣心”所必需的，也始终贯穿了他60年的敦煌生涯。诚如屈原在《离*》中所云：“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以形写神”临精品
《敦煌人生》还有一个亮眼之处，是契合文字叙述，编入了50多幅段文杰先生临摹的敦煌壁画作品。壁画临摹，在敦煌艺术研究所创建初始阶段，就是作为美术组负责人的段先生承担的主要任务，也是20世纪50年代初他受命担任研究所代理所长期间的重要工作，是他对保护、传承、弘扬敦煌艺术的重要贡献。尽管其他出版物也印行过段先生大量的临摹作品，但鉴于该书第二章详细叙写壁画临摹的内容占了全书近五分之一的篇幅，其中所附大多数的临摹画绘于1946—1955年间，叙述创作背景生动翔实，文图相映生辉，不仅成为敦煌研究院院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篇章，也是敦煌艺术研究史上极为珍贵的资料。
段文杰先生在临摹壁画的实践中，还创新性地总结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理论。虽然这本传记对此涉及不多，但如结合他已经发表的多篇文章中的论述来观赏书中的临摹作品，就可以了解他在客观临摹、旧色完整临摹、复原临摹中的指导思想和具体技法，为他的精细作品叹服。段先生曾一再强调，临摹必须遵循“以形写神”的美学原则，兼顾神情、服饰，追求形神兼备的艺术效果，以及坚持临摹与保护相互依存的原则。
20世纪40年代中期至60年代初期，段文杰从临摹壁画入手，细心揣摩熔中原与西域、印度风格于一炉的敦煌艺术的高超技法与特色，在提高临摹水平的同时，迅速进入了“临摹学”的研究领域，创作出如《都督夫人礼佛图》的传世精品和莫高窟第285窟、榆林窟第25窟整窟摹本这样的鸿篇巨制，为现代临摹学的实践与理论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2011年段先生逝世后，我曾拟写了一首题为《咏段文杰先生之壁画临摹》的小诗：“貌真求气韵，形神兼备难。面壁数十载，画理动心弦。挥笔临精品，成竹在胸间。伟哉段夫子，典范在云端。”当时未能呈请段兼善先生指正，现也作为再次观瞻段文杰先生临摹作品的一点感想阑入本文。
“莫高精神”出佳作
我清晰地记得，1962年，著名作家徐迟历经五年多创作的报告文学《祁连山下》在《人民文学》刊发。作品讲述了以常书鸿为原型的主人公，为拯救、守护濒于毁灭的敦煌莫高窟，历经艰辛磨难仍坚韧不拔的动人事迹，令千千万万读者第一次为“莫高人”所感动，也为敦煌宝库所震撼。过了32年，常书鸿先生的《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先由浙江大学出版社推出，后又由甘肃文化出版社和北京大学出版社两次印行。叶文玲的《敦煌守护神——常书鸿》是第一部由作家经多次采访撰写的常书鸿传记；在此基础上，叶文玲经过多年精心补充、打磨，于2020年出版了《此生只为守敦煌——常书鸿传》。
2019年，敦煌研究院第二位院长樊锦诗荣获“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和第七届“中华之光——传播中华文化年度人物”奖，樊锦诗口述、顾春芳撰写的《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由译林出版社出版，受到全国读者热烈赞誉，获得2019年度“中国好书”等奖项。
据我所知，段文杰先生的传记较早有甘肃作家雒庆之的《百年敦煌——段文杰与莫高窟》。段先生自著的回忆录《敦煌之梦》于2007年由江苏美术出版社出版。近期，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敦煌是我生命的全部——段文杰回忆录》一书。现在，《敦煌人生：我的父亲段文杰》的问世，又增添了段先生传记作品的新篇章。此外，近期还有第一代“莫高人”孙儒僴先生的口述史《菩提树下》，董洪亮、王锦涛等人撰写的《敦煌守护人》，另一位“敦煌女儿”常沙娜自传《敦煌：父亲的召唤》……不少弘扬“莫高精神”的好书陆续走进读者的视野。在传承、弘扬、创新敦煌文化艺术的新时期，我们需要撰写、出版更多更好的“莫高人”传记，使之成为广大读者珍贵的精神食粮。
（作者：柴剑虹，系中华书局编审）
来源： 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