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今日，她们能够煮出这一大桌子美食，背后是每一个女人在远离兰屿的婚姻和家庭中，漫长的适应与学习过程
从飞机上看兰屿（汉堡/图）
2018年12月16日，周日晚上，我正和一群朋友在台北的家中吃着鱼汤火锅。羊肉、牛肉、虾仁、鱿鱼、冻豆腐，配上梅酒和汽水，摇摆的背景音乐却突然被电话铃声打断。
我接起电话，一个女声传来：“你好，我们是船购网，请问你是不是订了我们的船票？”一种奇妙的兴奋感从我的脊背迅速蹿上头顶，我简直快要笑出声来：“噢！你就是最近兰屿那个诈骗集团对不对？”我还想问下去，对方立刻挂断了电话。
我雀跃极了，转过身对朋友们大喊：“天哪！我接到了兰屿人才会接到的诈骗电话！”朋友们为我欢呼大笑。
前一晚，同样是一场聚会，我刚跟六个生活在台北与新北市的兰屿女人吃了同样丰盛的一餐，地点是新北市的树林区，距离台北市中心30分钟火车的小城。
过去两年，从最初作为观光客到访兰屿，到作为当地人的朋友，再到作为记者，我一直在尝试接近兰屿。半年前，我的身份转化成一个人类学研究者，以兰屿女性作为研究对象。这个距离台东90公里、离菲律宾巴丹群岛99公里的小岛，是在台湾东海岸以外，属于达悟人的小岛。达悟人属于austronesian（南岛语系），依海而居，过去，男人们潜水射鱼，女人们上山耕种。直到1895年之后，日本人、西洋传教士和来自台湾本岛以及国民党军队的汉人，才陆续进入并改变了这座小岛。
台北到兰屿的距离超过400公里，要先搭火车到达台东，再从台东搭三小时的船或16座的小飞机，才能到达。秋冬季节，黑潮大浪与东北季风常导致停航，里面的人出不来，外面的人进不去，正所谓“来兰屿，送关岛”。我的主要生活场合都在台北，无法承担这样的交通风险。碍于这样的不便，我常苦恼自己很难融入研究的田野。
不过，那通诈骗电话似乎改变了些什么。
我一直在社交媒体上追踪兰屿的信息，早在半个月前，就听说了这个诈骗集团的事。这个诈骗集团似乎盗取了台东往返兰屿的主要船公司“绿岛之星”的客户名单，打电话给曾经订票的村民谎称订票资讯遗失，要村民再次汇款。兰屿不大，人口不过三千，各家常互通有无，几乎人人都沾亲带故，消息很快传遍全岛。接到诈骗电话后，我迫不及待地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一位嫁到兰屿近十年的台北朋友酸溜溜地留言道，连她都没有接到。我又把这件事和防诈骗信息传给了我访问过的所有兰屿女人，收到大家回复的时候，突然有一种迈进之感，我是不是终于要开始进入这座小岛了呢？
又或许——回想前一晚的那场姐妹聚会——我早已经比自己想的，要更加接近兰屿。
穿着传统服饰的兰屿妇女（汉堡/图）
最后一堂达悟语课，芋头、sisi与麻油鸡
2018年9月开始，我每周六都会坐一个多小时的地铁，去台北的部落大学见颜姐。兰屿有六个部落，分别为靠台湾本岛一侧的椰油、渔人、红头，和后山的东清、野银、朗岛。四十多年前，颜姐离开她的野银部落，来到台北工作、读书，渐渐成为部落大学的达悟语老师。我是她今年的第三个学生。
学达悟语的人很少，不少学生本身是出生在都市的“兰二代”，通过达悟语考试，考高中、大学就能加分，也因此考完就散去了。因为人少，我们的课程总是在聊天，我会借课程内容问颜姐许多兰屿的事，颜姐也总问我，一个人在台北，会不会孤单？怎么煮饭？她就这样成了我在台北的第一个受访者。
2018年12月15日是我们这学期的最后一堂达悟语课，课上，颜姐说课后要带我去一场聚会。于是我们先搭地铁，再搭火车，一路自南港穿过台北市区向西南而行，经过万华、板桥、浮洲，终于抵达新北市的树林区。在一间小小的铁皮货仓里，一个温暖的小房间，颜姐的亲戚莉莉姐正等待着我们。
这是一个堆满货物的小房间，墙边一张狭窄的双人床，一半用来堆放杂物，一半用粉红色的布帘子罩住，用来睡觉。报纸糊住了房间的窗，确保一些隐私。这就是莉莉姐和丈夫共同经营酒水饮料批发的生活空间。
我们围坐在茶几旁，桌上食物之丰盛，简直像是厨艺大赛。来自渔人部落的丹姐带来了兰屿的飞鱼、芋头、螺贝类 sisi （食物名）和类似山药的 batan（食物名），还有客家风味的卤肉、卤豆干、卤鸡脚。椰油部落的欣姐带来了宜兰草虾和辣炒东风螺。野银部落的莉莉姐和于姐则一起煮了一大锅麻油鸡，还准备了各种蔬菜、水果、花生米和酒。我和颜姐带去了核桃桂圆蛋糕，作为饭后甜点。
sisi（金其琪/图）
颜姐已经二十多年没有参加这样的聚会了。虽然大家都叫她姐，但其实她的年纪比我母亲还要大，按辈分算，她也是在座所有兰屿姐妹的长辈了。她在1960年代就离开兰屿，初中一毕业就登上货船，在甲板上空着肚子捱七八个小时，抵达台东。那是台湾少数族群劳工大量进入工厂的年代，主要在台北、新北、桃园和台中，大多是学姐带学妹、同学带同学、老乡带老乡，大家一起在工厂吃住生活。但她偏偏是最优秀的那个女学生，有一个保送名额去台东师专，却因为老师觉得培养女生风险大，而让给了一个男同学。不甘心的她在工厂做了没多久，就去读夜校，白天则找幼儿园工作，一心想要当老师。十年夜校生活，她终于拿到曾经唾手可得的教师文凭，可是和兰屿姐妹们共同打拼的时光，她却错过了。
人生迈入六字头，当晚这样的姐妹会里，净是她的小辈，生活年代不同，交集更少。还是我提起想认识她的兰屿朋友们，她才到处问一问，刚巧，撞上了这次聚会。年轻一辈的兰屿人，出来工作、读书、结婚的比颜姐那个年代的更多，也更容易聚在一起。比如莉莉姐和其他几位，年纪都在40岁上下，因为兰屿只有一所高中，所以她们通通是高中同学，每一两个月都会这样聚一次。
不过，兰屿的食物带到北部不容易，即使是用快递，也有食物保鲜的问题。因为颜姐是稀客，我又是新客人，当晚才有飞鱼、sisi 、batan 和芋头这种“兰屿特供”。飞鱼，达悟语叫 libangbang，是达悟人最重要的食物之一。每年春夏季节，黑潮会带来大量的飞鱼，达悟男人制造拼板舟，就是为了在飞鱼季出海。一艘可坐10人的拼板舟要用五种树材、27块木板拼成，男人们在夜间出海，飞鱼会因为躲避鬼头刀鱼的追赶而飞上水面，落入拼板舟中。捕获的飞鱼可以直接水煮，佐以少量海水作为盐巴调味，也可以从鱼肚中央剖开，抹上盐巴晒成鱼干。我们当晚吃到的，就是丹姐从兰屿带来的飞鱼鱼干，鱼身划了漂亮的三刀。
飞鱼芋头batan（金其琪/图）
人类学家鸟居龙藏在19世纪拍摄的兰屿拼板舟（资料图/图）
拼板舟（汉堡/图）
而芋头、sisi 和 batan，则是兰屿女人生产的食物。不管在旅游宣传还是学术研究、文学创作中，兰屿总是以最吸引人眼球的飞鱼和拼板舟文化示人，男性的角色很受注目，女性则隐匿在山林和海滩。但其实，兰屿人不种植水稻或小麦，女性种植的芋头就是他们最重要的淀粉来源。兰屿的芋头是水芋，达悟语叫 soli 或 sosoli，还可细分为许多种，不同于台湾本岛种植的旱芋。传统达悟女性在水芋田的劳作是全年无休的，每天都要上山，芋头的产量、外观，田里是否有杂草、虫子，是否有淤泥堵塞灌溉的水源等等，都事关一个女性的荣耀。
水芋田（小马/图）
颜姐小时候就跟着母亲上山，种过芋头。她记得母亲就算生完孩子也不会坐月子，第二天就上山劳动，但这不仅是因为对食物的需求，也因为兰屿人觉得勤劳是种美德。不过，货币经济和学校教育进入兰屿，不管是7-11和超市贩卖的大米、面条，还是学校供餐的米饭、馒头，都从小塑造起新一代兰屿人的饮食习惯，也让年轻一辈越来越不看重芋头的价值，但坚持耕种的老人家也还大有人在。
用手掰一口飞鱼干，就一口芋头，是丹姐教我的吃法。水煮的芋头平淡无味，飞鱼干则咸味颇重，正好中和。丹姐见我一直用手剥 sisi，叫我先吃主食，因为她们通常把 sisi 当作零食。Sisi 是女人们在海滩的潮间带采集的一种贝壳类，外壳粗糙，上面还附着一些干掉的海藻，肉质棕黄色。除了 sisi 之外，传统的兰屿女人还会在潮间带采集海菜、螃蟹、龙虾和其他贝类、螺贝，螃蟹爪子串一串，就是孩子最爱的玩具。只是如今，会做的人已经不多了。
晒飞鱼干（小马/图）
丹姐把 sisi 和葱、辣椒一起炒，吃起来咸、腥、辣，显然不是兰屿原本的口味。再看她煮的卤味，也是浓油赤酱，倒像是客家风味。原来她的夫家是客家人，她吃着莉莉姐煮的麻油鸡，想起自己坐月子的时候，婆婆照顾她，煮的麻油鸡味特别重，她每天都要吃一碗，虽然不习惯，也吃下去了。久而久之，她学了客家人的口味，做菜也像客家人。颜姐的妹妹曾告诉我，她们少时离家便很少回去，母亲本身不会做，也没有人教她们汉族人的煮菜方法，汉族人用的油、盐、酱、醋，什么清蒸、红烧、卤味，甚至包饺子、包粽子，都要自己从头开始学起。到今日，她们能够煮出这一大桌子美食，背后是每一个女人在远离兰屿的婚姻和家庭中，漫长的适应与学习过程。
桌上还有一样我没见过的兰屿食物，我起初以为是山药，没有在意，但颜姐告诉我说，那是水煮 batan。Batan 和芋头一样，是山上的根茎类作物，口感却是黏口、绵软，既不是脆脆的，也不是沙沙的，和我至今吃过的所有山药都不相同，感觉像是山药界的年糕似的，天然微甜，特别好吃。她们都不知道 batan 的汉语名是什么，不过莉莉姐说，batan 这个名字，在她的部落曾差点惹出大事。
莉莉姐记得，在她小时候，她们野银部落曾有一个当地人采了 batan 下山。正巧，这个当地人遇上了从海边回来的“阿兵哥”，阿兵哥就问：“这是什么？”当地人说：“Batan。”阿兵哥闻言暴怒：“你敢说我是王八蛋！你再说一次，这是什么？”当地人坚持说：“这就是 batan。”阿兵哥就对当地人大打出手，当地人还手，两人打成一团，惊动两边的人都来帮忙，就这样引起了一场斗殴。
这竟是在座每个兰屿人都听过的事，她们只当成是席间的笑话，我却无法释怀。兰屿的阿兵哥，是谁呢？莉莉姐继续说下去，她三杯酒下肚，醉得开心，开始讲起童年的故事。她先是说颜姐家在她家上面的山坡，自己有一次背着很重的东西跌倒，被颜姐的爸爸看到，老人家立刻击打胸膛怒目而视，做出驱赶恶灵的姿势。兰屿人笃信恶灵 anito 是一切厄运的来源和象征，莉莉姐说，她知道老人家是在“帮我赶走那个鬼”。说着说着，她又说起自己小学的时候，因为太顽皮，总让部落的其他孩子讨厌。她顽皮的方式别的部落还真学不来，因为，她的顽皮与牛有关。
兰屿本没有牛，也没有“阿兵哥”。直到1958年，国民党军队为了淘汰军中过剩的人员，推动“靖民专案”，在东台湾的荒地建立多个农场，派这些人力去开垦，兰屿农场就在这一年成立了。因为地处偏远外岛，被派到兰屿农场的总是素质最差的阿兵哥，不少人曾经违反法纪。国民党军队派了一个连的兵力来管理兰屿的农场，最多时有七八百人在此服役，多是外省老兵。除了农场外，还有关押重刑犯的励德班，人数曾经多达一千。多个农场中，就数野银部落的永兴农场最大，也就是莉莉姐所在的部落，自然也有最多的牛。农场带来的牛，一度繁殖到八百多只，兰屿人没见过，只道那是“一批好大好大的动物”，牛群在部落里乱走，在当地人的芋头田里吃草、喝水，踩坏作物，吃当地人的地瓜，愤怒的当地人曾为此和农场的军人发生严重的斗殴。
1960年代的兰屿农场地图（资料图/图）
莉莉姐当年还小，只觉得牛又大又蠢真好玩，总在上学的路上逗牛玩。那时野银部落还没有小学，大家都要走一个多小时的路到东清部落去上学，总是结伴出发。路上总有大黄牛晃来晃去，她就跑到队伍的最前，然后捡起小石子丢到牛的身上，拔腿就跑，害得一整队上学的小朋友都要被牛追。“怪不得你跑步那么快！”丹姐哈哈大笑，“原来都是被牛追出来的！”莉莉姐既觉得好笑，又有点得意：“对啊，我后来可是校队的呢！”
同样是关于农场，颜姐的童年记忆就没有那么快乐了。她记得小时候上学总是要赶紧出门，生怕落在人后，不能跟大家一起走。“因为路上都有那些犯人啊，有时候在田里，我们女孩子见到真的是怕死了。”她说。农场和励德班因为工作量大，不时有人逃脱，更曾有全岛动员搜捕逃犯的事发生。也有农场人员言语调戏乃至性侵当地女性的事发生，更在野银和东清部落引发过斗殴。
这些事，年纪稍大的丹姐还有些印象，曾听长辈说过，但其余的几人都已经不知道了。兰屿农场直到1991年才撤出兰屿，这些阿兵哥中，有四人留在兰屿，其余都回到台湾本岛，当中更有不少人娶了比自己年轻几十岁的兰屿姑娘。这段历史少有人提起，不论是兰屿人，还是当年的阿兵哥，都不太愿意谈论农场的事，比起日治时期留下的调查报告，以及后来的学者们对兰屿海洋文化、语言、经济、社会组织、医疗、宗教等等进行的巨细靡遗的研究，这段不愉快的历史，就像是消失的30年一般。
在餐桌上，这个话题也很快被带过了，只剩微醺的莉莉姐一遍一遍重复自己追牛的好笑故事。吃得差不多，我开始沉浸于荔枝味的果酒，那边厢，终于来到欣姐的主场，兰屿式的家庭卡拉OK，开唱了。
招鱼祭（汉堡/图）
我是90年代生人，记忆中只在很小的时候，很可能是小学之前，见过这种家庭式的卡拉OK。然而这在兰屿很常见，兰屿没有 KTV，但有兰屿卡拉OK，设备就是这种背投式的方盒子小电视点唱机，附带一个可以升降音调的遥控器，和一本厚厚的歌曲编号本。任何歌曲的背景音乐听起来都是同一种乐器演奏的，像是手风琴，歌词当然会滚动出现，但背景画面永远是一些外国的风景，山、树林、草原，或是欧式的教堂、穿风衣的金发女子等。莉莉姐家的点唱机还有两个高耸的黑色大音箱，声音十分洪亮，话筒也有三只，可以说是姐妹聚会的最佳配备了。
老式电视点唱机（金其琪/图）
众人中打扮最俏丽的正是最会唱歌的欣姐。她熟练地掏出莉莉姐放在点唱机上的编号本，一口气点了五首歌。可惜的是，她唱的歌大多我都没有听过，但听得出，都是早年间在台湾流行的普通话歌曲。莉莉姐的歌本我熟悉一些，她手抄了两页常唱的歌，注明是“莉歌”，当中有《追风的女儿》、《容易受伤的人》、《南屏晚钟》、《一万个舍不得》、《梦醒时分》、《我是一片云》，还有一首注明“轻快”，是凤飞飞的《夏艳》。颜姐说，她已经二十多年没有这样唱过歌了，好不容易找到一首会唱的，是叶倩文的《选择》。她的唱法和欣姐不同，不是很现代的流行音乐的唱腔，更像是一种吟唱。她一开口，莉莉姐就微红了眼眶，“她唱歌就像我妈妈一样。”
也正是颜姐的吟唱和清唱，那几首点唱机中没有的歌，才是我那一晚最爱的。她唱：“遥远的故乡高高的月亮，请你抬起头来看看那个星月光。”这是《凉山情歌》，台湾著名的林班歌，台湾少数民族劳工歌曲。五六十年代，大量台湾少数族群劳工离开家乡，到深山中从事林业相关工作，例如造林、开路等，工人们在山中住在一起，几个月才能回一次家，思乡之际，便唱歌抒发心情。这一批林班歌曲，是最早以汉语填词的台湾少数族群创作歌曲，因为各地人的语言不通，所以才用汉语填词，方便合唱，但曲调又糅合了各地传统歌谣的旋律。除了《凉山情歌》之外，这些林班歌还包括《牵牛哥》、《小米酒》、《情人的眼泪》、《可怜落魄人》等。颜姐会唱，是因为她也曾短暂地做过林班，吃过那个苦，所以也记得那个歌。
林班歌中也有台湾少数族群语言的歌曲，达悟语也有，颜姐也唱了一首。达悟语歌一出，在座的人都开始拍手，颜姐也一首接着一首，有的歌词忘了，莉莉姐和丹姐就拿起话筒加入。最后一首达悟语童谣《飞鱼之歌》，流传最久，全场都会唱，连我也能学会。歌词是：
tay yaro libangbang （收获满载的飞鱼啊）
nani tawaz ni yama （都是我爸爸捕的）
ko tey masarey （我是多么兴奋）
inawey no mangdey doa raraw （愿每一天都如此美好）
“这里是小兰屿噢！”唱完，丹姐笑了。
兰屿人以拼板舟捕捞飞鱼（资料图/图）
很快，夜就深了。我和颜姐还要搭火车回台北，不能再留。离开之前，我唱了整册歌本上我唯一会唱的歌，《梦醒时分》，也算稍微对得起姐姐们的招待。忙着吃喝聊天，关于我的名字怎么写，我来做什么，我对兰屿有多少认识，我都是在离开前才逮着空隙告诉姐姐们的。
在这场聚会之外，我还访问了兰屿的一位女纪录片导演和一位女咖啡师。我希望把这样的田野调查一直继续下去，希望了解她们的生命史，看到她们的困境、适应和生活之创造。颜姐没有孩子，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我，每次见面都给我带水果、饼干。下课后，她若是要去见朋友，总会要我陪她去忠孝复兴站的顺成蛋糕店买桂圆蛋糕，也总买给我吃。那是她初来台北时，最爱的蛋糕店。“甜甜的，以前在兰屿没有面包吃，就很喜欢呀。”她回忆着。只是现在她不能吃太多了，怕太甜太油，像每个都市白领女性一样。
颜姐还给我起了一个达悟语名字，叫 Si mivilang，希·弥飞浪，意思是会读书的人。我的达悟语学得不好，要成为真正的弥飞浪，路还很长。
（为保护采访对象隐私，文中人名皆为化名）
（本文首发于2019年1月14日南方人物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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