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下娃的“收获”——捉虫子

捉虫子

李直

有一天，我们约好了去榆树林子捉打瓜嗑儿。

打瓜嗑儿，是我们白沙梁人对一种昆虫的俗称。它浑身墨黑，状如黑豆，也有的地方称之为黑豆虫。它喜欢吃榆树嫩叶，也吃庄稼幼苗。是地地道道的害虫。

我们去捉它们，倒不因为它们是害虫，而是因为好玩。捉这种虫儿，得先爬上老榆树。胆子大的，爬得高些，胆子小的，爬得低些；胆子大的，站在树丫上，胆子小的，骑在树枝上；胆子大的，双手完全解放，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双手左右开弓，胆子小的，一手捉虫一手握枝，单手操练战战兢兢。更有胆子极小的，比如女孩儿，根本不敢爬树，只好站在树下仰望高处，干眼热。

那天，我们又遇上了老村长。

从某天开始————我们忘记了具体日期，老村长似乎加入了我们这个由孩子组成的群体。我们去哪里，他保证也在哪里。

在榆树林子里，我们看见了老村长。

老村长自然不敢上树，他在树下转悠。我们有意在他面前炫耀身手，夸张数倍的加快速度爬上树去。有的孩子更是达到了危险的边缘，不顾一切爬至树梢。在树下看，像只小老鸹。

打瓜嗑儿们没料到会有此变化。它们有的伏在树叶背面，有的趴在枝条上，有的吃有的睡。遭了这突如其来的摇撼，瞬间惊煌失措。有的奔跑，有的张翅欲飞。

捉这种东西很容易。只消大拇指食指并拢，上前一捏，就稳操胜券。捏住，翻转过来举到眼前，打量一番那几条细瘦的、虚张声势的腿，得意的将它装进玻璃瓶里。

小虫子落入瓶中，方觉大难临头。有的顺着瓶壁往上爬，两三下，便跌落下去；有的孤注一掷张翅就飞，刚刚腾空即撞上了障碍，复又掉落在同伴身上。

老村长从这棵树转悠到那棵树，看一会儿这个又盯一会儿那个，说，“我和你们这么大的时候，也能上树。”

“也能当村长。”有的孩子讥讽他。

“也能打鬼子。”有的孩子似在夸奖他。

“村长是真当了，打鬼子嘛，打不了多少，实际上一个也没打了。上树，我能，”老村长说，“沈家大院里的那棵歪脖子柳，咱白沙梁人，管它叫柳歪脖子，我就上去过，哪年都上几回。上去干啥？抓家雀儿轰老鸹呗。我可不和你们似的，小手小脚的，只敢抓打瓜嗑儿。”

说话的当儿，我们这些孩儿，都行动起来了。爬得高的，手疾眼快的，都抓了半瓶子了。他们站在高处的树丫上，晃着瓶子，摇得瓶子里的虫儿跌跌撞撞，人仰马翻。他们向老村长喊：

“看！”

“咋看也是虫子，”老村长说，“我上树，不抓虫子，碰上也不抓，爬手背上也不抓，全甩掉。我抓家雀儿，只抓黑嘴的老家贼，黄嘴小雀儿，不抓。”

“那，你抓住过几个？”有个站在树梢的孩子问。

“几个？那可不单是几个，好多，装这里头。”老村长指指自己的裤腰。

我们忙活着捉虫儿，没人在意老村长的吹牛。

那年月，榆树林子的打瓜嗑儿极多，似乎从来抓不完。无论什么时候（除了冬天）去，都会有满满的收获。

瓶子满了，我们便从树上溜下来。除了互相比比哪个瓶子大些小些，还要将瓶子里的虫儿分出些给那些胆小不敢爬树的。

这又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场景：两只玻璃瓶子，嘴对嘴扣上，上上下下左左右右的摇晃。那些黑色的小虫，便乱成一团挤在瓶颈处，稀稀拉拉的掉落到空瓶子里。

“我也把家雀儿分给沈家小少爷，有时全给他们，我一个也不留。”老村长说。老村长还特特指明，沈家小少爷，一共四个，沈鸿喜，沈鸿福，沈鸿寿，沈鸿禄。现在都活着，年纪和他不相上下。这四个人，我们也都认识，住在村子西头，四个白胡子老头。

“我这么着给他们分，”老村长说着，两只手比划起来。他的右手自裤腰处摸索一下，做出伸进去的状貌，然后半握拳举起来，似乎那手中真攥着一个什么东西，再递出去，手一松，手掌张开。如此重复四次。

就在这当儿，我们把虫儿分派得差不多了。

不敢上树的那些胆小的孩子，也都得了半瓶或小半瓶或一瓶底儿，欢欢喜喜的回家去了。

“老沈家的四个小少爷，拿了家雀儿，像得了珍宝似的。他们给我好吃的，洋糖，白的，雪一样白。甜，比冰糖还甜，日本人给的。”老村长说。

我们没吃过洋糖，我们只吃过棕黑的牛屎糖。我们问他，洋糖和牛屎糖，哪种甜？

“洋糖甜呗。”老村长说，“啥糖也比不过洋糖。”

“你吃了洋糖，还说洋糖甜，你敢说你不是汉奸？”我们中间，特别是那几个年纪稍大一点的孩子，如此反诘老村长。

“话可不能这么说，”老村长振振有词，“八路军抢了日本鬼子的三八大盖，夺了歪把子机枪，缴获了王八盒子，也都当宝贝似的，反过手来就使它打鬼子。”

我们听了，也觉得有道理。

捉来的打瓜嗑儿，主要是喂鸡。据说，母鸡吃了这东西，下蛋双黄。于是，进了自家院儿，我们便都像扬着一面旗帜似的，举着手中的玻璃瓶子，咕咕咕的把鸡喊过来。

其实，我们白沙梁的鸡，无论大小雌雄，早已对此了然于心。它们见一个十来岁的孩儿举着玻璃瓶子进院，便预知了内中的一切，不待呼叫，就扑拉拉嘎达达的跑过来，围在我们脚边。

预先交待一句，那时节，我们白沙梁的鸡，全是乡民们自己孵的，颜色五花八门，品种五花八门，甚至，有时，鸭、鹅也杂于其间，鸡雏破壳，鹅鸭也随后出壳。因此，老母鸡带领的，是一支由各类家禽组成的杂牌军队，有时还是水陆双栖的呢。只是我们村里的那几十户人家，不曾有人突发奇想将鹰的蛋、乌鸦的蛋、花喜鹊的蛋也塞入老母鸡的腹下，若有这么一户，怕是老母鸡身后的杂牌军里，兼有“空军”的成分呢。

白的黑的花的公鸡母鸡们，全盯紧了我们手中的玻璃瓶子。它们跳着叫着扑打着翅膀，那种欢愉和焦急，不亚于小孩子们终于盼来了属于自己的节日。我们呢，则把瓶子举过头，底朝天，嘴向下，把打瓜嗑儿倒出来。

那是一阵子疯抢。鸡们大叫着，腾飞着，甚至踩上了同伴的背和颈。抢到的，啄起，伸长脖子咽下；抢不到的，差点就要去人家的口中夺食了。如果哪只虫儿在掉落过程中张翅欲飞，便马上有一只或几只鸡展翅升至半空，迅疾将其擒拿。我们敢拍胸脯保证，所有的捉来的打瓜嗑儿，全入了鸡口，无一逃逸。

这样的日子，无一例外的，无论是爬树的还是没爬树的，无论是亲手捉拿还是从别人手中分得几个的，凡带小虫儿回家的孩子，都会得到褒奖，并且允诺“下了双黄蛋煮了给你吃”。也可能没有双黄蛋下出来，也可能人们忘记了允诺，我们中的哪一个，都不曾吃到过煮鸡蛋。所有的鸡蛋，有的卖给了大声吆喝着走街串巷的小贩，有的在人来客去时炒了招待客人，有的煮给生病的人增加营养。由于我们这些孩童不得陪客人上桌也不曾生病，故尝不到鸡蛋的味道。

鸡们吃光了虫儿，便做鸟兽散————其实它们原本就是鸟，吃饱了自然就散了。但我们的亲人们，祖父祖母，爸爸妈妈，哥哥姐姐，叔叔姑姑，抑或弟弟妹妹，还会在已空寂下来的现场停留一会儿。人们会兴致勃勃地议论刚才的那场“争虫大战”。令人惊异的，是人们精细的观察和精确的表达。比如“白公鸡”飞窜半空叨住了一只已欲飞走的虫儿；比如“菇菇头”潜在群鸡脚下觅得一只踩得或吓得半死的虫儿；比如“没尾巴”撇开群鸡，奋力追上了一只几欲逃脱的虫儿……因为各户人家的鸡，都是有限的数目，故所有的鸡，也就都被命了名，这样无疑方便了观察和描摹。

据说，那天，老村长进家，也有人问他“干啥去了”，他答“上榆树林子了”；又问“上那儿干啥，闲蹓跶”，他答“看孩儿们抓打瓜嗑”。话说到此，家人笑而不言了。老村长见问者不再有下话，就说，“看见孩儿们抓虫儿，想起了小时候抓家雀儿，差不多都给了沈家小少爷”。见人们都不接言，他又说，“我这眼神不济，手脚不灵，看不着，抓不住，要不，我也能抓半瓶子。”

人们依旧不接这个茬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