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我们去巴黎！”上世纪50年代，居住在革命山庄的美国中产家庭女主人爱博，这样对自己的丈夫弗兰克说到。她希望可以踏上救赎梦想与爱情、逃脱庸常与乏味的“革命之路”。
《革命之路》（Revolutionary Road）也被视为是《泰坦尼克号》中杰克和萝丝爱情的另一种可能。爱博曾经满怀梦想、渴望着成为演员，她的丈夫也曾经是一位雄心勃勃的年轻人，他们育有两个孩子，是别人眼中的模范夫妇。但生活显然没有那么简单，庸常的现实生活将他们牢牢困住——重复的家务活、无聊的工作，还有婚姻中的摩擦和争吵，这一切让人心烦意乱……
话剧版《革命之路》由沙溢、胡可领衔主演。
这个故事首次出版于1961年，《革命之路》是美国小说家查理德·耶茨的处女作，也是他最广为人知的作品，曾获得过国家图书奖提名，2005年又被《时代》周刊评为“百大英语经典小说之一”。耶茨被认为是“被遗忘的最优秀的美国作家”，“焦虑时代的伟大作家”，也是美国上世纪三十年代至六十年代的代言人。耶茨在世期间，从未有一部作品销量超过12000册，他虽然在同行中深受尊敬。直到去世九年后，才为大众所接受。而这一切恰恰说明，这部作品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
《革命之路》，【美】理查德·耶茨 著，侯小翊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3月版。
在相继推出了小说，和经由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之后，由沙溢、胡可领衔主演的话剧版《革命之路》，将于8月14日至16日在国家大剧院戏剧场上演。近日，该剧的导演、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主任姜涛、知名影评人周黎明、同名小说中文版译者侯小翊、编剧田晓威和出品人汪鹏飞在77剧场举行了“从小说、电影到舞台——话剧《革命之路》多元艺术漫谈”，探讨这部作品对当下社会的赋能与思考。
“从小说、电影到舞台——话剧《革命之路》多元艺术漫谈”活动现场。
二十年前的中国，理解不了《革命之路》
《革命之路》首次出版于1961年，根据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则上映于2008年，由萨姆·门德斯执导，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和凯特·温斯莱特联袂主演。与小说获得的诸多赞誉一样，这部影片最终获得了三项奥斯卡提名及四项金球奖提名，同时，凯特·温斯莱特凭该片一举摘得第66届金球奖电影类最佳女主角。
电影版《革命之路》剧照。
但是，今天的我们为什么要看《革命之路》？毕竟，这是一个发生在半个多世纪以前的美国故事。
身为影评人的周黎明注意到，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美国，其实跟中国当下有着很密切的关联——当经济到达一定水准，解决了温饱问题以后，人们会追求更加个人化的理想。这个时候，中产阶级曾经带给人们的物质上的优越，会慢慢变成某种制约。周黎明说，这种感觉类似于今天的我们，如果一对有孩子的中产阶级夫妻突然把北上广的房子卖了，去从未去过的丽江、大理开客栈，“你的邻居朋友会怎么看你？”
这种体验，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也许并不新鲜，但在当时的美国，在当年小说出版的时候，还很超前。周黎明说，当时的美国，整个社会的幸福指数虽然很高，但在中产阶级中已经出现了*动——觉得物质并不能够满足所有的追求。查理德·耶茨准确把握到了这一点，而这正是与我们当下的关联，“他的故事与这些人物有共鸣，这是我非常期待话剧版的原因。”
周黎明说，如果将《革命之路》这个故事放在二十年前的中国，可能多数人都理解不了，只能把它当成外国的东西来欣赏，但对于生活在当下的我们来说，却非常容易代入。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这部作品出版五十多年后的今天，探讨两位主人公婚姻关系之外的社会意义，是《革命之路》真正可以带给我们的东西。
是否要对这部作品进行本土化改编，是编剧田晓威最为纠结的地方，但在挣扎、争论之后，他决定保留小说的原貌：一方面是因为真的被小说所打动，不想去改变它；另一方面，小说虽然说的是美国的故事，但对于现在的中国读者来说，却有着强烈的共鸣和共性，“这个时候，将一个美国故事，为观众保留一份适当的距离感，反而会让观看人有一种‘理性的安全感’，观看的人也许会更冷静、更敏感地去接收到小说里面写到的东西。”
编剧田晓威。
重新审视生活，每个人都该有改变自己的勇气
姜涛是话剧版《革命之路》的导演，在拿到剧本之后，他认真观看了电影，阅读了小说。这部作品，让他想到契诃夫的《三姊妹》。《三姊妹》在国内上演过很多次，这是一个伴随着纠结的过程，“总是纠结让他们靠近我们？还是我们靠近他们？总是有让作品靠近我们的愿望，但是（最终）还是让我们靠近他们。”
“个人的愿望诉求精神世界的丰富。”对比两部作品的异同，姜涛说，《三姊妹》作品里面描写的是俄国的上层贵族的后代，主要人物娥尔加、玛霞和伊丽娜姐妹都精通好几种外语，但在小镇之中，会多门外语是一种奢侈，所以她们会对自己所处的世界有不满，有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的追求和渴望。
而《革命之路》与《三姊妹》有很大不同，写的是普通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夫妇，生活得很幸福，有两个孩子，买了独栋的房子。这样的人群，在今天的中国也不少见，正是这群人，开始对当下的生活有了一种重新审视，想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生活。
话剧《三姊妹》演出照。
除此之外，这部作品还揭示出了生活的残酷性。姜涛说，小说中的人物有很多，但最终翻译挑选出了其中三对夫妇作为主要人物：其中一对是由沙溢和胡可扮演的费兰克夫妇；还有一对中年夫妇，男人类似于“中年油腻男”，虽然夫妻二人似乎亲密无间，实际上，男人心里还有另外一个女性——自己的女邻居爱博；最后一对是老年夫妻。
姜涛喜欢在作品里不动声色的展现出生活残酷的一面，即便在艺术中看到残酷可能不那么尽如人愿。“三对夫妻心里都有同样的地方，就是向往未知的远方，这是每一个成熟的人，一个成熟的人群，一个成熟的时代，人们内心深处经常会出现的一种声音，是这样的一种感觉。”
为什么要叫《革命之路》？我们又应该怎么理解其中的“革命”二字呢？
最为直观的理由，当然是因为这个故事发生在美国12号公路旁边的小镇之上，在这个小镇之中，有一条路叫作“革命路”。但侯小翊认为，“革命”二字在地理上的地名之外，还指心理上的革命。周黎明补充说：“这里面的女主角是理想主义者，她相当演员不是很成功，她对中产阶级的生活不满想挣脱出去，这是她内心的革命。”
电影版《革命之路》剧照。
“革命这个词语之中本身就有变革、改变和追求的意思。”在《革命之路》的同名电影上映后，香港版被起名为《浮生路》，台湾版则被起名为《真爱旅程》，这两个名字当然更为符合故事的风格，但姜涛依然选择了《革命之路》。
在故事中，以爱博为首的女主角，希望改变自己碌碌无为的生活困境，希望去追求更好的生活，而这个名字，很好的概括了故事的线索，“我们保留这样的名字，也是希望大家知道，其实我们每个人都该有改变自己的勇气。 ”
这个故事并不反婚姻，平庸才是其中最大的敌人
在讲述美国中产阶级故事的同时，又该如何避免它变成一种无病*呢？在姜涛看来，他也同样反感中产阶级的无病*，但在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需要去理解他们。这是因为，在中产阶级已经实现了经济上的独立和成熟，而这使得他们更早意识到对精神世界的追求。姜涛说，这当然并不意味着没有达到这个经济水平的人在精神世界就没有追求，“每个人心里，都有他对于未来更美好生活的向往。”
姜涛注意到，在过去，戏剧表演的主要对象往往是神、贵族、国王等，那么，为什么在演莎士比亚戏剧的时候，像普通的马夫这样的底层人民也会去看呢？一方面当然是因为他们希望通过一种通俗的方式去了解国王的生活，比如他有几个妃子，后宫那么多人应该如何安排？
但在另外一方面，国王的戏中也有夫妻之间的矛盾、争斗，也有遗产、巧克力和红烧肉，包括王冠应该传给谁，这些都是人性共通的东西。从这个角度讲，姜涛认为，这正是《革命之路》可以引发更多人共鸣的地方——他们想去巴黎，他们周围所有人对于他们去巴黎的态度。
在小说和电影当中，故事的结局都非常悲伤，但侯小翊认为，平庸才是其中最大的敌人，“这个故事不是反婚姻的，我觉得这个故事是反平庸的。”
这是一部关注女性，以女性为主线的作品吗？侯小翊从旁观的角度出发，认为作者查理德·耶茨当然很关注社会、很关注女性，“他想呈现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一种追求的态度”。侯小翊说，故事发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到六十年代，在经历了经济萧条期以后，美国经济开始进入近现代历史中非常好的时期，黑人和女性的地位都有了更高的设定，“在整部作品之中，表现男性的部分会稍多，但更多的却是用男性来体现女性的内心。”
侯小翊发现，如果比较中美历史，会发现中国传统观念中男尊女卑要深得多，但在文艺作品中却“阴胜阳衰”。侯小翊以《梁山伯与祝英台》、《花木兰》、《卧虎藏龙》等作品为例，他们的作者虽然是男性，创作出来的女性却非常有光彩，“《花木兰》被迪斯尼带到了世界。我觉得这个故事真谛不在于她女扮男妆，而在于花木兰做到了大部分男人做不到的事情，但是她同时保留了女性的魅力，她最动人的场景，就是她回来以后穿女装的样子。《花木兰》里面表现的女性观点超过西方所有人的观点：她不是让女性变成男人，她说，男人做到的事情女人一样可以做到，而且可以做的更好。”
迪士尼动画版《花木兰》中的花木兰。
侯小翊认为，文艺家和哲学家、政治家不同，不应该以一种居高临下姿态来看女性，“生活中是什么样你就塑造成什么样子……本身爱博的角色有一点点神经病，但是这种神经病是很真实的，他捕捉到了那个时代的真相，我觉得这就是他的价值。”
记者：何安安
编辑：董牧孜
校对：薛京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