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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狼时代
1152年，英格兰国王斯蒂芬决定处死一个5岁的男孩。这个名叫威廉·马歇尔的男孩没有犯罪，他是为担保他父亲所说的话而作为一名人质扣押在国王手中的，那时这个王国正处于内战时期，不断上演着权力、政治的大博弈，而这个男孩不过是其中的一个棋子。当威廉的父亲毫不迟疑地违背了他对国王的誓言，并且宣称“他不在乎这个孩子，因为他还有锤子、铁砧，能造出甚至更好的货色来”时，斯蒂芬勃然大怒。气头上的国王下令把那个孩子“抓住并送上绞刑架吊死”，年幼的威廉就这样被带去面对自己的命运。
在他漫长的一生中，威廉·马歇尔似乎从未忘记这极具戏剧性的一幕。这或许是他最早的童年记忆。尽管威廉后来功成名就，甚至被称为“世上最伟大的骑士”，但在这一切的开端，这个男孩被自己的父亲抛弃、被自己的国王下令处死。那么，为什么年幼的威廉会被置于如此危险的境地？他又是如何活下来的呢？
“纷争与失序”之地
1147年左右，威廉·马歇尔出生在英格兰，那是一个动荡的年代。这个王国陷入了一场长达15年的毁灭性冲突之中：斯蒂芬国王正在奋力抵抗他的表妹玛蒂尔达皇后夺取政权的企图。双方对王位的申索都非常站得住脚，于是国家分成了两派，逐渐走向无政府状态。一位中世纪的编年史家描述这个时期“充满了纷争［与］失序”，英格兰“饱受战争之苦……这片土地上的法律无人在意”。锦绣山河满目疮痍，已经到了“走一整天的路”却只能看到空无一人的村庄和荒芜的土地的地步。在这片荒凉之中，“可怜的人饿死了”。一个同时代人承认，在这些年里，许多人“公开说基督和他的圣徒们都睡着了”。
然而，尽管这个时代充满了混乱和恐怖，还是有一些人在内战中兴旺发达起来。随着王权的瓦解，地方军阀给许多地区强加了某种表面上的秩序，而这种权力经常被掠夺者和不择手段的人滥用。威廉的父亲约翰·马歇尔就是其中之一，他是一个出身中等阶层的贵族，领地集中在英格兰的西南部。约翰生来不是英国人（或盎格鲁-撒克逊人），而是一个讲法语的诺曼人。早在公元10世纪，他的维京祖先们——当时被称为Northmen（意为“北方来的人”）——在法国北部的一个地区定居，此地后来被称为“诺曼底”（字面意思为“北方来的人的土地”）。他们接受了新家园的一些习俗，甚至取了法兰克人的名字，但他们依然好战、渴望攻占土地。1066年，诺曼人在他们的首领诺曼底公爵威廉（“征服者”威廉）的带领下，渡过英吉利海峡入侵英格兰，在黑斯廷斯（Hastings）取得令人惊叹的胜利。这一战让短命的盎格鲁-撒克逊末代国王哈罗德·戈德温森（Harold Godwinson）连同他统治下的贵族精英们横尸沙场。此后，威廉登上了英格兰的王位，同时还控制着诺曼底。一个盎格鲁-诺曼王国建立起来，而威廉·马歇尔就是在这个跨海峡的世界中长大的。
在某些方面，1066年标志着与过去的重大决裂。“征服者”威廉创立了一个全新而长久的王朝，英格兰的“本土”居民忽然间发现自己成了外国侵略者的臣民。国王威廉一世将海峡以北的土地分给了约150名诺曼军阀和官员；他们一起用暴力平定了王国，还建造了一个由壮观的城堡组成的庞大网络，以确保他们握有权威。约翰·马歇尔的父亲吉尔伯特·吉法德（Gilbert Giffard，字面意思是“面颊鼓起的吉尔伯特”）也是这些早期诺曼定居者中的一员，他们是在第一波征服期间或之后来到英格兰的。 1086年，威廉一世对土地所有权进行《末日审判书》大调查时，吉尔伯特的领土在威尔特郡西部。他还担任了王室大元帅（royal master-mashal）一职，这是一个古老的军事职位，传统上负责照顾看护国王的马匹，随着时间的推移，该职位发展成为一个行政职位，主要负责宫廷的日常运转。
若是考虑到当时的历史背景，诺曼人的到来并非像乍看上去那样令人反感。在更晚的时代，不列颠将被视为一个不可征服的岛国：威廉·莎士比亚所谓的不可侵犯的“统于一尊的岛屿”（Sceptre’d isle）...
诺曼人对英格兰的殖民是非常成功的。“征服者”和他的追随者得到的是一片富饶的土地，以其自然资源闻名，开采时机也成熟了。11世纪末时，尽管超过三分之一的不列颠群岛仍然密布着森林，但英格兰有超过700万英亩的耕地，主要由大约250万的农村人口照料。在一段时间的气候变化中，平均气温上升了约1摄氏度，农业产量因此有所增加（英格兰中部甚至可以种植葡萄了）。至少对统治精英而言，这是个富足的时代。在1087年威廉国王去世后，他的两个儿子威廉·鲁夫斯（1087—1100年在位）及亨利一世（1100—1135年在位）相继继位，因此表面上的政治连续性也得到了实现。
正是在亨利一世统治时期，约翰·马歇尔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逐渐积累了地位、土地和财富。到1130年时，约翰20多岁了，继承了大元帅的职位，为了得到这项特权，他要向国王支付40银马克——鉴于那个时候年收入15马克左右便可以让一个贵族过上相当舒适的生活，这是一笔相当大的费用。这个职位本身并没有多大权力，却使约翰成为国王的家户中最重要的官员之一。他手下有4名副元帅、1队王室传令官、王室帐篷管理专员，甚至还包括王室壁炉主管。更重要的是，约翰有一定的机会接触国王及其主要贵族，这使他能够讨好上层并获得赏赐。他在王室宫殿和温切斯特的城堡附近有不少房屋，在英格兰西南部还有些零星分布的土地；但是他最珍贵的家族地产是今日我们所谓的汉普斯特德·马歇尔（Hamstead Marshall），位于肯尼特河谷的一片翠绿地带，接近伯克郡和威尔特郡的交界。就在这个时期，约翰和未成年的威尔特郡女继承人阿德丽娜（Adelina）有了一段体面的婚姻，他们育有二子：吉尔伯特及沃尔特。到此为止，他的成就并不显著，前进的步伐走走停停。但约翰·马歇尔的时代即将来临，因为王国的和平已经开始动摇了。
堕入混乱
1120年11月25日的夜晚，英格兰王位继承人17岁的威廉·阿德林（William Ætheling）举办了一场喧闹的酒会。一群年轻、富有的贵族和他一起登上了一艘漂亮的新船——白船，停泊在诺曼底巴夫勒尔港里。这些醉酒狂欢者里的著名人物有威廉的异母同胞理查及佩尔什的玛蒂尔达（Matilda of Perche）女伯爵，还有他的表兄布卢瓦的斯蒂芬（数十年后下令处死威廉·马歇尔的那个人）。酒过三巡，就连船夫和桨手都参与进来，船上醉醺醺的人们欢声笑语，年轻人们绽放着青春活力。当一群神职人员来到这里给船洒圣水赐福时，船上的人对他们轻蔑地大吼大叫、嘲笑戏谑，把他们赶走了。同一天的早些时候，威廉的父亲英格兰国王亨利一世从巴夫勒尔启航，打算横渡英吉利海峡。白船上这时出现了喧闹的呼声，要求进行一场比赛。想必这样一艘光滑的小船肯定能超过国王，更早抵达英格兰海岸？在众人匆忙准备正要出发之际，一些人似乎觉得这是个愚蠢的主意而下了船，其中就有布卢瓦的斯蒂芬，表面上的理由是自己深受腹泻折磨。这个时代伟大的编年史家马姆斯伯里的威廉（William of Malmesbury）描绘了这艘挤满人的白船如何“驶离海岸，尽管天色已黑”，并形容“她比射出去的箭还要轻快，滑过深海波光粼粼的水面”。
仅仅数分钟后，一场大灾难袭来。喝得醉醺醺的舵手一时疏忽，没有找对驶出天然港口的航线，王子的白船以极快的速度撞上了退潮时露出来的一块凸起的岩石上。右舷的两块木板撞碎了，白船开始进水。在随后到来的混乱中，威廉·阿德林被塞进一艘划艇，准备驶向岸边脱险；但是他听到了玛蒂尔达绝望的哀号，这促使他掉头返回，尝试救援。但在靠近正在沉没的白船时，威廉的小艇很快被水中的求救者爬满并倾覆。年轻的王子和他的朋友们全部淹死，正如马姆斯伯里的威廉所说的，“葬身深海”。
后来有人说，白船的船长托马斯·菲茨斯蒂芬（Thomas FitzStephen）起初设法游离了沉船。但是当他发现他的王室乘客已经丧命时，他也自裁淹死在了冰冷的海水中。只有两个人在这场灾难最初的恐怖中幸存了下来，他们抓着白船的桅杆爬到了桁端：一位是一个小贵族，埃姆子爵的儿子若弗鲁瓦，另一位是一个来自鲁昂的屠夫，名叫贝罗尔德（Berold）。当他们下面的那片惊慌失措的尖叫声最终平息下来时，两个人都挣扎着紧紧抓住救命木杆。数个小时过去。晴朗的夜晚严寒袭人，最终若弗鲁瓦松手沉入水中，被大海吞没。贝罗尔德穿着一件平民的羊皮袄，坚持到了天亮，被渔夫救了回来，成了唯一能讲述这场灾难的幸存者。
马姆斯伯里的威廉将得出如下结论：“没有一艘船曾给英国带来如此多的苦难；世界历史中不曾有第二艘船如此臭名昭著。”这一充满恐惧的声明来自痛苦的亲身经历，因为这位编年史家在随后的数十年中目睹了亨利一世稳定统治的结束、英国陷入了混乱。马姆斯伯里的威廉认为，所有这一切都可以追溯到威廉·阿德林那突然且不合时宜的死亡。白船沉没事件之所以后果惨痛，是因为亨利一世唯一合法的男性继承人就此殒命。国王本来在生育后代上不存在问题，他是20多个孩子的父亲，而且以性欲旺盛著称，以至于一个同时代的人称他“抵不住女性的诱惑”。尽管有两个孩子在白船事件中丧生，许多国王的非婚生子嗣却飞黄腾达，其中最主要的是他最年长的私生子罗贝尔，他被赐予格洛斯特伯爵爵位。
但是罗贝尔继承英格兰王位的可能性并不大。私生子身份并不总是继承王位和获取权力道路上的障碍。亨利一世自身的父亲“征服者”威廉就是一个私生子，但依然成为诺曼底公爵，并于1066年成了英格兰的受膏君主。然而，近几十年来，不断改革的教会试图收紧对婚姻的限制，证明合法继承人身份成了头等大事。亨利一世与苏格兰的伊迪丝（Edith of Scotland，她的血统可以追溯到威塞克斯王朝的盎格鲁-撒克逊国王）的结合只生下一个男孩威廉及一个女孩玛蒂尔达，而国王把他实现王位和平继承的宏伟梦想倾注在了前者身上。年轻的威廉有了古老的盎格鲁-撒克逊头衔“阿德林”（意为“高贵者”），以表明他的王室血统及指定继承人的地位。他将成为最终统一了诺曼底和盎格鲁-撒克逊英格兰的血统的国王。
然而这些计划随着白船沉没、威廉溺亡而彻底失效。尽管如此，当67岁的亨利一世于1135年12月1日与世长辞后，英格兰并不必然会卷入内战的旋涡。尽管乍看上去如此，但英格兰过往的王位继承并不是清晰、不受质疑的，而且也没有长子继承王位的固定传统。英格兰近来的国王实际上是靠武力和快速行动登上王位的，而不是无懈可击的继承权。亨利一世自己也是从哥哥“短袜”罗贝尔（Robert Curthose）手中偷走了英格兰和诺曼底，然后立即将哥哥囚禁了起来，后者最好的30年就是在监狱中度过的。实际上，直到13世纪初，英格兰王位才由长子继承，而且即便如此，这一过程依然令人担忧且变数极大。威廉·阿德林若是继承了王位，本来应该能打破这一模式，而由他的死引发的一系列事件就有可能会停止。真正的问题是，1135年后，两位主要的王位申索者都没有足够的力量或王国的持续支持，以确保对英格兰实行长久的统治。
王位申索者
其中一位候选人是亨利一世唯一健在的合法子女，性格强硬且野心勃勃的女儿玛蒂尔达。白船事件后，国王最终转向了她，在1127年宣布玛蒂尔达为他的继承人，1131年再次确认，并迫使他的主要贵族们发誓承认她的权利。但在中世纪世界中，权力和军事力量是密不可分的。这是个武士为王的时代，君主被期待着亲自领导和指挥军队，因此，单单是玛蒂尔达的性别这个简单的事实就是一个重大的障碍，尽管并不是无法克服的。在许多盎格鲁-诺曼贵族看来，她还是个外人。她在年轻时就嫁给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五世，在皇室宫廷里长大，说着流利的德语，学习另一个国度的礼仪和习俗。尽管这次婚姻给玛蒂尔达带来了“皇后”的头衔，但是并没有使她产下子嗣。
玛蒂尔达的第二任丈夫是风流时尚的安茹伯爵“美男子”若弗鲁瓦（Geoffrey‘le Bel’），这段婚姻是严格意义上的政治结合，尽管这对夫妇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生下了3个儿子，但许多人并不看好他们的结合。安茹是诺曼底的长期敌手，安茹人向来被视为野蛮狡诈之辈，病态地热爱盲目的暴力和贪婪的掠夺。因此，玛蒂尔达在1135年需要竭力强调她对英格兰的申索权也就不足为奇了。她仍是一个陌生的皇后，受到性别的阻碍，又和一个安茹人有牵连，人们怀疑后者极有可能试图将王位据为己有。玛蒂尔达的父亲去世的时机也对她极为不利，因为那时她怀着第三个孩子，刚刚8周左右。
皇后玛蒂尔达的申索受到了一位基本不知名的候选人——布卢瓦的斯蒂芬——的排挤。和表妹玛蒂尔达一样，斯蒂芬是“征服者”威廉的孙辈，但他的血统来自女性一脉。他的母亲是令人生畏的布卢瓦的阿德拉（Adela of Blois），“征服者”的女儿、亨利一世的妹妹；她是一位罕见的出色女性，真正能在男人的世界中行使权力。她的丈夫随着十字军东征死在了圣地，在那之后，阿德拉想方设法为自己幸存的儿子们寻找出路。1113年，较小的儿子斯蒂芬被送到舅舅亨利一世的宫廷，他在那里被授予莫尔坦伯国（在诺曼底西南部）及英格兰的额外土地。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斯蒂芬飞黄腾达，积累了支持和影响力，不断获封新的领地。当斯蒂芬在1120年侥幸逃过白船之劫时，他已经是盎格鲁-诺曼贵族中的主要成员。在亨利一世的主持下，斯蒂芬与布洛涅伯国（位于法国东北部，当时是英格兰最有价值的贸易伙伴之一）富有的女继承人喜结连理，斯蒂芬的地位进一步提高了。尽管如此，似乎没有人能料到他在1135年会对王位提出严肃的申索。毕竟，斯蒂芬曾是1127年第一批宣誓维护他的表妹玛蒂尔达皇后的权利的贵族之一。
当12月1日亨利一世去世的时候，曾经的承诺被抛诸脑后。斯蒂芬效仿刚过世的舅舅，决心为自己夺取王位。他闪电般地立即从布洛涅渡过海峡抵达伦敦，获得了英格兰这座商业之都的支持，很可能是以商业特权交换的。接着他又火速赶到温切斯特，这里是古老的英格兰王权所在地，他的弟弟布卢瓦的亨利（Henry of Blois）于1129年成了那里的主教。在弟弟的默许下，斯蒂芬得以控制了王室金库，之后还说服了英格兰教会首领坎特伯雷大主教于12月22日为他主持加冕涂油礼。1136年伊始，有关这次突然夺权的流言传遍了英格兰和诺曼底。对许多人而言，斯蒂芬的地位一定看起来是不可置疑的。在同时代人的眼中，他已经不再是一个平凡的人，而是通过神圣仪式变成了上帝在人间选中的代言人。或许有人会质疑斯蒂芬登上王位的途径，然而一旦他经历了由教会正式主持的加冕典礼，他就毫无疑问地是英格兰的合法国王了。玛蒂尔达皇后看起来回天无望了。甚至连她的主要支持者、同父异母弟弟格洛斯特伯爵罗贝尔（亨利一世的私生子），也被迫勉强承认斯蒂芬是新国王。
起初，约翰·马歇尔也毫无保留地支持斯蒂芬；到1138年时，这种忠诚的表现为约翰赢得了一个重要的职务：马尔伯勒城堡的堡主。该城堡是英格兰西南部战略地位最为重要的据点之一，控制着伦敦和布里斯托尔之间的东西主干道，而且还管辖着威尔特郡北部开阔、起伏的丘陵地带。堡主一职不是永久的赠予或礼物，它只是授权约翰看管这座王室城堡而已。尽管如此，这一职位使他成为该地区的重要人物之一，并很快就拥有了更多的机会。
斯蒂芬国王的统治
这位最终将会决定威廉·马歇尔的生死的国王，就这样自1135年开始掌权。如果斯蒂芬有更为强悍的性格，这位新国王最初所展现出来的力量很可能会保持下去。他的祖先们——从亨利一世到“征服者”威廉——都是靠强力而不是不能让与的权利夺取并保有权力的。诚然，斯蒂芬确实有着雄心壮志和行动力，而且在战场上也将证明是称职的，但在其他方面他缺乏必要的素质，这一点很快就变得明显起来了。12世纪末的廷臣兼评论者沃尔特·马普（Walter Map）在回顾过往时曾形容斯蒂芬“在战场上功夫了得，但是其他方面简直是个傻瓜”，并补充说，他“有作恶的倾向”，而对马姆斯伯里的威廉来说，“他是一个行动派，但行事鲁莽”。事实是，成功的中世纪国王在对待他们的臣民时要在一定程度的无情和权宜的慷慨之间把握好平衡——这两点斯蒂芬都做不到。
斯蒂芬的魄力在1136年夏受到了真正的考验，当时英格兰西南部爆发了一场小规模叛乱。斯蒂芬迅速采取行动遏制叛乱，对藏匿在埃克塞特城堡中的不满分子发起了严密围攻。3个月后，抵抗失败，叛军只好投降。所有人都认为这些反叛者将面临严酷的惩罚，从没收土地和监禁到致残甚至处死。在类似的情况下，国王亨利一世绝对会毫不留情。同时代人称亨利一世为“不忠之徒的死敌”，对于对手和敌人，亨利乐于使用可怕的刑罚，比如剜眼及阉割；尽管如此，这种令人厌恶的手段使他被尊称为“正义之狮”。
斯蒂芬国王对这等无情的暴行缺乏兴趣。按照格洛斯特的罗贝尔的建议——他肯定知道自己在鼓励斯蒂芬削弱国王的权威——国王在埃克塞特展现出了惊人的宽容：所有叛乱者都被允许带着财产毫发无损地自由离开。大多数人认为这是软弱的表现，从那以后，人们严重质疑斯蒂芬的能力，因为很明显，人们可以在不担心受到全面报复的情况下对这位国王发起挑战。一位编年史家指出，斯蒂芬很快获得了令人烦恼的名声：“一个不会施行法律的全部惩罚的温和的人。”1138年夏，格洛斯特的罗贝尔感到有足够的信心自己发起叛乱，公开声称支持自己同父异母的姐姐玛蒂尔达皇后的事业。
当斯蒂芬对权力的控制动摇时，玛蒂尔达皇后变得大胆起来。她在1135年时对王位提出申索，遭到所有人的嘲笑，此时她再度提出；1139年她渡过英吉利海峡，和格洛斯特伯爵一起在布里斯托尔建立了一个军事基地。从现在开始，王国大致沿着中线分裂，支持国王一方的中心地带在东南部，玛蒂尔达和罗贝尓伯爵则控制了西南部。
内 战
接下来的14年中，整个王国被一场棘手的自相残*的破坏性冲突所蹂躏，双方都证明没有能力取得全面胜利。斯蒂芬紧握不放他作为英格兰受膏君主的地位，但他在统治期间的软弱和天生的无能已经暴露出来。与此同时，尽管玛蒂尔达的血统表明她在法律上有权统治，但她的性别和婚姻仍然是个问题，而她的傲慢和专横似乎使她在英格兰疏远了很多人，这进一步破坏了她的前途。斯蒂芬和玛蒂尔达之间错综复杂的斗争的特点是，双方的命运都几度大起大落，其间夹杂着不屈不挠和愚蠢行为。这也为像具有约翰·马歇尔这般性格、气质和野心的人提供了多方面的机会。当冲突爆发时，他位于利用冲突的理想位置，他在英格兰西南部的领地夹在两个阵营中间，经常利用一方反抗另一方。
《威廉·马歇尔传》对这一时期做了较为详细的描述，但其叙述有时含混不清，总是偏向约翰·马歇尔。他被描绘为一个“彬彬有礼、睿智和值得尊敬的人”，而且是“一个勇敢、值得信赖的骑士”；这正是其他勇士可能乐于追随的那种慷慨而令人钦佩的人物，尽管“他不是伯爵也不是贵族，没有巨额财富”。事实上，约翰的忠诚可能相当可疑，特别是在内战的早期阶段，但是《威廉·马歇尔传》的作者却坚持认为，从一开始，“这位值得尊敬的马歇尔就完全把他的命运托付给了合法的继承人”玛蒂尔达。
有时，传记把约翰的重要性夸大到了令人捧腹的地步。根据作者的说法，内战期间，“斯蒂芬国王吃了败仗”，主要是因为约翰选择支持玛蒂尔达皇后，而且，约翰“在天下既定之前……为她参加过无数的大小战役……经历了许多考验和磨难”。事实上，在整个斗争的宏伟规划中，马歇尔家族仍然相对无足轻重，不过这样的夸大表述到底是来自威廉·马歇尔本人的个人回忆，还是他的传记作者有意给威廉的祖上贴金，我们已经不可能弄清楚了。
《威廉·马歇尔传》中记载了一个表现约翰的英勇的具有戏剧性的故事，无疑带有一种老掉牙的家族传说的味道，把一系列的事实和虚构编织在了一起。这一幕是在1141年的一场重大危机的背景下发生的。在这一年里的短暂数月中，玛蒂尔达的派系似乎马上就要取得胜利：在林肯郊外的一次小规模战斗中，斯蒂芬被俘。国王屈辱地被带到了布里斯托尔，并被戴上镣铐。然而，到了9月，局面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玛蒂尔达和格洛斯特的罗贝尓围攻温切斯特，希望巩固他们的优势，结果被一支效忠斯蒂芬的援军击溃。在随后向西慌乱撤退途中，为了能让玛蒂尔达顺利逃脱，格洛斯特伯爵在泰斯特河上的斯托克布里奇（Stockbridge）渡口断后，结果被俘。双方最终达成了一项协议，用罗贝尔换取斯蒂芬国王的自由。不足为奇的是，整个事件笼罩着一股强烈的双方互相猜疑和指责的气氛，因此必须都提供人质，包括他们各自的儿子，以确保交易条款得到遵守。
在《威廉·马歇尔传》中记载的1141年玛蒂尔达从温切斯特落荒而逃的惊险故事中，约翰·马歇尔作为中心主角出现了，而格洛斯特的罗贝尔被抹掉了。因此，约翰被描述为皇后唯一可信任的谋士，他建议立即撤退。正是约翰告诉玛蒂尔达不要像“女士那样”侧身骑马以致减缓撤退速度；据说，他坚持让她“分开［她的］双腿”，像男人一样骑马（带有一丝隐晦的猥亵意味）。而且，在这段记载中，是约翰，而不是罗贝尔伯爵，为掩护她撤退打了最后一场英勇的战斗，不过作战地点为惠韦尔（Wherwell）的一个渡口，在斯托克布里奇以北5英里。
不过，从这里开始，故事朝向更为可信的方向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其他同时代证据的佐证。看起来，1141年，约翰·马歇尔确实代表玛蒂尔达的军队在惠韦尔的修道院附近战斗，当无法挡住敌军后，他躲进了修道院的教堂里。斯蒂芬国王的支持者们迅速放火烧教堂，随着烈焰蔓延，炽热的高温熔化了教堂的铅顶。根据《威廉·马歇尔传》的记载，燃烧的金属“落在马歇尔的脸上，造成了可怕的后果”，烧焦了他的皮肉，并让他失去了一只眼睛。约翰最终跌跌撞撞地走出了浓烟滚滚的废墟，尽管身受重伤，还是设法走到了安全的地方。
约翰·马歇尔的性格
接下来的数年中，战斗仍在断断续续地继续，但毫无结果，双方都未能取得明显的进展。但约翰·马歇尔在这场动乱中发达起来。就连《威廉·马歇尔传》也偶尔暗示了约翰在内战中有较不光彩的行为。在对破晓时分向温切斯特附近的一支轻甲敌军发动伏击的描述中，他的施暴能力一目了然。传记作者自豪地宣称：“没有一只追捕猎物的狮子像那群全副武装的士兵追赶手无寸铁的敌人那么［迅捷］”，并补充说，“许多人被*死并砍掉手脚，许多人脑浆四溅，还有许多人的内脏［流在了］地上”。严酷的现实是，在英国历史上这段混乱的时期里，弱肉强食司空见惯。这是一个群狼的时代，凶猛、专横和狡诈的军阀发达兴旺。尽管《威廉·马歇尔传》的作者可能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但是约翰在所有这些方面可谓出类拔萃。
其他真正经历过内战的编年史家更为清晰地展现了马歇尔的性格。在最负面的记述中，约翰被描写为“地狱的族裔和所有邪恶的根源，［他］不断用混乱困扰王国”；他建造了数座“设计精妙”的城堡，但随后利用它们对当地百姓实施残暴统治，从教会手中勒索钱财和地产。在其他记述中，约翰只是在一场混乱得令人绝望的游戏中的一个粗野、贪婪的玩家。这一点在内战初期发生的一件很有说服力的事件中表现得最为明显，而《威廉·马歇尔传》完全忽略了这件事。
1140年的初春，给冲突双方当雇佣兵的佛兰德人罗贝尔·菲茨休伯特（Robert FitzHubert）决定给自己夺取一块土地。菲茨休伯特声名狼藉，一位同时代编年史家形容他是“一个极其残忍的人，在邪恶和犯罪方面无与伦比”。有传言说他喜欢把俘虏扒光并给他们身上涂蜂蜜，然后让他们受虫子叮咬的折磨。还有人听到他吹嘘说，有一次在佛兰德，他曾兴高采烈地看着80名僧侣被困在一座燃烧着的教堂里活活烧死。
3月26日夜间，菲茨休伯特领导了一场对威尔特郡迪韦齐斯坚固的王室城堡的偷袭，他用临时梯子登上了城墙，希望在被人发现之前占领这座堡垒。中世纪时，这类夜袭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因为在接近一片漆黑的地方协调这样的进攻几乎是不可能的。进攻部队被发现、隔离，然后被屠*的概率很高。不过菲茨休伯特这一次成功了。守卫被绕开了，当时“睡得正酣”的其他大部分守军很快就被击败。至少从理论上讲，到目前为止，菲茨休伯特一直在为格洛斯特伯爵服务，但现在他立即宣布他打算把迪韦齐斯据为己有——这个雇佣兵计划把自己变成威尔特郡的军阀。
然而，罗贝尔·菲茨休伯特随后犯了个错，他联系了约翰·马歇尔。后者在马尔伯勒的据点就在东北方14英里处，其间有开阔而诡异的景观，那里散布着古墓和石圈，是一处被遗忘的新石器时代的遗迹。菲茨休伯特向自己的新邻居提议举行一次谈判，尽管他此举的真实意图只有天知道。或许他希望提议缔结某种形式的同盟，或许他想用暴力威胁恐吓约翰，让后者臣服。会谈甚至有可能是一个诡计，仅仅是为了让菲茨休伯特和他的手下能够进入马尔伯勒城堡，然后从毫无戒心的马歇尔手中抢走堡垒。无论菲茨休伯特心里到底打了何种如意算盘，他显然严重误判了约翰的性格。
约翰欣然同意举行一次会议，欢迎雇佣兵和他的一部分手下进入马尔伯勒城堡。就在进入城堡的那一刻，他们落入了陷阱。随着大门砰的一声关上，来访者被层层包围并解除了武装，成了阶下囚。在智取菲茨休伯特后，约翰把他“扔进了狭小的地牢，让他忍受饥饿和折磨”。马歇尔似乎想利用他的新囚犯作为筹码以某种方式将迪韦齐斯城堡据为己有。这位狡诈的雇佣兵首先被移交给格洛斯特伯爵，以换取500马克的报酬，随后被拖到迪韦齐斯，在城堡驻军面前绕城示众。约翰一方威胁他城内的手下若不投降就将他处死。遭到坚决拒绝后，菲茨休伯特被吊了起来，然后按照马姆斯伯里的威廉的说法“像个普通罪犯一样被绞死”。在这位编年史家看来，对这样一个“该受天谴的恶棍”来说，这是一个公正的结局，而约翰·马歇尔则被认为是一个“极为阴险狡猾之徒”。
马歇尔家族与索尔兹伯里家族联合
正是通过这样的阴谋诡计，约翰在整个内战期间都在谋取利益。事实上，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斗争中，他既不是大英雄，也不是大反派，而只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小贵族：精明、偶尔不择手段，且决意利用乱世攫取社会地位。马歇尔的阴谋也不是所有都能成功。12世纪40年代中期，约翰与威尔特郡最有权势的家族之一——索尔兹伯里领主——发生了冲突。此时这个家族的族长是索尔兹伯里伯爵帕特里克，他统治着这个地区的一个主要设防城镇（现在被称为老塞勒姆）；在“混乱”的世道中，他也改变着效忠对象。
英格兰西南部这两个军阀之间的争斗的起因，似乎是约翰试图向东拓展自己的势力范围，在拉德格舍尔建一座小城堡，此举侵犯了索尔兹伯里家族的利益。双方最终成为仇敌，伴随着无数次的劫掠和血腥冲突，马歇尔发现自己遇到了真正的对手。整个事件的细节无疑是模糊的，似乎约翰最终被迫让步，对帕特里克伯爵表示臣服。无论如何，这一插曲确实产生了一个具体而且相当重要的结果——约翰同意通过联姻与索尔兹伯里家族结为同盟。
约翰已经娶阿德丽娜为妻，不过这个问题很快就解决了。12世纪时，西方教会变得越来越吹毛求疵，试图对婚姻做出严格规范。为了避免乱伦的结合，同一个家族六代之内的成员被正式禁止婚配。在现实中，鉴于欧洲贵族间复杂的联姻和血缘关系网，这一禁令在很大程度上无法实行。对很多人而言，找一位非亲属的配偶几乎不可能。但这同时意味着，在必要的情况下，通过仔细寻找亲属关系，可以以近亲结婚为理由废除婚约。这一招似乎被约翰用来宣布他与阿德丽娜的婚姻无效（阿德丽娜很快嫁给了牛津郡的一位小贵族）。与此同时，约翰迎娶了帕特里克伯爵的姐姐西比尔（Sybil）。这桩婚事成为两家和解的有效手段。双方结束了敌对关系，约翰的社会地位得到大幅提升，而且不久后约翰便连续生了几个新的继承人。西比尔总共给约翰生了7个孩子，4男3女。这些孩子中的老二是个男孩，大约出生于1147年。他被取名为威廉。
童年早期的经历
我们对威廉·马歇尔的童年的了解，唯一能确定的就是他活了下来这个简单的事实。这在12世纪中叶绝非易事。据估计，这一时期出生的孩子，至少有三分之一活不到1岁，可能还有多达三分之一的孩子活不到青春期。大多数的孩子似乎因为生病而夭折，而营养不良、较差的生活和医疗条件更削弱了孩子们抵抗疾病的能力。当然，作为贵族之子，威廉的生活状况要比大多数人要好，然而由于他出生的那个时代充满冲突，这样的优越条件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被抵消了。
中世纪的父母非常清楚他们的孩子可能无法长大成人。他们对孩子必定有一种死亡就在身边或必死无疑的感受，和现代世界许多地方的父母所经历的情况完全不同。出于这个原因，过去流行的说法是，中世纪的父母不可能和自己的孩子之间建立密切的联系。出于感情上自我保护的基本需要，父母只得和孩子们保持疏远的关系，甚至可能经常忽视他们。乍看上去，这一结论似乎能够得到保存下来的中世纪验尸官记录以及所谓的“圣迹故事”集——民间流传的神圣干预的故事，这些故事通常和基督教圣徒有关，这个时期出现了成千上万的此类故事——的印证。在这些材料中，经常出现涉及儿童意外亡故或者受伤的故事，例如儿童落入井中、淹死在河里或者被马匹踩伤，表明他们没有被悉心照顾和监管。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令人困惑的奇怪的医疗手段，基本上和蓄意虐待差别不大。比如11世纪著名的教会法学者沃尔姆斯的布尔夏德（Burchard of Worms）曾经指责一些父母为了“治愈”发烧的儿童而把他们放在屋顶上暴晒，或者是放在炉子里烤——这无异于蓄意*婴。那么，我们是否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威廉·马歇尔的时代，鲜有父母爱护自己的孩子；那么威廉在年幼时也可能会遭到漠视？
事实上，现存的史料的性质决定了我们永远无法完全重建那个时代的人们的感情世界，家庭中所经历的爱与悲痛之深度及内涵仍然无法确定。然而，最近的研究表明，900年前的父母和今天的父母一样珍爱自己的后代。毕竟，从自我选择的证据推断出一般性的结论实在非常危险：比如验尸官的报告，那必然反映的是人生尤为凄惨的一面，而那些圣迹故事则必定令人震惊、富有戏剧性。如果查阅更多的资料，就会发现许多父母因自己的孩子生病而感到恐惧和痛苦，在孩子去世时则悲痛欲绝。这种情感或许可以在一位扯掉自己的头发并捶胸顿足的母亲，或者一位因为悲痛而动弹不得的父亲身上表达出来。事实上，自12世纪开始，教会就试图建议父母不必为逝去的孩子“过度”哀悼，理由是这意味着对上帝的意志抱有怀疑——这种做法必定表明很多人有这样的情感。
尽管如此，这个时代的父母对婴儿及儿童的依恋形式与我们自己时代的似乎有微妙但显著的不同。一系列的证据表明，如果一个独生子女或唯一存活的孩子亡故，这个时代的父母会感到更深刻也更强烈的悲痛。这似乎是因为后代受到了高度重视，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是潜在继承人、能够延续血脉。因此，最后一位继承人亡故——尤其是男性继承人——是一件极其令人悲痛的事。
沙托鲁领主
这种情感可以在12世纪博学的威尔士的杰拉尔德讲述的一个惊人的故事中找到有力的表达。杰拉尔德是一位著名的教士，是12世纪、13世纪初的作家；他对从历史到地理再到自然世界的一切都很着迷。杰拉尔德的故事围绕着沙托鲁城堡展开；这座城堡位于贝里地区（法国中部）这个非法之徒横行的地方，以后这座城堡还将与威廉·马歇尔产生密切的联系。威尔士的杰拉尔德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残酷的堡主俘虏了自己的一个敌人，为了保证对方不再构成威胁，这个可怜的家伙被刺瞎双眼，并且被阉割。这是残酷的刑罚，但在这个残暴的时代并非不为人知；这种做法剥夺了一个人的生殖能力，扼*了让他生下一个能复仇的继承人的全部希望。被阉割后，他在这座城堡里被囚禁多年，但他有在城堡里闲逛的自由，尽管他只能跌跌撞撞摸索着行走。随着岁月推移，他“牢记了城堡中所有的通道，甚至包括通向守卫塔楼梯的台阶的数目”；也正是在这些被周围的人遗忘和忽视的漫长日子里，他的心里滋长了冷酷的仇恨。
这种愤怒最终爆发了，当机会出现时，这个备受摧残的人突然采取了骇人的行动。他抓住了沙托鲁城堡堡主唯一的儿子和继承人，拖着他“上了一座守卫塔的最顶端”，把身后所有的门都锁住；他“站在高处，威胁要把孩子扔下去”。“每个人都在痛苦地尖叫”，城堡里一片混乱。杰拉尔德写道：
男孩的父亲奔跑着赶到现场，没有人比他更焦急。他提出了他能想到的每一个提议，试图使他的儿子获得释放。［但是］这个囚犯要求堡主切下自己的睾丸，否则他绝不放人；［尽管］堡主不断地恳求，但一切都是徒劳。
面对这个可怕的绝境，沙托鲁堡主最终决定佯装同意，示意一个旁观的手下“猛击［他的］下体，制造他阉了自己的假象”，同时“在场的所有人为这一幕发出*”。不过这个瞎眼的阉人没那么容易上当。他大声问堡主：“你哪里最痛？”当堡主“错误地回答是他的下身”时，盲人向前走了几步，准备把孩子推下去。堡主又命人打了自己一下，囚犯再次问他哪里最疼，他回答说“心里最痛”，囚犯还是不相信。此时，这个废人已经把人质拖到了“护墙的边缘”。最终，堡主意识到自己不能再犹豫了：
第三次，为了救他的儿子，父亲真的割下了自己的睾丸。他大声说最疼的是自己的牙齿。“这次我相信你了，”盲人说道，“我知道我在说什么。现在我已经为我所受的冤屈报了仇，至少部分如此……你再也不会生下另外的儿子了，而你也将不会从这个儿子身上获得快乐了。”
说完，盲人“从城垛上带着男孩跳了下去”，两人全都丧命，尸体也都因为这可怕的一跳而摔碎了。威尔士的杰拉尔德在这个恐怖故事的结尾写道，沙托鲁堡主在两人殒命之处建了一座修道院，“为了让自己儿子的灵魂安息”；据说这座修道院留存至今。
这个故事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虚构的。其细节没有在任何另外的历史文献中找到；此外，用杰拉尔德的话说，它的风格呼应了在圣迹故事中流行的风格。差别在于，这里的结局不是神圣的拯救，而是死亡和绝望。尽管如此，杰拉尔德期望这种推动情节的激烈、互相施予的暴力，以及父亲对自己儿子的爱这一核心戏剧要素，能让12世纪的读者感到真实。这个故事旨在让人觉得可信。因此，有时有人认为这个故事展现了中世纪时爱孩子的父母愿意为他们的孩子牺牲什么，尽管它的情节令人毛骨悚然。然而，关键的是，这种看法需要得到修正。杰拉尔德讲的这个故事是建立在父子继承（只有男性才有继承权）和赋予唯一幸存继承人巨大的价值的基础上的。这位父亲焦急、愿意受苦，以及最终的悲痛之深是可以理解的，主要是因为这个男孩“是他唯一的儿子”，无法替代。这个男孩的死去意味着一条血脉从此终结。作为次子，威廉·马歇尔很快意识到，他可能没有那么珍贵。
纽伯里之围
因为出身贵族且家境富裕，威廉的幼年很有可能过得非常舒适。这段时期他可能是在汉普斯特德·马歇尔的家宅中长大，此地到这个时候已经扩大到至少包括一座城寨式——有一个周围环绕着一条壕沟的高耸的土丘，还有一个通常用一道木栅栏围起来的庭院——的土木结构的城堡。威廉似乎对自己的父亲比较生疏，但他与自己的母亲索尔兹伯里的西比尔有着远为深厚的感情。这种情况在贵族和王室家庭中并不多见，因为他们经常使用奶妈，这些女人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是很常见的。威廉的同时代人、未来的英格兰国王狮心王理查就非常喜爱自己的乳母霍迪尔娜（Hodierna）。后来他赐给她土地作为礼物，而威尔特郡的一个小村子也以她的名字命名为诺伊尔·霍迪尔娜（Knoyle Hodierne）。威廉很可能有机会玩一些我们今天仍然熟悉的那种简单的儿童游戏。比如威尔士的杰拉尔德回忆说，自己小时候在威尔士西南部的彭布罗克郡的沙滩上愉快地玩耍；他的兄弟们在那里一起堆沙滩城堡，而他自己则用沙子堆教堂，似乎那时他便知道自己未来将会成为教士。那时的孩子们也可以玩一些粗陋的玩具，这些玩具通常被按性别划分，比如男孩子玩骑士玩具，女孩子则喜欢娃娃屋。
然而，在1152年，内战的最后一波冲击粗暴地打破了5岁左右的威廉的童年。由于斯蒂芬和玛蒂尔达之间的僵局不能单靠武力打破，这场激烈的冲突在12世纪40年代末已经缓和下来。此时的斯蒂芬已经50多岁，仍是国王，但他的地位被欧洲大陆上发生的事件进一步削弱了。在那里，玛蒂尔达皇后的丈夫安茹的若弗鲁瓦利用英格兰的内乱入侵了诺曼底。到1145年时，他已经攻占了斯蒂芬在诺曼底的所有领地，并且在法国国王的纵容下宣布自己成为诺曼底公爵。尽管若弗鲁瓦没有直接穿越英吉利海峡对英国进行军事干预，但他对诺曼底的占领还是给斯蒂芬的王朝野心造成了致命伤害。
几乎所有国王剩下的支持者都在诺曼底和英格兰拥有土地，他们完全清楚，坚定地支持斯蒂芬一系可能会使他们失去宝贵的大陆地产。内战双方必须达成某种妥协。而最有可能的选择是玛蒂尔达和若弗鲁瓦的长子亨利。这位红头发、脾气暴躁的年轻人通过玛蒂尔达的血统拥有对英格兰王位较强的继承权，能够以皇后一直不可能做到的方式作为一名男性战士-国王进行统治。亨利已经造访英格兰3次，当安茹的若弗鲁瓦把自己的诺曼底公爵爵位传给他时（可能是在1150年1月），他的前途几乎是板上钉钉的。剩下要做的就是把斯蒂芬逼到绝境，要么强迫他和解，要么直接夺取王位。
正是在内战最后这些各自施展手段的年月中，约翰·马歇尔越了界，与实力日渐衰落的斯蒂芬发生了直接冲突。野心勃勃的约翰决意扩大自己的领地和势力范围，他建立了一座新的防御工事。约翰的目标似乎是对一个重要的十字路口——位于一条从伦敦到西部的路与贯穿牛津和温切斯特的南北通道的交叉处——实施一定程度的控制。关于这座新据点的准确位置，史学界存在很大争议。按照《威廉·马歇尔传》的记载，它应该位于纽伯里（那时还是一个小城镇）附近，但是考古学家在此地没有找到任何考古遗迹；可能这座城堡位于约翰领地汉普斯特德·马歇尔东侧不到1英里处，今日那里依然能够看到一个很大的城堡丘陵，在一个天然斜坡的顶部。
斯蒂芬国王决心夺回他最后的权力，决定惩罚约翰的僭越之举。1152年他亲率一支大军围攻马歇尔在纽伯里的新要塞。约翰此时恰巧不在，由马歇尔家族的侍卫长负责看护这座只有少量供给的要塞。斯蒂芬猛烈迅速进攻，他承诺重赏率先攻破城防的将士。但是，在守军“扔下石板、削尖的木桩和巨木”后，正在爬过“壕沟和堤坝”前进的敌军的第一轮猛攻失败了，随后战斗暂时中止。
要塞被围的消息传到了约翰·马歇尔的耳朵里，他做出了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决定。通过信使，约翰与斯蒂芬国王建立了联系并请求短暂休战，很可能他以承诺自己会立即投降作为条件。鉴于约翰的名声，他知道单凭自己的话是不足以达成协议的。因此，就像斯蒂芬国王和格洛斯特的罗贝尔在1142年所做的那样，约翰交出了自己的一个儿子作为人质——保障好品行的担保人。他没有选择索尔兹伯里的西比尔所生的和他同名的长子来履行这一职责，而是选择了他的次子（这时也是约翰最年幼的儿子）威廉。约翰按时把自己的儿子送到了国王军营中，斯蒂芬撤退了一段距离，这样约翰就可以和他的侍卫长商谈并组织城堡的投降事宜。当然，国王被欺骗了。
险些丧命的威廉
约翰一进入纽伯里城堡，便开始匆忙地重新准备防御措施，安排“英勇的骑士、士兵和弓箭手”这些“不愿投降”的人守城。正如《威廉·马歇尔传》中所承认的，约翰“没有一刻考虑过和平献城”，这自然“让自己的儿子陷入险境，因为国王［很快］意识到自己被骗了”。《威廉·马歇尔传》的作者设法以异常机敏狡猾的方式记述了这段插曲，他详细地描述了事件，却从未公开劝诫约翰·马歇尔或斯蒂芬国王。当指责不可避免时，主要针对的是国王身边的那些所谓的阴险懦弱的谋士——他们被作者称为“骗子”——他们现在“站出来［并］建议国王吊死这个孩子”。他们因提出这一建议而被谴责为“邪恶且卑鄙的人”，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描述接下来的事时，作者毫不避讳地说：“这个消息传到了［约翰］那里，但他说他不在乎这个孩子，因为他还有锤子、铁砧，能造出甚至更好的货色来。”在受到冒犯与欺骗之下，愤怒的斯蒂芬下令把这个小男孩“抓起来，吊死在绞刑架上”。
就这样，威廉在5岁时就与死亡面对面了。约翰明显冷酷地漠视自己儿子的性命，这似乎是令人愤慨的，即使在12世纪，也会引起一定程度的震惊。在西欧，用子女做外交上的人质是司空见惯的事，但为了赢得军事上的优势而牺牲自己的孩子并不常见。约翰的不诚实已是路人皆知，所以斯蒂芬国王接受小威廉为他父亲的诚意做担保这一事实表明，提供这样一个人质被认为是忠诚的绝对保证。威廉不是头生子，或许不是最珍贵的后代，但是他仍然是约翰的血亲。没有人能预料到他的父亲竟如此冷酷无情地将他抛弃。
当然，约翰·马歇尔有可能是拿威廉的生命冒了一次有备之险。自从1136年在埃克塞特发生的事件之后，斯蒂芬一直被认为是一位仁慈的君主。一次又一次，他未能无情地下定决心采取行动。或许约翰认为他年迈的国王绝对不会冷血地*死一个男孩。若果真如此，这真是一把可怕的赌博。中世纪时的围城战残酷而艰苦；在这种战斗中，一切都取决于士气。在这个时代，双方军队经常犯下暴行，以恐吓对手或者迫使对方投降。守城一方可能会把俘获的攻城者受到摧残的尸体悬挂在城墙上，或者将尸体肢解，把四肢和头颅抛回敌军阵地。攻城一方经常威胁要在守军面前绞死或屠*囚犯，就像罗贝尔·菲茨休伯特在迪韦齐斯的下场所证明的，这种威胁常常真的被付诸实践。在这种背景下考虑1152年发生的这次人质事件，尽管约翰·马歇尔或许希望，甚至觉得自己的儿子能活下来，但很明显，其结果无论如何都是未知数。实质上，约翰早已下定决心，认为保住纽伯里城堡要比保住小威廉的性命更重要。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威廉·马歇尔似乎不止一次受到生命威胁，而是三次。在最初被威胁吊死后，他又被带到了抛石机前，要被抛进城堡，“以便在［守城者的］心中制造恐怖”；最后一次，他们准备在向城墙发起正面攻击时把他当成人盾，他在那里会“被碾成肉酱”。据说威廉的母亲索尔兹伯里的西比尓在此期间“遭受着如此巨大的痛苦”并万分焦虑，因为她相信自己的小儿子一定会经历这番“残酷的折磨”。但从始至终，纽伯里守军一直坚决拒绝投降。那么这个男孩是怎么活下来的？
这个问题的唯一答案是由《威廉·马歇尔传》提供的，这部传记是唯一记载了这些事件的史料。传记的作者显然是根据一贯的做法，记录了威廉亲口讲述的对发生在纽伯里的事件的回忆。根据这份记录，威廉天然淳朴的童真一次又一次地让国王下不了手：在被带上绞刑架时，他向守卫要长矛玩；他开心地跳入了抛石机的投石索，以为那是孩子玩的秋千。斯蒂芬被这个男孩迷住了，下令取消处决，据说他还宣称，“谁要是让他受苦死去，肯定有着铁石心肠”。
后来，随着攻城的继续，据说威廉和国王甚至在营帐里一起玩了一场“骑士”游戏，把花茎当宝剑互相比划。尽管没有受到伤害，威廉还是在国王手中做了好几个月的人质，甚至有可能超过一年。最终，纽伯里被国王的军队攻占，而约翰·马歇尔逃脱了，斯蒂芬率军开往东北方，去围攻主要对手控制的沃灵福德城堡。从这时开始，为结束内战举行的谈判开始认真进行；1153年11月6日，双方最终在温切斯特达成协议：斯蒂芬依然担任国王，但是他的继承者将是玛蒂尔达皇后的儿子——诺曼底公爵亨利。直到和平协议达成之后，威廉·马歇尔才得以回到家人身边。《威廉·马歇尔传》写道，“威廉回到了父亲身边”，并补充说“他的母亲见到他非常高兴”，但没有提到约翰·马歇尔的反应，这一点意味深长。
幼年经历对威廉产生的影响
尽管父子的情感明显疏离，约翰·马歇尔似乎在威廉的记忆中挥之不去。作为父亲，他或许不是那么亲密——只是短暂地出现在威廉的幼年中，即使那时也并不亲近——但不可忽视的是，约翰依然在威廉的人生中留下了烙印。他的形象——作为头发花白、饱经风霜的内战老兵，他的面庞因烧伤而毁容，瞎了一只眼睛——融入《威廉·马歇尔传》的字里行间，而这部著作往往依赖威廉自己的回忆。
在以后的人生中，威廉似乎一直钦佩他父亲的许多所谓的品质，把他描绘成一个令人敬畏的战士和王室的忠诚仆人，但他也是一个精明而野心勃勃的军阀，深受追随者的爱戴。威廉对约翰在内战期间的政治阴谋，或者他如何无情对待罗贝尔·菲茨休伯特这样的对手有多少了解，已经无从考证。至少从表面上看，威廉似乎原谅了父亲在纽伯里被围困期间做出的冷血决定。作为一个成年人，威廉显然非常喜爱自己被俘并在年幼时与死神擦肩而过的经历，享受自己作为一个男孩被父亲抛弃这个自嘲的故事，其中充满了有关狡诈和荣誉的富有教育意义的教训。这个故事几乎成了奠定威廉·马歇尔传奇的基础——在他漫长的一生中，马歇尔将达到令人难以想象的高度，但是他一直提醒周围的人，自己还是一个孩子时差点儿就被一位国王处决了。
我们无法知道，作为人质并面临死亡威胁的实际经历——或许更重要的是，他随后对这些事件的反思——是否会在他的心里留下任何持久的痕迹。或许，重复讲述这个故事本身就是某种形式的防御机制或应对手段，但威廉也可能同样将父亲的行为以及他自己遭遇的窘境视为中世纪战争的自然后果。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以后的人生中，威廉从未将自己的亲属或手下的骑士和随从置于这种被遗弃的危险之中。
HWM, lines 513–16, 519–20. 这本书分为四个部分，每个部分反映了威廉·马歇尔生平的不同阶段。应该指出的是，中世纪流行着一些描绘“人生阶段”的方法，它们并不完全符合这里的分期。 Gesta Stephani, ed. & trans. K.R. Potter (Oxford, 1976), pp. 2–4; Anglo-Saxon Chronicle, ed. D. Whitelock, Revised Edition (London, 1965), p. 200. 关于这一时期最有价值的概述包括：R. Bartlett, England under the Norman and Angevin Kings (1075–1225) (Oxford, 2000); D. Carpenter, 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Britain 1066–1284 (London, 2004); N. Vincent, A Brief History of Britain: The Birth of the Nation (1066–1485) (London, 2011). D. Danziger & J. Gillingham, 1215: The Year of Magna Carta (London, 2003)话题最为集中，但具有启发性和娱乐性。 William of Malmesbury, Gesta Regum Anglorum, ed. & trans. R.A.B. Mynors, R.M. Thomson & M. Winterbottom, vol. 1 (Oxford, 1998), pp. 758–62. Henry of Huntingdon, Historia Anglorum, ed. & trans. D. Greenway (Oxford, 1996), p. 700. 关于玛蒂尔达生平的开创性研究仍然是M. Chibnall, Empress Matilda (Oxford, 1991). 也可参见: M. Chibnall, ‘Matilda’, Oxford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 ed. H.G.C. Mathew & B. Harrison (Oxford, 2004); H. Castor, She-Wolves: The Women Who Ruled England Before Elizabeth (London, 2010), pp. 39–126. 关于斯蒂芬国王的统治时期和内战，参见：R.H.C. Davis, King Stephen (1135–54), 3rd Edition (London, 1990); J. Bradbury, Stephen and Matilda: The Civil War of 1139–53 (Stroud, 1996); D. Matthew, King Stephen (London, 2002). Walter Map, De Nugis Curialium, ed. trans. M.R. James, rev. C.N.L. Brooke & R.A.B. Mynors (Oxford, 1983), p. 474; William of Malmesbury, Historia Novella, ed. E. King, trans. K.R. Potter (Oxford, 1998), p. 28. J.A. Green, The Government of England under Henry I (Cambridge, 1986), p. 95; Anglo-Saxon Chronicle, pp. 197–203. HWM, lines 44–51. HWM, lines 167–276; Crouch, William Marshal, pp. 16–17. HWM, lines 316–18, 326–8; Gesta Stephani, p. 168; Painter, William Marshal, pp. 3–12; Crouch, William Marshal, pp. 12–23; D. Crouch, ‘John Marshal’, ODNB. Gesta Stephani, p. 92; William of Malmesbury, Historia Novella, pp. 74–6. Gesta Stephani, pp. 104–8; William of Malmesbury, Historia Novella, pp. 74–6. Painter, William Marshal, p. 9; Crouch, William Marshal, pp. 17–19. 关于中世纪人的童年生活，参见：S. Shahar, Childhood in the Middle Ages (London, 1990). Gerald of Wales, The Journey Through Wales and the Description of Wales, trans. L. Thorpe (London, 1978), pp. 142–3; Crouch, William Marshal, pp. 20–1. 关于杰拉尔德的生涯，参见：Gerald of Wales: A Voice of the Middle Ages (Oxford, 1982). D.J. Bonney & C.J. Dunn, ‘Earthwork Castles & Settlement at Hamstead Marshall, Berkshire’, Cornwall to Caithness, Some Aspects of British Field Archaeology, vol. 209 (1989), pp. 173–82. HWM, lines 399–466. HWM, lines 467–524; Painter, William Marshal, pp. 13–16; Crouch, William Marshal, pp. 20–1. HWM, lines 525–7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