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有故事：我所知道的杜家染坊店（家的故事手游）

杜家染坊店

杜中奎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不知不觉父亲杜玉先已离我们而去20年了。今年的清明节，作为子女，我们进行了一场小型祭奠活动。追思中，最让我们子女怀念的是老父亲所从事的祖传手艺 ——染匠。虽然这种手艺，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已经被历史所淘汰，但在五十、六十年代它是养活我们一家十几口人的经济支柱，也是我们姊妹衣食无忧、快乐成长的最大保障。

起步

染坊店，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了解的不多，但要是看过侯勇主演的《大染坊》电视连续剧或者去过乌镇旅游的人来说，应该了解一二。五、六十年代在农村生活过的老年人对手工印染有所了解，因为那时候很少有有色布，穿的衣服，盖的被子多数都是手工印染的。我老家在邳州北部，与山东的兰陵、横山搭界。据说，从我太爷爷开始，就在老家从事手工印染手艺，到我父亲，已传承了三、四辈之多。他们的生意多在邳州的岔河、邢楼、四户三镇农村，远的辐射到山东的横山、兰陵部分乡村。由于印染质量高，服务态度好，价格低廉，十里八乡，远近闻名。“杜家染坊店”既是对我家生意的称呼，更多的是含有对我家做生意有信誉的赞许。

三十年代，由于兵荒马乱，民不聊生，老百姓连饭都吃不上，哪还有钱染布做衣服。祖辈们也只好关闭染坊店，和大家一起逃荒要饭，艰难度日。全国解放后，老百姓过上了安稳的日子，日子都慢慢好起来，我爷爷又把手艺拾掇起来，染坊店重新开业。印染是纯手工体力活，接来乡邻的手工织的白粗布，首先要浆洗，然后在大染缸里染色，染制完成后，要清洗浮色，再晒干。如果是印染花布，在染色前，先要用豆面和石灰粉调制成糊状，通过花板在白布上印出需要染制出的花纹（豆面和石灰调和后，在布上附着力强，不浸透颜色）再进行染色，染完后再把它刮掉，最后就成为印花布。大伯、二伯和我父亲从十几岁就跟着爷爷打下手，每道工序，都需要父亲他们帮着爷爷。每种染色缸中，需要加入多少颜料，能染多少布匹，侵染多长时间，爷爷都会交代，久而久之，他们自然掌握了手艺技巧。

五十年代，随着百姓生活不断好转，每到秋冬换季，人们都会买些无色布料（当时很少有有色布，既使有，价格也很贵，一般农村老百姓买不起），染成毛蓝、藏蓝或花布，更换衣裳、被面和包袱皮子。然而，正当染业逐步有起色时，爷爷突然病逝。二伯和父亲正值年轻力壮，为了我们一大家人的生计，他们接过了爷爷的手艺，正式成为我家染坊店的新一代掌门人。

鼎盛

在农村，印染业生意最兴隆时期当属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大约二、三十年的光景。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逐步推进，人民安居乐业，农村生活也逐步好起来。吃饭、穿衣是每家的必须，因此，印染生意愈来愈火红，五十年代末四爷爷（姊妹排行老四）当兵转业后自立门户——开染店，赶四户集，承揽四户周边乡村百姓的印染生意。大伯转业后，由于身体原因，不能干重活，只能在店里帮忙，我家染店主要是由二伯和我父亲打理，父亲为主，二伯为辅。赶集上店、打货揽生意多数都是父亲，我家主要是赶大固集，承揽邢楼、岔河各村的印染生意，由于生意涉及的乡村区域大，印染的业务量也相当大，每逢秋天衣服换季时节，仅靠大伯、二伯和父亲他们是忙不过来的，我们家里大人小孩齐上阵、男女老少都帮忙。父辈自从干印染后，我们从来看不到他手上皮肤的颜色，因为他每天都要用手在染缸里翻倒布匹，手常年是蓝黑色。

我家的生意好，在邳北享有声誉，主要是我们家印染的颜色正，不掉色。早年多用的是山东南部兰陵、临沂农民种的染料植物制作而成的“蓝靛泥”，不含化学成分，但色调单一。后来随着我国工业发展，生产出硫化蓝、硫化青染料，染色逐步多了起来。我父亲经常到徐州及萧县的黄口镇购置染料。徐州，作为苏北的第一大城市，但卖手工染料的店不多。黄口，作为皖北第一大镇，市场当时较为繁华，销售农村需求的物资品多，能买到需要的染料。儿时父亲经常给我们讲黄口多么好、多么繁华，在我脑海里留下了很深的记忆，也十分向往到那里看看。20年后，我参加工作，曾多次因工作需要到黄口镇，漫步于黄口镇街头，想找回儿时所听过的记忆。然而，映入眼帘的，与我想像中的差距很大。这也许是时代变迁，各村镇发展起来了，黄口镇市场自然受到影响吧了。

我家印染花布所需的花板，徐州地区很少有售，父亲多是到苏州的官前街去购买。当时，观前街有一家姓俞的老板（老板叫俞仁发），专做印染花布的花板。花板是用牛皮纸复桐油粘合而成。大概需要敷上五、六层，每面都要敷上桐油，使之紧密粘合，晾干后，再在板面上镂出花纹图案，以便印制。他们家的花板，有弹性，不易折，且图案多，深受印染业的喜爱。由于长期合作，建立了良好的商业信誉，有时父亲无暇去苏州购买，他们都会帮着邮寄过来。

父亲做生意，不仅讲诚信，而且更讲究仁义。不仅质量上让百姓信得过，而且价格比同行落低些，遇到结账时，真是差个毛儿八角，从不计较。有时用户（较为熟悉的），一时手头紧张，记个账也可以拿走。所以也赢得了百姓的信任。小时候，记得父亲给我们讲过一个故事：大概是63、64年左右，苏北、鲁南地区，由于遭受天灾，加之其它各种因素，百姓家家闹饥荒，一天，台儿庄泥沟村的一刘姓人家，家里不仅吃了上顿没有下顿，而且家中老人还得了病，为了给家人看病，把家里仅有的几斤黄豆背到我们村赶集，想把黄豆卖掉，换点钱给家人看病，到下午3、4点钟，集市已经罢了，黄豆还是没卖掉（当时的环境下有钱买粮食的人家不多），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走进了我家染坊店，向父亲道清原委，请求父亲能买下黄豆，父亲了解情况后说，这几斤黄豆是您家的保命粮，你带回去给家人度饥荒吧，家人看病，我可以借点钱给你，暂渡难关，什么时候有钱什么时候还。后来，他们家境好了起来，他每年都会来我们家，给我们家带些自家种的土产，两家成了亲戚走动。厚道经营，一传十，十传百，有许多相距二、三十里的村民，会专门到我们村赶集，来我们家染布。

七十年代是我们家染坊店的最鼎盛时期，我们家面临街道，为了晾晒染好的布匹，门前立着高六、七米高的晾布杆，每天都有许多染好的布需要晾晒，各色布在空中随风飘扬，我家门前就像插着五色旗，会引起无数路人停步瞩目，也是当年村里一道亮丽的风景。

我家染布店那时每月能有多少盈利，由于当时我们都小，没有亲自参与过，父亲也没有讲过，我们不知道。但每月税务所到我们家收税钱，据听说，多在二、三十块钱，记得一年秋季最高的月份，税收收过八、九十块的。这个数目，在现在算不了什么，但要知道，那个年代人们的生活水平很低，一个鸡蛋也就二分钱；猪肉也就七毛钱左右。农村一个棒劳动力，干一天农活的价值也就一毛多钱。由于我们家开染店，生活相比邻居们要好一些，姊妹们在童年时代没受多少苦，记得六五年，我上小学的时候，父亲从徐州打货回来，为我买了双塑料凉鞋，我高兴地跑到小学校（学校距我们家三、四十米）来回跑，生怕人家看不到。邻家的小伙伴们都向我投来羡慕的目光。也正是父辈的手艺，支撑我们弟兄几个学有所成，相继考学，离开家乡。

衰落

印染业的衰落，是社会进步的象征，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国家的工作重心迅速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经济在发展，科技在进步，人民的生活水平逐步在提高，百姓的吃饭、穿衣的需求档次也有了很大的提升。

七十年代初，国家大力推行集体经济。个体手工业者都不允许私自经营，全部收归集体，被称之为割“资本主义尾巴”。当时的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各自根据区域特点，把手工业者集中起来，成立小型的练油厂、酿酒厂等，我们村也成立了由我四爷爷、二伯、和父亲爷仨组成的大队染坊店。所有印染用具都是我们家提供的，大队提供场所，派进一个负责人和一名会计，核算收益归集体。他们在集体染坊店干活按日记工分计算劳动报酬。应该说，大队的集体印染店，开始的几年，效益还是可观的。虽然，有色布已有生产，但农民的生活还相对贫穷，大多家庭还不舍得买有色布做衣服。多还是买些白布，染一染，物美价廉。但到了八十年代，随着科技的发展，各种颜色的化纤布料面世，市面上出现了涤确凉、涤纶、涤卡各色新式布料。且随着百姓生活的好转，手头宽裕了，自然穿手工染制衣服的就少了起来，印染店的生意便慢慢的萎缩了，经营难以为继。记得，我78年恢复高考我被录取，要去外地上学时，想做一身新衣服，父亲还要坚持为我做自家染制的棉布料，我却不乐意，我给父亲说，你看看咱们村的青年人都不太穿染的布了，我再穿染的布，城里人不笑话我吗？最后还是母亲替我做通了父亲的工作，为我做了一件涤卡衣服。后来才明白，父亲不是不想让我做，一是有传统思想，认为纯棉布结实、耐穿。二是由于没有了生意，家里断了经济来源，手头没有宽裕的钱。

大队的集体染坊*后，父亲就只能靠种地维持家中生活，所好的是，不几年我家弟兄几个相继考学，有了自己的事业，这也是对他一生最大的安慰。

92年邳州撤县建市，市里想用蓝印花布制作一批手提袋、布包、方巾等具有地方乡土气息的工艺品，作为建市纪念，为此，在市政府工作的表哥，还到家里找父亲联系，想看看能否赶制部分蓝印花布，由于父亲年事已高，体力不支，加之染制物具不全，未能成全此美事。

父亲晚年，由于长年的生意所累，身体不好，体弱多病，我们兄弟几个也才刚刚好参加工作，没有多少钱照顾家里，九几年，他把家里存下染布花板和布牌子60块钱卖给了我们村的一个王姓的民俗爱好者。在他离世的前几年，他曾不止一次的和我说过，他这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把祖传的手艺传给我们，印染手工在他手中失传了。我劝慰父亲说，印染手艺已经被时代淘汰了，新的印染技术已取代了传统印染方式，学了也用处不大。再说，我们兄弟都有自己的工作，总不能回家传承您的手艺吧？我们家染坊店相传几代人，这是不争的历史，谁能改写！等我们退休闲暇下来了，做些业余研究，传承祖业吧。